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风俗的故事有什么

苗族的民俗风情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尤以飞歌、情歌、酒歌享有盛名。苗族现在主要聚居于贵州省东南部、广西大苗山、海南岛及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的交界地带。在各少数民族中居第四位苗族的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这就是从黄河流域直到长江中游以南被称为"南蛮"的氏族和部落。苗族没有文字，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1956年后，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由于苗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有很大一部分苗族兼通汉语并用汉文。苗族居住在高山地带，以农业为主，农作物有旱稻。包谷，荞子，薯类和豆类，经济作物是麻，一般是自己种麻，自己纺织苗族人民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如古歌，诗歌、情歌等等。苗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

一苗族的待客习俗

苗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像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具有民族特色和别样的待客礼仪和风俗。

1 包拉总

“拉总”，苗语谓“地搂”，又称“总站”。“包拉总”，苗语谓睡觉。苗家通常在火炕边用硬木板铺成地楼，离地高尺许，此处不准生人随便上去。到苗家做客，若主人没有招呼坐下，万不可再火炕旁凳上就座，因火炕旁是苗家安灵设位祭祖之地。主人请坐之后，须擦掉鞋底上的泥土。晚上就寝时，若主人请“包拉总”，客人不能上床，必须规规矩矩地躺在火炕旁的地毯上。此时，不能说这是“睡地铺”。“睡地铺”苗家叫“包大斗”，专指睡在地上的牲畜。安排客人睡地搂，是让客人同主人的祖先英灵睡在一起，是表示对客人的敬重

2敬牛角酒

中国苗族待客迎送礼．凡有宾客．主人即以自酿米酒斟满牛角，双手捧着相敬．如果来者是贵客，必须持酒捧案于路口迎候，主人双手将中角敬奉贵宾唇边，客人若不善饮酒，须双手相接，将酒饮尽．敬酒后主人将几根筷子捆成一束，蘸上朱红，在客人额上点一个红印，表示为客人祝福之意．送客之礼与此同．

3奉鸡心　　

苗族待客礼仪。苗族人民款待最信任的人，便要杀鸡宰鸭，由家长或同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将鸡心或鸭心奉给客人吃；以此相送，即喻以心相托。但客人不能马上个人吃掉，须按苗家风俗，同在坐的老人分享；以此示自己大公无私，不会有二心，是主人的知己。如果不懂规矩，独食鸡心鸭心，就会受到冷遇乃至被孤立。苗族人认为，鸡心代表人心．以鸡心献给客人，包含着“交心”之意，表示自已的至诚．所以，每有宾客来到，友人一定要宰鸡杀鸭，在宴请客人时，长者或尊者将烹制好的熟鸡、鸭心敬献给客人，表示”同心一意，交契至诚”．客人接受后，要把鸡心分成苦干份．回赠给在座的诸位尊长．以示自已的心无私，忠诚不二，然后大家才一起食用。

二苗族人的婚俗

在苗族青年男女经过恋爱情投意合后，父母便为他们选择吉日结婚。但结婚前一段时间内，男女双方却不能见面，俗称"婚前不见面"，结婚的前一天，男方把结婚用品送到女方家过目。这些迎亲礼中，有一张又大又厚的糯米粑粑，它是用25斤到30斤糯米面做成的，足有簸箕大，表示结婚后新郎新娘团团圆圆，丰衣足食。除此之外,苗族还有一些 更易引人注目的特点。

1 苗族的爱情婚姻是很自由的，苗族人恋爱不用媒，山歌就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他们本是山歌唱出的果实，如今又用山歌来播散爱情。因为情歌互答，谈情说爱的场所多在集市边的溪畔、竹林、所以叫作“赶边边场”。

2 苗族男女幽会时，往往以草标作标记，俗称“草标幽会”。

3 苗族姑娘在出嫁前一面个月里，寨上的姊妹们大都自觉而来相陪。她们一边帮赶制衣裳，一边互学苗歌，以便在婚礼上与别人唱歌对歌，这是苗族婚俗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苗民聚居区，姑娘出嫁前，多以唱歌来抒发对父母兄弟的、感恩戴德之情：在杂居和敬居区，受汉文化影响，也有以哭嫁代歌的习惯，有些哭七天七夜，甚至达一月之久。

三苗族的服饰特点

苗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服饰也有明显的不同。不仅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而且苗族服饰是一种原始苗族人民的符号和象征，是一种规则和历史的存根，一种无字的历书，一种无声语言和标志。

1 式样繁多，色彩艳丽

苗族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后汉书·南蛮传》中就有五溪（五溪：今湘西及贵州、四川、湖北交界处，因此地有五条溪流而得名）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有“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著名诗句。苗族妇女的服装有百多种样式，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

2被誉为“无字史书”

苗族服饰图案是件随着苗族服装服饰发展起来的装饰艺术，至今仍应用于日常的服饰和生活用品之中，且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结合的特点，被赋予了继承民族传统、纪念祖先和传承祖训等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意义，这些图案背后的意义和由来代表着苗族人民的感性经验和对客观世界的解释。由于历史的原因，苗族服饰一直未被任何一部史料记载。但从苗族服饰图案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看，苗族服饰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虽然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学，但仅凭强烈的认同感，靠世代口传身授，将流传千年的故事、先民居住的城池，迁徙漂泊的路线等点滴无遗地融进服饰文化当中，也一针一线绣进衣冠服饰，世代“穿”承，永不忘怀，因而，苗族服饰被誉为“无字史书”和穿在身上的“史书”。

四苗族的饮食习惯

苗族分布区域广阔，各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农作物品种和人们的饮食习惯有所差别，但总体来说，苗族以大米、小麦、包谷等为主食辅以包谷、小米、高粱、小麦和薯类等杂粮。苗族人最喜食糯米。副食品主要有瓜类、豆类、蔬菜以及作为佐料的辣椒、葱、蒜等。肉类有猪、牛、羊、鸡、鸭及鱼类。

1苗族喜食酸味，制作的酸食有酸辣椒、酸菜、酸汤、酸汤鱼等。在众多苗族菜肴中，以酸汤最为著名，其酸香丰富，是苗族传统的风味名菜。苗族同胞居住于大山之中，山高路远，于是乎家家都有酸菜坛，少的一两个，至多的也有几十个。苗族的酸汤是选取来自高山的泉水和自家种植的香糯酿制而成，因此美味独特，酸鲜可口。此外,苗家的酸汤煮鱼是风味名菜,做法是将酸汤加水、食盐煮沸,取鲜活鱼去苦胆,入酸汤中煮制而成,此菜肉嫩汤鲜,清香可口,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2酒是苗族人民常用的饮料，所以每家都酿制，酒曲亦多自制。自酿有烧酒、甜酒、米酒、刺梨酒、泡酒等。苗族还常以酒示敬，以酒传情，不同时间、地点，不同的对象，饮酒的礼俗也有所不同，如拦路酒、进门酒、双杯酒、交杯酒，不一而足，体现了苗族人民丰富多彩的酒文化。

五苗族的建筑

苗族多居住在山区，山高林密，就地取材修筑民居，黄土墙黑瓦房和古香古色的吊脚楼便成为苗族民居的主要式样。

1黑瓦房

黑瓦房通常分五柱四挂、或四柱三挂。木制结构，两侧用竹子编封外糊泥墙。木板房上盖小青瓦，梁柱板壁全用桐油反复涂抹，风吹日晒，乌黑发亮。屋前砌有青石板小坪，搁有农具，风车等，屋前后栽有凤尾竹枫香树或芭蕉林。进门跨过“虎口”是堂屋。正中埋有“龙宝”，堂上供有“家先”(祖先牌位)；左侧厢房筑有青石火塘，供炒菜煮饭，右侧厢房摆放家具；左右厢房靠后都摆有两张大床，外用青色蓝色土布大蚊帐罩住。帐内设有壁柜；主人家凡值钱的东西多藏在大蚊帐内。

2吊脚楼

吊脚楼苗家的吊脚楼飞檐翘角，三面有走廊，悬出木质栏杆。栏杆雕有万字格、喜字格、亚字格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悬柱有八棱形、四方形、下垂底端、常雕绣球、金瓜等形体。吊脚楼通常分两层，上下铺楼板，壁板油漆发光。楼上择通风向阳处开窗。窗棂花形千姿百态，有双凤朝阳，喜鹊闹海、狮子滚球等。吊脚楼的下层多作贮藏粮食的谷仓或摆放家具农具。楼上则为主人居室或客房。楼外长廊为妇女们绣花、挑纱、织绵、打花带、晾纱、晾衣的场所，和土家吊脚楼不同，苗家吊脚楼上楼的梯子一般设在屋内，而不像土家吊脚楼设在屋外。

六苗族的节日

苗族的传统节日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历经筛选才世代流传、千百年不变或改变较少，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中而直接的表现形式，苗族传统的节日对其民族精神、个体需求等发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开年节和芦笙节，影响比较深远。

1开年节

开年节是苗族人民的“春节”，也称作“客家年”。过年时，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烤酒打粑庆丰收，希望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按照风俗，苗族人民用对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新年的祝福和希望。一大早，黔湘渝（贵州、湖南、重庆）边区五乡四镇的各族同胞就从四面八方赶到三省市交界的天星坡脚，用歌声表达迎新的喜悦。还要唱《开春歌》，歌词大意为思春、盼春、惜春、挽春等。

2芦笙节

主要是祭祀祖先，庆祝丰收。一般在节日之前要举行仪式，先由某村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祭祖，与此同时，各家各户都在自家自行祭祖，随后各村各寨的姑娘穿着盛装，佩戴银花银饰，小伙子和芦笙手们都各自带着芦笙，从四方八面向芦笙场地涌来，各村的男子青年都各自围成圆圈，吹笙跳舞，持续四五天，气氛十分热烈，是一种融歌、舞、乐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苗族的传统节日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创造和继承。它不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且也附着历史的痕迹与色彩，表现出来就是更多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仪式，苗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传说中的文字却早已失传，每逢节日，就会邀请德高望重的寨头史诗或者巫师口传族源、神话、史诗等历史事象，使子孙后代牢记住祖先的创造和功德。所以苗族的传统节日不仅娱乐身心强化了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还绵延了历史，丰富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服饰特色

    苗族少女

黔东南苗族服饰不下200种，是我国和世界上苗族服饰种类最多、保存最好的区域，被称为“苗族服饰博物馆”。苗族服饰从总体来看，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往往在运用一种主要的工艺手法的同时，穿插使用其他的工艺手法，或者挑中带绣，或者染中带绣，或者织绣结合，从而使这些服饰图案花团锦簇，溢彩流光，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从内容上看，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有表意和识别族类、支系及语言的重要作用，这些形象记录被专家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从造型上看，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近乎线描式的、以单线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从制作技艺看，服饰发展史上的五种形制，即编制型、织制型、缝制型、拼合型和剪裁型，在黔东南苗族服饰中均有范例，历史层级关系清晰，堪称服饰制作史陈列馆。从用色上看，她们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般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从构图上看，它并不强调突出主题，只注重适应服装的整体感的要求。从形式上看，分为盛装和便装。盛装，为节日礼宾和婚嫁时穿着的服装，繁复华丽，集中体现苗族服饰的艺术水平。便装，样式比盛装样式素静、简洁，用料少，费工少，供日常穿着之用。除盛装与便装之分外，苗族服饰还有年龄和地区差别。   这也是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百科全书的原因。   苗家的姑娘最爱穿百褶裙，一条裙子上的褶有500多个，而且层数很多，有的多达三四十层。这些裙子从纺织布到漂染缝制，一直到最后绘图绣花，都是姑娘们自己独立完成，再加上亲手刺绣的花腰带，花胸兜，真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说到“服”，不得不想到“饰”。   头饰包括银角、银扇、银帽、银围帕、银飘头排、银发簪、银插针、银顶花、银网链、银花梳、银耳环、银童帽饰。   假若盛装的苗族姑娘汇聚在一起，那一定会变成一个美丽的银色世界。喜戴银饰是苗族姑娘的天性，她们挽发髻于头顶，戴上高约20公分左右，制做精美的银花冠，花冠前方插有6根高低不齐的银翘翅，上面大都打制着二龙戏珠、蝴蝶探花、丹凤朝阳、百鸟朝凤、游鱼戏水  苗族银饰

图案。有的地区，银冠上除插银片外，还插高约1公尺的银牛角，角尖系彩飘，更显的高贵富丽。银冠下沿，圈挂银花带，下垂一排小银花坠，脖子上戴的银项圈有好几层，多以银片打制花和小银环连套而成。前胸戴银锁和银压领，胸前、背后戴的是银披风，下垂许多小银铃。耳环、手镯都是银制品。只有两只衣袖才呈现出以火红色为主基调的刺绣，但袖口还镶嵌着一圈较宽的银饰。苗家姑娘盛装的服饰常常有数公斤重，有的是几代人积累继承下来的。素有“花衣银装赛天仙”的美称。苗家银饰的工艺，华丽考究、巧夺天工，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饮食习惯

  大部分地区的苗族一日三餐，均以大米为主食。油炸食品以油炸粑粑最为常见。如再加一些鲜肉和酸菜做馅，味道更为鲜美。 肉食多来自家畜、家禽饲养，四川、云南等地的苗族喜吃狗肉，有“苗族的狗，彝族的酒”之说。苗家的食用油除动物油外，多是茶油和菜油。 以辣椒为主要调味品，有的地区甚至有“无辣不成菜”之说。苗族的菜肴种类繁多，常见的蔬菜有豆类、瓜类和青菜、萝卜，大部分苗族都善作豆制品。 各地苗族普遍喜食酸味菜肴，酸汤家家必备。酸汤是用米汤或豆腐水，放入瓦罐中3-5天发酵后，即可用来煮肉，煮鱼，煮菜。 苗族的食物保存，普遍采用腌制法，蔬菜、鸡、鸭、鱼、肉都喜欢腌成酸味的。苗族几乎家家都有腌制食品的坛子，统称酸坛。 苗族酿酒历史悠久，从制曲、发酵、蒸馏、勾兑、窖藏都有一套完整的工艺。日常饮料以油茶最为普遍。湘西苗族还特制有一种万花茶。酸汤也是常见的饮料。 典型食品主要有：血灌汤、辣椒骨、苗乡龟凤汤、绵菜粑、虫茶、万花茶、捣鱼、酸汤鱼等。

苗族由于特有的迁徙历史，在建筑选材和房屋构建形成自己特有的建筑风格。苗家人喜欢木制建筑，一般为三层构建，第一层一般为了解决斜坡地势不平的问题，所以一般为半边屋，堆放杂物或者圈养牲畜，第二层为正房，第三层为粮仓，有的人家专门在第三层设置“美人靠”供青年姑娘了望及展示美丽，以便和苗家阿哥建立初步关系。  苗族房屋

苗家整个村寨都使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被现代建筑学家们誉为最具生态的建筑方式，木制杆栏式建筑既解决了山地建筑平地少的问题，也解决了农家杂物堆放及牲畜的圈养问题。苗族村寨

西江千户苗寨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  西江千户苗寨

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西江千户苗寨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西江千户苗寨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坡脚寨

  坡脚寨位于都匀市东部坝固镇境内，距市区36公里，全寨300多户1000多人均为苗族。坡脚寨因位于  坡脚寨

坡脚而得名，全寨民居一律采用“平栏式”建筑——吊脚楼样式，房屋沿着山坡地势自下而上排列，层层迭迭，鳞次栉比，错落有致。   走进坡脚寨，首先要过一道“山门”。过了山门，放眼远望，顿觉眼睛不够用。原来作家描写的“世外桃园”！群山环抱，万木葱笼，寨后的群山青翠欲滴，生机勃勃。清风吹来，山下的竹海随风起舞，苗家女孩用醇香的米酒迎客坡脚以如此独特的礼节欢迎着远方的客人。   坡脚寨仍保留古朴浓郁的苗族风情。热情好客的苗家人以18响铁炮迎宾，用自家酿造的米酒敬拦门酒，奉送迎宾彩蛋和花带，客人进寨前，有三道“拦门酒”迎客；进寨后，可领略芦笙舞、铜鼓舞、情侣对歌等民族歌舞，其间穿插充满情趣的打花脸游戏。可品尝原法原味的苗族农家饭菜，还可购买“连心带”、背带、围腰、鞋垫、毪子、银饰等做工精美、风格独特的苗族工艺品。   在坡脚寨，有两样东西是可以让摄影人动心的，一个是傍山而居冒着缕缕炊烟青瓦迭交的吊脚楼群；一个是当地苗族同胞保留的较为丰富淳朴的苗族文化活动。每当有游客光临这块土地，热情好客的苗族同胞会身着盛装夹道欢迎，苗族姑娘分别站在三道拦门寨口，手持自家酿造的米酒，唱起美妙动听的敬酒歌一位一位敬献，让游客和摄影人一道一道“过关”，以示隆重。   苗家汉子则吹响大号、牛角号、芒筒，吹奏欢快的芦笙，敲起振憾人的铜鼓，同时鸣放12响礼炮，迎客人寨。待坐定后，苗家人会献上传统民族文化活动。有欢快的苗家舞蹈，芦笙、铜鼓表演等：游客可参与饶有兴趣的打糍粑活动，蘸着黄豆面品尝热乎香糯的糍粑；活动中，苗家小伙还将表演民间绝技上刀山、下火海、口喷烈火、钢针穿喉等惊险刺激的技艺；随后，苗家人会为每一位游客送上一份代表幸福美好之意的彩蛋，和游客一起做打花脸游戏。活动场外，勤劳智能的苗家姑娘还将现场演示苗族刺绣、纺纱、织布。   都匀市坝固镇坡脚寨自1995年定为黔南州民族旅游村以来,已接待了不少慕名而来的中外来客和中央电视台各栏目组、香港凤凰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在国内外广为传播。

南花苗寨

  南花苗寨位于贵州凯里市三棵树镇，地处美丽的巴拉河畔。村寨依山而建，吊脚楼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掩映在苍翠茂密的林木之中。以秀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闻名。  南花苗寨

南花，苗语称NANGLHFIB，意为欧花河下方。苗语称乌烧河为欧花，南花因处于乌烧河下游，即欧花河下游右岸山塝而得名南花，距凯里市18公里的巴拉河畔苗族村寨南花，为巴拉河乡村旅游八个村寨之一。   山寨东依山，西与老鸦寨隔河相望，南距展远13公里，北为巴拉河，可谓依山塝水，山水人家。寨中古木参天，木房瓦顶，分上下两点聚落呈点状，寨前有炉（山）榕（江）公路沿河右岸隔河而过。昔日靠划船度河入寨，近年新修南花大桥跨河入寨，实际上成了一座崭新的苗族花桥，从寨前南北跨河入寨，将顺巴拉河而来的“金银财宝”、沿炉榕公路运至的“金银财宝”，均“载入”苗寨，使苗寨“富上加富”的民间传统习俗再现。更为苗寨风光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苗族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一页，更为游客到南花观光提供了方便。

大簸箕苗寨

  大簸箕苗寨位于贵州省丹寨县南皋乡境内，因为形状像半边的簸箕而得名。寨子里居住着九十二  大簸箕苗寨

户人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个簸箕寨里。纺车悠悠，岁月悠悠，古老的山歌在这里传唱了几百年，无论现代文明如何点缀这个古老的村寨，这里依然上演着，男耕女织安详平静的田园生活。   吊脚楼是苗家人的杰作，在大簸箕寨一栋栋杆栏式的吊脚楼依山而建，一层使用来圈养牲畜的，二层是用来生活起居的，三层是用来储存粮食的。有些地方建在用鹅卵石垒砌的石基上，寨子里青石板铺的小路也因山势的起伏而起伏。平时寨子里显得很宁静，只有在节日或有客人到来的时候，小板凳一敲，整个山寨就沸腾起来了。板凳舞过去是在生孩子的时候跳的，生了小孩以后婆家要挑着谷子、酒，去女婿家跳板凳舞，一般是在满月酒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婆家挨家挨户地请寨子里的人吃饭喝酒，当酒喝得高兴后就会跳起板凳舞。

格多苗寨

  格多寨背山面水，依山而建，寨脚有一条清清河水流过，下游就是美丽的清水江。格多寨分为大寨和小寨，大小寨间现只是几块田相隔。寨中现有230多户人家，总人口1200人。  格多苗寨

格多寨几百年来一直沿袭着古老的民族传统，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勤劳的民族、一个热爱生活的民族、一个倔强而不屈的民族。伴随着时代的足迹,在不同的时代里格多苗寨涌现出多个苗王,在黔南颇有名气。格多寨祖先原为江西朱家巷，后迁徙入贵州，先居住在清水江和都江沿岸．此后部分苗族又沿江而上来到了王司格多寨定居下来．至明朝洪武初年，苗寨开始建立，以后虽历经沧桑，但村民的住房仍然是独特的木质结构吊脚楼。现寨子日常交流语言还是苗语。寨子里是单一的姓氏--卢姓，这与别的苗寨比很有个性。民居多为吊脚楼，从山脚修到山腰，鳞次栉比，具有典型的苗寨风格。寨顶有两棵六个成年人才能合抱的“保寨树”，郁郁葱葱，气概不凡。   来到格多苗寨，少不了的东西，那就是“酒”。在苗家醉酒，这是真诚的表现，主人也因你醉酒而受到寨子人的羡慕。如果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宾，格多寨的苗族同胞们常常还会在寨门前摆上一道拦路酒，让身穿盛装的苗家少女给客人敬酒，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这是最隆重的礼仪，也是在苗家最高规格的接待方式。有酒必有歌，有歌必有节。格多寨苗族节日甚多，最为著名的就是“六月六”，还有吃新节、”七月半”．过六月六是格多寨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格多寨还有一个最有个性的苗族活动：“祭天神”．格多寨“祭天神”有三个特征：一是程序性特征：事前一个月请祭师，关田鱼，烤酒封坛；事前准备各种祭品、食品及长寿竹；祭器在室内、室外放置；祭祀开始，祭祀按程序进行，结束后主人忌三天钱、米、物不要外借，所借用的器具三天后归还。二是传承性特征：祭师为世代相传．程序为世代流传；咒语（祭语）全部先人编写，至今沿用。三是唯一性特征：贵州其他苗族聚居的地方没有祭天神活动，仅在都匀王司格多苗寨这一支苗族有。   格多苗族“祭天神”程序严整、过程完整、行为规范、气氛庄重、色彩神秘、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民族学、民俗学、原始宗教学等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格多苗族的歌舞是苗族历史的纪录和再现。在黔南格多寨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誉。州府都匀市每次举办大型活动都有格多苗寨的歌舞助兴。

重建女性文化的呼声--本书研究的背景--苗族女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苗族服饰之为女性文化的依据--苗族服饰的现实概况--苗族服饰的学术资料价值--神话史诗是苗族服饰的灵魂--苗族服饰文化的研究方法--苗族服饰的物态·民俗·精神三重结构--苗族服饰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苗族服饰系统的“器道”一体化特征--“纹化”乃文字源头的力证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父权制、家长制为核心的男权文化，它造就的女人不是人而是供男人寻欢作乐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传统文化中没有女性文化；并因此而发出了重建中国女性文化的呼吁与倡仪。（参见(光明日报1989年4月27日第三版）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更是将建设全球女性文化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在中国范围内，女性文化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古来有之。它主要表现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圈中。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文化的大厦为各民族所共同构筑，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注意和研究女性文化。

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苗族总人数为730多万，是仅次于壮族和回族的第三大少数民族；其中贵州省最多，共有 3686900人，占全国苗族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苗族女性文化，作为苗家女性生存活动的方式及其创造的积淀，不仅在苗族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始终存在，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迈入现代化的进程和背景中，亦以人类的自然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追求而不断吐故纳新……

苗族女性文化做为苗族大文化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会渗透在其大文化的每一层面里，但它本身具有的层次性，是建立在鲜明的主体性、群体性和开放性基础上的。与儒家文化规范下，汉民族传统的女性文化表现出来的那种依附性、封闭性、非个性等畸形层面形成明显对照。这是由于汉民族传统的男权文化，封建宗法思想抹煞了其女性的主体资格，而苗族女性长期生活在一个真正男女平等的平权社会的结果。

按照我的理解和认识，苗族女性文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互补内容：一是以苗族女性为主体的文化，其前提是苗族女性角色作为主体资格的存在；另一是苗族女性角色的社会化和女性创造力的结果，以及社会对它们的评价。概而言之，苗族女性文化就是苗族女性创造的文化和有关女性的文化。而苗族服饰，就是典型的女性文化瑰宝，是苗族女性智慧和情感的创造结晶，苗族女性则是其服饰文化的主要载体。同时，它又是一种符号与象征，是一种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

苗族服饰艺术不仅有年龄、盛装和便装的不同，而且还有较大的地区差别。尽管如此，它往往保持着苗族独特的传统款式，即苗族妇女穿长短不一的百褶裙，图案花纹不尽一致，但母题内容和制作方法大体相同。多刺绣、织锦、蜡染装饰，衣裙的颜色主要是红、黑、白、黄；蓝五种，基本保持着其先民“三苗”“好五色衣服”（见《后汉书·南蛮传》）的传统，用料则随着居住环境的差异而有棉、麻、毛料之分；上衣多为开襟，有左衽、右衽和对襟的区别。头饰多种多样，发型也有所不同，保留的古风颇多，上古三苗椎发髻首（见《淮南子》）、麻发合髻的流韵犹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与其他民族的杂居交往，苗族女性服饰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较多地区仍保持着传统的款式和特色。大致可概括为古代与近代两种形制。传统的古老样式，比较华丽，内容丰富多彩，是苗族服饰最具特色的部分。仅头饰就有几十种，在头饰上以挽发髻盘扎于头顶，上插木梳及其他妆饰物，以类似云髻者较多见；衣饰方面，其共同特点是上身穿满绣花纹的窄袖、大领、左右衽或大领对襟短衫；下着长短不一的花百褶裙。近代样式为头包帕，上身穿大襟短衣，下身穿长裤。衣缘、衣袖、裤脚都镶“花边”。衣服两肩及胸前、背肩上也绣“花边”。胸前再系绣花围腰一幅，服饰多为青色或蓝色，也有的用深灰色和黑色。近代样式比传统样式素静，用料少，费工小，可当便装用。它是清代中叶改装后逐渐兴起的样式，是一种经过改造的具有苗族特点的满人服。现有的苗族服饰，可按方言区和次方言区分为黔东南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湘西型和海南特区型5种（据1984年4月北京(中国苗族服饰展览》之分类）。

黔东南型服饰，主要流传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6县市和都匀、荔波、三都、贞丰、安龙、兴仁，以及广西融水、三江等地。除男子服装基本相同外，妇女服饰差异较大。上衣有大领对襟或右衽半身。百褶裙长短不一，有的长达脚背，有的长及膝盖，有的短至腿根，还佩戴各式各样的围腰和绑腿。发髻亦有较大差别。由于这一地区支系繁杂，故黔东南型服饰款式多达30余种。

黔中南型服饰，主要流行于贵州贵阳、龙里；贵定、惠水、平坝、安顺、平塘、紫云、罗甸、望谟和云南丘北、文山、麻栗坡以及广西隆林等地。黔中南型服饰的特点是以黑、白、蓝色线绣织衣裙或蜡染，其他则与黔东南型大同小异。妇女穿大领对襟衣、百褶裙，系包头帕或头巾，髻发，但各式之间又有明显区别。黔中南型的5种服饰，实际就是5个支系的标志。

川黔滇型服饰，主要流行于川南、黔西、黔西北和滇东北、桂西北以及云南昭通、楚雄、彝良、威信，贵州毕节、仁怀、金沙等地。川黔滇型服饰又分川南古蔺式，黔西北威宁式，云南昭通楚雄式3种。这一地区服饰的特色是以麻布为主要衣料，服装色调较浅，蜡染工艺的使用更为普遍。因居住地区比较分散，服装及发式差异相当大，但与原居住地的服饰区别甚微。威宁与安顺有些苗族语言相同，但穿着却不同。大方一带的“鸦雀苗”与附近高山“白苗”过去的他称不同，而穿着相同。穿川黔滇型饰的苗族服饰和发型多样，也可说是支系的具体反映。

湘西型服饰，主要流行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松桃县，四川秀山、酉阳，湖北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现都穿改装式服饰。除有多种多样头帕花色和式样外，服装差异较小，但也有7、8种之多。可说是湘西地区苗族大支系中若干次支系的反映。

海南省型服饰，受当地黎族服饰影响比较大，妇女穿右偏襟长及膝部的长衫，仅有一个钮扣，无领，著蜡染短裙，以黑、红色为主色，花纹较少。束发，包一块绣有图案花纹的头巾，外面再盖上一条绣有花边的尖角头帕，套上一条红带子垂在背后，这种装束与苗族其他地区不大相同，十分独特，是海南省苗族支系的明显标志，

总之，苗族(女性)服饰艺术的类型实在纷繁复杂，每大类型中又有若干亚类型，如包括次支系服饰在内，不下两百来种；据初步调查，仅贵州就有100多种款式花色。（以上引自拙文《穿在身上的史诗图腾--论苗族女性艺术》，云南《民族艺术研》)1992年4期。）

就上装看，目前叫得出名称的有：贯首服、无领服、高领服、矮领服、短领服、长领服、大袖服、左衽服、右衽服、满襟服、对襟服、有扣服、无扣服、方摆服、圆摆服等。而裙子则有：飘带裙、迷你裙(超短裙)、半边裙、羽毛裙、圆桶裙、长裙、中短裙、百褶裙、片裙诸种。至于头饰，有明显区别的不下百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圆椎髻、凤凰髻、盘龙髻、顶子髻、牛角髻、粽子髻、歪梳髻、菊花髻、田螺髻、倒“∞”字髻等。中国有史以来的历代服饰款式在此几乎都能找到其对应物；在现代流行时装中也能找到它的影子和踪迹(如超短裙、紧身裤、蝙蝠衫等)，特别是曾被著名苗族作家兼学者沈从文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誉为“中国服装历史上的活标本”的桶裙贯首服，甚是珍贵。桶裙贯首服早在《后汉书·南蛮传》和《唐书·南蛮传》中就有记载，“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是一种不挖袖，不上领，由方形布料制成的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服饰之一--“深衣”雏形。深衣者，上衣下裳相连接也。这种服饰源于商周，兴于战国秦汉，不分男女，不论尊卑，都可穿着。而今天，这在中原大地已消失了很久的服饰，却在大山深处的贵州苗族中（尤以长顺县代化和平塘县通州、西关一带苗族最为典型）得以完整保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又如“百鸟衣”与“凤尾裙”，曾一度分别在唐代和宋代风行，现今大概只有在都柳江流域的“花衣苗”和雷公山麓的部分苗族中才能见到其遗制了。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服饰的起源、发展极有价值的活标本，也为证明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共同渊源提供了佐证。从制作技艺上看，服饰发展史上的5种型制--编制型、织制型、逢制型、拼合型、剪裁型（编制型：其特征是有编无织，披而服之；织制型：其主要特征是织造成片，加以缀合而服之；缝制型：其特征是构成服装剪裁的布片全是标准的几何形--正方矩形、三角形；剪裁型：即构成服装的布片已严密缝合，且是非标准的几何形--弧形、斜四边型。参见1985贵州《民族志资料汇编·苗族》第五集第428页杨采芳文）--系列，在苗族服饰制作中均有范例，历史层累关系鲜明，堪称服饰制作史的“陈列馆”。……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各民族中可谓绝无仅有，充分地层示了苗族服饰艺术神奇王国中无比旖旎的艺术风貌。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无论在中国各民族服饰艺术史上还是在世界服饰艺术史上，苗族服饰艺术都占有重要地位。（参见抽文(穿在身上的史诗图腾》(同前)。）

服饰之于苗族，是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而存在的。服饰在民间流传是生活的使然，服饰的内容和形式也要服从其生活和情感。苗族特殊的生活使得其服饰的形式中沉积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习俗的内涵。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一般认为，现居于黔滇桂湘鄂川等省区的苗族同属一源，就是在先秦古书中被称为“九黎”、“荆蛮”，在汉以后的史籍中被叫做“五溪蛮”、“武陵蛮”等名的古老民族的后裔。历史赋予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是苦难而悲惨的。正如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在他的《山地民族》中所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数千年来，苗族在求生存的征途中历尽艰辛，从传说的“九黎”、“三苗”的黄帝时代到有史以后的夏商、秦汉；从古代的历代王朝的到现代，苗族经历了若干次巨大的战乱，在被剥夺、被切割、受挤压、受控制的不幸中挣扎。为了躲避频频的祸乱，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背井离乡，放弃辛勤建造起来的村寨，从黄河中下游南涉江淮流域，又从江淮西迁西南山地；从北向南，从东向西，迁徙跋涉；从广阔的中原大地来到丘陵水乡，最后避居在大西南连绵逶迤的莽荒野岭。他们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强大的封建王朝势力的空隙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自控体系，用自己政教合一的手段--鼓社制--把本民族团结为一个紧密的文化整体。然而，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苗族所施行的追剿、征伐、压迫、歧视政策严重地阻碍了苗族社会的进步，由此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迟缓和不平衡状况。生活于西南腹地的苗族，到明清之际，才开始清除具有封建领主性质的土司割据局面，形成雏形的地主封建制，生产发展畸形。一些地区，如黔东南、黔西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基本改变了刀耕火种、狩猎采集的原始生产方式。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使苗族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原始巫教活动，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节日集会和神话传说、民间艺术。因而，整体处在人类文化发展序列上宗教文化阶段的苗族传统服饰，就像一张满是社会基本需要互相联系的网，由特殊的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经纬线”共同织成，互相影响渗透。

苗族服饰独特的文化生存背景，使得无论就其艺术样式还是它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内蕴而言，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苗族服饰那十分独特的魅力。在民间，其中的各种花纹承载着诸多的史迹，完全可以当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来读。那裙裾上极其简单的道道抽象线条，被看成是一条条河流，有人竟能指出哪一条是长江，哪一条是黄河，哪一条是洞庭湖，哪一条是嘉陵江，哪一条是清水江，哪一条是通往西南的山路；那背牌上的回环式方形纹，被看作曾经拥有的城市，也有人能指出哪是城墙，哪是街道，哪是蚩尤祖先的指挥所，哪是角楼，还有兵把守；那披肩上的云纹、水纹、棱形纹，被看成是北方故土的天地和一丘丘肥田沃土；那花带上的“马”字纹和水波纹，被看成是迁徙时万马奔腾飞渡长江黄河；那围腰上的刀枪剑戟弓弩图纹，被看作蚩尤发明的“五兵”……这些被笃信无疑地视为本民族生息发展和迁徙漂泊的历史路线的形象记录。如今居住在黔西北、滇东北一带的苗族同胞，几乎没有什么稻田，但他们 制作使用的蜡染刺绣品上却有田连阡陌的图案，这与史书记载的秦汉时期其先民生息在江淮滨湖地区相吻合，是穿在身上的史书（参见《贵州文化》1990年3期第41页吴正光先生的文章）。苗族服饰艺术既表现和反映史诗，又表现和演绎神话传说，呈现出浓烈的图腾意味。它大量选用水中游的鱼、虾、青蛙、泥鳅、鸭、鹅……空中飞的野鸟、蝴蝶、蜜蜂、蚱蜢、飞蛾……地上跑的田鼠、鸡、猫、羊、猪、马、狮、虎、象、鹿，以及想象中的动物龙、凤、麒麟、独脚兽和花卉植物作为题材，并且还有较复杂情节的人神鬼怪和人兽连体的多种祖神等等原始巫术宗教内容。每当欣赏苗族服饰时，常常会让人感受到巫教观念中灵魂不死的神秘力量，将我们与广袤无垠的自然连接成一个整体，人、动植物、无生物均处在同一层次，不受种或类的时空局限，在超越时空中互渗关联。至于巫师骑驭的龙、鸟、虎、鹿、狮、牛、象、蛇、鱼等动物，无疑就是神人交通时的工具，象征着神人无界。因此，“无字文化”、“巫教文化”（参见拙著《苗族舞蹈与巫文化》第3至9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当成为我们认识苗族服饰艺术的一个重要参照背景。

说苗族服饰艺术类型众多，作为一种表象大家都有目共睹，但它的成因似乎还没有人去探究过。应当看到，除了文化历史学意义上的民族大迁徙等原因造成的群落断裂之外，山地的自然阻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苗族共同体的文化表层特征，其相互间的众多差异(包括服饰)和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皆可视为对山地文化这种自然景观的无意识认同产物。山地文化与平原文化、航海文化形成区别，其显著特征是整体认同前提下的若干群落式断裂。撇开其远古的发源地疑问不论，就苗族共同体成员的现状分布而言，至少在2000多年时间内，其绝大部分基本居住在以贵州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华南崇山峻岭中。绵延的山地交通闭塞，加上农耕文化的自给自足方式，各群落之间除特定的婚姻联系和节日需要外，往往是山寨对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于是形成了文化地理上的错落分布：支系繁杂、服饰纷呈；沟壑之隔，语言难通；方圆百里，风俗颇异。并且，苗族服饰艺术型式不仅与其语言分布有着密切对应关系--讲同一方言、次方言和土语的苗族服饰类型款式基本相同；而且与其神话、传说、故事、古歌、习俗等关系密切--同一服饰型式的支系，他们的神话、传说、故事、古歌、习俗亦大体相同。而汉民族服饰的长期一统化(区别惟宫廷与民间的质料不同，装饰图案有异)，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与平原文化、有字文化有较大关系。山地文化应成为我们探讨苗族服饰艺术的一个有效座标。

尽管自明代以后，一些汉文史志和外国学者，如《大明一统志》，清田雯《黔书》、陈浩《苗图说》和《百苗图》，民国初年日人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等，曾对苗族服饰作过一定的记述描绘，但长期以来，苗族服饰犹如“养在深宫人未识”的大家闺秀，社会对它的关注，仅是近10多年来有关部门举办的几次苗族服饰专题展览和有关苗族服饰艺术的展览以后的事（主要有：1982年6月贵阳《贵州苗族服饰展览)，1984年4月北京《中国苗族服饰展览》，80年代贵州省文化厅等部门主办的《贵州蜡染文化展览》、《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展览》、《贵州民族婚俗展览》、《贵州民族刺绣展览》、《贵州民族剪纸展览》，以及1990年4至9月在全国部分省区巡回并出国的《贵州民族服饰展览》等。至于规模较小的国内外苗族服饰展览不计其数）。它那独特的风格样式和还有待于深入揭示与阐释的文化意蕴，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艺术鲜为人知的一面，也为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服饰艺术研究提供了参照系统，这必然会导致服饰艺术史和服饰艺术论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变化。它会使我们发现中国服饰艺术史是包容许多方面的历史，而对其中的某些方面，我们至今还缺乏起码的认识；我们心目中的传统，充其量亦不过是一种破碎的或片面的传统。我们惯用的一些解释服饰艺术品的方法，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性。至少我们还缺乏活生生的视觉样式史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通过具体款式和纹样造型的确认以发展纯视觉方面的理论。近年来，有些研究民族服饰的文章，常用民族学的方法即历史的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的款式结构和图案上，但这样的方法又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方法，因为它依据的不是有据可查的“信史”，而是对历史的臆测或构拟。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检验，缺乏科学性，更无实用价值。在探讨苗族服饰艺术时，我们不妨引进一下自然科学中的比较方法即归纳方法，对我们的视野或许会有新拓宽；比较方法关注的不是个别事实物的“起源”、“发展”等，而是整体的“本质”、“功能”和“通则”（参见[英]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本第2-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苗族服饰艺术研究的角度当然应该是“全方位”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学、神话学、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现象学、符号学、美学的角度一一切入。毫无疑问，苗族服饰艺术史和苗族服饰艺术论的研究，必须借助于上述各方面研究的具体成果，将它们综合为自己的广角镜头。然而，从文化艺术史与文化艺术论的角度，也许首要的是对苗族服饰艺术视觉样式特性的总体把握；当然，这种把握首先是在不同风格样式的比较中形成的。因为这样才有可能进一步探寻每件独立服饰艺术品所赖以创造的基本原则，它的艺术追求倾向及其动因，“艺术的意愿”（参见L·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第17页，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它的美学脉搏，它的生命之芽，文化背景，或者说它的能动的价值，它的力量。这是一方面。（以上参见拙文《穿在身上的史诗图腾》[同前]）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苗家人的世界感即该民族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包括其对世界的感受、印象以及看法等，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一般精神状态。然后由此精神状态去解释苗族服饰艺术的风格特点。

概而言之，我们在致力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来透视苗族服饰时，时刻注意站在一种综合立场而不是囿于其中的某一家某一派的偏狭角度，以期突破传统偏见。

苗族每种服饰款式作为支系标志的事实，使得我们能为支系这种苗族亚文化聚落中的服饰进行界定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而弄清问题的关联域。通常，许多受西方人类学影响的学者把少数民族服饰作“原始艺术”观，这无疑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及其背后的科学家共同体中存在着文化观与历史观的谬误，存在着欧洲中心论和进化论的痕迹。在进行研究之初，他们脑子里总是习惯性地通过联想产生一个框架，把研究对象安放在该框架所显示出来的历史发展模式之中，并用一种标志加在对象身上，以帮助其识别对象所应归属的时间段落和风格类型。因此，即便我们在苗民族服饰艺术中发现了一些似乎能与西方古典艺术或现代艺术相合的共性，也决不能证明这种艺术是朝着文艺复兴时期或工业化社会的艺术单线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事实上，每个苗族支系亚文化聚落所拥有的服饰艺术表现的传统，都要远远超过该文化中已经存在过的复杂经验，把一个亚文化聚落已经获得的物质谋生手段作为衡量该社会的精神、心理活动与服饰艺术创作、体验的发展程度的唯一尺度，肯定是不客观的，因此，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只有把自己与所在文化体系有极其不同内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才能真正与之对话，并在对话中而不是在想当然的幻觉中理解谈话对象。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发生的，因此，任何文化变异的前因后果，都是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得到体现和说明的。苗族服饰，作为一种存在于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其历史来源与文化因子在传递、衍化过程中绽开的物质和精神花朵。同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统，苗族服饰是通过本身的系统将象征符号与意义结合起来并使意义符号化的。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含义宽泛的文化，一个自足的开放的系统。对苗族服饰文化的自身特殊结构来说，我们权且从形态和功能方面作如下总体的把握与划分：

一

服 ┏表层→物态形式 种

饰 ┃ <=>媒价<=>文化内涵 ┓ 文

系 ┃中层→民俗活动 ┃ 化

统 ┃ <=>主体<=>文化心理 ┛ 形

┗深层→精神心态 态

本书就拟循着这个系统的构成划分来展开对苗族服饰的研究与论述。其中服饰的物态形式，是我们进行研究所需要的直观的外在的依据，构成了苗服饰系统的表层。从这个表层我们见到的是质料款式结构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的因素，诸如构图的疏密、虚实；韵律之流动感；节奏、形象的具象与抽象，写实与夸张；空间体积感、厚重感、明暗、比例、大小；色调的冷暖；统一与分离，色彩的淡雅与浓重、协调与对比；造型之各种技法如刺绣、挑花、蜡染、镶贴等等。

苗族服饰与民间岁时节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说，没有民间节令习俗就没有大量苗族盛装的存在。换句话讲，苗族服饰是藉各式各样的节令民俗活动来展示的，民俗是苗族服饰的载体。长期以来，苗族服饰一直伴随着各种节令民俗活动，它处在苗族民间文化、社会心理、宗教信仰等精神形态的深层和外在的物化形式中间，成为勾通两者的桥梁；民俗活动成了汇集、应用、展示苗族服饰的文化场所，构成了苗族服饰系统的中层次，是联系主体和媒介的纽带。

风俗做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常常与精神心态互为表里；风俗常常借助苗族服饰的物态形式来表现民俗文化中的诸多精神实质。苗族服饰的深层次内容是精神的、观念的、心理的、情感的、意志的、审美的，单凭其款式特点之类型式因素是不能全看出来的。因而，要全面认识苗族服饰，必须通过它的外在形式，考察其在民俗活动中的应用情况，研讨其内在价值，历史成因；分析其艺术表现的传统怎样才能在社会互动的中心为自己提供一个系统的、有组织的表达方式。这样，才不致失之肤浅和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