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
李文实
一、唐蕃关系的渊源及其历史墓础
吐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年。那个时期,正是松赞干布(《唐书》上称弃宗弄赞,盖译名之异)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国内地并无往来,因而也不见于汉文记载。只是有个东女国在隋时间与隋王朝通贡使,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贡。这个东女国,或即以为唐旄。在隋末庸初时,吐蕃先后统一了在那个地区的唐旄、羊同、苏毗、附国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组成的部落,逐步把现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着的一百几十个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一些非羌族部落等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吐蕃。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正好与唐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时。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赞干布遣使来唐聘问,唐派使臣冯德遐前往逻安(今拉萨)通好。这是中国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一王朝与吐蕃建立往来关系的开始。看来当时双方之间都不够怎样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册上记载着“来朝”或“来贡”的字样。
通过冯德遐的回聘,松赞干布以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请婚。随着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遂揭开了唐与吐蕃之间往来与争夺的序幕。中国立国虽然比吐蕃还要早两千多年,但与吐蕃建立正式往来关系,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尽管如此,吐蕃先世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与商、周、秦汉等王朝的间接关系,仍是一直不可分的,同时自唐初开始,正式成为组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础的。若要说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民族渊源方面的西来说,则更是别有用心的不根之谈。
从民族渊源来说,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今天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属于蒙古人种。而1983年在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物,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于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则具见于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同时羌族中发羌、唐旄等部,在秦汉间就已由河源进入今藏北地区;汉武帝时,又传说有羌族的六牦牛部进入今西藏地区。在隋以前,活动于本地区的部落国有附国、吐谷浑;隋时则有女国、宝髻、苏毗、羊同、党项等部落,这些都是组成当时吐蕃的主要成员,其中最众多的氏族,还是以秦汉以来的羌族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说是融合了羌族多种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现于史册的,而南来、西来两说,一出于印度佛教传入后的宗教性附会;一出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后政治性煽惑,并无史实根据可言。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国西部古羌族为主体,这从今藏族的地区分布和语言渊源上也不难窥见一斑。说起羌族,它的先民在传说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与黄帝族形成为后世汉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现代中国汉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过黄炎联盟的形式,后来又经过姬、姜联姻等方式,才成为从汉以来被称为汉族的主体。汉以后虽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为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素质各异的共同体,但从族源来讲,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实质。除了黄炎联盟时期未进入中原或后来秦穆公、秦献公等在与西戎争霸时,又被驱入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戎,由于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趋于落后,便仍然处于聚落游牧的社会阶段。等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秦汉魏晋以来一直分散不相统属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为主体的第一个统一王国时,它的奴隶社会性质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仍未得到改变。但这种长期由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所形成的社会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而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后,便在形势的促使下,原来那种落后的社会、经济而貌,必须急速地要加以改变了。
吐蕃社会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相沟通。在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罗、天竺地区发展,则显然要受气候、风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为一旦从高寒地带进入湿热的高温地带,在短期内是难以适应的。它们只能是在文化、经济上有所往来,乘其新兴之势,顶风冒雪,盘马弯弓,以剽急强悍的骑兵部队进入地势与气候相适应的地带,并进而掠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这就是吐蕃当时东北进以并吞吐谷浑、党项,东进松州以掠取唐所羁縻的诸羌州,北进于阗以与唐争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镇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吐蕃的东进、北进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肃、四川的西南地区,都是当时羌族、氏族及吐谷浑、鲜卑(秃发、乞伏、乙弗等)等非汉族而与吐蕃族在生产生活上相接近的诸族活动的地区,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这些地区进军和发展的必然策略和趋势。因此吐蕃在合并唐旄、苏毗后,使为向东北进攻吐谷浑铺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后,便为向北进攻于阗创造了条件。这样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内和在当时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地区与立国中原的唐王朝相冲突了。不仅是如此,它同时还与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东南方的南诏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胁的局面。在这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涉的关系中,比较起来,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既有联合,又有争夺,而以和平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就是汉藏两民族在黄炎、姬姜、汉羌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凝结成的民族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新成果。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作用中,把唐与吐蕃等量齐观,无所区别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或主要的趋势看,无疑地唐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时代,不仅是与吐蕃比,同样地也是正处于它的兴盛期;而且在当时的东方和世界历史上看,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入到高丽、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而且还远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同时唐代继汉之后所开辟的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今或称丝绸之路),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图的广阔,也是中国史上所仅有的。从声威方面来说,当时西域诸国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称东西交通大道为朝天可汗道;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又是华夏文化与西域文明荟萃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王国最初与唐王朝建立往来关系时,还只能居于藩属地位,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终于在元初正式成为组成祖国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说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因素和因缘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由于萨班·贡噶坚赞和他的侄子八思巴两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归顺大元王朝的。西藏当时的顺时趋势,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的。与此相反,元代虽然曾地跨欧亚两洲,而且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亚及东欧大地,但并没有促成翰罗思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顺,即是显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一致,而历史关系又无基础,只想用武力进行扩张是不行的。
唐与吐蕃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在同种同文的基础上,但在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一定曲折,这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唐王朝便与吐蕃处于对峙或联盟的局势。联盟是为了加强内部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共同对付大食势力东来的威胁,而对峙则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表现。等到安史乱起,唐在河陇的边防军相继东调守御潼关,吐蕃势力的发展,便逐步趋于优势。但双方之间仍以和好往来的联盟为基本关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讲和,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表说: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进和同为一家。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长安《唐蕃会盟碑》文中说,
商议叶同,务会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
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义一为此大和矣。……使其两界烟上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
这种在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卞)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所建立的和好往来关系,对唐蕃双方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吐蕃由于与唐之间先后持续了约二百来年的往来,吐蕃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逐步扫除了氏族社会残余.但最终由于吐蕃社会奴隶制残余的作崇,贵族阶级的兼并土地和增收租税,宗教徒之间的互用残杀,更加上连年用兵,促使贵族内部各个集团分崩离析,当唐王朝趋于衰亡时,吐蕃也早一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时,对唐与吐蕃在历史上的关系,曾这样的评论: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巳。唯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吐蕃和唐王朝的争夺,虽使它们同归于衰亡,但这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广大人民,通过二百多年来和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与唐王朝政权的联系,遂使双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此便密不可分了。这种历史关系,从吐蕃来说,是祖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发展中向内地的扩张和掠夺,这在把中国西部地区分散存在的以羌族为主的众多部落统一起来,从部落群体向单一的民族政权形式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唐王朝来说,它与吐蕃的争夺,却并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具有扩张征服的历史因素,而是为了保障那时内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免受破坏,并力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畅通无阻。特别是和亲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彻了唐王朝和平往来的意图。这同样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了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贡献。这无疑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主流。曲解了这两点,便完全抹煞了当时历史发展的真象。
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中国自周、秦以来,开始形成为东方的一个古文明大国。这个所谓大,便是指地大、众而言。古代的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自始就存在着习性各异的多数族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系的东西南北之人,由于互相接触,互相混合,便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就是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因素。在中国这个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同化与融合和文化上的递嬗与演变,都在不断地相互产生着影响。前面已经提到黄、炎的联盟和姬、姜的联姻,先后孕育了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所汇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在这种统一文化的基础上,才促成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出于那一个民族单独的创造,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其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再一次民族与文比的汇流,便出现了隋唐大一统的新局面。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正由于是植基于中国境内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因而他们的民族观念和立场,和秦汉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李唐这一族姓虽自称是陇西郡望,然其先世颇染少数民族血统。就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代而言,其皇后如独孤、长孙、文德等,均属胡(胡字在其时的含义是泛指中中国北方各少数族)姓。而唐代汉族“胡”化,其事。又颇普遍。因此,唐人的种族观念,较前代为淡薄。有唐一代,蕃将最多,举凡突厥、高丽、回纥、沙陀及吐蕃诸族中的武士材官,很多是唐军的统帅或偏将。正因为隋唐是国家疆域最广阔的时代,为了要抵御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各民族骑兵的进犯和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长于骑射的蕃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材。用人不分畛域,也是大一统形势下必然的趋势;民族歧视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虽然还不可能全盘化除,但也必须相应地有所改变和克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一再说过:
目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还有一次,边将报告獠人反叛,请发兵征讨。他批驳说:
獠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
这种对边地少数民族不加歧视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出于策略性或一时权宜之计,也不仅是唐太宗一人为然,而基本上在整个唐代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在这方面所采取和执行的政策,包括吐蕃在内,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和亲政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不同民族的几个政权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相互间的联姻关系.作为双方谋求并保证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和亲政策的来由和实质.若把它看成是屈辱或者欺骗,那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联姻形式和相互和平往来关系的建立,早在周代就已如此,其与后世所不同的只在于地域范围仍在中原地区而已。后来汉公生的远适异国,是在国家疆域有了大的开拓下才产生的。虽然公主琵琶,在后人的想象中别具哀怨,但汉代与乌孙、匈奴主室的联姻,确乎在相互往来和安定国防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乌孙王或是匈奴单于,也都是向汉廷上书礼聘,却并没有要挟或威胁。而汉公主们也只是感到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最初颇不习惯,但到后来,还能在老王死后从其子辈“妻其后母”的国俗。这种联姻关系,只存在于双方王室之间,因此后世称为和亲政策。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局面形成之际,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突出。产生这种交往的方式,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新的形势所需要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必须先要得到充分的了解。
在唐开国之前,隋文帝杨坚即曾先后以宗室女大义、安义两公主嫁突厥可汗,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夸吕可汗的儿子伏。同时伏也请以女备文帝后庭,为文帝所辞却。可见当时不同民族王室间婚姻往来,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仅汉公主出嫁少数民族。当唐开国之后,未待吐蕃请婚,唐公主已分别出嫁到突厥、吐谷浑等诸国去了。在初唐来说,吐谷浑尚不成为唐王朝的威胁力量,可见和亲只是当时一种和平缔交方式,是为了沟通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并不存在大国、小国,谁强谁弱以及什么相互利用欺骗等问题。
松赞干布即位后,吐蕃势力方盛,他本人也正有志于四方,对唐王国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尚唐公主,便也奉表遣使向唐求婚。请婚自然是一项结好的表示。从当时情势看,除了这是一种带有传统性的和平缔交方式外,还有对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羡慕与向往的时代因素,并不单纯是效法他人的时髦做法。因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华夏文化的中心所在.东方诸国的观瞻所系,也是西域文明的荟萃之处。吐蕃当时歆慕上国文化,可从唐书记载中不难看得出来:这种记载,虽出自汉官,不无抑扬。但从文成公主人吐蕃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于及乐器、工匠等情况,和随着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等史实,说明吐蕃不仅通过和亲自唐传人了佛教文化,也引进了汉族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也繁荣了吐蕃的文化。后世有的藏文记载中把逻安建立佛寺、供奉神像的设计蓝图,完全归功于文成公主的星算术和地理风水,这自然是宗教语言,但以文成公主作为大唐文化的象征,是自有其历史脉络的。吐蕃最初向唐求婚的历史因缘,虽如上述,但其结成,却还费了一定的周折。唐与吐蕃初通使后,吐蕃向唐请婚.唐当时对吐蕃还可能缺乏了解,一时未能允如所请,加上吐蕃使者把唐廷的未允联姻归罪于吐谷浑的阻挠,于是松赞干布先出击附唐的吐谷浑,逼它退出湟水和浩门河流域。并迫白兰与党项东移。然后派大兵二十万攻松州,扬言唐若不许嫁公主,即将深入。和亲既是和平缔交方式,当然不能以兵威来强致。因此唐太宗在击退吐蕃军队的这次进犯后,当赞普再遣使来谢罪并请婚时,才允许以宗女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吐蕃献黄金五千两和其它一些宝物作为聘礼。唐蕃联盟便从此开始。从此开始的唐蕃关系又和历史上的民族、地缘和文化上并不完全相同,是在既有历史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历史标志,有如下三项:
1.甥舅关系的建立。文成公主入蕃,唐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特使护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黄河源柏海以子婿礼相见。其后赞普对唐帝均自称甥,此种关系,通过金城公主的再度入蕃更形加强。所谓“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2.册封关系的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册封松赞千布为驸乌都尉(官职)、西海郡王(封爵)。他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以金琲十五种唐太宗昭陵。唐又加封他为賨王(或作宾主),并刻他与其他十三位少数民族王公将领的石像同列于昭陵。在此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赞普死后一定向唐告哀。新任的赞普,也须经唐朝的册命才算合法。不论其后各个历史阶段内有若何曲折和变化,而吐蕃与祖国中央政权的蕃属关系,早在那时节已明确地建立了。甚至在接受唐的官职和封爵前,赞普就已上书太宗,贺他征辽获胜归来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既然是日月所照,无疑地也把吐蕃包括在内。接着,唐派王玄策出使天竺,途为中天竺所抄劫。王玄策向吐蕃请援,松赞干布即发精兵从王玄策讨破之,并献俘长安报捷。这些都是以从属地位(即现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的。等到安史乱起后,情况有了急剧地变化,双方冲突争夺加甚,上述关系便又以会盟订约的形式出现,显然是相互对峙起来了。但总的趋向是仍以和平往来为主的,建立于公元八二三年的《唐蕃会盟碑》文,把这种社稷如一,各守分疆,友好往来的平等关系正式确定下来,直至吐蕃国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解体为止。综计自唐贞观时双方通好,其间使臣来往共达一百九十多次,儿乎年年有使节往来。这为以后吐蕃与中央结为一体,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也就是从此迈出了新的一步。
3.汉藏文化交流与吐蕃文化的形成。吐蕃从泥婆罗和唐引进了佛教文化,又从唐引进了汉族文化,这就是吐蕃文化的两大渊源。佛教影响于吐蕃的政治社会,非常深厚,而农工生产技术,历法医药以及音乐绘画,甚至是儒家经典,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唐著的联姻与结盟,文化上相互影响,结为一体,而共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以后对付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这并不是偶然的。
以和亲政策为纽带,而产生这样直接与间接的成果,是为近代西方国家所难理解的,但它却正是象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促使互相更加接近的成功方式。
唐王朝与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无论是册封的蕃属或者是对立的敌体,都是在平等友好的地位上进行的。因此,除吐蕃以外,突厥、吐谷浑、回纥可汗,均曾尚唐公主;同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又娶泥婆罗公主,而赤德祖赞赞普为了结好唐属国小勃律,也曾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小勃律王,以联姻作为结盟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西方的有些藏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喉舌们,(却把唐与吐蕃的联姻关系,说成是唐王朝的欺骗与讹诈。他们以为文成公主是宗女,金城公主是雍王守礼的女儿,都不是皇后所生,都冒称公主入蕃。而唐中宗在送别金城公主时,又假意表演了一番怆别之情,以蒙骗吐蕃使者.甚至他们还指责唐太宗和唐中宗都借公主出嫁,索取黄金、珠宝和良马,大做其赚钱的买卖。这种违背历史事实而进行挑拨现代西藏与祖国关系的用心,实在是极端恶毒的。而所谓赚钱买卖云云,无疑是帝国主义面目的自我揭露。须知当时公主的身分,是由皇室出身与赐封决定的。这在前代就已如此,无论是乌孙、匈奴、突厥、吐谷泽、吐蕃、都未曾提出过异议。这个问题是在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鹘骨咄禄毗伽厥可汗时,唐使者为了争执可汗以大礼迎接册命,便说这是大唐天子的真女,合有礼数。可汗也就以聘得真公主为莫大光荣。这说明唐王朝也并不是一定概以宗女嫁外藩,除此之外,唐代宗女儿咸安公主嫁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宪宗女儿太和公主出嫁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等,都是显例。至于一定要是皇后嫡出的才算公主,那恐怕只是现代某些西方学人别有用心的借口;因为依他们说来,唐与吐蕃和元以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只是大汉族主义的欺诈侵凌而巳。这完全是无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谰言。
(二)羁縻政策
羁縻一词,初见于《汉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联系的意思。后世对羁縻不够重视,只注意于直接管辖和统治。实际上羁縻政策的产生,自有其复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应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它的作用。汉代初通西域,那里原存在着鄯善、龟兹、于田等众多的各少数民族的大小王国,加上西迁的大月氏、大夏等国,种落十分复杂。而匈奴又时常出入抄掠,形势很不安定。汉通西域,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因此在西域设都护,以至屯田驻军,都为这个目的服务,并不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块广大地区。只要当地各属国相安无事,汉王朝只是与它们加强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不要求同内地一样的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条件的。隋唐又是我国继汉之后的统一大帝国,当时对外交通,虽然初辟海道,但主要东西往来干线仍为自汉以来的西域通道,即外人所称丝绸之路。唐对西域的经营,较汉又进一步,即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破西突厥,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龙朔元年(六六一年)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隶属安西大都护府。这只不过是在名义上置州府,实际上仍都保持其独立状态。但唐王朝的声威却从此远及西亚、中亚,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西域方面各羁縻州的设置,与吐蕃的安全,关系颇为重大,这只要看后来唐失四镇,大食东侵,吐蕃受到回纥、南诏和大食三方面的压力,便可了解吐蕃与康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关内道羁縻州中如陇右诸胡州、党项、吐谷浑诸府州,及剑南道诸羌州,则后来大都为吐蕃所合并或者内迁侨置。这类羁縻州的设置,是一种有步骤的过渡形式。通过这类形式和羁縻政策加强联系的作用。诸凡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羌、契丹以及当时所称降胡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外族的徙入内地者,均被自然地融合或同化。唐末张义潮以瓜沙十一州归唐,吐蕃族内附的也自木少。终唐之世,并未在吐蕃境内设立州县,但通过友好往来和互市,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比一般设羁縻州显然更进了一步。在唐代的民族政策中,并无强迫同化的意图和措施,这只要看唐对突厥降人和吐谷浑、党项的移徒,即可明了。不强迫而终归自然同化,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此种羁縻政策,在以后元、明、清三朝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便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的历史任务。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三)宗教政策
吐蕃与唐之间加强联系与往来的另一纽带,是对佛教的扶置与信仰。吐蕃是由唐和泥婆罗、天竺引进佛教的,中国佛教虽然也来自天竺,但到唐时它已通过改造,使之与中土情况相适应了。吐蕃从唐引进佛教,也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即是今天藏传佛教的前身。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所携礼品以释迦佛像为首,还有三百六个卷(佛教)经典。唐德宗时,汉僧良诱、文素二人还曾应邀赴吐蕃讲经;唐穆宗时,吐蕃使臣参观安国、慈恩等内地著名佛寺。吐蕃因慕中土佛教,并曾遣使来求五台山图,览观五台山佛寺的弘规。现在的《大藏经》中有几部经典,还是依汉文翻译成的。唐蕃在佛教信仰方面,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互相有影响的。后来吐蕃为文成公主修大昭寺。西藏僧俗在布达拉宫内塑文成公主像,把她与护法同等看待,可见这一方面影响的深远。
唐代虽然没有订立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的规定,但当时由西亚传入的火袄教、景教、摩尼教和国教(伊斯兰教)等,都在中国内地流行,且在长安建有寺庙。这也密切了唐与西亚、中亚各国的联系。佛教虽曾一度被禁,但那也只限于其影响生产劳动和社会风气的一面,并未触及经典本身。宗教本身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得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主阶级的利用与扶植下兴盛起来的,但借着宗教的传播,便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唐代长安是西域文明的博览馆,而各种宗教的流行,具体体现了唐人混同夷夏的胸怀与气魄,自然也更促进了与吐蕃团结友好的往来关系。
(四)通商政策
自文成公主入蕃,唐蕃结成甥舅之盟后,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除了文成公主带去大量蔬菜种子、手工艺品、纺织技术等以外,高宗时赞普又请给蚕种及制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朝政府都一一送去。吐蕃的商队,也从内地采购绸缎、缯帛以及军用的弓箭等。唐还大量地赠送给吐蕃以缯帛,有时多至万匹以上。如金城公主入吐蕃即随从大批技艺工匠并携带大批锦缎:
贞观之治 :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治世局面。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
[编辑本段]〖历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编辑本段]〖治世景象〗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616年至649年的疆域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编辑本段]〖相关评价〗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抉择吧!
开元盛世: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共29年。
[编辑本段]任用贤能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编辑本段]改革吏治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於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编辑本段]发展经济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具体:
农业方面:①兴修大型水利工程。②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③茶叶生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④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方面:①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②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世界工艺的珍品)。
商业繁荣:①著名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②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唐都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编辑本段]提倡文教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以及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文学方面: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流传至今的有两千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诗歌。
代表诗人:
①李白(盛唐)——“诗仙”(《早发白帝城》、《蜀道难》)
②杜甫(盛-衰)——“诗圣”“诗史”(“三吏”“三别”)
③白居易(中唐)——《秦中吟》《新乐府》,诗歌反映现实。
书法:“颜筋柳骨”
1、颜真卿:创立雄浑敦厚的新书体,称“颜体”,是继王羲之之后我国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代表作为《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颜真卿。
2、柳公权:博采众长,别出新意,成“柳体”,其字方折峻丽,骨力劲健。代表作为《玄秘塔碑》。
绘画
1、(唐朝)阎立本:擅长人物画,代表作为《历代帝王图》《步辇图》。
2、(唐朝)吴道子:“画圣”,开后世写意画先河,代表作《天王送子图》。
艺术宝库
代表:甘肃敦煌莫高窟(大部分隋唐开凿,壁画和彩色塑像,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对外军事
玄宗采纳张说之提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废弛的府兵制。在公元722年,他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共12万人作为京师的宿卫,并称为「骑」。而他亦於边疆地带设置十大兵镇,以节度使节制,作为统治异族与巩固边防的措施。
[编辑本段]外交方面
1、7世纪前期,吐蕃(今西藏)杰出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他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吐蕃后,带去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增进了汉藏之间友好关系。8世纪初,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成为“和同为一家”了。
2、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8世纪中期,唐玄宗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后来,回纥改名为“回鹘”。
3、7世纪末,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统一了周围各部,建立政权。8世纪前期,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渤海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粟末靺鞨有“海东盛国”之称。唐朝管理东北边疆的机构是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
4、诏居民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的祖先。南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唐玄宗封他为云南王。
隋唐时,中日两国交往密切。贞观年间,日本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唐朝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
唐与新罗的关系
1、方式:①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②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
2、表现有:仿唐制建立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官吏、引入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技成就。
唐与天竺的关系——玄奘西游
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回国后,专心翻译佛经,还写成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思考:根据所学知识,结合教材内容,说说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特点吗?促使唐朝对外交往活跃的因素有什么呢?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唐朝的对外交往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特点:①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②唐政府鼓励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允许他们长期居住。③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频繁的外贸活动。④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
因素:①国家安定统一;②经济文化繁荣;③对外开放政策;④对外交通发达。
启示:第一,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第二,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发展经济文化。第三,学习唐朝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善于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
[编辑本段]与贞观之治之比较
贞观之治时,唐朝百废待兴,虽有所治绩,但距「辉煌」还颇远。但当时唐朝正值方兴未艾之际,因此虽历经政变,仍然应付自如。而到了开元之治时,唐朝经过了百年的发展与积累,已臻於鼎盛,进入了黄金时代。但已处於盛极而衰的边缘,因此已开始出现腐朽的现像,在遇到变乱时,即无力回天,结果走向灭亡。
这就是表白的第一步,一定要有很好的印象管理。心理学研究就发现,男人是通过视觉信息来建立印象的,而女人是通过听觉信息来建立印象的。
所以各位女生注意,在跟男生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形象。打理一下形象,把自己打扮成他喜欢的样子,爱穿一件他喜欢的衣服,这都是非常有效的加分因素,能起到很好的促进沟通的作用。
各位男生就注意了,女生都是通过听觉信息来建立印象的,所以跟女生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有赞美,要有认可,而且表达就一定要有含糖量。大家就记住,甜言蜜语对任何年龄段的女生都具有无穷的杀伤力,从幼儿园到敬老院那是可以横扫的。
借助视听信息,加强印象管理,这是杏仙的第一步。

杏仙
第二步是香茶助兴,制造氛围。
接下来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出现了,在《西游记》里边我特别喜欢这个场景。
只见两个黄衣女童捧着一个红漆丹盘,盘内有六个细磁茶盂,盂内设几品异果。提一把白铁嵌黄铜的茶壶,壶内香茶喷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葱,捧磁盂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后一盏,自取而陪。
大家看一看,这个视觉场景、颜色搭配特别地美好。黄衣、红盘、香茶、异果、白铁、黄铜、春葱微露,这些元素混合在一起,制造出了一个特别美好、让人动心的环境氛围。
而且背后还有两个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就是食物连结,了解一个人,首先要了解他的日常饮食;关心一个人,首先要关心他的日常饮食。
食物连结是培养感情、建立感情的好方法,约人就是从约饭开始。各位男生,你要想追一个女生的话,了解这个女孩爱吃什么,有什么食物偏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感情建设从饮食入手,抓住她的胃,就能抓住她的心。

杏仙
第二点就是表达关爱。这位杏仙双手捧茶,面带微笑,先送到唐三藏的眼前,请他品尝,其次再斟给别人品尝。大家看一看,这感情就体现在细节小事上。这里边也有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要点,就是“先有表现,后有表白”。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干什么事情都要先抓基础。把基础打牢,后边的文章才好做。在感情过程中就有一个基本规律,日常表现就是临场表白的基础。所谓日常表现就是小事上体现关心,细节上体现关爱,平常时体现关注。
还有就是表白氛围特别重要。你看在香茶雅剧、烛光晚餐上拿出玫瑰花就显得特别美好。如果你选择嘈杂的自由市场,在卖肉的摊旁边表达这个玫瑰的感情,就显得特别让人难以接受。所以表白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氛围。
以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点总结,就是视听信息,印象管理,食物连结,细节关爱和环境氛围。这些策略都落实到位了,下一步就需要言语表达了。其实在言语表达上,还有几个具体的技巧和注意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今天我们就不再探讨展开了。

杏仙和唐僧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