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舍身求法名人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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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中外僧侣的海上求法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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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菁 [2001-7-6 9:31:23]

一

唐朝不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非常强盛，在宗教方面发展也很快。虔诚的高僧们为弘佛法远渡重洋，其无所畏惧的奋斗精神和卓越的文化成就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唐代前往印度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由长安西行，经甘肃、新疆、中亚进入北印的路线是汉代以来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另一条是唐初开辟经由 、尼泊尔往印度的中印藏道。海路是由广州、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等地经由南海前往印度。随着唐代南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兴盛，从高宗时起，往印度求学的高僧多由海路附舶而行。“佛道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注：《宋高僧传》卷11， 第247页，中华书局1987年。）唐代虔诚的教徒们不畏艰、 一批又一批地附舟前往五天竺礼拜圣迹，足迹遍于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法》一书记载，当时由海路前往印度的高僧有几十人之多，其中有并州常＠①及弟子，益州明远、义朗、义玄、智岸、会宁、洛阳昙闰、义辉、智弘，荆州昙光、道琳、慧命、无行、法振、乘悟，润州江宁玄逵，襄阳灵运、澧州僧哲、大津、梁州乘如、高昌彼岸、智岸，爱州智行、大乘灯，交州运期、木叉提婆、窥冲、慧琰，高丽僧玄yóu＠②及不知名新罗僧二人。公元671年（高宗咸亨二年）义净与弟子善行从广州搭波斯船南行，游历三十余国，于公元695年（证圣元年）回到唐朝。 在义净逗留于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期间，又有贞固、怀业、道弘、法朗等僧自广州搭船前往室利佛逝帮助义净译经。义净回国之后，慧日羡慕义净西行壮举，乘舟往印度寻访梵本。唐代还有一些僧人渡海前往日本弘法，律宗高僧鉴真因日僧荣睿等人的恳请，远渡大海前往日本传法，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

同一时期，唐代佛教的繁荣吸引着来自亚洲各国的僧人，朝鲜、日本、斯里兰卡等国的僧侣源源不绝的从海路附舶而来，唐王朝的土地上活跃着众多国籍、品貌各异的僧人。永徽六年（655年）， 中天竺沙门那提携带大小乘经律论梵本五百余荚、一千五百余部到达长安，奉诏于大慈恩寺译经。开元七年，南印高僧金刚智与弟子不空从海路到达广州，被迎至长安弘传瑜伽密教。又有北印度沙门智慧（梵名般刺若），闻中国五台山有文殊灵迹，遂锡指东方，将近广州时船却被大风吹还，他又重修巨舶，终于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到达番禹。 唐都长安的各大寺院居住着来自各国的高僧，入唐的日本求法僧圆仁在京城遇到了天竺、日本、新罗、狮子（今斯里兰卡）等国的僧侣（注：《入唐求法巡礼记》卷3，第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唐朝的许多城市和宗教圣地都有外僧在活动，各地分布不少以国为号的寺院，如“新罗寺”、“天竺寺”等

，杭州天竺寺就是天下闻名全国的大寺。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邻朝鲜、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两国都有大量留学僧来到唐朝求学，朝鲜入唐的僧侣最多。据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引自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一文的统计，新罗留唐僧徒有法号可考者逾一百三十人，实际人数要远大于此数。在唐代小说、笔记和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新罗僧、高丽僧的记载，“高丽僧”甚至被作为讽喻之词。唐官场中，左台称右台为“高丽僧”，“言隋汉僧赶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③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注：《太平广记》卷254， “左右台御史”条，第1973页，中华书局1961年。）新罗僧徒多由海路来唐，在扬州、登州、楚州等地弃舟登岸，这一带聚集了不少新罗僧人。九华山发展为中国著名的宗佛圣地，与这些新罗僧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罗王子金氏游方来到池阳九子山（今安徽九华山）修苦行，被当地百姓尊为地藏菩萨示现，为他兴建寺院，“新罗僧徒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注：《宋高僧传》卷20，第516页，中华书局1987年。 ）九华山逐步发展成为一大宗教圣地。

日本推古王朝统治时期，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弘倡佛教，于608 年派高向玄理等4人和僧mín＠④、清安、惠隐、广齐等学问僧前来求法；之后，又有灵云、惠云前来学习佛法。隋唐之际，日本来中国的僧侣络绎不绝，先后有福亮、智藏、道慈、道昭、智通、智达、玄fǎng＠⑤等人，最著名的当推“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慧运、宗睿。他们求得大量经书文物回国，对日本古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唐代之所以能出现求法弘法热潮，有其深广的社会背景，也与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它与中国及亚洲广大地区佛教的迅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印度佛教在公元七、八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在南亚、东南亚一带广为流传，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在中国，佛教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寺院广布，僧尼众多，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广为传播。但佛教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难题，一方面由于翻译方面的问题，魏晋以来传入的许多佛经意义混淆，漏洞百出，在佛教界引起一定的混乱，另一方面某些沙门无视戒律、丑闻百出。为弘大法，沙门玄奘于贞观年间慨然西行，亲至佛地求取“真经”，其它沙门步其后尘，纷纷西游寻访知识。唐前期，中国化的各个宗派逐渐形成，并相继传入了周边国家，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僧侣。

其次，唐代政治军事的强大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僧人的宗教活动提供了坚固的物质基础和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唐代的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繁荣的帝国之一，与亚洲各国频繁通使往来，高丽、扶南（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皆为其属国，它的势力范围远至中亚，整个亚洲地区都受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正如义净所称“鸡贵、象尊之国，顿颡丹墀。金邻、玉岭之乡，投城碧砌。”（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第22页，中华书局1995年。）玄奘从印度归来后， 上表称“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岭之外。所以戎夷酋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第126页，中华书局1983年。）

再者，亚洲地区，尤其是唐王朝海上贸易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海上弘法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唐初，海上运输已有一定的规模，开元时更加发达，中国南部沿海的对外贸易城市泉州、杭州、广州、扬州等发展很快，扬州已经超过洛阳和长安，是全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与周边国家的海上贸易的规模逐步超过了陆上的丝绸之路，中外交通空前发达，亚洲各国的香料、药材、胡椒源源不断地由海路输入，中国瓷器、茶叶、丝绸则远销许多国家，尤其是瓷器，在海外开辟了广大的市场，现代考古学家已在日本、朝鲜、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及非洲的许多地方挖掘出唐朝生产的瓷器。中国与 地区的经济往来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扬州、广州都侨居大量波斯商贾，其它的城市也有波斯人、大食人在做生意，沿海城市停留着“南海舶”、“波斯舶”、“狮子舶”、“交趾舶”、“昆仑舶”、“西域舶”和日本船”等来自于许多国家的船只，中国海船数量最多，并以其体积和抗风能力强而著称。公元748年，唐大和尚鉴真率门徒第五次东渡日本，结果遇上风暴被飘到海南岛，北归途经广州，他看到附近的江中停满了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的船只，不计其数（注：《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兴盛，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为各国僧侣们的往来提供了空前未有的便利。

三

求法僧们不畏艰险，远渡沧溟，弘传佛教，对亚洲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求法活动大大促进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和亚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华梵僧侣从印度运回大量经典，进行了艰苦的翻译活动，为唐代各宗派的成立与佛教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是一位影响很大的人物，他留学印度多年，携近四百部梵本归国，又组织译场进行翻译活动，与晋的法显、唐的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僧，成就很高。慧日是又一位著名的求法僧，归国后着重弘扬净土法门，被赐与“慈愍三藏”的称号，对净土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唐代佛教的发展中，印度来华高僧功不可没。玄宗统治期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到长安，中国逐步形成完备的密宗宗派。开元四年，中印度高僧善无畏首先到达长安，开始正式传授密教。四年后，南印高僧金刚智与弟子不空来到中国大弘密教，金刚智被唐朝尊为国师。金刚智死后，不空奉朝廷之令率领弟子三十七人乘昆仑舶启程，前往狮子国递送国书并学习密教。几年后，不空带着大批佛经和狮子国国王赠与唐王朝的礼物回到长安，在两京地区大弘密教，得到朝野人士的普遍尊敬。

求法活动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渡海求法的高僧们将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传入东邻，法相、华严、律宗、密宗、天台等在新罗、日本等国迅速发展。宗教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来华求法的僧侣在中国学习多年，全面地学习了先进的汉文化，回国后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僧空海归国后参照汉字创造了“平假名”，并设“综艺种智院”，传授中国的各种技艺。唐代高僧鉴真赴日传法，不仅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而且有功于奈良文化的发展，在日本佛教史、建筑史、医学史和木雕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留学印度的求法僧们不畏牺牲，埋头苦干，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求法僧们也是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探险家，他们或从广州、或从交趾、或从扬州附舶远行，其足迹到达了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饥病、海浪的威胁，盗贼猛兽的荼毒，大多数渡海求法的僧人未能重返故乡。并州僧常＠①及弟子“冀得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圣迹”，由江表随舶南征至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又搭船往印度，解缆未远忽起沧波，常＠①与弟子俱与船共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第51页，中华书局1988年。）。唐僧智岸、窥冲、木叉提婆、智行、大乘灯、彼岸、昙闰、义辉、无行、法振、乘悟皆于求法途中染病异乡而亡。唐代著名的求法高僧义净慷慨赋诗“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形，独步五天陲。”又曰“上将可陵师，匹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祈。”（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第151页，中华书局1988年。）

鲁迅先生高度赞扬了这些求法僧的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鲁迅选集》第四卷《且介亭杂文》，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游僧们以四海为家，尝尽人间甘苦。

与“郑和下西洋”不同，求法僧们没有来自国库的强有力的支持，也没有强大的船队作为后盾，只是凭着一股舍身殉法的勇气踏上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在漫长的求法途中，他们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各国的文化，广泛地考察了各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留下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如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罗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上东征传》、圆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等著作先后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是研究亚洲地区佛教与社会状况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的重要著作。巡礼佛地的唐僧留学印度多年，深入地了解五天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得到了南亚、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君的礼敬，与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大促进了各国间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

求法僧的航海活动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对南亚和东南亚一带的了解，对中外交通的发展和航海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公元1405年，在义净留学印度的几百年后，著名的航海家郑和率领明朝庞大的船队开始伟大的远航，他们沿着唐代海上求法僧的足迹前进，南下到达了东南亚、南亚一带，又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非洲的东海岸进行访问和贸易，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航海壮举。

责任编辑肖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敏下加心

＠②原字为游的繁体字

＠③原字为贝右加新

＠④原字为日下加文

＠⑤原字为日右加方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4期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系讲师，历史学硕士 ）

　　日本佛教(Japanese Buddhism) 北传佛教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初传时期为佛教最初传入日本一般以钦明天皇13年（552）时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佛教传日之始。但在此以前，日本、中国和朝鲜人民之间已有濒繁交往，可能已接触佛教。南粱人司马达於522年在大和(奈良)首先建立佛教草堂，安置佛像，进行礼拜。一说是继体天皇16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异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济的佛像传入日本以后，在朝廷贵族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天皇乃依请求将佛像交给大臣苏我宿祢稻目试行礼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后疫病流行，屡有死亡，大臣物部舆认为是国神的谴责，奏将佛像投於难波(今大阪)的堀江，并烧毁供佛的殿堂。苏我氏和物部氏之间的信仰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皇室和苏我氏代表的主张接受大陆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与以物部氏和大伴氏代表的贵族反对接受大陆政治文化的政治之争。后以拥护佛教的苏我部族一派最终取得了胜利，从此佛教在宫廷和一部分贵族之间取得了立足之地。

　　奈良时代(710～784): 公元710年日本首都从飞鸟迁至奈良，史称奈良时期(710 - 794)，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间，奈良佛教极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大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东太寺是圣武天皇发愿，良辨僧都奠基，行基菩萨劝化，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导师完成的。他们被称东大寺的四圣。中国唐代鉴真受请赴日传戒，天平宝字3年(759)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宝字8年，又於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与东大寺相对。於是有了奈良七大寺。这时期形成了著名的7大寺(东大寺、西大寺和唐招提寺等)并逐渐形成了"南都六宗" 。

　　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之间，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入了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即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称奈良六宗。后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南都六宗。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初祖。慧灌曾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33年(624)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多，福亮其高足。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7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被奉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第二祖。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人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鉴於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真曾5次航行失败，经过12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400余人，继於寺内建戒坛院，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平安时代(784～l192) 或称平安朝。794年日本的都城由奈良迁至平安(今京都)开始了平安时期(794-1192)，在恒武天皇建立新都时，为了缩小奈良僧人在政治上拥有的影响，一度限制佛教的发展，后来为了学习中国新的佛教并藉以改革日本的佛教曾派遣一批僧人去唐朝学习秘密佛教， 在这些僧人回国后建立了"平安二宗"即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响，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与政治的联系也不如前代那样密切，可以说从政教合一转变政教并立。佛教的任务是祈祷国家平安。以后的日本佛教派别，不再单纯是中国的佛教。最澄的天台宗已是台、密、禅、律的“四宗合一”、“圆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论》对佛教本身来说是一种发展。

　　镰仓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l192～1603）: 镰仓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 - 1603)历经南北朝时代(1333—1392)、室町时代(1392一1573)，直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一1603)为止，是日本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佛教开始转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不少新宗教运动，其中重要的有法然、亲驾指导的阿弥陀信仰运动。除前代备宗延续外，又建立了净士宗和禅宗，还生了日本特有的净士真宗、时宗及日莲宗等派别。日莲指导的法华经信仰运动，这些运动在群众中有著深厚的基础，并且形成了具有民族形式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

　　中国禅宗早由道昭、道睿、义空等传入日本，然未独立成宗派。宗派的成立则在镰仓时期、临济宗和曹洞宗分别由荣西(1141 - 1215)和道元(1200 - 1253)传入日本。睿山的觉阿於南宋乾道七年(l171)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歧派法脉，四年后回国，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荣西曾两次去宋朝留学，从虚庵怀敞学禅，及荣西入宋回国，传临济宗黄龙派的法系，才开创日本临济宗。修"看活禅"， 荣西灭后，日本禅宗逐渐得势，但多属临济宗派。及道元入宋归国，於嘉祯2年(1236)在山城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讲法，设立僧堂，赐寺额兴圣宝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现该派分为15个支派。

　　德川时代(1603～1867): 在日本封建制变臻於鼎盛的德州幕府时期(1603 - 1867)，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成德川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影响进一步缩小，但在民间还有潜在的力量。当时京都佛教虽趋衰落，但关东地区(指箱根以东的关东八州，即今东京横滨地方)的佛教渐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同时订立各方面的制度。德州幕府对佛教采取统制和利用的政策。对於佛教，自寺院的等级，僧阶的高下，乃至僧侣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规制。颁布了一系列寺院的法规，加强了对各宗的管理，前一个时期的佛教各个派别(天台、净土、直言、日莲、禅等)虽然仍被保留下来，但由於推行了寺檀制度(寺院与檀家建立固定的关系)，他们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门迹”、“院家”以下的级别。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及“准门迹’之别，订立晋级的法规，禁止僧位、僧官的滥授。划定区域，一寺一山皆令有所隶属。以总本山德大本山，以大本山统摄其所属各寺。如净土宗以东京增上寺迹本山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以日光门主统辖一宗：真宗东、西两派的别院各设“轮番”(别院轮流住职之称)等。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应遵守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备，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以前。

　　明治维新后 明治维新后，日本兴起改革运动，为了适应天皇亲政的需要，在明治初年(1868)提出王政复古、“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颁布了"神佛分离令"，命令门亲王复饰(还俗)，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排除神社内的佛像，废止供於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禁止“神佛混淆”，颁布所谓“神佛判然”的法令。从而日本各地发生了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命令僧尼还俗、把守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乙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法名上加姓，於是某些寺院的僧侣便公开娶妻食肉。佛教徒适应新的形势，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即解遣僧侣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陪植人材，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从事监狱的教化等。明治22年(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佛教恢复了合法的地位，日本佛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经济的急遽变化，进行了一系列自我改革，建立了不少新兴的教会、团体，创办了各类宗教、文化学校和社会福利事业，改革了中世纪的寺院教育和方法，编纂、刊印了大藏经等。各宗竞相兴办大学或专门学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时于备大学设佛教讲座，一时佛教虽有复苏的象，但总的趋势是影响越来越小。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於战前，战后依《宗教法入令》而被公认。由於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於现实问题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於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

信众一人一枝康乃馨

表达对光泉方丈的敬重

很荣幸，我昨天也受邀参加了升座法会及庆典活动。

按要求，媒体7：30进场，早上6:30，我就赶到了灵隐寺。以为自己够早了，但其实早已经到了很多信众，大部分静静等着，也有些在张罗着帮忙。

从进寺庙大门开始，一路上，路边都插满了**的佛旗，脚边是正在盛开的各色鲜花，连楼梯扶手上都系上了彩带，比平日里的灵隐寺要庄严喜庆得多。

进了灵隐，我先找当班师父要了采访证，还要到了一张升座法会及庆典的活动时间表

7:45，专使到杭州佛学院迎请光泉大和尚；

8:00，诸山长老到法堂就座；

8:20，大和尚到山门；

8:45，大雄宝殿，长老送位；

9:00，法堂，大和尚升座；

9:40，诸山长老于药师殿前合影；

10:30，大雄宝殿前，方丈升座庆典，而后结束。

师父说，升座法会非常隆重，从大和尚进山门开始，大雄宝殿送位、法堂升座，是最有看头的三个部分。

7:30，游步道两边已经站满了手拿**康乃馨的信众，一字排开，等着光泉方丈的到来。人实在太多，我又折回了大雄宝殿，殿前有大屏幕，可以看直播。

通过屏幕直播，看着光泉方丈过了山门，缓步往大雄宝殿走来。周围信众都站了起来，毕恭毕敬。

没多久，队伍就到了。远远地，我先看到了举在最前面的牌子，写着“晋院”（也叫进院或入院，指新方丈入主某寺而言）。

接着看到的，是举了香盘、提炉、灯笼、宝盖的侍者；再其后，是光泉方丈了。

光泉方丈进了大雄宝殿后，我也跟到了大殿门口，远远地看香港意超长老为光泉方丈送位。一些站在门口的信众，双手合十，跟着殿里的法师一起拜。

送位结束后，光泉方丈到药师殿拈香、礼佛、开示。之后，就该去法堂升座了。这时，举在队伍前的“晋院”牌，也换成了“升座”。

不过，法堂内的仪式不允许媒体进，我又折回大雄宝殿的大屏幕前看直播。大概50分钟后，升座法会结束，光泉方丈回到大雄宝殿前参加升座庆典。

庆典上燃放礼炮后，各种花色的纸片飘了一地，很多信众都捡了几片装到了兜里。有一位阿姨说，升座法会，是难得一见的庆典，又有各地诸山长老来参加，都是平日里很少有机会见到的，所以捡几片礼炮的纸片也能沾点吉祥。

记者 刘云 摄影 朱丹阳

本报讯 昨天上午，杭州灵隐寺隆重举行光泉方丈升座（见注释1）法会和庆典活动，国家宗教局、省市统战、宗教等有关部门领导到会指导，佛教界诸山长老、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高僧大德到会祝贺，四众弟子共3000多人前来观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为光泉方丈送座。

上午8点，光泉方丈升座法会正式举行，灵隐寺佛旗飘扬，鲜花簇拥，钟鼓齐鸣，嘉宾云集，一派祥瑞庄严的气象。

灵隐寺都监继云法师等代表两序大众（见注释2）在山门口（咫尺西天）迎候，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大和尚、妙江大和尚、道慈大和尚、正慈大和尚、印顺大和尚以及怡藏大和尚、妙灵大和尚分别为光泉法师授衣（见注释3）、挂珠（见注释4）、授钵（见注释5）、授拂尘（见注释6）、授锡杖（见注释7）、授具（见注释8）、授如意（见注释9）。

光泉方丈说法后，由诸山长老和贵宾护持，缓步走入山门，沿途信众纷纷鞠躬、合掌致敬。光泉方丈依次在天王殿弥勒菩萨、韦陀菩萨前上香、礼拜、说法。在大雄宝殿，香港意超长老为光泉方丈送位。

随后，光泉方丈来到法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为光泉方丈送座，升座法会达到高潮，光泉方丈升座说法、上香、开示（见注释10）。

升座法会结束后，在大雄宝殿前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大会。

杭州市政府、省民宗委领导，以及中佛协、海外诸山长老代表等在庆典大会上致辞。新方丈光泉大和尚致答谢词。

光泉大和尚说，灵隐寺是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是佛教界对外友好交往的重要窗口，在杭州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蒙各界信任，推举为灵隐寺方丈，深感责任重大，将与灵隐寺两序大众一道，爱国爱教，光大法门，造福社会，利益人群，为新时期打造“东南佛国”，为国家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1升座：在禅林中原指尊宿受拜请而登高座宣说佛法。由于新方丈晋院仪式中的重要一项为“升座”（上堂）说法，于是人们转而将新方丈就职仪式称为“升座”。

2两序大众：古代禅林中，在佛殿法堂正式聚会时，序列于佛殿法堂两侧的僧众，即东序和西序。东序选精通世事者担任，称为知事；西序选学德兼修者担任，称为头首。此二者于佛殿法堂中，乃以住持为中心，立班于其左右，故又称两班。

3衣：祖传袈裟。

4珠：挂在脖子上的佛珠。

5钵：僧人行脚时吃饭、喝水用的。

6拂尘：说法时用的工具。

7锡杖：象征着佛教的四谛十二因缘。

8具：在印度是一种坐禅时的坐垫，在中国是礼佛、拜佛时用的垫子。

9如意：古时，法师在升座说法时把经文写在如意上。现在，象征着吉祥如意。

10开示：佛门中，高僧大德为弟子及信众说法，称为开示。开，点化，为对方开悟；示，指出，并展现给你。佛学注重实修和亲证，开示也是方便说，是高僧大德的体悟，重要是善男信女的实修、亲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