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巧节的风俗是什么

　　楼主你好：

　　“乞巧节”就是七夕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因为此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少女，而节日活动的内容又是以乞巧为主，故而人们称这天为“乞巧节”或“少女节”、“女儿节”。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礼拜七姐，仪式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又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

　　习俗

　　穿针乞巧

　　这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南朝梁宗谋《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外，或以金银愉石为针。”《舆地志》说：“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土民之家皆效之。”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说：“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

　　喜蛛应巧

　　这也是较早的一种乞巧方式，其俗稍晚于穿针乞巧，大致起于南北朝之时。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 “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月七日，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侯。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七月七夕“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说；“以小蜘蛛贮合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久”明田汝成《熙朝乐事》说，七夕“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多寡。”由此可见，历代验巧之法不同，南北朝视网之有无、唐视网之稀密，宋视网之圆正，后世多遵唐俗。

　　投针验巧

　　这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的盛行的七夕节俗。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直隶志书》也说，良乡县（今北京西南）“七月七日，妇女乞巧，投针于水，借日影以验工拙，至夜仍乞巧于织女”请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引《宛署杂记》说：“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租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种生求子

　　旧时习俗，在七夕前几天，先在小木板上敷一层土，播下粟米的种子，让它生出绿油油的嫩苗，再摆一些小茅屋、花木在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称为“壳板”，或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磁碗中，等它长出敷寸的芽，再以红、蓝丝绳扎成一束，称为“种生”，又叫“五生盆”或“生花盆”。南方各地也称为“泡巧”，将长出的豆芽称为巧芽，甚至以巧芽取代针，抛在水面乞巧。还用蜡塑各种形象，如牛郎、织女故事中的人物，或秃鹰、鸳鸯、等动物之形，放在水上浮游，称之为“水上浮”。又有蜡制的婴儿玩偶，让妇女买回家浮于水土，以为宜子之祥，称为“化生”。

　　供奉“磨喝乐”

　　磨喝乐是旧时民间七夕节的儿童玩物，即小泥偶，其形象多为传荷叶半臂衣裙，手持荷叶。每年七月七日，在开封的“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其实宋朝稍晚以后的磨喝乐，已不再是小土偶了，相反的，越作越精致。磨喝乐的大小、姿态不一，最大的高至三尺，与真的小孩于相上下。制作的材料则有以象牙雕镂或用龙延佛手香雕成的，磨喝乐的装扮，更是极尽精巧之能事，有以彩绘木雕为栏座，或用红砂碧笼当罩子，手中所持的玩具也多以金玉宝石来装饰，一对磨喝乐的造价往往高达数千钱。

　　缂丝七夕乞巧图轴

　　拜织女

　　“拜织女”纯是少女、**们的事。她们大都是预先和自己朋友或邻里们约好五六人，多至十来人，联合举办。举行的仪式，是于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子上置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又有鲜花几朵，束红纸，插瓶子里，花前置一个小香炉。那么，约好参加拜织女的**、少女们，斋戒一天，沐浴停当，准时都到主办的家里来，于案前焚香礼拜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念自己的心事。如少女们希望长得漂亮或嫁个如意郎、**们希望早生贵子等，都可以向织女星默祷。玩到半夜始散。

　　拜魁星

　　俗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魁星文事，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所以一定在七夕这天祭拜，祈求他保佑自己考运亨通。魁星爷就是魁斗星，廿八宿中的奎星，为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也魁星或魁首。古代士子中状元时称“大魁天下士”或“一举夺魁”，都是因为魁星主掌考运的缘故。　根据民间传说，魁星爷生前长相奇丑，脸上长满斑点，又是个跛脚。有人便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取笑他：不扬何用饰铅华，纵使铅华也莫遮。娶得麻姑成两美，比来蜂室果无差。须眉以下鸿留爪，口鼻之旁雁踏沙。莫是檐前贪午睡，风吹额上落梅花。相君玉趾最离奇，一步高来一步低。款款行时身欲舞，飘飘度处乎如口。只缘世路皆倾险，累得芳踪尽侧奇。莫笑腰枝常半折，临时摇曳亦多姿。　然而这位魁星爷志气奇高，发愤用功，竟然高中了。皇帝殿试时，问他何脸上全是斑点，他答道：“麻面满天星”；问他的脚为何跛了，他答道：“独脚跳龙门”。皇帝很满意，就录取了他。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传说，说魁星爷生前虽然满腹学问，可惜每考必败，便悲愤得投河自杀了。岂料竟被鳖鱼救起，升天成了魁星。因为魁星能左右文人的考运，所以每逢七月七日他的生日，读书人都郑重的祭拜。

　　晒书·晒衣

　　据载，司马懿当年因位高权重，颇受曹操的猜忌，有鉴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为求自保，他边装疯病躲在家里。魏武帝仍然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的司马懿也在家中晒书。令史回去禀报魏武帝，魏武帝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可收押。司马懿只乖乖的遵命回朝。另有一种人，在乱世中，以放浪形骸来表达中的郁闷。他们藐视礼法，反对时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二十五说，七月七日人人晒书，只有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晒书”。这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晒肚皮也就是晒书。汉代晒衣的风俗在魏晋时为豪门富室制造了夸耀财富的机会。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就瞧不起这种作风。七月七日，当他的邻居晒衣时，只见架上全是陵罗绸缎，光彩夺目。而阮咸不慌不忙的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由这几则小故事看来，就知道当时七夕晒书、晒衣的风俗有多盛了。

　　为牛庆生

　　儿童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又叫“ 贺牛生日”。因为传说西王母用天河把牛郎织女分开后，老牛为了让牛郎能够跨越天河见到织女，让牛郎把它的皮刨下来，驾着它的牛皮去见织女。人们为了纪念老牛的牺牲精神，便有了“为牛庆生”的习俗

　　吃巧果

　　七夕的应节食品，以巧果最为出名。巧果又名“乞巧果子”，款式极多。主要的材料

　　巧果

　　是油面糖蜜。《东京梦华录》中之为“笑厌儿”、“果食花样”，图样则有捺香、方胜等。宋朝时，市街上已有七夕巧果出售。　若购买一斤巧果，其中还会有一对身披战甲，如门神的人偶，号称“果食将军”。巧果的做法是：先将白糖放在锅中熔为糖浆，然后和入面粉、芝麻，拌匀后摊在案上捍薄，晾凉后用刀切为长方块，罪尤折为梭形面巧胚，入油炸至金黄即成。手巧的女子，还会捏塑出各种与七夕传说有关的花样。此外，乞巧时用的瓜果也可多种变化。或将瓜果雕成奇花异鸟，或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称为“花瓜”　巧果及花瓜是最普通的七夕食品。而在历史上各朝代则另有不同的食俗。例如魏朝流行于七月七日设汤饼。唐朝的节日食品包括七月七日进斫饼，并订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金若干，以备宴席之用，称为“晒书会”。七夕同时也是适宜配药的日子。据说一种以松柏为药材的秘方，这种神奇的药丸以七月七日的露水调配合成，服一丸可延长十年的寿命，服二丸可延二十年。此外，还有饵松实、服柏子、折荷叶等，均号称为长生不老的仙药。比较实用的药方有晒槐汁治痔，煎苦瓜治眼，摘瓜蒂治下痢等等不一而足。其功效如何，就只有试过的人才知道了。如今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在七夕这一天，人们还会用面粉制作各种小型物品，放到油锅里煎炸后称“巧果”。晚上还会在打扫干净的庭院里，摆上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家中亲友围坐在一起。

　　中国：李白、屈原、李贺

　　英国

　　威廉·布莱克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许多学者视布莱克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起点诗人，从他开始，英国文坛进入一个思潮澎湃的时期。但有人表示异议，这是因为他在世时几近无人知晓，对同时代人无实质影响，其主要诗人地位是20世纪的学者确立的。其次，布莱克笔法奇异，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以朴实、平直的语言代表现代诗风。尤其是布莱克热衷于建立特有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并能以不同的姿态玩味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文思。

　　威廉·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评论家曾指出华兹华斯是西方抒情诗坛两大革新者之一（另一位是彼特拉克），也是现代诗的鼻祖。在文学史上，以他为主、由柯尔律治参与写成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诗集，因为它在题材、风格、思想等方面启动了现代诗歌的创作。其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795年之前、1795——1807、1807年之后，这里的中间阶段是他的颠峰期。

　　塞缪尔·柯尔律治

　　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与华兹华斯一样，也是少年丧父，后去伦敦寄读十年，又去剑桥上学。虽为名校学生，却是酒、妓、鸦片无一不沾，时常情绪激烈。……柯尔律治的代表作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友情诗或他所谓的“交谈诗”，另一类是象征诗或神秘诗。前者大致包括《伊俄勒斯之琴》、《这个菩提树的荫棚》、《霜夜》、《沮丧》和《致威廉·华兹华斯》等。后者主要指《老舟子吟》、《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贝尔》等。

　　乔治·戈登·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波西·比希·雪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华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约翰·济慈

　　约翰·济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寿命短暂，济慈最令人叹息，享年仅26岁，却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翁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就诗艺，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他不独属于浪漫主义，唯美派与颓废派都受到他的影响。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与雪莱比较，济慈更愿以热心而冷眼的观者姿态绘制生活的戏剧画面，对在真实的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真人表现出艺术家的兴趣，他并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厌弃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体人间情感证实无限的存在。济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华兹华斯较弥尔顿“更深刻。济慈发展了有关信念，认为人间是“造就灵魂的深谷”，除此无其他途径。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18世纪末到19世纪30、40年代，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历史大背景之下，西方文学也发生了一次转型。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得到倡导鼓吹，以至于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这个时期形成。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浪漫主义主要指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文学有其鲜明的特征，主要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超越现实的文学精神，二是对比象征夸张的艺术手法，三是原始天真质朴的自然观。

一、超越现实的文学精神

文学创作离不开现实社会，很多时候文学创作的艺术世界是客观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但浪漫主义却并不注重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和客观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是现实的镜子而是作者心灵的镜子，反照出的是作者的主观世界，这个主观世界通常是理想主义的，想象奇特的，由情生物的。因此，主观性是这种超越现实的文学精神的本质。

这种主观性首先体现在浪漫主义竭力表现作者的主观愿望，用主观的理想代替客观的现实，展现一个“完美的主观世界”。在这个完美的主观世界里，理想主义是一层挥之不去的浓雾，只要能表现理想的与希望的生活，文学塑造的形象即使违背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也无关紧要。浪漫主义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常常会改变生活原有的形态，在感情和理想的强烈作用下，大胆地、创造出符合作者主观意愿的理想化的意象、人物或环境。比如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把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塑造成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伟大战士，怀着对人类的爱和信心，忍受了暴君的残酷迫害，终于消灭了宙斯，解放了人类世界。这就是浪漫主义典型的理想英雄形象。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完美”是指作者“主观表达的完美”，指符合作者主观愿望所想表现的一切，即作者为了表现自身的主观世界里的情感不计较客观合理性，不计较人物真实性，不计较场景现实性；而不是指没有缺陷的“喜剧式的完美”。所以，浪漫主义文学里的“理想英雄”总不像是现实中的人，却绝不是指十全十美的人，比如“拜伦式英雄 ”。“拜伦式英雄”是指拜伦在“东方叙事诗”等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孤立傲世、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形象。他们是海盗、异教徒、造反者、无家可归者等，都具有出众的才华、坚强的意志、反叛的热情，敢于蔑视传统秩序和专制暴政，但是他们的反抗总是和孤独、忧郁结合在一起，乃至傲世独立，离群索居，并以悲剧而告终。这显然与拜伦由于生来微跛而敏感自尊，形成了孤独、傲岸和反叛的性格不无关系，浪漫主义使拜伦作品完美地表现了作者自身的主观世界。

其次，在主观性的支配下，浪漫主义作家即使是描绘现实社会也往往不会去描绘逼真的客观存在，而是注重人物感情的抒发，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因此浪漫主义文学常常显得神秘怪诞。比如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虽然真实地反映了北美殖民时期的黑暗现实，但作者笔下的现实社会呈现的是一个被心理学家改变了的世界，是服从主要人物心理活动的场所。作品没有详细介绍男女主人公的身世，没有具体描绘具体描绘海斯特生活的整个城市的建筑街道，而是侧重于描写非凡的、怪诞的场景和具有浓郁浪漫色彩的梦境，人物活动的场所也非日常生活的场所，大多是监狱、邢台、坟地、孤独的海边小屋、阴森恐怖的森林，如邢台示众、密室惩罚、牧师夜游、林中相会等情节。生活场景的描绘强调的是环境引发的人物心灵的剧烈震动。可以说现实主义是由物生情，融情于物，主观感情的表现要受所描写的生活内容的制约，把主观的情感融入生活形象之中；而浪漫主义是由情生物，为情造物，对生活的表现受主观感情的支配。

二、对比象征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

前面分析了浪漫主义文学超越现实的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必然使浪漫主义作家采用一系列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中对比、象征、夸张是最常用的几种艺术手法。

浪漫主义文学以强烈的对比来强化和表现主观感情的倾向性。雨果就是对比手法运用的大师，他在《巴黎圣母院》中以美与丑的对比、外表与内心的巨大反差，表现了作家爱憎分明的情感。他在《克伦威尔序言》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认为大自然中美丑并存；艺术想要取得好的效果，就应该通过强烈的美丑对照，同时采取艺术的夸张。拜伦在《恰尔德·哈洛而德》中大量运用对比，希腊人民的爱国壮举与皇亲国戚卖国求荣的对比，希腊光荣的过去与屈辱的现状的对比，被压迫者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反动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对比，壮美的自然景色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对比，从而充分地表达了诗人的爱憎情感。

浪漫主义依据主观感情的逻辑，致力于理想的艺术世界的创造，因此经常使用异常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这种夸张手法也是为超现实文学精神服务的，所有表现为超现实的非写实性的都是夸张的表现。比如具有奇特的超人品格、行为和能力的人物形象，传奇式的故事情节，华丽的语言形式，历史传说、神话故事、自然奇观和异域风情的揉合等等。通过夸张成功呈现出雄奇瑰伟的浪漫气势。比如拜伦的《唐璜》中就描绘了许多离奇的故事、异域的情调，还有层出不穷的戏剧性场面，散发着浓郁的浪漫气息。比如雨果《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于浪漫主义不注重描绘现实社会，而注重以内心构想的人与物来表现自身对现实的主观感受，象征隐喻就成为又一大特征。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就广泛地运用了各种象征手法。白鲸是作者对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既感到不可理解，又感到恐惧不安的心理的真实反映。但是，白鲸同时又是上帝神力的象征，是正义的化身，或者说，它就是大自然本身。这样，小说的象征意义又在于表明：人类如果一无止境地疯狂掠夺大自然，最终必然被大自然所埋葬。济慈《夜莺颂》以夜莺的歌声象征幻想世界中永恒的欢乐，同现实世界中人生短暂、好景不长相对照。

三、原始朴实天真的自然观

首先要指出的是，“自然观”是指一种世界观，而不是指自然界，其涵义要广泛的多，浪漫主义把一切原始的、质朴无华的和天真无邪的事物视为"自然的"。在这种自然观之下，浪漫主义强调感性，强调对大自然保持神秘与敬畏，强调自由、个性、个体。

这种自然观首先表现为对大自然的极力歌颂。比如华兹华斯的《水仙》，雪莱的《致云雀》，济慈的《夜莺颂》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均选择了大自然作为歌颂的对象。

另外，这种自然观还表现在对“人之本性的自然”的向往，呼吁自由与个性。惠特曼在《给某位女歌唱家》中歌颂了人类的自由与任何个体的伟大。

这种自然观也使得浪漫主义呈现出重视民间文学的特点。以平民的语言抒写平民的事物、思想和感情。海涅的诗歌就富有浪漫主义民歌风格。《罗累莱》一诗中傍晚的莱茵河风光,不幸的爱情主题,姑娘的美丽歌声,以及全诗朴实无华、直拨心弦的民歌音调，就是这种自然观很好的体现。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体的重要特征就是采用民间生动朴素的语言来直接表达感情, 在代表作《水仙》中,华兹华斯所使用的语言质朴而简单,晓畅易懂,纯情而生动,真实感受直抵心间。

正是这种原始朴实天真的自然观使得浪漫主义文学在题材上由从宫上廷转向民间，从城市转向山乡湖畔，在语言上使用民歌式的民众的语言，在抒情上诗歌成为一种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影响上浪漫主义文学促进了人类个性自由解放。

威廉·布莱克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许多学者视布莱克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起点诗人，从他开始，英国文坛进入一个思潮澎湃的时期。但有人表示异议，这是因为他在世时几近无人知晓，对同时代人无实质影响，其主要诗人地位是20世纪的学者确立的。其次，布莱克笔法奇异，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以朴实、平直的语言代表现代诗风。尤其是布莱克热衷于建立特有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并能以不同的姿态玩味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文思。

威廉·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评论家曾指出华兹华斯是西方抒情诗坛两大革新者之一（另一位是彼特拉克），也是现代诗的鼻祖。在文学史上，以他为主、由柯尔律治参与写成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诗集，因为它在题材、风格、思想等方面启动了现代诗歌的创作。其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795年之前、1795——1807、1807年之后，这里的中间阶段是他的颠峰期。

塞缪尔·柯尔律治

　　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与华兹华斯一样，也是少年丧父，后去伦敦寄读十年，又去剑桥上学。虽为名校学生，却是酒、妓、鸦片无一不沾，时常情绪激烈。……柯尔律治的代表作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友情诗或他所谓的“交谈诗”，另一类是象征诗或神秘诗。前者大致包括《伊俄勒斯之琴》、《这个菩提树的荫棚》、《霜夜》、《沮丧》和《致威廉·华兹华斯》等。后者主要指《老舟子吟》、《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贝尔》等。

乔治·戈登·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波西·比希·雪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华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约翰·济慈

　　约翰·济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寿命短暂，济慈最令人叹息，享年仅26岁，却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翁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就诗艺，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他不独属于浪漫主义，唯美派与颓废派都受到他的影响。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与雪莱比较，济慈更愿以热心而冷眼的观者姿态绘制生活的戏剧画面，对在真实的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真人表现出艺术家的兴趣，他并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厌弃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体人间情感证实无限的存在。济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华兹华斯较弥尔顿“更深刻。济慈发展了有关信念，认为人间是“造就灵魂的深谷”，除此无其他途径。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