我怀着又新鲜又无奈的心情，佩着红袖章，尾随着上海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落户在江西峡江地区。
可是当农民不是孩提时的幻想，唯有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希望在支撑着我，唯有天天拜读“小红书”的信仰在鼓动着我。我和孟姓的女生住在隔板拦起的小间里，两个虽不是一个学堂，因同龄又同室，熟悉后悄悄话渐渐多了。
她在家中是独生女，经济条件优裕，常常将吃腻了的糖果糕点散发给村民的孩子。她娇养惯了，弱不禁风的样子，难以承受种田之苦，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名额当然地轮到了她。她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显得较疲惫。农忙季节披星戴月，烈日霉雨，晒黑了的我，只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接受再教育。她少晒太阳，肤色白净，活泼，谈吐富有节奏感，很能吸引人。相比之下，我就差劲了。男知青戏称我是“小小鸭”，她自然是“大天鹅”罗！可是，也有看不惯她的人，那人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小孟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要提高警惕，把她的错误言行记录下来。我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也可能出于我的嫉妒，竟暗暗照着办了。
她常将家中寄来的用品，主动给我用，我认为她在用好逸恶劳的习惯影响人；有好吃的，她亲热地给我尝尝，我以为这是糖衣炮弹的侵袭；每当她在闲谈中，有非议贫农和嘲笑知青的，我就悄悄地记录下来。有一次，她提早放了学，兴冲冲地闯进室内，见我伏在床沿上，上前就拍肩，并低头凑近看我写字。“小小，在偷写情书？”“不是的！”我急忙用手捂着，迅速地合上小本子。她瞄瞄本子上的红字，瞧瞧我惶恐的模样，调皮地眨眨眼，忙事去了。此后，我不敢再记了，然而小本子上已记了近10页纸。
70年代初，掀起“扎根、结合一辈子”的宣传，从上到下，从地区到社队，都召开知青大会，对有人破坏上山下乡言行进行大批判，“积极分子”要我发言表态。我会上不敢提名，但因举例证据充分，内容丰富，获得好评，我得意忘形，会后在会议主持人的鼓动下，热血沸腾，冲动地把小本子上交了。领导当场决定任用我而撤去了她的教职。
我要上课了，很激动，仿佛是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了讲台，但是，当站在简陋的课桌前，我感到惶惶不安，已经开裂的大黑板仿佛在张嘴咬我的手，粉笔字怎么也写不端正。
这天，她却病了。因拒绝检查，传说她将再接受大会的批判帮助。傍晚，她走了。她请人用独轮车推着离开山村。10多个学生，自动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泪眼汪汪，目送着老师远去。暮色掩盖了大地，唯有吱哩吱哩的独轮车声久久地在山村回响。
她调回老家乡下去了，再也没来看看生活了一年的山村。数年以后，听说她不走运，那些年上大学、进工矿没她的份，因为那小本子放进了档案，影响了前途。
为此她一直未婚。又有人说，她结婚后，因难产，乡下条件差，永远“走”了。
然而有晚，她又悄然地回来了。她拍一下我的肩，扬扬小本子，怅然一笑：“小小，我爱你，你为何恨我？”我无言以对，一口气弊住了。我从梦中惊醒。我愧悔交加，耳际响着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她走了，知青们对我貌合神离，我感到悲哀。似乎是赎罪，又好像是忏悔，我把课余时间，差不多全揽了知青组里的活干。挑水、担粪、砍柴毫无怨言。可是仍得不到谅解，我像负罪似地背着包袱，那样沉，沉得伤心。谁之过？是那年蒲松龄笔下的怪兽妖精再现，作怪——鬼迷心窍？是那年少不懂事——误入迷途？是那年……真难说清，我忏悔，常常想起小本子。我怨恨。这着魔的日子。我常常仿佛听到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可塑性的年龄，我那年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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