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
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
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二、《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
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
《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
《楚辞》收集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作章句。这些诗歌运用楚地的诗歌形式、方言声韵,描写楚地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离骚》是屈原被贬后写出来的。本诗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因为诗人也称“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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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经》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
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2、《离骚》创作背景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据此则当作于屈原放逐之后。
今人对此说法不一,有说作于楚怀王时屈原被疏远以后,还是作于楚顷襄王时屈原被流放以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襄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
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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