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徐志摩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具体表现有三大特点:一、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二、浪漫主义人生观,三、浪漫中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愤懑和彷徨。
关键词 浪漫主义 浪漫情怀 浪漫主义人生观 愤懑彷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但却给后世留下不朽的著作和永恒的思想本文将从其诗歌浪漫主义形成的思想,浪漫主义色彩,极其浪漫主义悲剧的形成几个方面去简单论述。
一、徐志摩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对于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气质和激情的诗人来说,他往往能在幻想的理想世界里找到灵感的源泉,使心灵想象的翅膀得以自由翱翔!徐志摩的浪漫源于英国剑桥留学时的康桥。徐志摩曾经深情的把英国称为他的灵魂再生之地,在那里他不仅迅速成长为西方式自由的知识分子,而且成为了一名诗人,在因英国剑桥大学的两年留学期间,他深深地被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所吸引成为一名全身心投入的崇拜者。也正是在这里,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剑桥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母校,在这里徐志摩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海洋。剑桥的生活对徐志摩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思想、志向、性格气质都有剑桥的烙印。他曾经满怀深情的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
吴昆在他的《论徐志摩及其诗歌艺术》中提出了徐志摩复杂的人生成就了其诗意的提炼,因为他把人生的全部复杂性作了诗意的提炼,而这一切,要不凭借诗人的笔墨,常常是难以曲尽其幽的。徐志摩虽出身于一个封建、买办的富裕商人家庭,但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五四”精神的濡染,使他成为一位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的自然灵气的天性,在剑桥的特殊文化浸染下醇化为追求自由、灵感和艺术的浪漫气质。他的诗作一味追求一种“爱、自由、美”的理想,他的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还常常遭到扼制与摧残。“理想主义”的碰壁,使徐志摩对黑暗的现实环境产生不满与反抗,同时,他也把理想寄托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虽然也常想到幻灭的痛苦,但在美好的幻境里,诗人无疑可以找到一个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对抗的精神世界,使得他那颗受伤的灵魂得到抚慰和憩息。这是,英国湖畔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自然触动了徐志摩的诗心,从而成为他的浪漫诗情的母体。因此,就其诗歌的艺术渊源而言,徐志摩从19世纪浪漫主义汲取了最多的创作营养和艺术灵感。此后不久写成了诗歌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
二、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造境中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
近代美学家王国维说文学作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这里所说的“造境”,实际上就是指浪漫主义创作,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着重表现理想。尽管现实主义创作也表现理想, 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要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描绘流露出来,而浪漫主义的理想则是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就象诗人的《去吧》那首诗,它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就是做为描写对象存在。徐志摩的一生都在追求他的“理想主义”,而他的理想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胡适在《追忆志摩》一文中说他要求“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到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徐志摩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是希望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①的政治制度,与这一理想相联系着的是他希望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得到自由的发展 这是他的理想主义的核心内容。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 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相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 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落叶》)。这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一是通过对自然情景的描绘来表达诗人的理想追求,二是对追求写诗方式的自由,情感表达上淋漓尽致。在英国康桥学习期间, 徐志摩广泛涉猎了英国19 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并胚胎发育形成了具有自由气息的“个人意识”。然而,当将其放到20 世纪20 年代黑暗的中国社会里,必然是碰得七零八落。尽管他也诅咒,也愤怒,但最终还是转向了有宗教意味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求得安顿。他是大自然的崇拜者,他说“大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分”,它能给你以“灵性的迷醉”。诗人把对“大自然的精神”的具体体味描绘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一般说来,他的早期的写景诗调子比较明朗,透过那静谧而热烈的画面,仍然可以看出一颗争取个性解放的积极向上的心灵。如《石虎胡同七号》,把园景描绘得活泼可爱, 在生机勃勃的画面里跳荡着诗人那颗热爱生活,渴望美满爱情的赤心。大庭园是诗人创造理想主义的乐园。谈理想境界的创造,不能不论及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全诗荡漾着诗人告别康桥的依依不舍之情,一唱三叹,令人心生回肠荡气之快感。从字面看,笙箫与悄悄的意境,夏虫与沉默的空间揉合在一种境界里,有力地表明离情在胸, 纵有笙箫, 也悄然无语,夏虫也仿佛感知人情,停止吟唱。该乐时不乐,该闹时不闹,渲染了寂静的意境,不同寻常的笔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诗人具有单纯的浪漫主义人生观
如果说胡适使中国的现代新诗小脚放大,郭沫若使中国的现代新诗增添了气吞寰宇的气势,那么,徐志摩则使中国新诗充满了灵性。徐诗的这种空灵②之美来自于诗人一颗真挚的童心,他的诗是他真性灵的流露。徐志摩对“假诗”是极其讨厌和反对的,认为“假诗仿佛是清明节城隍山上的讨饭专家用红蜡烛油涂腿装烂疮,闭着眼睛装瞎子,你若是看出了他的作伪,不由你不感觉厌恶” 。他认为“真好诗”应该是“人格”和“诗格”的统一, ,而“假诗”是情感和思想贫乏的表现:“假人和作伪者仿佛偷了他人的衣服来遮盖自己人格之穷乏与丑态;假诗也是剽窃他人的情绪与思想来装缀他自己心灵的穷乏与丑态。”显然,他强调的是诗贵真诚的传统,反对当时有些诗歌无病呻吟的陋习。周作人曾这样评价徐志摩:“他有他的主张,他的派略,或者也有他的小毛病⋯⋯这个年头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早已找不到,志摩却还保持着天真烂漫的诚实, 可以说是世所稀有的人了。”在周氏看来,在“五四”这样一个“找不到诚实”的浑浊纷乱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忠于自己真实的内心,保有这样一份纯真的性灵,实属难能可贵。试想如果一个诗人满脑是利害打算,心里充满喧嚣和浮躁的世俗欲念,抱着极其功利的态度去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答案恐怕不问自明了罢。中国古代讲“澄怀味象”、③“澄怀观道④”,这是对诗人在进入创作之前的准备阶段的描述。徐志摩的诗是“从胫骨里跳出来,灵性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在他的诗国里,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性灵的自由。他所追求的“自由”、“解放”、“爱”、“生命”、“美”、“个性”、“光明”、“感情”的信仰以及和平的观念全都是他性灵之所在。可以这样说,徐志摩勇敢地冒险地追求自己爱情的人生实践,也正是他性灵的一种自由表达。在《决断》中,他把爱视为生命线上生与死的纽带,提出先必须争得自由和解脱。在《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中,指出需要的是真情和勇气。很明显,他的诗几乎大多是其真实内心的表达和自由个性的张扬,而对性灵的强调和追求,正是诗人闲静、澄明心境的一种体现。一方面,他认为自由和恋爱在人间是极寻常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在他的诗中(《偶然》) 、《恋爱道理是怎么一回事》) 又流露出佛家的“色空”观念和道家的“逍遥”意味,认为爱本质上是偶然的,是虚无缥缈的,甚至在后期曾一度动摇过他“单纯的信仰”。如写于1929 年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活该》等诗作,把同陆小曼美丽爱情的幻灭感比喻为“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梁实秋说:“志摩单纯的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这爱永远可望不可及,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 永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然而,诗人自喻为“一条解缰的野马”,他不会就此停止对爱情的苦苦寻觅。“听凭荆棘把我的脚心刺透/听凭冰雹劈破我的头”(《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他仍要通过坚韧的奋斗,去争取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爱,真正的幸福。直到1931 年,诗人在可视为绝笔的《爱的灵感》中,他的信仰依旧,他所追求的“爱是不死的”,不怕散作风、散作沙,以至于在最后一次飞行中,用生命实践着对爱、对自由、对性灵的追求。
(三) 浪漫中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愤懑彷徨。
我们所说的徐志摩的浪漫就是他在中国当时那样的现状下依然有单纯的理想,这一点当今的许多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但是,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就会明白,正如志摩在《毒药》中描写的那样:“到处是奸*的现象:贪婪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怯懦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在这样一个弱者得不到同情,到处都充斥着暴力,贪婪和欲望的社会,多少青年都沉沦欲海,纵情声色,而徐志摩尽管也在彷徨在无助,但他还是有方向,有人生的目标,尤其是在早年《雪花的快乐》中作者这样写道:“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可见诗人在早期是充满理想和追求的。另一篇《去吧》中,诗人在呐喊,“去吧,青年,去吧!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去吧,一切,去吧!当前有无穷的无穷!”诗人的浪漫就在于诗人忽而把自己看作雪花,又忽而将自己比作落叶;诗人时而徜徉在一叶小舟里,独自凭栏思绪万千;时而又静立街头看世事炎凉,人心冷漠,心中满是对弱者的同情,对所谓先生们的讥讽和嘲弄—《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诗人多角度的看问题,在不同的场景都有一个‘我的化身’在那儿,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能不叫人叹服,但是诗人也处在心理的极度孤独恐慌之中。在《朝雾里的小草花》中诗人写道:“我此时在这蔓草丛中过路,无端的内感,惆怅与惊讶,在这迷雾里,在这岩石下,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的鲜露”此时如果说诗人还是乐观的思考人生的话,那么在《残春》中,诗人这样写道:“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殓?’”作者在此时,已经陷入一片迷茫,面对吃人的世界,诗人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尽管诗人对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推崇备至,正如他所说:“德国人太蠢,法国人太*,南欧人太乱,美国人太陋,只有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鱼相望乎江湖,英国人是相望乎政治的;”然而,此时诗人可能已隐隐约约感到英国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也不可能在中国得以实现,诗人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之中而面对蒋氏王朝,诗人失望了,尽管他也曾与共产主义对峙过,与陈毅同志就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而激烈争论过,然而对蒋氏王朝,他更是彻底绝望,热爱自由面对的是棍棒,追求民主面对的是特务,实现理想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人格,尊严正如徐志摩在《猛虎集序文》里回顾说,自己的思想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矛盾先生也在后来说道,尽管徐志摩的思想、作品、生活方式,“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但他不是蒋王朝的御用文人。”“他对国民党的‘革命成功是愈来愈失望了。’”的确,一边是他难以认同***,尤其是在游历了欧洲,路过莫斯科后他是这样说的“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的这种既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反对革命文学,也就是反对中国走苏维埃之路,主要反映在《秋虫》、《西窗》两首诗里——“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你别说这日子过得闷/晦气脸的还在后面跟……到那天人道真灭了种/我再来打——打革命的种!”这一切客观现实也造成了徐志摩只有把他的美好理想寄托在优美的诗歌之中,以打发时光,在诗歌上追求形式的美,不再卷入思想论争的漩涡之中;然而,一触及到现实,他就感觉到困惑和彷徨
诗人的一生都极其浪漫,他一生都在追求他的精神家园,追逐英国式的政体制度,他一生很短暂,到过许多地方,诗人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当时的中国失去了信心,他转而追求内心世界的安详,宁静,梦想着脱离政治生活,然而,在旧中国即使是这一点点要求也不可能实现,诗人的浪漫遭受了现实的巨大冲击,正如诗人说得那样自己早就化成了灰;变成尘。直到触机身亡时,诗人依然感到迷茫和彷徨,并带着迷茫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段路程。
注释
①democracy起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人民)与krateiv(支配)两个词联缀而成,原意为人民支配或统治。在英文中译为“名主”的意思
②唐代司空图所定的诗性之一,比喻诗歌应当宁静悠远诗意当发必发“明月未上,美人来迟。柳枝待发,微风未起。
③象指客观物象,审美对象。 所谓“澄怀味象”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无物物欲的情怀,在非功利,超理智的审美心态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意蕴,生命精神,
④所谓澄怀就是发掘心灵美的源泉,实现“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胸襟阔然,脱净沉渣,完成那审美的人提供审美的主题条件。 所谓观道是用审美的眼光、感受深深领悟客观具体物象中的灵魂,生命,完成,凸现一个审美客体,你看中国书法,虚空中传动荡,神明里透幽深,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这便是观道:你看中国画,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全幅画总流荡着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这便是“观道”
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徐志摩诗歌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2] 王锦全徐志摩散文选集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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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新月》,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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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迅论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空灵美丽水学院学报
[7] 吴廷玉 试论空灵世界的构建J 张家口师专学报 ,1994
[8] 胡适追悼志摩[A]生命的信仰—徐志摩文选[C]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
凤凰涅盘》是《女神》中的代表作,也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诗篇。郭沫若堪称“五四”时代最早感受到历史转型、祖国新生、民族觉醒的时代气息的诗人,这首《凤凰涅盘》正是一首时代的颂歌。诗人把祖国比喻成凤凰,借助于对凤凰传说的改造与新阐述,诗人郑重宣告民族在“死灰中更生”纳新时代已经到来。1920年1月,《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破例以整版的篇幅连续发表这首长诗,它宣告,《凤凰涅盘》“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
《凤凰涅盘》是《女神》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五四运动高潮期。虽然,诗人当时留学日本,远离祖国,但是,凭着他满腔的爱国热忱,他同故国所保持着的密切联系,他的深厚的艺术修养,他的丰富的想像力和敏捷的才思,终于创作出了《凤凰涅盘》这样的浪漫主义杰作。他曾告诉过人们他这首诗写作的具体过程: “《凤凰涅盘》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那首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作战。”(《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还曾明白地告诉读者:“我的那篇《凤凰涅盘》,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革命春秋》)“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我的作诗的经过》)。
作品分析
“凤凰”,我国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吉祥之物。古籍上说:“凤凰火精,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从之。”(见《康熙字典》)最初殷民族曾将凤凰作为氏族图腾。题中的“涅盘”,不是寂灭,而是新生,是经过剧痛和死亡之后的新生;含有永生不死之意。
长诗由一个“小序’’和四章组成,结构缜密完整,可以说是戏剧化的诗或诗化的戏剧(有人称《凤凰涅盘》为诗剧)。郭沫若一动手创作,就显示了他诗人和戏剧家兼而有之的才能。“小序’’是一段优美的散文。诗人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和东方民族色彩的传说。这传说能立即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想象,也使《凤凰涅盘》在一种引人人胜的艺术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开始。这是诗人的一种精心的构思。
(一)精神特质
诗作运用诗剧的形式,分五个部分。题目中的“涅盘”是梵语.指佛的死亡.引申为死而复生后达到的超脱生死的境界,在本诗中则象征着民族的死后再生。
1.序曲
诗人把凤凰自焚的时间背景选在了“除夕”这一辞旧迎新的特定时刻,以“枯槁”、“消歇”的景物象征生命的枯竭,以此奠定了全诗“哀哀”的氛围。体现了凤凰对古国、对旧生活的哀恋之情,显露了时代的先驱者因袭的负荷之重,也更让人深刻感受到他们非自焚更生不可,这为下文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序曲”,诗人以第三人称的笔法为我们展示了凤凰准备自焚的情景。一方面凤凰生活其间的山河“浩茫”、“阴莽”、“凛冽”,醴泉干涸,万物枯槁;另一方面,凤凰却在为自焚而忙碌:在“火光熊熊,香气弥漫”之中,“低昂、悲壮”地“起舞”、“歌唱”,准备经受一次 “死”而后生的严峻考验。这种阴暗中透出亮色、凄凉中显出雄伟的景象,有声有色地写出了凤凰涅盘前的悲壮情绪和大无畏的精神。诗人在“序曲”中,以整饬的诗句(内涵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对仗、韵律的艺术特点),古朴的语言,具体而细致的描绘,加上选择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的辞旧迎新的“除夕将近的夜晚”,以及我们民族传说中的“丹穴山”,创造了一种意境,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透过它,我们不难看出,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五四运动以前,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践踏,蒙上了一层腐朽、衰败的尘垢;只有经过一场革命烈火的洗礼,才能重现光辉。诗的象征意义就这样蕴含在诗的意境之中。从整体上看这首很现代化的诗,在这里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序曲”的结尾出现了一群与凤凰相对立的、“自天外飞来观葬”的“凡鸟”,诗人巧妙地揭示了整个矛盾冲突的端倪,也为后面“群鸟歌”埋下了伏笔。这是诗人构思精妙的又一表现。
2.主曲
“凤歌”、“凰歌”和“凤凰同歌”是长诗的第二章,也是全诗的主曲。诗人以第一人称的代言体,使矛盾冲突通过独白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凤歌》是对命运的诅咒,凌厉、粗犷、悲壮,充满着愤激和反抗。“凤”既坚强,又冷静理智。他正视现实,深深地感到旧世界“冷酷”、“黑暗”与 “腥秽”。“凤歌”采用屈原《天问》的表达方式对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提出了种种疑问。同追问关于宇宙与人类起源一类的本原问题一样,每一个大时代的开端都以重新构建价值体系为先声,都要一遍遍地思考宇宙的起源和人生的意义所在这些本原性命题。压抑不住的求知欲望和对真理的探索,就这样与冷酷的、悲怆的现实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凤歌》的第二段表达了“五四”时代的“天问”。诗人再生屈原的神魂,注入世界优秀文化的乳汁。铮铮宣告中华民族的更生。这里,不再有屈原当年的无奈,而是充溢着凤凰王者般的神圣、“目空一切”的气魄、打破一切旧套死后再生的勇气与决心。抒情主人公捶胸顿足地叩问天地、大海,但是,天亦好,地亦好,海洋亦好,都没有也不可能回答。这一段表达了先驱者的无助与孤独,突出了旧的世界的腐朽。在诗中,诗人警示世人:“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就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旧世界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阴秽腐朽,更在于它有着极其强大的同化力。从而进一步表现出凤与这个世界决绝的信念。
接着,诗人从东南西北的空间角度表达了一种无归宿感。这里“东西南北”并非方位上的确指,而是互文。这时要表达的意思是宇宙中四处都是 “屠场”、”囚牢”、坟墓”、“地狱”没有一块净土。表达了对阴秽与黑暗的旧世界的否定。
“凤歌”排山倒海,势如破竹,诗人将生活、时代的问题拉阖到一个广博的背景——宇宙来,气势宏大。从宏观上、整体上揭露和诅咒旧世界,也多少表露了诗人内心一种探求真理而不可得的苦闷。
“凰歌”,细腻、低抑、真切。在“凰歌”中,诗人充分发挥了比喻这种手法的妙用。诗人将凤凰的处境比作茫茫大海中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的一叶“孤舟”,这孤舟“帆已破,樯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而且驾驭这孤舟的是疲倦的呻唤中的“舟子”。又将凤凰“缥缈的浮生”比作“黑夜里的酣梦”,“睡眠当中的一刹那的风烟”。一切旧传统、旧束缚以及自身内一切因袭的影响,被诗人强烈地诅咒为“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从这一系列艺术形象所构成的画面中,人们不难体味出:旧中国黑暗腐朽到了何种程度,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失去了应有价值;烧毁旧中国、旧我,创造新中国、新我,已经刻不容缓。“凰歌”着重从历史的回顾和切身的经历中,进一步揭露和控诉旧世界。“凰”悲叹“五百年来”生活中的“羞辱”和 “污浊”,眼泪“倾泻如瀑”,“淋漓如烛”。她深感自己的处境苦痛、险恶,不由得呼天问地,发人深思地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探求人生“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究竟在哪里?她很自然地追忆自己青年时代曾有过的 “新鲜、甘美、光华、欢爱”。这种对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传统的缅怀,既是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的有力揭露,更是对未来的热切渴望。因此,尽管现实“只剩下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尽管凰也有人生如梦的淡淡悲凉,但可贵的是她并不悲观、颓丧。在这“涅盘”的庄严时刻,她感到“一切都已去了,一切都要去了”。一场熊熊的圣火,将烧毁旧世界,而自己也将得到永生不死。
如果说,《凤歌》是对外在世界的质问和诅咒,那么《凰歌》则是自我解剖。从历史和时间角度表达无法“安宿”的缥缈感。“缥缈的浮生”,在本章前三段中重复出现三次,刻意强调没有归宿的感觉。
凰以“孤舟”比喻个体生命,一连串意象都是从“孤舟”上衍生开来。诗人写出了一种绝境,没有方向的、破烂不堪的小舟,倦了的舟子,都进一步加强着“浮生缥缈”的感觉。接着,诗人从周围的环境入手,对先驱者做了一个定位,“我们只是这睡眠中的,一刹那的风烟!”这“风烟“要将周边的睡眠唤醒是何等的困难啊!在此诗人勇敢地剖析了更生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失败以及先行者面对强大黑暗的孤寂和悲怆。
至此,诗人借助“凰”的歌吟,对身边的宇宙做了总结性的描绘:“环绕”表现空间里充斥行尸,“贯串”突出时间历程中满是走肉。
《凰歌》末段以对逝去了的“年青时候”的追恋反衬现实中的绝望。四个“哪儿去了”的质问,答以七个斩钉截铁的“去了”,义无反顾,坚定决绝。
“凤”和“凰”的个性色彩尽管不一样,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是诅咒黑暗追求光明的歌,都是内在美好愿望与外在肮脏现实,内在的美好追求与因袭重担之间猛烈撞击时进发的电闪雷鸣。这是五四前夕中国典型的时代气氛,这是包括诗人在内五四青年一代沸腾燃烧着的激愤感情以及自我解剖精神的体现。
《凤凰同歌》简短有力,以不规范的句式,表现了凤凰与“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旧我分手的坚决果敢的情绪。把死亡表现得超凡脱俗,悲壮得令人心神悸动。
总之,三段主曲气魄宏大,无论是捶胸顿足的否定世界,还是珠泪涟涟地解剖自我,都体现出了五四时代特有的否定精神,一是对恶劣命运、旧中国的否定,二是对在现实中可能产生的麻木情绪的强烈否定。
3.变奏曲
“群鸟歌”写得相当精彩。这一章一共六节,每一节都是四行;第一句都以“哈哈”开头,口气轻佻,如同小丑,富有讽刺意味;而前三行诗句完全相同,勾勒了“群鸟”共同的幸灾乐祸的卑劣心理和形而上学的思想。“群鸟”只知道凤凰的“死”,不愿也不可能知道凤凰在火中得到新生,比以前更加华美。因而它们对凤凰的嘲笑,也就变成了一种很可笑的自嘲。第四行诗,一语破的,道出了它们各自的个性特点:黩武、专横、狡猾的本质和世故、奴性与驯民的思想。这一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描写,使得这一章诗同样含着哲理的意蕴。“群鸟”在诗人讽刺的笔触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们实际上是在我国五四运动这一伟大变革到来时,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官僚、驯民、奴才和无耻文人。正如雨果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论文学》)诗人以鲜明的爱憎、独特的艺术构思,刻画了“群鸟”的反面形象,揭露了它们的灵魂,鞭挞了它们的丑态,这亦反衬出了凤凰的坚贞华美的高尚品质。从戏剧角度看“群鸟歌”使矛盾冲突外在化、具体化,这一发展到没有丝毫调和余地的矛盾冲突如何解决呢?这是长诗形象完整性和思想深刻性的关键。
这是凤凰将死未生之际的小插曲。序曲末段明示“一群的凡鸟”,可见群鸟是庸众的象征。在“群”和“个体”的对立中凸现了先驱者的孤独。这一部分,每段歌词格式都相同,仅有最后一句不同,由此也可见群鸟人云亦云没有个性。此段与上下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谐谑的变奏,庄严与无耻,高尚与卑微,美与丑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既是对现实庸众的嘲讽,又写出了“个”所面对的巨大压力。与前文的“风烟”,形成了有机的呼应。
4、高潮曲
重点词语解读:
“鸡鸣”意味新生力量必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所以风凰更生了。光明、宇宙也更生了。“昕潮”、“春潮”、“生潮”代表了“生”的主调.是风凰更生的前奏。
“凤凰更生歌”是全诗的高潮。这一章包括“鸡鸣”和“凤凰和鸣”两部分。“鸡鸣”在全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一唱雄鸡天下白”,“鸡鸣”宣告新的光明的到来,新的“宇宙”、“凤凰”的诞生。“鸡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片生机盎然、万象更新的景象。这是“凤凰和鸣”的典型环境,亦是诗人心目中经过五四革命烈火洗礼后的中华民族的形象体现。
新生的“凤凰”,尽情地“翱翔”、“欢唱”。“凤凰和鸣”中的每一节诗都排比重叠,回环反复;诗句简短有力,节奏轻快,如同欢乐的圆舞曲。诗人饱含激情地赞扬了烈火中更生的“凤凰”比以前更为华美。全诗在一切都十分和谐和光彩夺目的景象中,在凤凰翩翩起舞、引吭高歌的喜剧氛围中结束。 1921年《女神》初版中,《凤凰涅盘》的副题就是“‘菲尼克司’的科美体”,即“菲尼克司”(凤凰)的“喜剧”。是的,这的确是一曲壮美的喜剧。
郭沫若在“凤凰更生歌”中反复地咏唱:“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这里,“一切的一”是指众生推至个人,“一的一切”是指个人遍及众生,即凤凰与众生融为一体,我和你、他,都融为一体,统统更生了。“一切的一”也指万类推至个体,“一的一切”也指个体遍及万类,即无论在何种美好的境界里,都有着我存在,而我身上也具备着所有这些(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热诚、挚爱、欢乐、和谐、生动、自由、雄浑、悠久)“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操。可以看出,这里有“泛神论”思想的痕迹。但“泛神论”在这里已成了郭沫若通向全新的理想社会的“一座桥梁”了。诚然,诗人从个性彻底解放思想出发的理想社会带有朦胧的特点,带有“物我无间”的无差别境界的唯心色彩,这是远在日本留学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郭沫若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但在黑暗腐败的旧中国,他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预言了新中国的诞生,给人以美好的希望、胜利的信心,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凤凰涅檠》的结局,光明的中国代替黑暗的中国,美好的事物经过烈火的锻炼更加美好,充分显示出郭沫若惊人的思想深度,即彻底革命的观点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这是同时代诗人无法与之并比的,是郭沫若虽然不是第一个写新诗的人,却成为新诗开拓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更生歌》集中体现“五四”时期“泛神论”的思想。“泛神论”流行于16世到18世纪的西欧,主张神即自然界,“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郭沫若概括为“泛神就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并推导出“我即是神”的观点。“一切的一”中的“一”便指大自然普泛的本体 (神),“一的一切”中的“一切”指由“一”的本体衍生出的自然万物。这一段表达了一切都融为一体,物我无间的生命与万物的大和谐境界。
“火”象征着给一切带来新生的时代精神,像“神”一样在人类和自然万物中无所不在。
“凤凰和鸣”的大量反复,给人以震撼力,这是无法压抑的情感喷发的高潮。特别在放声朗读时,会有这种感觉,会有一泻千里的爽快。诗人也说:“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指本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华格讷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吧”
于是,诗人以百余行的篇幅分别礼赞了“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神秘”、“悠久”等反映时代精神的范畴。每段格式相同,仅在固定位置替换上不同的中心词汇,一唱三叹,反复无穷,是民族新生的时代颂歌.给人一气呵成之感。“欢唱”使人想起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结尾的大型合唱“欢乐颂”,反映了“五四”时代没有一点儿阴影的大欢乐和新生感。
这首诗创作的年代(1920年)正是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时候,郭沫若正是借助于《凤凰涅盘》写作,使“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因而诗人称:“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凤凰涅盘》正走这种狂放的激情的产物,它的奔放的想象、纵横捭阖的气势以及高超的艺术感染力,都源于诗人个体的郁积与民族的郁积汇合在一起,最终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
但是诗人并不是一味地喧嚣和浮躁。此诗的几个部分充分体现了诗人在总体构思上对诗歌的调子和节奏的控制。类似于交响乐的几个乐章,从快板、轻柔的柔板、小步舞曲到进行曲的几种调子的转换和交织,使整首诗舒缓跌宕,起伏有致,并为最终的大合唱做好了完美的准备。
《凤凰涅盘》是历史青春期的颂歌,它反映了一个青春的时代,同时它也只能产生于那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的“欢乐颂”是任何诗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法再重复的。所以,八年后在收入《沫若诗集》时,诗人自己曾对《凤凰更生歌》作了较大的删削,文字固然简练了许多,节奏也流畅了,但那种一发而不可收的压倒一切的气势也丧失殆尽,艺术感染效果反而不如初稿。
(二)《凤凰涅盘》的艺术特征
《凤凰涅盘》是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浪漫主义特征
(1)神话传说的运用
作者既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代表着纯洁、高尚、美丽的凤凰形象中找到了恰当的喻体,又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中“菲尼克司”满500岁自焚更生这一喻体的框架。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象征,启迪他创造新的艺术世界。
(2)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此诗的浪漫主义色彩。
想象与夸张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了一种不合理性,但更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中国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
(3)多元化地吸取中外艺术养分并进行融汇创造,形成了一种壮美雄丽的浪漫艺术风格。
《凤凰涅盘》以其雄放的姿态独步五四诗坛,以其浑厚高昂的歌声震动中外,不仅内容上完全崭新,体现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而且适应内容需要,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自由诗体,创造了一种壮美雄丽的艺术风格。
在作品中,有歌德诗剧中的庄严,有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惠特曼抒情诗中的雄放,海涅歌声中的柔婉,庄子散文中的汪洋恣肆,屈原骚体中的流动和对比。在这广泛的吸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九歌》所代表的悲婉豪放的美学传统,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郭沫若对于我国古典诗歌的造诣是很深的,尤其喜爱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诗词。我们从“凤歌”中,就明显地看到郭沫若受到屈原《天问》的启发。他当时在日本留学,也受到欧美著名诗人的影响,“凤歌”和“凰歌”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惠特曼式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但是,他并不拘泥因循我国古代和外国某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是兼采众长,自铸新词。
统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因激情汹涌彭湃而像惠特曼《草叶集》那样过于狂放散漫;相反它却显得十分典雅谨严:结构浑然天成,布局恰到好处,音韵铿锵流畅,节奏有张有弛,甚至连每个段落都写得十分整齐,很容易使人想到我国古代五、七言诗和民歌,想到歌德、海涅的某些诗作。郭沫若自己曾说过:“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令我满意。”(《三叶集》)又说,雄丽的巨制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罕见。《凤凰涅盘》这种具备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自由体新诗,是郭沫若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史上的全新创造。宗白华先生当时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称赞:“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诗味甚浓。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三叶集》)
2《凤凰涅盘》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诗的语言分不开的。
“凤歌”、“凰歌”中,诗人选择了“铁、漆、血”这些闭口音的词和 “悲哀、烦恼、寂寥、衰败”这些词义相近的词,揭示了“凤凰”的内心世界,抒发了诅咒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与之告别的强烈情感,唱出了更生前的“凤凰”悲壮沉痛的情绪。当我们读到更生后的“凤凰”的歌唱的时候,诗中出现的是“欢唱”、“翱翔”,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这些开口音和词义美好的词语,整个儿地造成一种高昂、热烈与和谐的情调。新世界的美好光明与旧世界的黑暗丑恶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生的“凤凰”对新的中国的高昂歌唱与新生前对旧中国的悲痛控诉在诗中做了遥相呼应。这样,便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憎与变革的理想,形成了一种既雄壮又华美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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