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与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区别

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与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区别,第1张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还利用种种手段骗取了“模范村”的荣誉。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赵树理的文学理想与“新农村”理想

在人们的印象中,赵树理是一个清醒的、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深入解读他的小说和理论文章,多方探索他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同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心中始终孕育着一个壮丽的“乌托邦”式理想。这理想,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催生的,是与无数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相通的。但赵树理的理想,是根植于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民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绝不类同于那种激进的、浪漫的乃至“极左”的社会理想。赵树理的“乌托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民间文艺为主的“文学理想”,二是“以民为本”的新农村“社会理想”。

赵树理一生都在为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而努力。但他绝不是一个固守农民文化、排斥其他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农民作家”。他在年轻时期就接受了“五四”文化和文学的洗礼,并在最初的创作中,运用了新文学那种惯用的欧化方法和语言。只是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痛感新文学并没有在农村和农民中生根发芽,农村的文化阵地被“封建小唱本”占领着,才立下志愿要为广大农民写作,并甘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题依然坚定地支撑着他的创作,这正是他高于同时代、同类型作家的地方。1940年代之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批杰作的发表,证实了他孜孜探求的通俗化、大众化是一条坚实而宽广的文学之途,圆满地解决了新文学以来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难题,从而改变和拓展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周扬语)。面对眩目的成功和如潮的好评,赵树理其实是诚惶诚恐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有那样的高度,有那么丰富的政治内涵,但也无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信念,增强了为农民写作的自觉性。他在同美国记者贝尔登的谈话中,称自己是“志愿文化人”,“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在《艺术与农村》一文中,他历数农村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期望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此时他已不再是30年代那种民间文学家的心态,而是一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了。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进入北京,他同老舍、李伯钊等一批同仁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说说唱唱》杂志,推出大众文艺丛书,亲自改编和创作戏剧、曲艺剧本,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逐渐成熟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思想,那就是在民间说唱文艺、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和大众语言的新文学。他不仅全力以赴地投身这一事业,而且在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他在《“普及”工作旧话重提》等多篇文章和多次讲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艺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二是“五四”文艺传统,三是民间文艺传统,而事实上当时现行的文学是以第二种传统为主体的,把“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了,这不符合毛泽东关于“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当代文学如果“以民间传统为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会真正走到民间。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想象,一个多么诱人的理想!但若干年后,赵树理悲哀而沮丧地说道:“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

柳石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他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歌剧表演艺术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演唱的《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木鱼石的传说》等金曲,被广为传唱。他与郭兰英合作表演的《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刘胡兰》《窦娥冤》等歌剧,也堪称经典。

柳石明32岁就离婚了,此后一直没有再婚。他没有爱人,没有孩子,一直赡养老母亲到90多岁。他与同事李洗一家的情谊催人泪下,他们是没有血缘的后天亲人……

柳石明祖籍山东,1938年出生于北京市。他从小品学兼优,酷爱表演艺术。高中毕业后,他同时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最终他选择了后者。

1962年大学毕业,柳石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

早在一年前,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演员郭兰英要找一位新搭档,因为原来的搭档李洗,也就是第一代“小二黑”的扮演者,嗓子长了小结,无法再登台演出,于是柳石明被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作为第二代“小二黑”的扮演者,柳石明搭档郭兰英表演歌剧《小二黑结婚》。

当时柳石明才20出头,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承受巨大压力。郭兰英对新搭档的要求非常严格,多位新搭档都被淘汰了,柳石明心里非常忐忑。

按说演员的位置被人取代,多多少少心里会有疙瘩,但李洗却表现得非常大度。

他耐心教柳石明台词、步伐,连小二黑的头巾怎么戴,他都手把手地教。柳石明看得出来,李洗是一个非常善良、仗义的大哥,心里满是感动和钦佩。

在他的指点下,柳石明的表演得到了郭兰英的高度好评,从此成为郭兰英的固定搭档。

李洗比柳石明大6岁,长相帅气,性格开朗,为人热情,视歌剧事业为生命。

他的爱人关庆芳也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夫妻俩举案齐眉,志同道合,是公认的恩爱夫妻。

上世纪60年代末,柳石明也结婚了,妻子也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两人演出都很忙,长期聚少离多。加上柳石明痴迷音乐,曲不离口,对家务不怎么上心,两人的婚姻并不和谐。

在外人眼里,他们男才女貌,很是般配,但婚姻这双鞋子将脚硌得生疼,只有柳石明才清楚。

1970年秋天,柳石明与妻子平静友好地分手了。这一年他才32岁。

柳石明长相帅气,有副金嗓子,还有着北京人的豁达和热情。他做事讲理讲面,是一位人品艺品俱佳的好演员。

离异后,有好心人给柳石明介绍过对象,但他始终没遇到一个能让他走进婚姻的异性。

几年后,柳石明渐渐对再婚的事不怎么上心了,因为歌剧给他带来太多的激情和享受。他觉得一个人生活挺好的,没有夫妻间的矛盾,没有家庭琐事的纷扰,自己可以全身心地干事业。

他与郭兰英合作演出的《小二黑结婚》《窦娥冤》《白毛女》等歌剧,引起巨大的反响,多次获得文化部颁发的表演奖、优秀奖。

1985年,海政歌舞团的著名作曲家吕远创作出歌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先后让多位歌唱家试唱,柳石明也是其中之一。

经过反复比较,吕远最终选择让柳石明演唱。这首歌后来成为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曲。

柳石明声音明亮,吐字清晰,行腔甜润,韵味醇厚。他声线饱满,对歌曲的处理天衣无缝,让人难以企及。

电视剧播出后,《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被广为传唱,柳石明开始在全国爆红,成为当时最具盛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自从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柳石明与同事李洗就情同手足。两人经常一起探讨歌剧艺术,一起出去演出,还在一起下棋、健身。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柳石明将老母亲接过来一起住。这些年,母亲一直催柳石明再婚。随着知名度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忙,柳石明对感情更加谨慎。

当时有异性主动追求他,可通过接触,柳石明发现对方爱自己的动机不纯,这样结合在一起,将来也不会幸福。

柳石明如实向母亲陈述自己的苦衷,母亲表示理解,不再催婚逼婚。

为缓解母亲的焦虑,柳石明告诉她:“如果真的与哪位异性有缘,我不会错过。”可问题是,柳石明始终没有遇到投缘的人。

与柳石明住对门的是李洗一家,李洗与妻子关庆芳分别于1973年、1976年诞下长子小牛和次子大龙。

柳石明的母亲是一个慈爱善良的老太太,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匀出一份给小牛和大龙。两个小家伙甜甜地叫她“奶奶”,喜得柳母合不拢嘴。

关庆芳也贤淑善良,家里哪怕包个饺子,也要让柳母尝个鲜。李洗夫妇去外地演出,就让两个儿子去柳石明家吃饭。

母亲血压偏高,柳石明经常去外地演出,放心不下母亲一个人在家里。为方便照顾柳母,李洗提议将两家的墙壁打通,再安一扇门。这个建议得到了柳石明和母亲的赞同。

很快他们请来建筑公司的工人,将两家的墙壁打通了,从此小牛、大龙来柳石明家吃饭更方便了。柳石明出去演出,也不担心母亲没人照顾了。

一个个温暖的生活细节叠加,让柳石明与李洗两家亲如一家。

2003年,小牛去美国学医,李洗夫妇经济有困难,柳石明无偿给予资助。

2005年,大龙也想去美国学习影视制作。李洗夫妇没有能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留学,坚决反对他出国,两代人陷入僵持中。

因为大龙总跟在身边,柳石明在感情上将他当成了亲生儿子。柳石明没有小家庭,没有孩子抚养,经济相对宽裕,便主动资助大龙去美国留学。

他陪大龙一起办理出国留学手续,为他凑齐学费和生活费,并将他送上飞机。

李洗红着眼眶对柳石明说:“你为两个孩子付出太多了,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柳石明笑着回答:“他们也是我的儿子呀,为他们付出我心甘情愿。”

2007年1月,关庆芳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她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最后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小牛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定居,大龙在美国留学7年,都不在跟前,柳石明与李洗一起照顾关庆芳。他们轮流背着关庆芳下楼晒太阳,再一起把她背上楼,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住在4楼,为方便照顾关庆芳,柳石明在楼下一层买了一套房子,让李洗和妻子搬到一楼去住,这样照顾起来要方便些。

2009年8月,关庆芳因病去世,柳石明忙前忙后,协助李洗办理后事。

这时柳石明的母亲90多岁了,生活不能自理,李洗又与柳石明一起照顾柳母。

两人送柳母去医院,给她拿药,回家给她做饭,带她出门遛弯,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艰辛。

2010年冬天,柳石明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柳母临终前含泪对李洗说:“虽然我儿子没有再结婚,无儿无女,但他有你这样的好兄长,好同事,我不担心他的晚年。”

一番话说得李洗、柳石明热泪盈眶。

2011年11月,李洗被查出了胰腺癌晚期。他的两个儿子都回国了,柳石明与他们一起向李洗隐瞒病情,一起送他就医。

半个月后,小牛和大龙都回美国了,柳石明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三居室,一个人照顾李洗。

2012年4月15日,是李洗的80岁生日,柳石明邀请好朋友和学生聂建华等人来给他庆生。

李洗多次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都是柳石明恳请医生将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2012年8月19日,李洗终因器官衰竭不幸离世。50年相处下来,柳石明与李洗风雨与共,处成了没有血缘的“后天兄弟”、“后天亲人”,柳石明泪如泉涌。

大龙学成回国后,在影视圈工作,他代替父亲照顾柳石明。他一直像小时候一样喊柳石明“小柳叔叔”,但在感情上将他当成另一个父亲。

2014年,柳石明因病住院,大龙在医院照顾他。因为年事已高,柳石明经常在医院进进出出,都是大龙陪伴在身边。

2016年,柳石明被查出癌症。大龙陪伴他抗癌,像亲生儿子一样对他呵护有加。柳石明没有再婚,没有自己的孩子,将大龙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而大龙对他的照顾和呵护,甚至胜过亲生儿子。

2017年8月8日,柳石明在北京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0岁。他走时,小牛与大龙都守在他身边,柳石明走得很安详,脸上没有遗憾和痛苦。

在柳石明的墓碑前,兄弟俩哭得不能自已。在他们的心目中,柳石明就是另一个父亲。

柳石明与李洗一家是没有血缘的“后天亲人”,他们催人泪下的情谊,被传为佳话。

“细品名人”点评:柳石明老师在医院抗癌期间,笔者曾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位演员朋友的介绍下,前往北京友谊医院探望采访。

柳老的身体有些虚弱,笔者本来想做个简单采访就离开,但柳老觉得笔者来一趟不容易,还是聊了近1个小时。

柳老和蔼可亲,睿智儒雅,彰显出大艺术家的风范。谈起与李洗一家的情谊,柳老热泪盈眶。

柳老与李洗一家没有血缘,感情却胜似亲人,他们是没有血缘的“后天亲人”。茫茫人海,同事之间能处成这样,彰显出彼此的高尚人品。

人间需要真情,人间需要温暖,正如韦唯的一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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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1918—1976年),中国作曲家、音乐学家。1918年6月27日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基督教徒家庭,1976年7月27日病逝于北京。早年在当地的中小学校读书,1935年入开封河南大学化学系学习。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参加当地的救亡运动,开始表现了他对音乐的特殊兴趣和才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参加抗敌后援会巡回演剧第三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抗敌演剧队第十队及二战区牺牲救国同盟会政工队,从事音乐工作。1939年冬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1940年7月,随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赴各地巡回演出,使他对民间传统音乐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解放战争时期,马可随鲁迅艺术学院赴东北解放区从事音乐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中国戏曲研究院音乐研究室、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歌剧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书记处书记。

马可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音乐家的代表之一。他一生共写了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500多首。其中有广泛群众影响的作品是:歌曲《别让鬼子过黄河》、《老百姓战歌》、《贺龙》、《南泥湾》、《纪念碑》(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之一)、《我们是民主青年》、《自们工人有力量》、《做工谣》、《人定胜天》、《燕子》、《拣豆豆》和《伽椰琴,你有多少弦》,大型声乐作品《吕梁山大合唱》,秧歌剧《夫妻识字》、《周子山》(与张鲁等人合作),歌剧《白毛女》(与张鲁、瞿维等合作)、《小二黑结婚》,管弦乐《陕北组曲》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始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力求使自己作品的题材内容密切结合群众斗争的需要,音乐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群众化的特色,作品深刻而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

马可对中国新歌剧的创作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他参加了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是该剧的主要作曲者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根据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斗争写了歌剧《血海深仇》和《荒火》;1952年他又创作了歌剧《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这两部歌剧的创作和演出,为中国新歌剧的形成和巩固发展,奠定了了坚实的基础。他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发表了许多关于歌剧创作问题的理论文章。

冼星海:冼星海是位饮誉世界乐坛的作曲家,也是新加坡养正学校的骄傲!为什么他当上了图书馆助理员?为什么他有两个妻子?为什么他客死他乡?

冼星海(1905-1945),原籍番禺,1905年5月出生于澳门。其父是船工,在冼氏未诞生时已经过世;见光即无父,自幼就与母相依为命,靠外祖父生活。1911年,时年六岁,其外祖父逝世,生活无靠,母子俩遂流落到马来亚,母亲当上了佣人,糊口过日子。冼氏读过三四年私塾,曾在圣安得烈英校上过课。14岁那年,随母到新加坡申请入养正,寄宿在校,半工半读,工作是负责管理摇铃,直到1921年六月,高级小学三年级毕业为止。当时冼氏为区健夫所赏识,选他加入其在1917年创设的铜乐鼓喇叭队。因具音乐天赋,不久升任金线三粒星肩章的乐队队长及指挥。区氏不在时,代行其职权。这段时期,乐队所吹奏的曲谱,全是雄浑壮烈的军歌和进行曲,对冼氏往后之音乐创作有深远的影响。16岁时随林耀翔校长到广州之岭南大学附属学校升学。1925年入岭南大学文科。1926年,他到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主修理论与小提琴,同时任该图书馆助理员,以维持生计。1928年入上海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这时期他参加了田汉等人搞的“南国社”活动。1929年他到法国深造,半工半读。1930年2月他到巴黎先后跟奥别多菲尔·加隆学小提琴和音乐理论。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院作曲班,随印象派作曲家杜卡学习。1935年回到中国。1936年他为影片《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和《状志凌云》配乐。1937年为话剧《日出》,《雷雨》,《太平天国》作曲配乐。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爆发,他参加了由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苏州等地宣传抗日。冼氏加入了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后离开到延安去。1939年他的力作〈黄河大合唱〉出炉了!冼氏受聂耳(1912-1935)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在悼念聂耳辞世三周年一文中,写道:“聂耳先生虽然没有像许多音乐家一样的环境与修养,然而他具有的是青年活泼的创造力和斗争性的特点,因此,他的作品得到了广大群众之爱好与传诵。尤其在目前,不论在前线或后方,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歌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甚至国际上都公认《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最雄伟的一首歌曲。聂耳先生的伟大就在此。他永远是年青的音乐家,他永远站在青年音乐家的前面,他已经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新兴音乐的大路。”

1940年5月他到苏联为抗战记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作曲,配音。

冼氏是位多产作曲,直至去苏联之前,他创作了《运动会》,《战歌》,《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游击军》,《江南三月》,《到敌人后方去》,《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其中以《黄河大合唱》,饮誉乐坛。冼氏早年立志创作具有东方民族色彩的音乐,《黄河大合唱》可说是十分充分体现了他努力的方向和抱负。

在苏联期间,他创作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完成了《黄河大合唱》交响乐乐谱,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中国生活》,《阿曼盖尔达》,《中国狂想曲》。《中国生活》反映出他对祖国的思念。

冼氏在苏俄生活极为困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冼氏图从蒙古回国,因受阻只好留居下来。一次因排队轮购粮食时,晕倒街头,幸得一位苏联女青年之救助,过了险关,后他们结成夫妇。他在延安之妻钱韵玲,当时可能不知情,后也改嫁了。由于生活艰苦,营养不足,冻饿成病,延误医疗,1945年10月30日患肺病客死他乡。他在贫困中成长,一生亲历了中华民族百般受侮辱和欺凌,眼见同胞到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悲惨人间。他积极地创作支援抗战,他来到了天寒地冻的苏联,在饥寒交迫中,仍旧辛勤作曲,不幸积劳成疾,在深深的乡愁中客死他乡,时方40,精华早逝。虽然他看不到中华民族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他的作品仍旧继续动员和鼓舞着中华民族,与日寇周旋到底。他以西方之长,创作出具有民族色彩音乐的作曲道路,给振兴中华文化的崇高事业,指出了新的方向!当人们提起养正,就会想起冼星海,当人们听到《黄河大合唱》那雄伟悲壮的歌声,就会想起冼星海,被他那“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崇高人格,深深地感动。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252/5253/20010606/482924html

贺绿汀:(1903-1999) 湖南邵阳人。早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后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员,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科长。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1队,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1943年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1945年后在华北大学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1949年加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全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等,管弦乐《森吉德玛》、《晚会》等。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贺绿汀,1903年出生于湖南邵阳一户贫困农家。二十岁时,他走进长沙 (新闻) 岳云艺术专修学校,攻读绘画与音乐,两年后留校任音乐教员。1931年,贺绿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三年后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以《牧童短笛》和《摇篮曲》获得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这年,他进入**界,先后为**《船家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和话剧《复活》、《武则天》等二十多部影剧配乐,创作了《摇船歌》、《背纤歌》、《春天里》、《怨别离》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抗战期间,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日,并创作了不朽歌曲《游击队歌》,以及《全面抗战》、《弟兄们拉起手来》、《上战场》、《保家乡》等鼓舞人们斗志的抗战歌曲。1943年,贺绿汀到达延安,在鲁艺教书。《前进,人民的解放军》、《新中国的青年》、《新民主进行曲》等,是他解放战争期间创作的歌曲,风靡一时。

解放后,贺绿汀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音乐教学上。他一直担任上海音乐学院 (新闻) 院长的职务,并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音乐人才。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并且写下《我对戏曲音乐改革的意见》、《论音乐的创作》、《民族音乐问题》等文章,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聂耳: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笔名曾用过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会演奏多种民间乐器。

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十八岁到上海,翌年考进“明月歌舞团”,向黎锦晖学习作曲。因不满剧团的方针,于1932年退出,去北平与李元庆等开展革命音乐活动。后回上海参加剧联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并在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为左翼进步**、话剧、舞台剧作曲。1933年在创作上初试锋芒,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使人耳目一新。1934年是他的“音乐年”,《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打长江》等歌曲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1935年,写下了《梅娘曲》、《慰劳歌》、《塞外村女》、《自卫歌》、《铁蹄下的歌女》以及建国后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他从事音乐创作时间只有两年左右,却为八部**、三部话剧、一部舞台剧写了二十首主题歌或插曲,加上其他歌曲十五首和根据民间音乐整理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四首、口琴曲两首,共创作了四十一首音乐作品。此外还发表了《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中国歌舞短论》等十五篇战斗性的音乐论文和《时代青年》等三部**剧本(生前未出版)。

1935年到日本,准备经欧洲去苏联求学,不幸于游泳时溺死于藤泽市鹄沼海中。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第一次在歌曲中塑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是我国当之无愧的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金蛇狂舞》:1934年,聂耳根据民间乐曲《倒八板》整理改编,并亲自指挥灌成唱片。《倒八板》是《老六板》的变体。它将后者的尾部变化发展,作为乐曲的开始,故俗称《倒八板》。

第二段又将原曲中的“工”更换成“凡”,转入上四度宫调系统,情绪趋于明朗热烈,故也称它为《凡忘工》或《绝工板》。第三段则采用“螺蛳结顶”旋法,上下句对答呼应,句幅逐层减缩,情绪逐层高涨,达到全曲高潮。乐曲配以激越的锣鼓,更渲染了热烈欢腾的气氛。聂耳将其定名为《金蛇狂舞》,反映了他对新中国的坚强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2年:《进行曲》(口琴曲),《圆舞曲》,《天伦之爱》(歌舞曲)。

1933年:《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

1934年:《走出摄影场》,《一个女明星》,《雪飞花》,《翠湖春晓》,《一个女明星》,《雪花飞》,《翠湖春晓》,《佥蛇狂舞》,《昭君和番》,《卖报之声》,《小野猫》,《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飞花歌》。

1935年:《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逃亡曲》,《塞外村女》,《打长江》,《采菱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无题(雷)》,《小工人》,《伤兵歌》,《白雪歌》,《采茶歌》,《茶山情歌》。

算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归类于风水学,至今仍然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在算命这一行当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叫“流年”。实际上中国风水学中的流年,是指人的风水运势在不停的变化。顾名思义,流意味着流动,年象征着时间,以年为单位。流年二字合起来就代表着时间的变化。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变化,人的风水运势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当一个人感觉运气不好或者碰到不好的事情时,自己也会感慨一下流年不利,其中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在计算流年的时候,主要的就是根据干支纪年法来进行推算的。首先通过分析一个人的干支历生日来算出这个人的生辰八字,用八个字符来表示这个人的出生日时间。然后通过推算这个人的八字在先天五行中占的位置以其四柱的相互变化与联系,来推算出这个人的命运如何。通过分析这个人的整体八字,就能够知道这个人何时运气好,何时运气不好。也就能知道这个人何时流年不利了。

古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有磁场的,磁场与磁场之间也能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们通过推算,可以大概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运气好,什么时候流年不利。从而进行规避,可以有效的避开流年所带来的煞气。当然一个人的流年运势受到先天的影响,也受到后天的影响,一个人即使先天运势不好,而他在现实中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其运势也会好起来的。

以上就是对风水学中“流年”一词的一些解释。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之中的人,我们对于风水学的态度应该要客观。在科学社会中,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生活之中遇到的人和事,保持理智,调整心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面对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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