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音乐时期,崇尚主观感情,提倡综合艺术。古典主义崇尚的是理性和自然。
十九世纪初开始的浪漫主义音乐时期,崇尚主观感情,提倡综合艺术。也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总是富有爱国主义的情怀。譬如肖邦的波兰舞曲,譬如斯美卡那的我和我的祖国。而同时浪漫主义时期表现出音乐的幻想性。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的矛盾与交织,只有幻想是最后的安乐乡。也正因此,标题音乐在浪漫主义时期可以大行其道,成为名作中的大宗。
若说古典主义是版画,浪漫主义便是泼洒的水彩。古典主义崇尚的是理性。典雅和端庄是以严谨。“凡是天生的事物总是符合理性的,是永恒、真实的。“浪漫主义崇尚感性,崇尚个人感情。华丽的技巧,夸张的变调,忧郁感伤的小情调。”
世纪病“即是忧郁,而音乐家们的感情比常人更加敏感。他们谱写演奏以宣泄内心。浪漫主义的风格让音乐家们的曲子小众化,变成只有音乐者自己懂的加密故事。
古典主义追求的是自然。古典音乐是为了使人理解而存在的音乐。它是有着抽象辩证思维sonataform(奏鸣曲式)。是由浅而深入的心灵冲击。它的感情明确的开端轻易让人抓到主调。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是音乐家的大声疾呼,是鲜明又不失优雅的申辩。像咄咄逼人的辩论家,像哲学家沉思的脑内。古典主义之于浪漫主义是前身,是传统,是要超越的过去。
浪漫主义在此基础上新的探索,同时亦摆脱了“理性“对音乐格式与形式的限制。音乐本就是感情的喷涌,是无法言说的悸动。褪去枷锁,我颂我所敬,怅我所失。不求世人皆知,只求知音一人。浪漫主义的核心正是自由。自由的音乐才能带着幻想在耳畔徜徉。相异说至此,也就到了结束。
而相同,真的不必多说。音乐本身的本质是永远不变的。音乐是人感情的抒发,而使人有感而发的事情,对人类而言又有几多不同?生死、孤独、爱情、离别、神明、祖国、自然、英雄、统治者。愉悦、悲伤、痛苦、挣扎、沉思、崇拜、祈祷。永恒的主题,改变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与结果罢了。更何况,古典主义音乐本身就是浪漫主义的前身,二者相同之处不言自明。
找了些,不过一家之言,希望LZ辨证对待
而且,其中《朝花夕拾》是作品集,不好说成书的具体时间
其他几部名著成书年代也只能说八九不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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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评价一
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王维不仅是公认的诗佛,也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且精通音律。是少有的全才。
王维诗在其生前以及后世,都享有盛名。史称其“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新唐书》本传)。唐代宗曾誉之为“天下文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杜甫也称他“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之八)。殷□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唐末司空图则赞其“趣味澄□,若清□之贯达”(《与王驾评诗书》)。昔人曾誉王维为“诗佛”,并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并提。以思想内容而言,王维诗远不能与李、杜相提并论;而在艺术方面,王维确有其独特的成就与贡献。唐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以至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维影响。直到清代,王士□标举神韵,实际上也以其诗为宗尚。但这派诗歌,往往陶情风景,缺乏社会内容。
评价二
王维是一个达到了大自由境界的人。
自由于人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奢侈。身且不言,心亦如此。人有时挣脱不了客观世界给自己的心灵束缚,又往往超越不了自我,所以,即使偶尔心灵能获得一种短暂的释放,这种自由也是不纯粹的,往往带有一种被绑缚的痕迹。
不过是一种风筝的自由罢了。
人的本体是有重量的,你时时矫正着、注意着它的存在,自然会感到很累很沉重。
王维达到的,是一种抛舍自我的境界。
因而在自由之境,他游走自如。
印度的僧,为求彻悟,肉体上千修百炼。我觉得,这是人为地制造一种肉体与精神的同步(或者说,肉体是作为精神的陪刑者)——心灵在苦炼跋涉的同时,肉体也遭受苦难,直至“涅盘” ,二者同化、升华。在此之前,他们对生命本体的意义上的理解,是限于肉体与精神的分离的。
王维不然。王维修禅,并不拘泥于一种外在的形式。不去削发为僧,隐居寺院;而优游林泉,往返于繁华、清净之间,间或“焚香独坐。。。。。。”。不故意 弃不欲弃者,而无心求心欲求者——一切行云流水,他的自由正是源于一种对自我完全的理解。身是物,我即天,身心合一天人合一,一切来自天然,如何能不自由!
吟诗做画对王维来说亦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创造,其诗歌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精神。
他持一种宏阔的宇宙观,以一双俯视的眼睛观世。天人之间的同步感应反映到审美态度上,便体现了一种审美主、客体的同步观念:物我之间,不再是一种因果关系,“我”之精神,本身便是一种物华的放射。
禅者自由的心灵见之于诗,流露出的是一种触目而真的感觉方式:其眼目所见,充满禅意,与其说是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与自然之间感觉上的沟通——对于共同本质的了悟。这种感觉方式无疑是一种超乎常人的“直觉”。而诗歌因此而流溢出的精神美,正是一种理性的“真”。
王维的诗,实现了一种审美知觉的超越,直接达到了审美对象的最高意蕴。自由是一座精神的最高峰,他的人格、诗歌精神都达到了自由的高峰。
王安石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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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西游记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掉书袋似的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这种特点,无疑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附〕学者对《西游记》的评价
《西游记》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之事。或问《西游记》果为何书?曰实是一部奇文、一部妙文。——(清代学者)张书绅
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人都喜欢看。——鲁迅
《西游记》其想像新奇,上天下地,出神入化,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主要人物的性格也极为鲜明,而且读者面最宽,老少咸宜。此书的副作用极小,是一部鼓舞人积极斗争、永不灰心、为达到目标而百折不挠的书。——(北大教授)白化文
没读过《西游记》,就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这种人侈谈小说理论,可谓大胆。——(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艾登堡
《西游记》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法国大百科全书》
似庄而谐的神魔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西游记》要算是最驳杂的一部书。它糅合进了佛、道、儒三家之言,对这样一部神魔小说,要想做出比较确切的、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吻合的理性解析,首先考察一下它的成书过程以及作为小说情节主体的唐僧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这中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个本来是弘扬佛法的故事怎样会加入道教的内容,又怎样蜕变为富有文学魅力、情趣的小说,以及由其自身矛盾所形成的艺术特点。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西游记》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臻于第一流的伟大作品。它也是明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流派之一——神魔小说的代表作。它在神魔小说中的地位,相当于《三国演义》之于历史演义小说。
神魔小说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叫做出身传,另一个部分叫做灵应传或降妖传。《西游记》的结构也是这样。第一至十二回是全书的引子,其中前七回讲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等故事,为他的神通广大和后来追随唐僧去西天取经提供背景材料;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则介绍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唐僧,交代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演述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降妖伏魔、西天取经的故事。
孙悟空出身传中的大闹天宫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机智的、坚强的孙悟空的形象。他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藐视腐朽无能的天宫统治者,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正像有人所说的,“如果没有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次规模巨大的、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大闹天宫的情节不可能想像得那样大胆,孙悟空作为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也不可能塑造得那样光彩夺目。”西天取经的故事表现了神魔小说的两大主题:寻找与追求,斩妖与降魔。《西游记》把二者巧妙地联系和结合起来。它告诉人们:为了寻找、追求、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目标,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必然会遇上或多或少的、或大或小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必须去顽强地战胜这些困难,克服这些挫折。
水浒传
金圣叹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冯梦龙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共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到了20世纪,文学评论家除了评论《水浒传》的文学成就,亦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价值观产生兴趣。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另外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是金圣叹。这也是他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原因之一。
19世纪50年代,当时所持的看法是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一向得到极高的评价。作者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朝花夕拾》共收入10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狗猫鼠》;怀念长妈妈的《阿长与<山海经>》;批判封建孝道观念的《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塾师寿镜吾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朝花夕拾》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的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的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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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战国时期
《战国策》汉朝
《水浒传》明朝
《西游记》明朝
《朝花夕拾》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中国人民最热爱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和他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民所传诵。他出神入化的诗歌艺术,他傲岸不屈、蔑视权贵、 鄙夷庸俗,渴望自由的精神,使他的人格充满了魅力。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关于他的家世和出生地,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说他生于蜀,有说生于中亚的碎叶,有说生于西域的条支。至于他的家庭,现在一般都取其父“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的说法。但他的父亲为什么要逃亡蜀中,为什么要变换姓名,至今都是一个迷。可以肯定的是,李白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蜀中的绵州昌隆县(即今之四川江油县)。李白的一生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时期:
一、在蜀时期(705—724)
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李白,博览群书,为将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岁诵六甲,十岁观奇书”。(《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他兴趣广泛,接受了当时在蜀中影响深远的道教思想和任侠的风气的熏染,自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他还曾经隐居蜀中大匡山,跟随赵蕤学习纵横术。这一段时间,李白主要的活动就是读书、漫游、隐居、学道、任侠。
二、漫游和求仕时期(725—742)
26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目的是为了实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理想。管仲和晏婴都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他希望自己也能像管、晏一样辅佐唐玄宗,治理天下,达到大治。这一次远游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远游过程中,他在湖北安陆安了家。这一段时间,他曾经积极地进行过一些希望当时的要人们为他援引的工作,也曾到过长安,有过求仕之举,结果都失望而归,他感到怀才不遇的痛苦和不平。他说:“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李白还是刻骨铭心:“少年落魄楚汉间 ,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青年李白从自身受到的挫折、歧视,深深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和黑暗。
三、长安时期(742—744)
742年秋天,由于友人的举荐,李白奉诏入京,他以为从此可以实现他“愿为辅弼”的理想了,在当时写的《南陵别儿童入京 》诗中,他不无得意地说道:“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初到长安,供奉翰林,玄宗对李白的确恩宠过于他人,但此时的唐玄宗已经是一个一心追求享受、耽于逸乐,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昏庸帝王了,他起用李白的目的,不过是因其文章才学名满天下,欲借以点缀宫中奢靡的生活。据孟棨《本事诗》记载: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李)白。”现在李白集中还保存有《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章,都是供奉翰林时期的作品。这样的生活虽然表面很显赫,但对于李白来说,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所以内心常感到寂寞和失望。而且由于他傲岸的、不屈己、不干人的个性,也很容易招来权贵大臣以及龌龊小人的诽谤中伤。他痛苦地说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宫中吟》)“浮云蔽日去不还,总为秋风摧素兰”(《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于是自己上疏,请求离开朝廷。头尾三年的朝中生活,使他对所谓的“开天盛世”的腐朽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唐玄宗深感不满,对朝廷感到失望。
四、十年漫游时期(744—755)
这一次漫游,主要是在汴梁、齐鲁、江浙、燕赵一带。这一段时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洛阳和杜甫相遇,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闻一多先生是这样热情地赞美两位伟大诗人具有深远意义的会面:“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我们再逼紧了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唐诗杂论》)
李白漫游到齐州的时候,曾经举行了入道仪式,他的入道,主要是为了挣脱社会的束缚,憧憬自由的生活。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说李白:“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他自己也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时期,李白的心情一直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对自己依然充满了信心,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忧思烦恼,慨叹人事无常,痛感鱼目混珍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与功业难以成就。所以他虽然放浪山水,纵情酣饮,求仙问道,但心中愁结始终难以化解,只是因为他性格豪放开朗倔强,往往能够强自解怀罢了。
五、安史之乱时期(755—762)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和百姓一起逃难,并曾隐居庐山。对于自己的不得不隐居,他是心有不甘的:“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庐山屏风叠》)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时任江陵大都督,兵过浔阳(九江)时,李白加入了李璘的幕府,他以为可以“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但是永王李璘被肃宗以叛乱罪镇压,李白被流放夜郎。这时候李白已经58岁。流放后的第二年,他正走到巫山,就接到了赦令。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离骚
《离骚》(注:《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须之婵缓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贵族群小向他围攻,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变质了。当诗人回顾到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对人才的变质,诗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叹:“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旁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终无所遇。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的道路。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跋扈。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熙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丽丽。”“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已富有优美的想象,而这种集中的夸张的描写,就把诗人的品格刻划得异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采。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须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波澜起伏,百转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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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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