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史学的浪漫主义史学的影响

①促进了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历史进化理论的完善

浪漫主义史学家奉行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浪漫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推动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乏历史感，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物。他们往往人为地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总体的历史联系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根据某种固定的和先验的现代标准进行褒贬，或者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尤其是对中世纪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在史学方面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他们虽然倡导历史进化思想，但是却把历史的进步狭隘地理解为现在对过去的否定，把前后相承的历史写成了简单的今昔对比。这种割裂历史、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和做法，尽管出自反封建的进步意图，但毕竟是反科学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成是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14及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罢了”。由此可见，西方史学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克服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思维倾向。

浪漫主义史学家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过程，其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和突然消失的，因而对它们都必须进行历史的、“遗传学”的分析，追溯它们的起源、具体考察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点、承认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不是进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按照他们的这种理解，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能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模式来取代各民族的具体历史。

由浪漫主义史学家信奉和推广开来的这种历史主义思想观念，尽管它本身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却不愧为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繁荣、推动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从而使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还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历史进化理论，使得由启蒙时代的史学家基本确立起来的历史进化理论更具有历史基础、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无论是维科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还是赫尔德学说的进一步普及，无论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提出、还是基佐文明史系列的出版，都赋予历史进化理论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使之摆脱了原先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尴尬，从而将历史进化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历史主义原则也逐渐地被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各部门所认可，从而使得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们也开始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本学科的相关课题、并逐渐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大大加速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跃居人文社会学科的首位，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空前绝后的尊重。

②促进了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这也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它不仅为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曾明确地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马克思在信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实就是那些首先倡导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法国的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主要是西欧)始终贯穿着市民阶级(在法国则为第三等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引起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们热情赞扬市民阶级在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极力论证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的结果，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决战。他们甚至认为，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正确理解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他们看到了引起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他们已经能够把阶级关系理解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坚定地把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作为理解和解释历史的主要途径。

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他们的笔下，“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他们对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的讴歌，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唱赞歌。在他们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一旦确立起来，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就接近“永恒的真理之路”了，因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使得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毫无疑问，这就是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本质所在。

浪漫主义史学家把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历史研究，标志着欧洲的历史观念又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进步，是对旧的唯心史观的一次有力的冲击。旧的唯心史观往往把历史变革的原因归结为少数帝王将相的个人行为，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它归结为阶级之间的对抗，归结为人民(即资产阶级)的力量；旧的唯心史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从人们的头脑里寻找所有历史变革的最终动力，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了以物质利益分配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变动，从而把认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立足点移到了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方面。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并未能科学地揭示出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真正根源，也未能对社会经济关系达到科学的认识；尤其是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仅限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之内，而并未把它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全过程。

1830年的“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普为首的新的君主立宪体制。大多数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7月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宣告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换而言之，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于是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趋向保守。当1848年革命使得欧洲的阶级斗争形势越发激烈的时候，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也就发生了更加彻底的蜕变。甚至连基佐那样的“天才历史学家”，也转而将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咒骂阶级斗争“是一种灾难，一种耻辱”，最后竟然著书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局限性做了最好的说明。

③促进了国别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普及

浪漫主义史学第一次把研究民族史和国别史视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各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也都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尤其热衷于撰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遇的中世纪史。这样一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历史学家的队伍迅速扩容，历史著作(尤其是本国史的著作)的数量也显著增加。这既推动了专业领域里国别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繁荣，也为一般民众阅读历史著作提供了空前的可选择余地。

除了本民族史和本国史的内容能够唤起人们的阅读愿望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很善于运用抒情的文学手法、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和中世纪的田园风光作细腻的情景描写，从而更加激发了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以往历史著作仅供上流社会欣赏的状况。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加速了19世纪的史学独立化进程。

④促进了近代语言学和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浪漫主义史学家普遍相信自己的情感和直觉，并不重视史料工作。然而，民族史和国别史研究的需要，却又促使欧洲各国史学家不得不去广泛地搜集和出版本国历史的史料。与此同时，除了研究本国历史的需要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把民族语言看成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因而也就激发了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语言的热情，并促使他们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运用于史料考证。于是，这不仅促进了近代语言学的产生，而且还促进了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法国著名科学家庞加莱指出：

“科学家研究自然是因为他从中得到快乐……我指的是根源于自然各部分的和谐秩序、纯理智能够把握的内在美。正因为简洁和浩瀚都是美的，所以我们优先寻求简洁的事实和浩瀚的事实；所以我们追寻恒星的巨大轨道，用显微镜去探求奇异的细小（这也是一种浩瀚），在地质时代中追踪过去的遗迹（我们所受吸引是因为它遥远），这些活动都给我们带来快乐。”

追求和谐之美与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建立

1543年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拉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序幕。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为哥白尼宇宙体系的简单、对称之美所震撼。他竭力为日心说辩护，并使这一学说尽善尽美。

开普勒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的影响，相信天上诸星在遵照某种轨道运动时会演奏出一种和谐的音乐，整个宇宙就是一篇和谐的乐章。它只为智慧的沉思所理解，而不为听觉所感知。

开普勒师从丹麦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第谷辛勤观测天象达30年之久，积累了大量精确的资料，但不接受哥白尼关于地动的学说，他自己的宇宙体系是折中的：行星绕太阳运行，而太阳率众行星绕地球运行，他想以此来解释观测到的现象，但却是越解释越糊涂。

1601年第谷逝世，他把大量珍贵的观测资料留给了开普勒。

开普勒整理资料时发现，按设计的正圆轨道计算出来的水星位置与观测数据之间总有偏差，尽管这一偏差很小，只有8弧分，但他并未忽略。他猜想行星的正圆组合轨道可能不符合实际。

开普勒先对观测资料最多的火星轨道进行研究，对大量的数据作数学处理后，求得火星的轨道不是围绕太阳的正圆周，而是椭圆，太阳恰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在确定火星的轨道之后，开普勒又发现，火星和太阳的连线（向径）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即火星绕太阳运行的掠面速度相等。

开普勒研究了行星与太阳的距离和行星公转周期之间的关系。他以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为单位，计算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把当时已知的行星的距离和公转周期列成表，然后在一大堆数字中作各种各样的计算，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做了大量繁杂的重复运算之后，最终发现行星绕太阳运转的周期T的平方与行星轨道长半径a的立方成正比，即a 3 /T 2 为一常数；对于两个行星而言，a 1 3 /T 1 2 ＝a 2 3 /T 2 2 ，这就是行星运行第三定律。

这奇妙的指数“2”与“3”使开普勒乐不可支：他心灵深处的渴望和自然界固有的结构简单性竟然如此相吻合！

在1619年出版的《宇宙和谐论》里，开普勒阐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在讲到第三定律时，他这样写道：

行星运动第三定律被称为“和谐定律”。

开普勒证明了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土星和木星的周期与距离之间很有节奏的比例关系，是遵从和声规律的，他在《宇宙和谐论》中用乐谱的形式把6颗行星在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的角速度的变化情况谱写成一首“行星协奏曲”，对宇宙结构具有和谐美的追求，使得音乐成为开普勒 探索 世界的方式！

相信哥白尼体系充满和谐美的坚定信念，为开普勒进行理论思维指明了方向；娴熟地使用数学工具表达这种和谐之美，使开普勒成功地抽象和概括出了行星三大运动的公式，他被誉为“天空立法者”而载入科学史册。

探索 数学之美与正电子的发现

20世纪2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P A MDirac,1902—1984）致力于研究相对论量子力学，以揭示高速运动的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

他要建立一种对时间和空间坐标来说都是线性相对论性的波动方程。

他受到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在量子理论中提出的“泡利矩阵”的启发，把2行2列的矩阵推广4行4列矩阵，于是得到了相对论性电子方程，这个方程对于动量和能量的相对论性四矢分量是线性的。

这个以后被称为“狄拉克方程”的电子波动方程具有4行4列的矩阵形式，在研究氢原子能级分布时，能给出能级的精细结构；它还可以自由导出电子的自旋为1/2；利用这个方程推出的粒子高速运动的许多性质，都在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它把量子力学中原先是各自独立的重要实验事实统一起来了。

但是狄拉克方程也存在问题，该方程描述电子内部运动的矩阵有4行4列，但是只要用2行2列的矩阵来描述被观察的电子的两个自旋态，即方程给出的态比描述实验情况所需的态多一倍，进而发现有一半的态为电子的负能态（电子的能量为负值的状态），况且这个负能值没有下限，即可以无限地释放能量，狄拉克方程遇到了所谓的“负能灾难”。

是把不可思议的负能态排除出去呢，还是接受它以保持方程的完美性呢？狄拉克勇敢地选择了后者，他对负能态的物理图景进行了大胆的设想。

首先，他革新了“真空”概念，提出了真空是被填满的“负能电子海”的假说。

真空状态不是一无所有的绝对真空，而是由负能态电子所构成的“电子海洋”，在整个电子海中所有能观测到的量，如电荷、质量、动量都不能为零。

接着，他做了进一步的思考，既然全部填满的负能电子海相当于真空，那么从电子海中跃出一个电子又相当于什么呢？那就会出现一个正能态电子和一个负能态的空穴。

他认为激发出来的这正能态电子就是普通电子，它带一个单位的负电荷，而电子被激发出以后在电子海留下的这个空穴，少了一个负值能量，带一个正值能量。他起初认为这就是“质子”，不过这个奇怪的“质子”，其质量要小得多，这是难以想象的！

狄拉克从对称美的思想出发，指出从数学上来看，这个带正值能量的奇怪的“质子”，其质量必须与电子质量相同，从而大胆提出了“反物质”的假说：

这个奇怪的“质子”是真空中的反电子，即正电子，他同时还提出了崭新的电荷共扼对称的概念。

狄拉克从理论上预言了自然界中存在正电子，他指出，正负电子能够由光子在真空中产生出来；当正电子和负电子碰撞时，就会湮灭变成光子。

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在研究宇宙射线时果然发现了狄拉克预言的正电子！

正电子的发现，在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这启发人们去寻找其他粒子的反粒子。

人们逐步认识到，各类基本粒子都有相应的反粒子存在，这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规律，自然界在电荷符号上的分配也是对称的，对称性使自然界存在数学美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狄拉克坚信，数学美是对物理理论取舍的一个准则，如果物理方程在数学上不美，那就标志着不足，需要改进。

他在回顾自己做出的发现时指出：

1933年，狄拉克因“发现了在原子理论里很有用的新形式（狄拉克方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崇尚对称之美与夸克模型的提出

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M Gell-Mann，1929—2019）长期致力于高能物理的前沿问题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已发现基本粒子有数百种， 对这些粒子进行分类，找出它们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些基本粒子的性质和结构，寻找比基本粒子还要“基本”的组元，是高能物理学研究的热点。

盖尔曼深信物理规律的对称性是自然界的最普遍法则之一， 所谓对称 ，是指自然界的一切物质过程都存在或产生出它们的对应方面，表现为现象上的相同，形态上的对称，性质上的一致，结构上的重复等等。 对称性实际上体现了自然界存在的内部联系和规律的和谐。

盖尔曼相信所有的基本粒子都可以根据它们所具有的不同对称性来进行分类。

1961年，盖尔曼根据对称性思想，提出了“ 八重法：一个强作用对称性的理论 ”。

他指出，强相互作用的粒子应满足SU（3）对称性，在数学上对应的是 SU（3）群。SU（3）群中有一个8维表示。八重法就是指每8个有类似性质的粒子能填入SU（3）群的8维表示中。他把有相近性质的强作用基本粒子分成一个个族，并认为每个族成员应有8个。

根据当时的实验结果，有一个族的基本粒子成员只有7个，盖尔曼据此大胆预言了还存在一个未被发现的新粒子，第二年（1962年）果然在实验中找到了这个新的基本粒子——η°介子。

类似地，他预言了另一个被称为沃米格负的新粒子（写作Ω-）的存在。在1962年日内瓦的一次讨论会上，他指着墙上挂着的粒子分类表里的一个空格说：

“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这里应该有一种带负电的粒子，质量大约是质子的两倍。我们不妨把它叫作为Ω- 粒子，可惜它还没有被发现。”

1964年1月，美国布鲁海文实验室的斯米欧在气泡室的成千上万张的照片上找到了Ω-粒子衰变时留下的痕迹。

盖尔曼的预言终于实现了！

η°介子和Ω-粒子的相继发现，证实了盖尔曼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称方法在基本粒子理论中的有效性，从而确立了对称方法在基本粒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八重法对称方案中应该有一个最基础的族——根据SU（3）对称理论，存在一个3维的基础表示——在这个族里应该有3个粒子，只能带有分数电荷，即2/3，-1/3，-1/3的单位电荷，然而分数电荷却从来没有被观测到，盖尔曼起初放弃了这个三粒子的族。

盖尔曼经过深入思考，最终承认了它们，因为没有被观测到不等于不存在，他深信对称性法则应该是一条普遍的法则。

他给这3个粒子命名为“夸克”，并用3个夸克来结合成质子、中子等强子，这就是著名的夸克模型。

物理学家设计了很多实验，去寻找这些带有分数电荷数的自由夸克，但是任何硬把它们从强子里拉出来的企图都失败了。

尽管如此，但是大多数物理学家都相信夸克是存在的，是组成其他一些基本粒子的更基础的粒子，因为夸克模型的结果与一系列实验事实符合得很好。夸克模型在以后有了发展，它的成员已从3个扩充到了现在的6个。

1969年，盖尔曼因“在基本粒子的分类及相互作用方面的贡献”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颁奖庆典上致辞说：

“对于我，研究那些法则是与对表现千差万别的自然界的热爱不可分的。自然科学基本法则的美，正如粒子和宇宙的研究所揭示的，在我看来，是与跳到纯净的瑞典湖泊中的野鸭的柔软性相关的……”

善于从自然界宽广的审美领域中得到启示

追求对世界的秩序性、规律性、和谐性和统一性的理解，是科学 探索 的崇高目标。科学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包括科学事实的发现、科学原理的建立、科学理论的评价等等，都表现为一种审美活动，体现了科学臻美精神。

像开普勒、狄拉克和盖尔曼一样，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是科学臻美精神的代表。

爱因斯坦追求自然的统一性和世界的和谐，他建立的狭义相对论把牛顿力学中分立的时间、空间、物质与运动统一了起来；广义相对论把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非惯性系的运动和惯性系的运动统一了起来。

玻尔根据氢原子光谱线的比数有序、和谐变化的规律，提出了原子能级概念和电子轨道理论。

海森堡发现原子定态的能级数可能排列成对称、优美的矩阵形式，建立了矩阵力学。

有成就的科学家善于从自然界提供的无限宽广的审美领域中得到启示，他们透过美的外表，观察到自然背后的和谐关系和庄严的秩序，从中体会到无所不在的客观规律性的力量，并把揭示这种普遍规律，即科学的真理看作是自己的神圣的任务和最高的精神境界。

科学臻美精神使他们的思维犹如振翅高飞的雄鹰，搏动着逻辑意识和审美意识的双翼，扶摇直上去领略自然界理性高峰的无限风光。

牛顿不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都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真正的定量方法来直接比较他们)，他也不像李小龙那么强壮(可笑)。牛顿从英国人罗伯特·胡克那里偷取了重力平方反比定律。他对每个人都是出了名的暴躁和好斗，从在他之前发表微积分(用高级符号)的莱布尼茨，到荷兰天才惠更斯，他都和每个人打过架。

牛顿甚至没有得到f=ma2，是卢梭的女性情人得出的(我相信她的名字是艾米丽·德夏托，但如果我记错了她的名字请纠正我)。牛顿甚至不能在他的建模中解释基本的非线性动力学，因此未能提出摄动理论，一个像艾萨克·牛顿一样聪明(可以说更聪明)的人提出了这个理论：西蒙·皮埃尔·拉普拉斯(“法国牛顿”)。牛顿关于远距离即时作用的想法是他理论中一个巨大的概念漏洞，即使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智力上的荒谬。如果拉氏早几十年诞生，也就是说微积分已经“在空中”了，很可能是拉氏，而不是牛顿，提出了经典力学的规则。

牛顿是一个天才，但原理是经过许多思想家包括笛卡尔和费马解析几何和伽利略建立相对论(伽利略相对性)、惯性和重力的恒常性实验(Pisa)——所有比牛顿早，但牛顿获得隐性信贷工作的这些伟大的天才，因为科学历史上关于这一时期的无知。他还需要开普勒的工作，没有开普勒，牛顿力学就不可能存在。

17世纪比较小型的裸关节拳击手(牛顿是短，好辩的，处女，和有一个拿破仑情结)现代的创始人mma(根据Dana白自己)李小龙、一定程度的夸张和英雄崇拜伟大的牛顿的真正遗产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它是建立在谎言(或者至少很误导性陈述)。

牛顿犯了很多错误。他的流动没有很好的记数法，因此多年来都是难以理解的。英国人对牛顿的微积分无限小公式的忠诚——而不是莱布尼茨的，后者的记数法和明确性都要好得多——使英国落后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近一个世纪。在推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公式方面，伯努利家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牛顿的公式则没有。因此，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原始成果都超过了英国人。直到19世纪，英国人才在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真正回到了与欧洲其他国家同等的地位。

真正的科学史扼杀了任何对科学家的浪漫神话。这是混乱的，没有英雄，只有勤劳和创造性地思考。他们首先是人，毫无缺点，其次是思想家。你的帖子是误导人的——你应该指出，牛顿对拳击的爱好与他传奇般的脾气和恶毒的好斗行为密切相关：当伊萨克牛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负责人，他燃烧每一个罗伯特胡克的画像——的人想出了弹性定律，在著名的皇家学会胡克去世后，他是纯粹出于尽管半推半就的人得到应有的功劳是第一个认为重力听从一个平方反比定律，这些历史学家同意胡克将军了。

我不认为有任何人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李小龙一样强悍，但是最近可能是伟大的达芬奇(如果你相信力量的故事他显示),但有很多歧义坊间传说的著名思想家常常讲述神话。

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是，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拥有那种革命性的、500年一遇的智慧，能够彻底颠覆一个成熟的领域，同时又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最糟糕的战士。这个人只存在于电子游戏和漫画书中。对不起，但这是真的。这些其他的答案都隐藏在可疑的神话中，通常是在当事人去世多年后的修正主义者的描述中。任何认为达芬奇能在一场比赛中打败李小龙的人，都必须假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并不存在的东西(尤其是现代营养学和运动学)。

问这个问题很有趣，但真正的答案是：那个人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