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眼中和尚一直是那种早已看破红尘,心无杂念的修行之人。除此之外和尚还有很多戒律,其中一项就是戒*。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和尚还能结婚呢
公元6世纪,佛教传到日本,日本民众纷纷皈依道佛祖门下。但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民都有参破红尘的觉悟,而是因为国家政策的鼓励。
在日本“大化改新”时期,税收很高,百姓压力大。而敬崇佛教的推古天皇曾经下令僧人可以免税,这样一来,觉悟不高的日本老百姓很多就出家了。因为他们一开始出家的动机就不纯,所以自然也对佛教的戒律无所敬畏,结婚生子也属正常行为。当然,这只是众多说法中的其中一种。至于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可能也只有他们自己更加清楚了。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本站特约评论员李利安教授:以四摄为主题 制定灵活礼仪
契理契机是一个基本原则,契理更重要,也就是在顺应民众婚礼要求的同时,一定要坚持佛教理论的基本原则,将佛教的精神贯穿其中。我建议除了一些基本的环节外,核心的部分可以考虑以大乘菩萨道的四摄为主题制定一个相对灵活的礼仪。其中的布施要谨慎把握,我的想法是布施主要是一对新人对寺院或对社会慈善的布施,但一定要有上限规定,以防止攀比和其他俗化倾向。父母和朋友的礼金不宜在这个环节作为布施出现。新人对寺庙的或参加婚礼僧人的酬金也不宜以布施的形式出现,可以按照佛教固有的形式去回报。爱语主要是对对方的赞扬、欣赏、鼓励等话语,既包括新人之间,也包括父母与一对新人之间,还包括来宾(最好是新人的长辈和晚辈的来宾)与新人之间。利行则由僧人来表达对新人以后学佛、工作、生活等各方面行为的基本原则的开示和祝福。同事则由同新人在一起的同事和朋友(最好是同辈的)来表达共苦乐、分祸福的心愿。四项的名称可以改变。法师只参加四摄的环节,其他时间以不出现为宜,以显威严高贵。
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婚礼,四摄环节的贯穿可以稍微照顾年龄的不同,灵活处理。关键是不同人群,对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来说,以庄严肃穆为好;对开朗活泼的信徒来说,应该注意气氛的活跃欢快。
可以考虑编辑一段专用于婚礼的佛教开示文字,涵盖佛教真俗二谛、福慧双修的基本精神,既通俗易懂又严谨庄重,不求绝对统一,但要防止随意,可为诗歌,也可为散文。由法师念诵,再由新人合诵。并印制成精美小型传单或礼品,作为新人给来宾的回赠,发送给所有来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教研室主任、佛教在线特约评论员张文良教授:日本的佛教婚礼
但如果说日本人的婚丧嫁娶与宗教无缘,那又不是事实。实际上,日本无论是传统上还是在现实中,宗教特别是佛教、神道教、基督教都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中,深刻影响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些年,日本政府曾做过一次国民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的总人口虽然只有一亿两千万,但信教人数却达到两亿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宗教不单是教祖、教义、教团,同时是一种习惯、一种风俗、一种文化。过元旦到神社参拜、盂兰盆节扫墓等既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风俗。如果把参与这些活动都是为宗教信仰,则日本国民几乎都是信仰者。二是,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不是排他的,佛教信仰者同时可以是神道信仰者,甚至也可以是基督教信仰者。这也与日本宗教的特殊生态分不可。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日本的宗教虽然都与日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各宗教又形成一种分工体制,即在孩子出生、成长的阶段,父母往往带孩子到神社去祈祷神的保佑;而长大成人到结婚年龄,又到教堂举行婚礼,让上帝见证两人长相守的誓言;过世之后,又在寺院举行葬礼,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与祖先共同长眠寺院的墓地。因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日本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宗教,一个人同时有两种以上的信仰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佛教与神道教、基督教在与日本人的生活相关联方面中有所分工,但情况不是绝对的。具体到婚礼而言,年轻人固然多选择基督教的方式,但佛教婚礼、神道教的婚礼同样有很大市场。那些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家庭,如本身就是僧侣者(日本僧侣可以结婚),或者男方或女方出身于寺院者大都在寺院举行婚礼。
佛教的婚礼多在寺院举行,也有将僧侣请到家里,在佛坛前面进行的。有些专门经营婚礼业务的公司也在公民馆、饭店等设置佛坛,为新婚者举行佛教式的婚礼。按照佛教的理念,结婚双方是前世就结下的缘分,通过佛陀的见证,不仅是今世而且在来世也要在一起。
日莲宗寺院经王寺举行婚礼的特色是有佛教音乐和雅乐的演奏。在装饰着白色和红色鲜花的本堂,雅音缭绕、百花飘香,不仅是新郎新娘,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也如同经过一次精神的洗礼。
在传统佛教之外,战后发展迅速的新兴宗教也大都举行佛教婚礼。如创价学会的会员一般在各地的创价学会的会馆举行婚礼,特别是男女双方都是会员的场合。这种婚礼往往要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所遵奉的本尊也是日莲大圣人。这种婚礼往往成为家庭成员确认、强化自己信仰的手段。
澳洲法界佛学会会长、本站特约评论员行愿法师:简单隆重、庄严脱俗的佛化婚礼仪式略议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在家佛教徒,希望与自己的伴侣能够在寺院举办佛化婚礼,得到三宝的加被,得到师长、父母、同参、道友以及师兄弟们的祝福。当然,也是通过佛化婚礼这种形式,让男女双方的爱永结同心,兑现爱的承诺,组建幸福美满的人间佛化家庭。
据我所知,一些要求举行佛化婚礼的夫妇,大多为在家佛教修行者,今生的结合是过去世所结的善缘,因此,他们彼此很容易理解,也互相的支持,有共同在家学佛的心愿。从佛教人天善法来说,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也是众生欢喜佛欢喜,对社会安定有着一定积极意义的好事。
但是,由于佛化婚礼在佛教经典中没有明确的依据,所以,对于佛化婚礼的仪式仪轨,目前佛教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不过,按照世间法的程序,需要举行佛化婚礼的夫妇,首先要遵循各个国家婚姻法的规定。佛化婚礼男女双方都必须在国家法律下注册登记正式结婚,然后,才到佛教寺院恳请三宝加被,由寺院的住持长老法师为其祝福。
通常,为其祝福的法师,应该清楚了知这对夫妇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他们的具体需求,以佛教缘起的法则,依佛教菩萨道的精神,建设人间净土普渡有缘众生,用佛法的方便形式,接引他们前来学佛。
僧伽为三宝的代表者,代表三宝给予新人祝福。主持仪式的法师特别要注重佛教法义,既契理又契机,可根据新人们的具体情况,为他们安排简单、隆重、庄严的佛化婚礼仪式。
在西方国家的北传佛教寺院,一般把佛化婚礼仪式分为二种:
1、对没有皈依三宝的新人,主持仪式的法师要先为其传授三皈依皈依佛、法、僧三宝,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吸食毒品(不饮酒)。
2、对于已经皈依三宝、受持五戒的在家佛教徒,通常按正常的佛教仪式为其举行佛化婚礼。例如:新人礼佛、上香、供养三宝,礼请和尚主法等。佛化婚礼的男女双方宣誓持守五戒要终身相敬如宾,在三宝恩光加被中,以及父母、师长、亲人、朋友们的祝福下,结为合法的夫妇,以爱情相助,以修道为因缘互相共勉、互相关照。
佛化婚礼的仪式务必要做到简单又隆重、庄严且脱俗,体现出佛陀人间佛教以人为本,净化人们心灵为主的人文精神,以及佛化家庭男女双方携手同修行的佛化因缘。
一般情况下,西方北传佛教寺院佛化婚礼仪式的基本程序大体如此:
第一, 新郎新娘在佛像前虔诚的礼佛、敬香、献灯、献花、献果,供养佛法僧三宝。
第二, 司仪宣布,礼请住持和尚上座,主持祝福仪式。
第三, 主持的法师给予新人祝福,并慈悲的为其开示佛陀的教法。
第四, 新人的父母、师长、友人代表给予新人祝福。
第五, 新人礼谢和尚、师长、友人。
第六, 仪式结束,新人与主礼和尚、父母、师长、友人等拍全体照以资纪念。
以上就是在西方国家北传佛教寺院的佛化婚礼仪式议程,仅提供给诸位参考。
澳洲法界佛学会 释行愿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僧人应该是那些斩断了三千烦恼丝,六根清净之辈,人世间的情情爱爱与他们再无相关。然而日本的僧人却与我们想象中的大不相同。喝酒吃肉谈恋爱乃至于结婚生子对日本僧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么,日本僧人为什么能够如此与众不同呢?
逃税农民加官二代
佛教在日本被搞得很“不严肃”,最初的原因是其僧人队伍成分实在太复杂。
公元6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日本人民参与佛教热情如此之高,倒不是因为都有“慧根”,而是当时日本的国家政策使然——大约在同一时期,日本推行“大化改新”,系统性地向唐朝学习,推行名为“班田收授法”的税收制度。
想法很好,但由于日本当时农业生产力不行,唐朝的税率照搬到日本后一下子变得让人难以承受,而崇佛的推古天皇曾经下令僧人可以免税,这么一搞,觉悟不高的日本老百姓恨不得全体都出家了。到了公元8世纪,高句丽使者访问日本,看到的已经是“僧尼半天下”的奇观。
如此庞大的僧众群体,滥竽充数者当然甚多,大量动机不纯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僧尼合宿,尼姑怀了孩子就回家待产,等奶完孩子就回来继续念佛(躲税)。这种僧人除了剃了个光头,完全看不出哪里像出家人。
data-filtered="filtered" 鉴真
面对这种状态,当时的天皇不是没想过对策。著名的“鉴真东渡”动机就源于此。这个动机其实从记载鉴真东渡的典籍《唐大和尚东征传》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所谓“东征”,并不是说鉴真率领着一票唐军打到日本去,古文中“征”有“正”之意,“东征”是说鉴真的到来让风气为之一正。鉴真所修习的律宗本来就以持戒甚严著称,正是日本政府想引进的“专门性人才”。
鉴真东渡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高峰,但日本佛教纪律是否真的“为之一正”实在可疑。自公元10世纪以后,班田收授制度与昙花一现的天皇中央集权在日本同时解体,靠边站的天皇彻底丧失了整肃僧尼纪律的能力和意愿。
而在风雨飘摇、每个人地位都朝不保夕的幕府时代,日本贵族们自己也养成了没事儿就出个家避祸的习惯,藤原道长、九条道家、后白河法皇、北条时赖、足利义满等等风云一时的掌权者都曾出过家。领导们在寺庙里当然该干吗干吗,谁都不敢管。
而在“官二代”僧人中,混得最出圈儿的,当数镰仓时代的一休宗纯大师(一休),这位我们印象中很卡哇伊的小和尚长大后一点都不纯洁,成天流连于妓院酒肆,还写香艳诗歌公然歌颂自己和一位盲女的爱情生活。若问他为啥敢混得这么出圈儿?人家是当朝天子后小松天皇的皇子,因为政治斗争原因才被将军赶到寺院里修行的。身为金枝玉叶混得如此之惨,再拿戒律去要求人家似乎也不咋人道。
靠做梦娶上的媳妇
虽说守戒不严的问题从佛教传入日本之后就一直存在,但真正首开和尚公然娶妻先例的,却是镰仓时代净土真宗的二代祖师亲鸾上人。
亲鸾出生于官僚家庭,父亲在皇太后宫中担任要职,母亲则是武士贵族源义家的孙女。这样的出身在当时的日本咋说也能当个中央干部,然而造化弄人,亲鸾最终还是当了和尚。到了29岁那年,亲鸾在京都六角堂做了个梦,在梦中,大改革家圣德太子化身为菩萨给他传了个话,说虽然僧人戒*,但亲鸾因为前世宿报必犯此戒,为此,圣德太子将化身为一位“玉女”与他结合,最终引导他死后升入西方极乐世界。
data-filtered="filtered" 亲鸾
以上就是著名的“女犯偈”的故事。可以说,亲鸾这个槽点满满、基本可以断定是他自编的故事,成为了后世日本和尚娶妻的“法理依据”。受此梦指引,亲鸾以参悟佛法为名,先后娶了两个媳妇,也不知到底哪一位是圣德太子化身的“玉女”。
亲鸾上人靠做梦娶上的媳妇,虽然听起来风流荒唐,但给日本佛教发展造成的影响却是实打实的。和尚可以公开“妻带”(在寺院里与妻子共同生活),生下来的子嗣可以继承教产,寺院可以变成与世袭封建领主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
果然,亲鸾死后留下了四子三女,他最小的女儿觉信尼,带领着自己的儿子觉惠,以及孙子觉如(名义上都是僧尼),创立了“非僧非俗”的“本愿寺教团”。该教团在日本战国时代竟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诸侯,与织田信长等大名缠斗许久,直到战国末期才被勉强压服。
从严管到放羊
终结战国乱世、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在反思了净土真宗因为“妻带”制度惹下的大乱之后,德川家康觉得,虽然要支持佛教,但是纪律还是要强调一下的。
在整个江户幕府时期,日本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檀家制度”,一方面佛教普及度在该制度下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达到了“一村一寺”的程度,平民百姓婚丧嫁娶都要到当地寺院去办手续。但另一方面,“檀家制度”要求各派寺院严持本门戒律,将军本人都带头吃素,和尚娶媳妇啥的就别想了。当然,净土真宗还坚持着自己的“妻带”传统,其代价则是被幕府想尽各种方式打压。
在幕府的扶持与“矫正”下,日本和尚规规矩矩过了200年日子。但随着德川幕府的倒台,风气又为之一变。明治新政府上台后,极力扶持本土的神道教,打压被认为带有中国色彩的佛教。
1872年,明治新政府颁布了《肉食妻带解禁令》,宣布“僧人今后无论蓄发、娶妻、生子、食酒肉,皆听从自便”,但同时政府不再发放给各寺庙补贴。这则表面上解放僧侣的法令,真实目的是为了打破“檀家制度”,彻底淡化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不过有赖于政府彻底放开,从此不仅仅是净土真宗,日本所有僧侣都不必遵从不娶妻、不吃肉的禁令了。当然,政府给的政策是“听从自便”,并没逼着僧侣们蓄发还俗。时至今日,坚持剃发清修的日本僧人还是有的,所以在日本千万别逮住个僧人就说人家是“花和尚”。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日本和尚虽然有不少喝酒吃肉娶老婆的,但本职工作倒也没耽误。据2013年统计,日本目前约9600万人是佛教徒,占总人口的75%,还有约75000座寺院、30万尊以上的佛像,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寺院法隆寺、最古老的佛典古文书都在日本。酒肉穿肠,美人在怀,还能把佛法弘扬到这种程度,也算日本僧人们的一大本事吧。(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昱)
日本僧侣因为渐渐财产众多,而不得不建立武装力量保护,随着实力的增长,日本佛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统治者的忌惮,于是僧侣被取消武装,变成了文化传播者。
据很多史料记载,日本佛教是在唐朝末年宋朝初期时兴起的,专家普遍认为日本佛教是从我国传承过去的。随着佛教在日本的广泛流行,佛教的资产也越来越多,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势力的窥探。自己的财产僧侣们自然不会轻易的交给别人,于是僧兵这种职位就应运而生。
僧兵主要是由僧侣以及部分狂热信徒组成的。在对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在四周挖上沟壑,形成独有的寺庙武装。
在古时日本僧兵是非常让人敬畏的。第一是因为僧兵基本挑选的都是体格强壮之人。第二点,因为他们有狂热的信仰,所以敢于拼命,因此在日本很多武士都不敢招惹僧兵。
到后来日本的僧兵势力发展非常强大,甚至有了左右政治的力量。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以及众多的信徒,所以他们在冷兵器时代占据非常大的优势,这就让其他的武装势力非常的头疼。
当然日本的统治者对佛教强大的势力也早已坠坠不安,但由于寺庙之间联系紧密,并且人数众多,导致日本统治者一直都非常谨慎。虽然日本佛教势力强大之后,内部也会出现一定的争端,但当他们面对外部环境的挤压时,就会非常团结的一致对外。在纷乱的日本历史中,佛教一直保持着与幕府,以及日本中央实力非常均衡的局面。只是后来明治维新时期,神道教对日本佛教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打击。在这次运动之中,佛教被收回了与信仰无关的权利和职务,并没收了寺院大部分的领地,将僧侣的权利一降再降。
这次运动之后,僧侣虽然被收回了很多的领地和权利,但同时一些戒律也被取消放开了,例如日本僧侣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也是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分僧侣职能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的是承担着教育、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的职能,彻底的从武装力量变成
公元6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日本人民参与佛教热情如此之高,倒不是因为都有“慧根”,而是当时日本的国家政策使然——大约在同一时期,日本推行“大化改新”,系统性地向唐朝学习,推行名为“班田收授法”的税收制度。想法很好,但由于日本当时农业生产力不行,唐朝的税率照搬到日本后一下子变得让人难以承受,而崇佛的推古天皇曾经下令僧人可以免税,这么一搞,觉悟不高的日本老百姓恨不得全体都出家了。到了公元8世纪,高句丽使者访问日本,看到的已经是“僧尼半天下”的奇观。如此庞大的僧众群体,滥竽充数者当然甚多,大量动机不纯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僧尼合宿,尼姑怀了孩子就回家待产,等奶完孩子就回来继续念佛(躲税)。这种僧人除了剃了个光头,完全看不出哪里像出家人。
提及日本僧侣娶妻的状况,不少人会追溯到镰仓时代的净土真宗祖师亲鸾身上。在净土真宗的传说中,这位祖师与一位叫惠信尼的女性结了婚,此后以半僧半俗的身份布教。而后净土真宗历代也经由亲鸾子孙代代相传至今。今天净土真宗仍然认为亲鸾是日本僧侣娶妻的鼻祖
显然,娶妻生子并不是下层僧侣才有的现象,即便是位于上层的贵种僧,诸如前面提到的澄宪,就是娶妻的。又如四度担任奈良最大寺院兴福寺别当的雅缘,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后来也做了僧正,女儿则进了宫侍奉后鸟羽上皇。
对这种状态,当时的天皇不是没想过对策。著名的“鉴真东渡”动机就源于此。这个动机其实从记载鉴真东渡的典籍《唐大和尚东征传》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所谓“东征”,并不是说鉴真率领着一票唐军打到日本去,古文中“征”有“正”之意,“东征”是说鉴真的到来让风气为之一正。鉴真所修习的律宗本来就以持戒甚严著称,正是日本政府想引进的“专门性人才”。
原本在印度佛教中,受沙弥十戒者为沙弥、沙弥尼,而后成年受具足戒方为比丘、比丘尼。但至少在日本这个地方,沙弥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在中世的文书之中,落款者大多是各式各样的“沙弥”,可以说分布在各行各业。中世的日本,沙弥十戒、在家信者所受的五戒、八斋戒的区分十分模糊,沙弥与在家人的区分也很模糊。以僧形示人却并未受具足戒者,多以沙弥自称。这些“官僧”以外的沙弥、圣们,娶妻与否,原本就不在国家的宗教体制管理之下。
显然,这种与寺院无瓜葛的“在俗出家”者其实是“在家僧侣”,本来就是俗人,当然是娶妻的。
在佛教信仰浓厚的中世,不受国家管控的“在俗出家”是一种普及的习俗。执掌国家权力的如藤原道长、九条道家、后白河法皇、北条时赖、足利义满等等,全都是这种“在家僧侣”。无论是“在寺”的僧侣,还是“在家”的僧侣,大多都是娶妻生子的。
这个吗?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了弘扬大和本土文化,毁佛灭释,并宣传日本神道教。又因为战争因素,需要大量人力,故同意僧侣结婚生子(虽说是建议,实际上是要求)。日本僧侣也可以不忌讳荤腥了,并从此走向家族化,职业化。据说现在日本律宗(由鉴真和尚传入)还恪守戒律。
佛教戒律分最基本的五戒,到沙弥戒、比丘戒(出家众所受戒律)和菩萨戒。五戒是戒杀、戒盗、戒邪*、戒妄语、戒酒。在家居士可以受戒,也可以不受,量力而行。
佛门中荤指的是葱、蒜等具有强烈气味,且会在口腔中留下异味的植物。出家受戒是不能吃的。由于五戒中只提到不杀生,却没提不可吃肉,所以南传上座部僧侣是可以吃三净肉的。北传大众部由于南朝梁武帝提倡戒肉,所以戒一切荤腥。而西藏因为地理环境,没有什么菜蔬、粮食,所以是不戒肉的。
至于道教,楼上诸位说得很好,要分全真,正一(似乎也叫火居道士),在这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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