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到穆旦中国新诗大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并指出各个阶段主要代表诗人、流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从胡适到穆旦中国新诗大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并指出各个阶段主要代表诗人、流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第1张

中国现代诗发展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有: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 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1930年代: 中国现代派诗群、七月派、汉园三诗人

1940年代: 中国新诗流派、九叶诗派

1950年代: 中国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群(创世纪诗社)

1970年代: 朦胧派(今天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1980年代: 新边塞诗派、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群(新生代诗群、新世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派、他们诗群、丑石诗群、非非主义(红色写作)、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诗群

1990年代: 网络诗歌(网络诗人)、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信息主义、70后诗人

21世纪初:灵性诗歌、新江西诗派、80后诗人

1、《西游记》是一部以拯救堕落的人心与人精神为鹄的作品;《西游记》也是一部描写反贪题材的作品。——刘戈

《西游》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心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谢肇浙

2、《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胡适 

3、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原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鲁迅

4、《西游记》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之事。或问《西游记》果为何书?曰实是一部奇文、一部妙文。——清代学者 张书绅

扩展资料:

毛泽东一生都对《西游记》抱有极高的热情,直到晚年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搜集起来互相比对,这为我们解释一部古典神魔小说为何能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不断走红,提供了一个线索。

对于《西游记》中出现的角色,毛泽东往往有独到的解读,比如他认为唐僧是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猪八戒是自由主义者等等,但所有角色中让他情有独钟的还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毛泽东在不同阶段的讲话和著作中经常提到孙悟空,虽然其中也有借孙悟空七十二变藏不住尾巴来比喻知识分子的负面评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但总体上却跟这个富于浪漫主义英雄气质和反叛精神的“齐天大圣”惺惺相惜。

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就指出中国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玉皇大帝的专制,并将中国人民比作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推翻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专制。作为终生致力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的革命者,毛泽东非常欣赏孙悟空“强者为尊应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反叛精神。

—西游记

揭秘胡适对徐志摩的评价是什么

说起胡适和徐志摩这两个人,相信对中国近代历史稍有了解的的人都会知道这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胡适是一位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他一生涉猎广泛,著作颇丰,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还是白话文的大力倡导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而徐志摩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很多唯美极富诗意的诗作。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胡适对徐志摩的评价是怎样的。

胡适对于徐志摩一生的评价十分简单,他说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认为在这个信仰中有三个大字,分别是:爱、自由和美。他一生所追求的便是把这三个理想汇合在他的生命中,这就是被胡适所称为的“单纯信仰”。胡适还说,纵观徐志摩的一生的历史,只不过是他追求这三个理想的过程罢了。

胡适对于徐志摩评价虽然简单,但是却十分准确。徐志摩的一生就是在为三个字而活。徐志摩一生钟爱过两个女人,分别是林徽因和陆小曼,为此他不惜和自己的妻子张幼仪离婚,因为他认为两人之间并没有爱情可言,不如趁此早日结束这段婚姻。而在和林徽因以及陆小曼交往的时候,他写下了很多跟爱情有关的诗作,而这些诗作无不散发着徐志摩对于爱、自由和美的向往。

胡适对徐志摩的评价还是非常符合徐志摩留给世人的印象的,没有任何的溢美和贬损之词,这些都体现了胡适一贯的处事风格。

胡适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反对封建八股文,大力提倡和推广白话文的大学者,对于解放当时人们的思想,促进白话文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他为了实现自己让白话文遍及整个中国的理想,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他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里面写的几乎都是摆脱了古体诗的各种束缚的白话诗。比如胡适《蝴蝶》这首诗。这首诗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一共只有四行,四十个字。主要的内容就是讲述了一只黄蝴蝶的的孤单和迷茫,并以物喻人,表达了自己的孤寂和无奈之情。这首诗创作于1916年8月23日,首先发表在由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对这首诗进行赏析,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显得十分稚嫩和浅白,没有任何诗意在其中。而如果一首诗任何诗意都没有,不能给人带来愉悦,无法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那么这就是一首失败的诗。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首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因为它的出现是一种前人从来没有过的尝试,它在努力摆脱中国古体诗的各种规范和束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种风格,同时也为现代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对于胡适《蝴蝶》这首诗应该做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这是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虽然它的艺术水准并没有多高,但它仍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

胡适与周汝昌之间有什么关系

周汝昌是当代有名的“红学泰斗”,在古典文学和书法等方面都很有研究。那么,周汝昌与胡适,又是怎样相识,从而接下了这样的一段红学之缘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周汝昌在投身于红学研究之前,在诗词、戏曲等方面已经颇有成就。周汝昌与红学结缘源于幼时母亲对《红楼梦》的讲解,而使周汝昌真正投身于红学的人却是胡适。

周汝昌的兄长也一直致力于对红学的研究,后来他发现了胡适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就让周汝昌前去查证。周汝昌查遍了整个图书馆,发现了那首诗,并以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当胡适看到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后,便立即给周汝昌去了一封信。此后,胡适与周汝昌开始以书信往来的方式讨论红学,而周汝昌与胡适也因此结下了缘分。

之后,周汝昌为了新作特意去拜访了胡适,胡适特地将自己珍藏的的孤本借给了周汝昌。因此,对胡适的慷慨与平易近人,周汝昌常常敬佩不已,并感叹于胡适对自己的爱护,言语间常有感激之意。

胡适与周汝昌往来的书信共有7封,除了不慎遗失的一封外,其余的书信也都已经被公之于众。而他们俩因《红楼梦》而展开的讨论,也成为了红学史上的一桩美谈。

在胡适去世四十三年后,周汝昌出版了一部关于他和胡适的一本书,书中记叙的都是关于他们俩人对《红楼梦》的探讨,也指明了胡适对此做出的突出的贡献。

被胡适称为“中国一代才女”的人是林徽因,这个被徐志摩疯狂追求的才女,这位建筑界杰出的女子,她的诗中有着一种独特的韵味,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着对建筑美学的理解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01民国才女林徽因其人

提到林徽因,一定会想到3个与她有关系的男人说过的话。她的丈夫梁思成对自己的学生说:“我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她’给画上去的。”

追求她的徐志摩在诗中说:“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一生未婚并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成为挚友的金岳霖在她去世的挽联上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不仅如此,她还是胡适称赞的“中国一代才女”,是沈从文眼里“绝顶聪明的**”,是“太太们的客厅”中的主角,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是一个象牙般美丽的女子。

同时林徽因还是一位诗人。她的诗,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充满着浪漫主义和女性意识,巧妙融合了建筑美学和诗意人生。她的才情在庐隐、谢冰莹、苏青、张爱玲等众多民国才女的映衬下或者并不突出,但是她的诗意人生却也独树一帜。

02林徽因的诗歌中的浪漫诗意

1931年对于林徽因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度,在新月派重要刊物《诗刊》的4月份第二期上,她的《谁爱这些不息的变换》《那一晚》两首浪漫主义诗歌发表了,从此开始了她的诗意人生。

《那一晚》(节选)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深受新月派影响的林徽因,诗歌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情怀。这首《那一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她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未来虚无缥缈的“那一天”,精练含蓄和玲珑剔透的文笔和思维,体现了她非同一般的艺术才华。

当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派别异军突起之后,林徽因深深被这种风格所吸引,在短短十八年的诗歌创作生涯里,写下了许多具有现代派意象特色的诗篇。

《山中一个夏夜》(节选)

均匀的一片静,罩下

象张软垂的幔帐。

疑问不见了,四角里

模糊,是梦在窥探?

夜象在祈祷,无声的在期望

幽郁的虔诚在无声里布漫。

在这首诗中,漆黑的松林、对山的灯盏、夜风、水声、虫鸣、花香,交织成一个幽深、诡谲、孤寂的世界,她把自己的想象构建成诗歌的意象,并交汇散发出孤独迷茫的愁绪,以及对现实黑暗的感触。还有这一首《微光》,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微光》(节选)

一切都限定了,谁还说希望,——

即使是做梦,在梦里,闪着,

仍旧是这一粒孤勇的光亮?

街角里有盏灯,有点光,

挂在店廊;照在窗槛;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命运

明白的,全数交给这凄惨。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03建筑美学和中西方文化融合在她的诗歌中

如果说林徽因是建筑学家中最好的诗人,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是美术,选修的是建筑,而她又具备深厚的国学与西学功底,再加上先天的颖悟,在诗歌中建构了独具一格的建筑美。

《深笑》(节选)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 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云天?

只有建筑学家林徽因,才能把笑比喻为百层高塔,表现了笑的酣畅和深远;从万千个风铃的转动,就可以想象笑声的优美和动听;而“摇上云天”让诗歌更显灵动,使厚重的建筑产生展翅欲飞的效果,使人获得听觉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

林徽因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滋养,成为了传统与现代特质兼备的女性,具有温婉优雅的气韵,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不断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举手投足体现大家闺秀的风度,诗歌中体现为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意识。

《莲灯》(节选)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

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

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个体生命在广袤的时空面前虽然极其渺小,仍要如莲灯一般留下自己的印迹,当疾病使她几乎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自由时, 她虽有一时的绝望与焦躁,但在病痛面前仍保持着自身的骄傲和尊严 。她在诗中面对人生和疾病表现的那种孤注一掷的勇气与坚强,正是她骄傲而倔强的性格的体现。

04最欣赏的一首林徽因的诗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现代文学的天空里群星璀璨,林徽因未必是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也未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但是在她独特审美价值的诗篇却独树一帜,构成了自己绚丽的色彩。

  诗歌派别详解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 刘半农 沈尹默 俞平伯 康白情 刘大白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後﹐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後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後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後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後﹐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後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後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後﹐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湖畔诗派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于1922年3月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被称为中国的湖畔派诗人。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

  湖畔诗社于1922年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的诗歌合集,在此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诗人加入诗社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出现于20世纪的20年代,主要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其他的象征派诗人或者著有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4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派诗群

  中国现代派诗群的兴起是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杂志在1932年的创刊。作为现代诗歌的平台,《现代》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现代派诗人群,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风格上不受韵律和格律限制,手法上多用象征暗喻等表达方式,诗歌的内容以自我心灵的感受为主。

  现代派诗歌形成之后,其诗歌创作的理论,由孙作云于1935年正式提出。他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正式诞生。

  七月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保持紧密的联系。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时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毛泽东的赞颂。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是20世纪19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群,因此该诗派被称为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的作品注重诗歌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追求灵感和对理性的领悟,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

  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出版了作品合辑《九叶集》,他们也被称为九叶诗派。严格地说,九叶诗派是属于中国新诗流派的组成部分。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代表诗人: 杭约赫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唐祈 唐湜 杜运燮 穆旦 袁可嘉

新格律诗派又称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

1、新月诗派的创作特点

(1)理性节制感情:反对“感伤主义”与“伪浪漫主义”,即反对不加节制的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反对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创造客观抒情诗,加强诗歌中的叙事成分。

(2)诗歌格律化:以“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创造中国式的诗歌)“新诗格律化”主张,“三美”,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齐整)。

2、简介

  新月社成立于1928年,是五四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团体,主要成员包括胡适、梁实秋。因为它拥有闻一多、徐志摩等一大批有才华、有成就的诗人,又以提倡格律诗而独树一帜,形成了现代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人称“新月诗派”或“格律诗派”。

  

3、产生

  新月诗派的产生:起初,他们多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1926年4月《晨报》副刊《诗镌》专栏的开辟,可以看作该诗派的正式形成,1928年《新月》月刊在上海创刊,由徐志摩、闻一多任编辑。而1931年《新月诗选》(陈梦家编选)的出版,则可以看作该诗派的一个总结,也标志着该诗派的结束。

4、主要诗人

  主要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于赓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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