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在文坛上的贡献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在俄语中是由“切尔菲”(чepвь,蛆虫)一词为词干构成的。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筑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

　　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以及他本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契诃夫心神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和没有主心骨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一八九○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十分自然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转折点。从它问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作《新娘》,这是契诃夫艺术活动的顶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作了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剥削者”,在“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诃夫笔下,不仅工人受苦受难,就连那些巨额财富的主人也并未感到幸福。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

　　历史已经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它们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内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这种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免费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说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东西。”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我国的一代文学宗师茅盾生前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划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个工厂里由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希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套中人》又名《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

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

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更是受害者。

因而可以说别里科夫成为了，害怕新事物，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契诃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上虽然还算封建专制统治，但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反动统治与时代大流做着垂死挣扎，加大了书刊捡查制度，秘密警察紧紧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其的言论，他们生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开来，因此加大了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控制。

而那些反对沙皇统治或是试图宣传革命的人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很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抓进监狱，流放或是处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

大多数人渴望改变现状，却又因为无法与强大的专制统治傲斗争，因而逆来顺受地忍受着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契诃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厌恶残暴反动的沙皇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为当时俄国人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而痛心。

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不想看到封建专制扼杀了人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因而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们顽固守旧、胆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套中人”别利科夫“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墨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

——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

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在几乎没有涉及外貌的情况下契诃夫却细致而准确地展示了别里科夫的心理状态，即恐惧。别里科夫是一条被套子套住了手脚和思想的可怜虫，是一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人的形象。

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

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十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两，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

契诃夫通过生动的“套中人”形象的塑造，讽刺和鞭挞别里科夫之流以及产生他们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时代。

扩展资料：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

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更是受害者。

因而可以说别里科夫成为了，害怕新事物，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

参考资料：-装在套子里的人

《苦恼》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周身雪白，象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象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旋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姚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姚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姚纳猛的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姚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象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象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你往哪儿闯，鬼东西！”姚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

“鬼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姚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象是坐在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姚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姚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姚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 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

“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姚纳抖动缰绳，吧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一齐抢到座位上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哪两个坐着，哪一 个站着呢？经过长久的吵骂、变卦、责难以后，他们总算做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姚纳的后脑壳喷气。

“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

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嘻嘻，……嘻嘻，……”姚纳笑着说。

“凑合着戴吧。……”

“喂，你少废话，赶车！莫非你要照这样走一路？是吗？

要给你一个脖儿拐吗？……”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说。“昨天在杜克玛索夫家里，我跟瓦斯卡一块儿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不明白，你何必胡说呢？”另一个高个子愤愤地说。

“他胡说八道，就跟畜生似的。”

“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说的是实情。……”

“要说这是实情，那末，虱子能咳嗽也是实情了。”

“嘻嘻！”姚纳笑道。“这些老爷真快活！”

“呸，见你的鬼！……”驼子愤慨地说。“你到底赶不赶车，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车？你抽它一鞭子！唷，魔鬼！唷！使劲抽它！”

姚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古怪的骂人话，直骂得透不过气来，连连咳嗽。那两个高个子讲起一个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的女人。姚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

“老不死的，你听见没有？真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们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你听见没有，老龙②？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姚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 响。

“嘻嘻，……”他笑道。“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这些快活的老爷！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罗。……哈哈哈！……在坟墓里！……现在我的儿子也死了，可我还活着。……这真是怪事，死神认错门了。……它原本应该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姚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

姚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游荡的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静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姚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

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姚纳瞧见一个扫院子的仆人拿着一个小蒲包，就决定跟他攀谈一下。

“老哥，现在几点钟了？”他问。

“九点多钟。……你停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雪橇赶开！”

姚纳把雪橇赶到几步以外去，伛下腰，听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觉得向别人诉说也没有用了。……可是五分钟还没过完，他就挺直身子，摇着头，仿佛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缰绳。……他受不住了。

“回大车店去，”他想。“回大车店去！”

那匹瘦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姚纳已经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空气又臭又闷。姚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搔了搔自己的身子，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③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嗽一嗽喉咙，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姚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的。……竟有这样的事！”

姚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已经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老人就叹气，搔他的身子。……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应当描摹一下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到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他有个女儿阿尼霞住在乡下。……关于她也得讲一讲。……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要是能跟娘们儿谈一谈，那就更好。她们虽然都是蠢货，可是听不上两句就会哭起来。

“去看一看马吧，”姚纳想。“要睡觉，有的是时间。……不用担心，总能睡够的。”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的马就站在那儿。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你在吃草吗？”姚纳问他的马说，看见了它的发亮的眼睛。“好，吃吧，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埃……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姚纳沉默了一忽儿，继续说：“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玛·姚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姚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鉴赏：苦恼》的作者是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

《苦恼》的副标题是“我拿我的苦恼向谁去诉说？”。《苦恼》写于1886年，描写一个死了儿子的老马夫想向别人倾诉心中的痛苦，无奈偌大一个彼得堡却找不到一个能够听他说话的人，最后只能对着他的小母马诉说。小说以冷峻的笔触写出了老马车夫的辛酸和苦恼，我拿我的苦恼向谁去诉说，这句话出自《旧约全书》。

时代背景

《苦恼》写于1886年，这个时候正是沙皇俄国黑暗时期，沙俄的残酷统治使许多人思想麻木冷漠，不愿意正视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作者以冷峻的笔，客观的描绘了这种社会现状，为不幸的人们抗争。

主题

小说描写一个老马夫姚纳儿子刚刚死去，他想向人们倾诉自己心中的痛若，无奈偌大的一个彼得堡竟找不到一个能够听他说话的人，最后他只能对着他的小母马诉说。作品通过无处诉说苦恼的姚纳的悲剧，揭示了19世纪俄国社会的黑暗和人间的自私、冷酷无情，这正是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剪影。

原文：

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

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

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

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

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

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

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

出处：出自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契诃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上虽然还算封建专制统治，但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反动统治与时代大流做着垂死挣扎，加大了书刊捡查制度，秘密警察紧紧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其的言论，他们生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开来，因此加大了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控制。

而那些反对沙皇统治或是试图宣传革命的人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很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抓进监狱，流放或是处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多数人渴望改变现状，却又因为无法与强大的专制统治傲斗争，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

契诃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厌恶残暴反动的沙皇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为当时俄国人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而痛心。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不想看到封建专制扼杀了人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

因而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们顽固守旧、胆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