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解读

性别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享有"初夜权"，性交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与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从中国的"三从四德"、"贞洁"、"缠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成为了男人单纯的的附属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而家庭则成为了社会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家庭"成为"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都是将社会分解到"家庭"。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宣称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男权家庭。

由于家庭是压迫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为了人类历史解放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经济解放则构成了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础。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关社会解放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说，社会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解放"。在现代开幕的那个时刻，"出走"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庄严意义。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从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五四"女儿们"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作为被交换的物品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交往和妥协的礼物。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物品，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红楼梦》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附属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故事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大故事。"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最终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妇女解放不过是民族解放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了"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一句话，20世纪，中国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迫从"家庭"解放妇女的。简单地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就是，妇女在"国家"的需要、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为了"救亡"，"国家"被迫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同男人一道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象征意义。在国民革命中，同样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所叙述的故事那样，妇女通过从军，通过"成为男人"而获得"解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作出的让步，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从家庭将妇女解放出来去保卫国家。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分享了从前为男性垄断的权利。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预言，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们的"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妇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所谓"解放"，最终不过是通过打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束缚，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制造了女性的"身体"。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妇女由被封建权力禁锢和打上了封建礼教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作为商品的"身体"。田汉30年代的**《三个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丽人行》描写了"娜位走后"的命运。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在《倾城之恋》等作品中，以反传奇的风格叙述了女性身体的现代命运。

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起源并且附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一种"搭车"的解放。总而言之，妇女的解放是有条件的。妇女的解放被归属于更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她们是被解放的，是因为另外的历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获得了"解放"。由于妇女对中国革命的广泛参与，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改变了妇女在"革命的中国"的地位。因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搭车"解放，所以，在中国现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需要全面社会动员的时候，男权社会被迫向妇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中国的妇女透支了大量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的解放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使男权在妥协性的社会环境崩溃之后卷土重来，从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和卖*，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和卖*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茅盾生平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 1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中国***成立,他成为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便是这时完成的。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庆。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同年底，应中国***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