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资料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福建长乐人，原名谢婉莹。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因一生刚好度过了一个世纪，所以被称为“世纪老人”，深受人民的喜爱。

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战争，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

冰心出生后7个月，便随全家迁至上海。

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心灵。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读《块肉余生述》时，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饿交迫的时候，冰心一边流泪，一边扮着手里母亲给她当点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自己是幸福的！

辛亥革命后，冰心随父亲回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一座大院里。这里住着祖父的一个大家庭，屋里的柱子上有许多的楹联，都是冰心的伯叔父们写下的。这幢房子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家的住宅，林氏出事后，林家怕受诛连，卖去房屋，避居乡下，买下这幢房屋的人，便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在这里，冰心于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

1913年父亲谢葆璋去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向往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冰心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潮流，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冰心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其时，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她的创作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源源流出，发表了引起评论界重视的小说《超人》，引起社会文坛反响的小诗《繁星》《春水》，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

1923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20岁出头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不约而同到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美丽的校园，幽静的环境，他们相爱了。

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冰心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成家后的冰心，仍然创作不辍， 作品尽情地赞美母爱、童心、大自然，同时还反映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同阶层生活的细致观察，纯情、隽永的笔致也透露着微讽。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1931年的《分》和1933年的《冬儿姑娘》，散文优秀作品是1931年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等。

1932年，《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部作家的全集。

1936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学一年，他们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在英国，冰心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夫进行了交谈，他们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谈论着文学与中国的话题。

1938年吴文藻、冰心夫妇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冰心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

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1月她随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赴日本，曾在日本东方学会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演，后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在日本期间，冰心和吴文藻在复杂的条件下团结和影响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爱国和平进步活动。冰心作为一位忠诚的爱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求光明，永不止息。在抗日战争时期，她与周恩来就有过接触，应约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恩来曾邀请她访问延安，虽然未能成行，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解放战争时期，冰心拒绝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支持亲属投奔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她身居日本，心向祖国，坚决支持吴文藻毅然摆脱国民党集团的正义之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形势鼓舞下，吴文藻、冰心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难，于1951年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从此定居北京。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吴文藻、冰心夫妇，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肯定和慰勉。冰心感受到新中国欣欣向上的民心，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去。期间，她先后出访过印度、缅甸、瑞士、日本、埃及、罗马尼亚、英国、苏联等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传播友谊。同时她发表大量作品，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新生活。她说：“我们这里没有冬天”，“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她勤于翻译，出版了多种译作。她所创作的大量散文和小说，结集为《小桔灯》《樱花赞》《拾穗小扎》等，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冰心受到冲击，家被抄了，进了“牛棚”，在烈日之下，接受造反派的批斗。1970年初，年届70的冰心，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冰心与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党和政府交给的有关翻译任务。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通力全作完成了《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的翻译。在这段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冰心也和她的人民一样，陷入困顿和思索之中。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尽管受到不公正对待，她坦然镇静地面对一切，坚信真理一定胜利。她时时密切关注社会主义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她曾在《世纪印象》一文中写到：“九十年来……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实践证明，冰心是长期与党患难与共的亲密朋友。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冰心迎来了奇迹般的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她不知老之将至，始终保持不断思索，永远进取，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的《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真实的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她身体力行，先后为家乡的小学、全国的希望工程、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和安徽等灾区人民捐出稿费十余万元。她热烈响应巴金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捐出自己珍藏的大量书籍、手稿、字画，带头成立了“冰心文库”。冰心作为民间的外交使者，经常出访，足迹遍布全球，把中国的文学、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她为国家的统一和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她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1992年12月24日，全国性的社会学术团体冰心研究会在福州成立，著名作家巴金出任会长，此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活动。

1995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八卷本的《冰心全集》，同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出版座谈会，赵朴初、雷洁琼、费孝通、韩素音、王蒙、萧乾、谢冕等出版座谈会并发言，高度评价冰心巨大的文学成就与博大的爱心精神。

为了宣传冰心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精神，由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提议，经中国***福建省委和省政府批准，在福建省文联的直接领导下，在冰心的故乡长乐建立冰心文学馆。内设大型的《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冰心研究中心，会议厅，会客厅等，占地面积13亩，建设面积4500平方米，1997年8月25日正式落成开馆。

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冰心逝世后，党和人民给她以高度的评价，称她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的亲密朋友。”也就是说，冰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祖国和人民，献给全社会和全人类。

冰心是世纪同龄人，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跟上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七十五年。她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她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的译作如黎巴嫩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多种，都是公认的文学翻译精品， 1995年曾因此经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授予国家级雪松勋章。她的文学影响超越国界，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得到海内外读者的赞赏。

冰心同时是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建国以来，她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顾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至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和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妇女联合会常委等职。她总是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孩子的博大爱心，关注和投入各项活动。她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为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冰心的名言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她的一生言行，她的全部几百万的文字，都在说明她对祖国、对人民无比的爱心和对人类未来的充沛信心。她喜爱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她热爱生活，热爱美好的事物，喜爱玫瑰花的神采和风骨。她的纯真、善良、刚毅、勇敢和正直，使她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人民为有冰心这样的文学大师而自豪。

1999年3月1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人们以独特的方式送别冰心。这里没有往日的肃杀，没有黑纱，没有白花，充溢着灵堂四周的，是大海一般的蔚蓝和玫瑰一般的鲜红。告别室的门前，大红横幅上写着“送别冰心”四个醒目的大字，灵堂内摆满了鲜花和花篮，冰心老人安卧在鲜花丛中，花丛前是冰心生前共同为中国文学事业奋斗的好朋友、中国作协主席巴金的花篮和家属们精心编织的大花篮。冰心生前最喜爱红玫瑰。她在一个世纪的生涯里，始终如一地将玫瑰一般的爱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这个美好的世界。于是，热爱冰心的人们从昆明、从广州空运来了二千余枝最鲜的红玫瑰，以玫瑰的方式向冰心做最后的告别。 灵堂正面在一片浅蓝色和蔚蓝色的背景之下，衬托出冰心老人手书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几个大字，周围是松柏，是用红玫瑰织成的红心图案。走进灵堂，耳边响起大海的波涛声，还有海鸥翱翔的欢叫声，管风琴与小号的幽雅旋律从遥远的天际飘摇而来……这是冰心最喜爱的外孙陈钢精心为姥姥准备的音乐。他从美国赶回来时，特意带回来大自然的音乐素材，由李焕之的儿子经过音乐合成而成，乐曲分为“大海”“生命”“光明”和“晚霞”四个乐章。 冰心去世之后，唁电如雪片一般飞来，表示哀悼的，既有文学界的老前辈、也有充满童心的小读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朋友，此时，灵堂外排着长长的队伍前来向冰心作最后送别的，他们中有的是专程从外地赶来送别冰心的，前来送别的多达数千人。正在参加中国作协第五届第四次全国委员会议和中国文联第六届第四次全国委员会议的作家艺术家们也来向冰心老人告别。福建省副省长潘心城等，代表家乡人民向冰心送别。向冰心送别的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枝红玫瑰，向冰心老人三鞠躬，然后轻轻地将红玫瑰搁在冰心老人的身边，渐渐地冰心在一片红玫瑰的海洋中升腾、升华。

——胡友松，此刻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她眼含热泪，怀缅着往昔。她是李宗仁最后一位妻子，也是李宗仁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人。

1938年4月15日，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在对抗日本侵略者的这场大战中获得了全胜。日军想要打通我们南北两个战场的计划受到了阻碍，这也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取得最大的胜利，这场战役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信心。

就这样，“台儿庄大捷”成为了李宗仁终身成就之一，为世人津津乐道着，周恩来评价李宗仁，一生做过两件好事：一件是台儿庄，一件是回归到祖国。

然而，作为李宗仁最后一任妻子，在晚年也与台儿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最后的人生留在了台儿庄，一座李宗仁生前曾经在这个地方留下浓墨重彩的小镇。 胡友松，她没有体验过母亲的光辉，因为从她生来就注定了与其他人不同。母亲平日忙于生计，她没有家,她们的“家”就是酒店的长包房，那里没有爸爸，也终日见不到妈妈，每当她向从母亲那里问到关于爸爸的事情总是会被呵斥，“你只有妈妈，没有爸爸！”

小小年纪的她不知如何应对其他小朋友的流言蜚语，她只能假装不在乎，她拥有很多的“干妈”。她把“爸爸”这个词藏在内心深处，假装自己很幸福，不仅有妈妈，还有很多“干妈”，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的漂亮裙子和玩具，她“炫耀”着这一切。

胡友松27岁那年改写了属于她的人生，因为她遇见了李宗仁，彼时的李宗仁已经垂垂老矣，76岁的他与她相差49岁。 刚刚经历丧妻的李宗仁，亲人都远在国外，需要一个贴心的人在他左右，陪伴他，看护他。经过秘书程思远的筛选之后，当时还是一名护士的胡友松被李宗仁一眼就看上了，“就她了”李宗仁对自己的眼光十分地笃定。

初到李公馆地胡友松有些拘谨，李宗仁领着她参观，并且一一介绍着，“这里是书房,我平时就在这里工作。这里是餐厅，等会我们就在这里用餐。”胡友松心中很是疑惑，认为自己到了下班时间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吃饭。

后来有人告诉胡友松，李宗仁是希望她作为他的贴身护理，时刻陪伴在他的身边。周恩来出面做了工作，他认为若胡友松作为他的护士，就只能按照上下班时间，没有24小时陪护这一说。 如果要她时刻陪伴在身边，那便将她名正言顺娶进家门。李宗仁自然高兴的，只是不知道胡友松的意思，毕竟他们的岁数是摆在那里的。

原本担心胡友松内心抗拒，领导层亲自出人去做胡友松的工作，胡友松倒是欣然应允。这个时候的胡友松还跟着自己的养母一起居住，她恨极这个养母了。自从胡友松6岁时在上海得了湿疹后，就被母亲交给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到气候较为干燥的北京抚养。从这时起她就与她的唯一亲人离开，母亲在期间匆匆去看了她几面，后来再无音信。

母亲临行前交给沈文芝的财产也没有被用到胡友松的身上，都被沈文芝自己挥霍光了，甚至经常打骂她，在北京12月的严寒中，一让她不快，她便驱逐她出家门。已经无亲无故的胡友松这时是无助的，哪怕被打被骂也必须忍着求饶，因为她无处可去了。

少女时代的胡友松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但是她却总是心事重重，因为她的出身，她把这些秘密放在内心最深处。她享受着别人对她美貌的夸赞，称她是妈妈的“掌上明珠“，直到胡友松的名字从第一批入团的名单中撤了下来，她过往的名字被查出来。

胡若梅，这个名字是她出生时母亲对她的期望，如梅花一样美丽坚强。长大后的她希望自己如苍松翠柏一样意志坚强，为自己改名为胡友松。她想努力融入 社会 , 但是在浮华中长大的她, 和那个火红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她越来越沉默。当听到自己能够留在李宗仁身边，可以离开那个养母的“家”,她欣然接受。

1966年7月26日, 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 从小就没有父亲的胡友松慢慢感受到了来自李宗仁的关爱。刚开始胡友松不习惯，因为与养母相处的时光里一直受到虐待，她戒备心强，睡眠也浅，常常一点动静就会醒来。李宗仁却惦记着这个小妻子，担心她冷着冻着，经常半夜去给她理被子，直到后来胡友松厌烦了，让他不要再去打扰她休息。

李宗仁却换了另一种方式。后来的他，半夜光着脚进去，还自嘲自己像极了蒋介石，蒋介石每日早起生怕吵醒宋美龄，便光脚在冰冷的地上，提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走去洗漱。李宗仁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胡友松因为肚子不舒服，医生给开了四两南瓜子，胡友松不知道怎么吃便搁置着。

李宗仁便坐在桌边，将这四两瓜子一颗一颗，一夜之间嗑完，直到胡友松醒来，才发现一碟瓜子仁，是李先生满满的关爱。这个举动温暖了胡友松，她第一次被感受到被呵护，被放在心上的感觉。她决定要死心塌地地和李宗仁过日子，要好好地照顾他。他们一起画画、看报、下棋，过着属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这一场忘年之恋却没有维持多久，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晚上，李宗仁突发重病，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直肠癌。胡友松又被命运从幸福的泡泡里拽了出来，她跑出病房，到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李宗仁最后没有战胜这场病魔，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的生命停留在了78岁，弥留之际，胡友松仍然是他的牵挂。他对胡友松说：“你个性太强，我不放心。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在李宗仁去世不久后，在那风雨漂泊的六十年代，胡友松被下放到武汉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她改了人生中第三个名字，“王曦”，如晨曦一般重头来过。 1973年，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她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工作，进入中国第一 历史 档案馆。1985年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不忘学习和专研的她上了老年大学学习绘画，在画画方面进步很快。1933年胡友松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潜心佛学自修和书画制作。

精神独立的胡友松并不贪图李宗仁的财产，她对李宗仁的用心也使其欣慰。每年的清明节，她总是风雨无阻，哪怕她如今已独来独往多年了，但是每到李宗仁的陵墓祭奠时，她依然会以李太太的身份出现。

1969年到1982年间，胡友松先后将李宗仁的8万余元私人存款和国家两次发放的137万余元生活费，全部上交国库。 她还将李宗仁生前的160张珍贵 历史 照片捐赠给中国 历史 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

台儿庄的人民与李宗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纪念着这位英雄，也牵挂着他的遗孀胡友松。台儿庄区的领导经过几番周折找到了胡友松，一句“台儿庄就是你的娘家”，打开了胡友松紧锁的心窗，两行清泪悄然滑落。她说，想去台儿庄看看。

胡友松虽然第一次来到台儿庄，但是由于先生的关系，她对台儿庄的感情一样深厚。她决定定居台儿庄，出任台儿庄人民亲自为李宗仁自筹建造的“李宗仁史料馆”名誉馆长。 台儿庄人民自筹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2000多万元的投资，全是村民自筹，从这些方面胡友松感受到了台儿庄人民的情怀，对 历史 的尊重和珍惜，这所作的一切也足以对后人有理有据地诉说那段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辉煌 历史 。

这一切的见闻，都使胡友松深深感动着，她将李宗仁一生收藏的名家作品、200多张照片以及书信、前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所赠重达45斤的李宗仁半身青铜像、瑞士表厂百年赠给各国首脑的纪念金表、傅作义将军赠送的“软黄金”之称的火狐标本都捐给了台儿庄。

哪怕胡友松曾经饥寒交迫，也未曾变卖过这些遗产，如今到了台儿庄，她认为这些遗物应该被放在这座，李宗仁最辉煌的纪念地，而她，也会在这座小镇，为李宗仁守望。胡友松对自己的前半生无怨无悔，对后半生愈加珍惜。她精心打理着馆务，空闲时习作、作画。

早前临摹时她就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在她回京的一年时间里，曾创作过40幅作品，全部赠给了台儿庄。她喜画梅花、牡丹，也深受京华名家的 称赞和各界收藏家的喜爱，被同道收藏或转赠的作品就有数百件之多。即使国家体恤她给予照顾，但是她依然坚持独自料理自己的生活，原本是可以满足她的生活了，但是她依然过着缩衣节食的日子，将自己那原本就不多的退休金捐给希望小学；

在“抗洪救灾”书画义卖活动中，她将自己卖画所得的5200元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胡友松一生有许多的迷茫，心中的万千沟壑最终在无言中凝聚成她的行动， 她的心灵在台儿庄找到了归宿，台儿庄是她生命的终点站，她说：“只有这样，先生离我最近。”

胡友松的一生既独立自我，又因为李宗仁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属于她的完整人格。69岁的她不幸得了癌症，面对这样的厄运时， 她却显得格外冷静：“我与先生同病相怜，到死的时候还得了一样的病。”在作过三次化疗后，胡友松就不愿意再继续了，她不愿意给台儿庄人民增加负担，也不愿意再人生落幕时，显得那么狼狈。

在余下的时日里，她在居所门前贴出“自修谢绝打扰”的字条，精心为自己安排着后事，她立了至少五份遗嘱：她给李宗仁史料馆的所有遗物和北京居所的所有存物，由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全权处理，她在台儿庄居所的所有物品和几千美元、几千港币现金，悉数捐给台儿庄，建议设立一个慈善基金；

她的后事交给山东德州庆云海岛金山寺作佛事料理，不开追悼会，骨灰安放在浙江天目山寺院——原本她的第一遗嘱说骨灰安放在台儿庄，但听说不好处置，就在佛友们的劝说下，于一周后改为天目山，这是她的一个遗憾；

个人存折上大约10万元工资，两万元捐给料理她后事的寺院，两万元交给佛友，用作她身后治丧支出，其余的给佛友做佛事善事；生前画作，部分捐赠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其余分赠佛友存念。

2008年11月4日她因为发烧独自前往医院，此时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她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落幕，只等这一时刻的到来。11月18日她前往德州庆云县，住进了海岛金山寺。 在几十位僧从与佛友的虔诚祈祷的法事氛围之中，在11月25日下午6点，胡友松以“妙惠居士”的法身，从这为期69年的人生谢幕……

办理房产证开发商须提供的资料：1、项目五证齐全（正式发售之前必须具备）；2、竣工之后顺利通过测绘部门的审查（工程竣工之后）；3、未抵押证明（办理房产证时必须出具）；4、未司法限制证明（办理房产证时必须出具）。

购房者须提供的资料：1、购房合同（买卖过程中必须签订）；2、购房发票（收房时，房屋测绘部门测出实际测量面积之后，开发商必须出具）；3、买受人身份证明；4、完税凭证（已交契税凭证）（办理房产证时交纳）；5、物业维修基金缴交凭证（办理入住手续时交纳）；6、其他所需证件。如有贷款必须还上贷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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