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是什么？它的作者是谁？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是楚国诗人屈原等人创作的一种新韵文。作为先秦时代留下的文化瑰宝，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它就像是童年时代的一个神秘而瑰丽的梦，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深刻的影响。

命运多舛的屈原

屈原出生错了年代。那时候，楚国已经度过了最辉煌的年代，日益走下坡路，朝堂之上，奸邪之人横行霸道，忠良之辈惨被排挤，可怜屈原一颗忠贞无二的爱国之心，得不到楚怀王的赏识和信任，反而被一再流放，第一次被流放到汉江以北的地方，第二次被流放到洞庭湖一带，第三次被流放到安徽陵阳一带，然而，命运多舛的屈原，却偏偏变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 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 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 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 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

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 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

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

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

《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底

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

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

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

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

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

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

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

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

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

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

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

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

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

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

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

《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

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共同财富。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主要描写阿廖沙的童年，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在人间》、《我的大学》主要叙述阿廖沙的青少年经历。为使读者对阿廖沙的成长过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这里简介一下后两部作品的内容。《在人间》描绘阿廖沙岁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经历。他备受生活煎熬，做过各种工役，受尽欺凌、侮辱、愚弄、甚至毒打和陷害，体验了社会生活底层的艰辛，认识到人性的丑恶。不过，外婆的善良、厨师的正直、玛戈尔皇后的博学，又使他看到生活的光明面。同文物鉴定人、司炉工、木匠等人的交往也使他感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他酷爱书籍，利用一切机会读他所能碰到的书籍，为此吃了种种苦头。《我的大学》描写他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他16岁报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他无处栖身，与人共用一张床板。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1914年俄国作家梭罗古勃在《作家日记》中谈到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时写道：“我边读边感到遗憾。我不由得想起列夫·托尔斯泰那充满芬芳气息的童年。相反地这里却是打架，斗欧，鞭笞……简直是一种在心理上不可理解的施虐狂。”的确，整篇《童年》中所描绘的是一种浓厚的、色彩斑斓的、离奇的难以形容的生活。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且极端诚实的天才美妙的天才讲出来一个悲惨的童话。在那种黑暗生活中，残酷的社事情太多了。小孩子做错了一点事，要脱掉裤子挨打；父子兄弟间为了分家，吵架斗殴，甚至打得头破血流；外祖母毫无过失，也逃不了外祖父的拳打脚踢；米哈伊尔舅舅为了寻开心，用烧红的顶针捉弄老匠人格里戈里；母亲跪在地上请求继父不要在外面鬼混，继父却用他穿着靴子的脚狠狠地踢她的胸部；格里戈里为外公干了一辈子活，当他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时，却被赶出染坊，流浪街头乞食为生；外公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而且六亲不认，与老伴一起煮茶时，茶叶也要放在手心里细细数过，生怕自己吃了亏。最后，又把老伴与外孙赶出家门，让她们自谋生路。但尽管作品中描写了那麽多目不忍睹的惨事与丑事，整部作品仍然象阳光透过云层一样放射出了乐观主义的思想光辉。主人公阿廖沙没有被艰辛、痛苦和屈辱的生活所压倒，他满怀信心，奋斗拼搏，冲破种种障碍与不幸，不断探索新生活，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带上了积极的色彩。作者高尔基在《童年》中也一再说明：“每当我回忆起俄国令人压抑的龌龊野蛮的生活，我常常问自己：这种丑陋的行为有必要去写吗？我每次都怀着充分的信心回答自己：有必要！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陋的生活现实，这种现实目前还存在着。要改变这种现实，要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沉重龌龊的生活中清除它的影响，就必须透彻地了解这种现实。”“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丑恶行为，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行令人恶心，使我们感到压抑；虽然它们扼杀了无数美好的灵魂，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旧是那样健康、年轻，正在克服并且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丑恶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有滋生各种无耻的败类的肥沃的土壤，但这种土壤终究会生长出卓越的、健康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西，它们不断激发我们建设光明的人道的新生活的不灭的希望。”这一方面表明了高尔基的美学原则：作家不必回避生活中的任何丑事，但目的是为唤醒人们的重视，从而彻底消灭它，并且坚信人类社会有一种真善美的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也表明高尔基写童年的悲惨经历，目的不是为了向人显示他是多麽值的同情与可怜，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忆童年生活，而是用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无论环境多麽恶劣，生活多麽艰难。总有一些善良美好的人，只要怀着一颗向上的心，在龌龊的环境下也能培养出健康、正直的心灵。因此，我们说全书的思想内容表现上是积极向上而非颓废委靡的。作品主要塑造了两大类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对这两大类人物的叙述表达了对他们的爱憎之情。两大类人物一类以外公为代表的自私残暴的人，一类是以外婆为代表的正直、善良的人。外公是阿廖沙十分讨厌的一个人,对他无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内心世界的刻化，总有作者辛辣的讽刺意味在里面。他矮小、干瘦，只有外婆的肩膀高，走起路来步子快而细，自私残忍，野蛮粗暴，动辄就打人骂人，哪怕遇上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也要歇斯底里的发作。为了维护他那摇摇欲坠的小业主地位和分崩离析的家庭，他残酷的虐待工人伙计，甚至六亲不认，将替他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匠人格里戈里赶出家门，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伴他也要她自谋生路。有钱时作威作福，独断专行。破产后更加贪婪吝啬，品格底下。物质上破产，精神上也完全垮掉。尽管在这个市侩气十足的人身上还有一点人性的闪光，如他年轻时候在伏尔加河当纤夫，经历了贫困和沉重的生活，是一个生活的斗士与勇士。当他给阿廖沙讲到那时的经历时，露出一种真诚而兴奋的表情。再如他叫阿廖沙识字也体现对阿廖沙的疼爱。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整体人性上的残忍与自私。对于外公的种种恶劣行为，阿廖沙是非常讨厌的，尤其是外公无故殴打善良的外婆时，他无比愤怒，报复外公。这种厌恶、愤怒同样也存在于作者心中，通过对阿廖沙反抗外公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以外公为代表的那一类人的蔑视、厌恶、否定，也表达了作者对小市民阶层肮脏、龌龊不良品性的否定。与对外公那类人的厌恶相反，作者通过对外婆等人的回忆，表达了对以外婆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热爱、崇敬之情。外婆善良慈祥，爱亲人，爱邻居，爱所有的人。她心甘情愿把生活中的一切压力都承担下来而毫无怨言。生活的困苦、丈夫的殴打、儿子的忤逆……都熄灭不了她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光。她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与诗意的劳动妇女，她能歌善舞，善于讲形形色色的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她还是一个勇敢的人，作坊起火时，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只有她冲进火海，抢出水桶大小的一桶硫酸盐。因此，尽管她有对恶势力顺从忍耐，对上帝盲目信仰的缺点，这并不影响她整体人性上的光辉。与外婆同类的人还有小伙子茨冈与房客“好事儿”。小伙子茨冈是个弃婴，被外婆收养，长大后就成了外公的雇工，他勤劳能干，力大无穷，虽然被外公与舅舅当成牛马使唤，仍很善良乐观。相对于小伙子茨冈来说，房客“好事儿”则是一个成年人，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与感悟。他是祖国无数优秀人物中的一个，见识远大，教阿廖沙用心观察生活、发现生活，教他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技巧。这些人都是阿廖沙所喜欢与崇敬的，他们对阿廖沙人生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从正面唤起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热烈向往。这些人都不同程度的向阿廖沙敞开自己的心灵，帮助他了解到在生活中除丑事之外，还存在着健康与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作者在作品里写道：“在童年，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蜂窝，一些普通、平凡的人们象蜜蜂一样，把自己的知识和关于生活的想法的蜜送到那里，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慷慨大方的充实着我的心灵，这种蜜往往是肮脏而苦涩的，但这一切知识仍然是蜜。”因此，高尔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这些人的热爱、赞美之情，通过阿廖沙的与他们的交往热情讴歌了他们。作品通过对阿廖沙童年经历的描写从侧面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当时的俄国社会处于19世纪70—90年代，正是俄国大革命的前夕，整个社会处于沙皇的统治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偷窃在村民中已形成一种风气，已经不算是罪恶，而且对于半饥半饱的小市民来说差不多是唯一谋生的手段。儿童无钱上学，沦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从广义上讲，也正是这种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阿廖沙的个人悲剧。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以赛亚·柏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当时正是写一篇和浪漫主义相关的论文的时候。柏林的这本书虽然是由讲稿组成的，但是思路清晰，语言流畅，逻辑严谨，可以说在当时给了我很多启发。因为说到浪漫主义，我们会想到浪漫主义诗歌，浪漫主义绘画，但是柏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却把思路完全打开，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思潮，发端于哲学，酝酿在启蒙，表现在文艺。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是男女卿卿我我，动辄感动唏嘘，而是康德仰观宇宙，思索道德律令的笃定与磅礴，是德国古典哲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浓烈的绽放。

《浪漫主义的根源》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