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文化的差异看楚文化的形成（一）

    现代地理学上一般习惯把以秦岭——淮河为界，来作为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分界线。在此以北的地区，气候干燥缺水，山岚纵横，植被也不丰茂，以草原为主；而南方的物种植被丰富，气候温和，降雨充沛，逐渐发现成农耕经济区。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文化，历经几千年，其影响仍处处可见。古今沿袭，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斯声以俗移”，不同地域内的山川、土壤、气候、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心态的差异，形成了地域特有的文化传统，沿袭和朔造了不同的人文精神。

      中国的古代文化是多元复合的，他的主体华夏文化是二元耦合的，所谓二元，就方位来说，是北方与南方，就流域来说是黄河与长江，就代表性的始祖来说是皇帝和炎帝，就象征性的灵物来说是龙与凤，学术的主流来说是儒家与道家，就风格的基调来说是雄浑、严谨与飘逸、灵巧。早在先秦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梁启超先生把我国南北文化差异归结为：北俊南靡、北强南秀、北塞南华。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也认为：北方中原文化的理想是改造旧世界，南方文化的理想是创造新社会。北方多坚韧之志，强毅之气，南方人强于思辩而短于实行，但南方人的想象之伟大又远甚于北方人甚远。

与北方中原文化的龙崇拜尊奉皇帝，形成的儒家思想和《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对应，南方荆楚文化则是凤崇拜，尊奉炎帝，形成到家思想和《楚辞》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两者的风格是雄浑、谨严与清奇、灵动的比照。

也有人把南北两种文化的主流风格以“阳刚”与“阴柔”概括，虽显粗略，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南北文化的根本特点。

千百年来，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文特征和生活方式依然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

　　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

　　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

　　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

　　《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

　　《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煌煌荆楚吟·荆州之旅·楚都遗址·辉煌灿烂楚文化

辉煌灿烂的楚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之一大精华。它的博大精深、风采卓异，常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叹为观止，感慨万分。它孕育、产生、繁荣于荆楚大地，渗透南方各地，甚至北浸中原，影响极大，为丰富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楚文化史专家张正明曾以实例证明楚文化的成就和水平超过周代其他任何一种区域文化：最早用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的青铜器为楚国;最早的铁器(除去个别的例外)是近三十年间出土的楚器;先秦的金、银币都是楚币;最早的精美丝织、丝绣衣衾出自楚墓;先秦漆器中，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图案之美，以楚为最;已面世的先秦木雕、竹编工艺品，几乎全为楚国;最早的毛笔出自楚墓;先秦的竹简几乎全是楚简。仅见的先秦一幅帛书和两幅帛画，都为楚画;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亦出自楚地……

物质文化之彩

楚之祖先最早活动在中原一带，后南迁到江汉地区。其先祖祝融曾为火正之官，观象授时，既为火神，又为雷神。据说凤为祝融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故楚之先民崇火尊凤，凤鸟曾为童贞时代楚人的图腾，具神圣象征意味。

因此，江汉地区成为楚文化生长的温床。楚文化之滥觞，始自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早期的楚国，位于毗连豫西南的鄂西北，这种纵跨南北的有利地理位置，使楚人在与华夏、蛮夷的交往中，得以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到春秋中叶以后，楚国经济、国力不断增长，文化也极大发展。随着楚郢都纪南城的兴盛，楚文化遂至鼎盛。

农业生产方面，楚人综合利用南北农业文化之精华，创建了筑坡灌田的社会性水利工程。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修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期思陂，《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此举使大片农田受益。楚人还发明了“火耕水耨”的水稻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在历史上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今日还可见其孑遗。

在冶金技术方面，楚人更是获得极大成功。当时楚国不仅普及了中原约在春秋中期推广的分铸、焊合技术，而且创造出中原尚无先例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并开镶嵌黑漆工艺风气之先。随着采铜与铸作技术的不断革新，铜器品种愈加丰富。特别是在青铜兵器的制作上得到长足发展，与中原兵器相比具有制作精良、器形长大和形式繁多的特点。而楚式青铜镜，更以其绚丽多姿的纹饰、精致轻巧的形态，达到了当时青铜工艺的高峰。大量的考古发现，都可证明这一点。

1965年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金银错龙凤鸟纹铁带钩，长462厘米，呈弧带形。整个带钩的正面和背面两端都用金丝、金片和银丝、银片嵌成花纹图案。背面两端和二钮钮面嵌云纹。正面图案作龙凤鸟纹，金银片镶嵌其身，金银丝嵌成其爪，流动云纹补白。凤长尾，作回首反顾状;鸟张口，作引吭长鸣状。图案活泼，错嵌精丽。带钩弧度与人腰腹弧度吻合，当是一种特殊的大型革带用钩。代表了楚国错嵌工艺的水平。1965年望山二号楚墓出土的战国铜质酒器龙凤纹樽，高17厘米，盖面及腹周皆饰错银花纹。全器计三十六条龙，二十四只凤。这些图案化的变形龙凤纹，既蜿转回环，又井然有序，表现出楚金错工艺的繁缛花丽和装饰特色。考古工作者还在纪南城西南部的陈家台发现铸炉两座，炉壁底部外张，四角内凹，炉底和四角有一层薄木炭灰。东北角发现铜棒一件，西半部发现锡渣一层，铸炉附近尚存鼓风管残片。

精美的丝织、丝绣也是楚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战国时期，楚纺织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缫丝、纺纱、织造、染整等一整套工艺，制造了许多手工纺织机械。《楚辞·招魂》描绘楚宫时，涉及到相当多的丝织品：“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多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1982年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楚丝织品，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物的所有类别：战国中期楚刺绣品素纱绵袍、浅黄绢舞凤飞龙纹绣绵袍、浅黄绢绵袍、深黄绢夹衣、紫红绢龙凤相蟠纹绣单衣、浅黄绢对龙对凤绣锦袍、小菱形纹锦绵袍、大菱形纹锦绵袍、素罗龙凤虎纹绣单衣、红棕绢凤鸟花卉纹绣绵袴、深黄绢单裙、深褐绢单裙、红棕绢凤鸟践蛇纹绣袴衣、浅黄绢蟠龙飞凤纹绣衾、凤鸟凫几何纹锦衾、浅黄绢对凤对龙纹绣衾，以及帽、鞋、镜衣、棺罩等。其品种有纱、绢、绨、罗、绮、锦、绦等，故被誉为“丝绸宝库”。

这些丝织品，工艺极为精湛。以经纬密度而言，每平方厘米一般经密一百四十根，纬密六十根，最高的经密达一百七十根，纬密七十根，比今天降落伞的密度还高。论其柔软，薄如蝉翼，轻若笼烟。其中绣品更是巧夺天工，花纹典雅富丽，题材以珍禽异兽、奇花佳卉和自然物象为主，绕有神话意味。花纹以龙凤形象最为丰富，如素罗龙凤、虎纹绣单衣，在极薄的罗上，用红、黑、灰、土黄等色锁绣出龙、凤、虎三种图案。凤振翼展翅，花冠飘垂，居画面中心位置;龙、虎形象刚劲、生动传神，似搏击，似对舞。整件绣品呈凤鸟飞舞、龙腾虎跃的热烈气氛，又充满神奇色彩。特别是其中有复杂组织结构的大提花织物锦的出现，更证实了战国时期织机提花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可以这样说，楚国的丝织业足以代表了当时我国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楚国的木器、竹器、漆器工艺品的制作也达到相当高的技艺。考古发掘中，楚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全。仅在纪南城一带就已出土楚国漆器上千件。这些漆木器造型生动，构造精巧，绘雕传神，色彩艳丽。如1965年冬出土于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的战国时期彩绘木雕小座屏，通高15厘米，长518厘米，屏面厚度仅3厘米，座宽12厘米。屏座两端着地，中部悬空，上置一雕屏，为长方形外框，外框内透雕五十一个动物，计有凤四只、雀四只、鹿四头、蛙二只、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周身黑漆为底，有朱红、金银漆绘凤纹等图案。所雕刻的各种动物，交错结合，互相争斗，变化复杂而有规律，栩栩如生。与彩绘木雕小座屏同时出土于望山一号楚墓的彩绘虎座凤架鼓，其形态为两虎相背匍匐，四足向前屈伸，呈欲起步奔跑状;虎背上，各立一只凤鸟，引颈昂首，目视前方，长喙微启;在两凤鸟头冠上，各牵出一条彩色绸带，系一圆鼓于两凤鸟长颈之间;虎座与飞鸟互相对称，形态协调;凤翅、虎斑和其他细部均以彩漆点出，颜色鲜艳。这件本供实用的乐器，又成了技艺精湛的工艺品。

精神文化之光

在特殊的历史渊源、生产条件，以及特殊的山林泽薮交错纵横的地理环境孕育之下，楚地的精神文化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并明显地区别于崇理性、尚人伦、重礼乐的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中原文化。它表现得更为绚烂热烈，更加自由奔放，更带神秘气息，更具浪漫精神，显示了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大自然也更亲近。

当儒家创始人孔子已宣告“不语怪力乱神”的时候，楚地的巫风却刮得更盛。在楚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天地山川都具有神性，故楚人信奉太乙、东君、云中君、司命、风伯、雨神等，与自然保持着和谐亲近的关系。同时，诸夏之神高辛、轩辕和夷越之神伏羲、女娲，也是他们信奉的对象。由此，形成了多元的鬼神信仰。正因为“楚人信巫鬼，重*祀”(《汉书·地理志》)，故楚巫地位高，逢大事必卜。楚人这种崇巫重卜、尚鬼好祀的习俗，为许多考古材料所证实。楚墓中多有“镇墓兽”，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卜筮记录”，更为人们提供了楚人卜筮的情况。

楚文化丰厚的土壤，最适宜于艺术的生长。不朽的文学杰作《楚辞》，历史与神话相交织，社会与自然相融合，情感充沛，想象奇特，词采瑰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千古绝唱。它和《庄子》一起，代表了南方即楚地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

楚音乐文化令人倾倒。除1978年在随州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外，1970年在纪南城南2公里还发掘出战国石质乐器彩绘石编磬。石编磬共二十五件，其上有以凤鸟为主题的彩绘花纹。经测定，除四件断裂复原发音不准，一件残缺不全无法发音外，其余发音良好，音质优美，音域宽广，音阶准确，至今能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说明当时实用音至少有三个八度左右，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就已能制作出具有高水平音律的乐器。1970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就是用这批彩绘石编磬演奏的。

在音乐文化方面，楚人还有一大成就、一大创举，即建“地下金奏”。当代语言文字学家杨伯峻解释：“金指钟镈，奏九种《夏》乐，先击钟镈，后击鼓磬，谓之金奏。”这种以钟镈为主，辅之鼓磬的铺设，恰与曾侯乙墓中室乐器陈设的秩等相符。而楚人将乐队置于地下，则比当时乃至后世置乐工于堂陛或廊庑更显庄严雅致。另从声学效果看，地室具有音量集中、氛围浓烈的特点，更有利于抒发楚人强烈、奔放的情感。

楚国本是音乐舞蹈之乡，王逸《楚辞章句》称，“昔楚都南郢之邑，……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楚人在上祠时一边祭祀，一边唱歌跳舞，以博取诸神的好感。他们能在音乐文化方面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也就不足为怪了。

楚人在哲学方面也取得了十分伟大的成就。代表了南方即楚地哲学的老、庄，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楚国文化主要的还是本土文化，特别是楚辞，大部分是当时的民谣与宗教祭祀为主题的歌曲。当然我个人是认为屈原所代表的艺术可算是顶峰，到了宋玉之流就不敢恭维了。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但文化空前繁荣，这主要是因为： （1）这一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大变革，即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奴隶制逐步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社会的大变革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3）社会的动荡使得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这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社会的大变革使得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列国纷争，社会剧变，战争动荡，这些不仅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存在，而且使得当时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去钳制思想，因而思想也就空前活跃。 （4）社会动荡时期，各国统治者为了在争霸中获胜，纷纷重用有才学之士，一大批文化人被网罗在诸侯、大臣门下，他们为各国的争霸斗争和社会改革出谋划策，这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5）大国争霸，社会的动荡，一方面使得民族融合加快。由于战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加强联系，各族之间的地域界线被打破，这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丰富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6）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还有两个突出原因，即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湖北日报记者 黄宣传 通讯员宁微

　　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传？元旦前夕，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荆楚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荆楚文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什么

　　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指出：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指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他指出荆楚文化的精华——老庄哲学思想与屈骚美学思想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典范。

　　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荆楚文化

　　王生铁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荆楚优秀文化与湖北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以长江三峡、汉江、清江和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为载体的“三江三山”旅游布局设想。他认为，湖北旅游如果放弃了汉江、楚文化和三国文化就等于丢了一半，而处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着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将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红色旅游的一份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我省的文化旅游只有将“一江两山”战略调整为“三江三山”战略，才能比较完整地彰显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体现出荆楚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念龙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荆楚文化走廊”的建议。所谓“荆楚文化走廊”是实体性的文化高地。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是以汉宜高速公路（另有与之重合的318国道）为主体的公路文化带，以荆州古城为中轴心向武汉和宜昌两个方向动态延伸，在地带上形成“一线贯五珠”（汉宜公路为一线，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城市宜昌、荆州，小城市仙桃、潜江）的文化长廊优势和整合文化效应。从文化特色来看，建成的“荆楚文化走廊”将形成宜昌、荆州、武汉三个发展极点，传统底色有三峡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汉派文化；现代特色则相应体现于水电文化——复合文化（兼容综合）——光谷文化。“荆楚文化走廊”将成为水文化与陆文化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新异性兼具的文化纽带。具有举世瞩目的独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荆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缓。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北经济学院王麓怡副编审提出了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考量荆楚文化资本，以湖北的文化资本积累带动最具增长潜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文化资本和第三产业作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内生性支撑的思路。

　　荆楚文化同样可为现代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来自荆州市社科联的刘柏芳、谢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楚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荆州市文化产业。无独有偶，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熊寿昌也认为，地处熊渠封王台，开发利用楚鄂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对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生城、优秀旅游城具有重大意义。

　　对荆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程运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从倡导茶饮论荆楚茶事，考证了茶与荆楚的不解之缘，指出楚人如茶，我们从湖北茶事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显现荆楚的人文精神。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惧，陆羽为探究茶学而千里跋涉等等，体现出楚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奋斗精神；荆楚茶事烂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艺术情怀；另外，荆楚茶事追求意蕴，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学理念等等。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中国地质大学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对荆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现特征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来讨论和研究荆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

　　从思想特征来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维武认为，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而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也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如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更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于黄安、麻城。。。

　　荆楚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宝昌在回顾了研究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走过的阶段后指出，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的独具一格的审美取向，对现代文学美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让中国现代文学具备了逍遥美和对大自然的关注而产生的自然美。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均教授在梳理荆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节日礼仪在漫长历史中的变迁时指出，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探讨荆楚的社会生活传统实质上就是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从而真实地重现和构拟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方向。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邵学海的发言“别具一格”。他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掌握正确历史方法，以客观真实的材料以及严谨的态度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历史应用。狭隘的观念和实用主义，不利于开发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此外，已知的阐释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精神层面，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过程是缓慢长期的，方式是潜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们开掘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传时，我们也应正视历史的教训以及所谓糟粕所具有的警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

　　罗运环

　　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

　　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M11）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

　　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

　　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M11）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M6）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M15）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M11）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M247）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

　　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示与劝戒作用。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

在把楚人驱逐往南的商朝人眼中，楚人就是南蛮。但楚人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原后族，所秉持的是中原文化，他们坚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再度回到中原。

然而，这个不屈的种族的首领鬻熊死在扶周灭商的火师职位后，周人也再度把楚忘在脑后。

封建亲戚制下，弱小的楚部落是不配封邦建国的。

其后鬻熊之子熊绎对周成王的心悦臣服才让成王想起来要对其论功行赏，其“ 子男五十里地 ”的封赏算不得优越，但楚的国家雏形，终究还是建立起来了。

以为建国后能被中原国家接纳的楚国人似乎高兴得有点太早了。

周王朝依旧轻视楚，渐渐地，楚也失去了融入中原的热情，对朝觐纳贡的事儿也不再上心。但这小小的举动却轻易激起了周王朝的怒火，周决定讨伐楚，让楚为自己的不尊周行为付出代价。

显然，楚国大祸临头，但这个坚韧尚武的种族并不放弃自己，而是向周六师举起了长戈，这场战争以周昭王溺毙，周师慌逃，楚国胜利告终。

然而封建制度下的各诸侯国维护周礼，对于楚国公然抗王军违背周礼的行为十分不齿，在他们眼中，楚国还是那个落后的蛮夷之国，永远也不能并入中原。

混合了南方蛮族文化的楚国人显然与中原诸国相异，中原讲“雅言”，而他们是“楚言”。

“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熊渠如是想道，既然周天子称王，那么他就要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王，离经叛道就离经叛道吧，反正楚从未被认可。

其后楚武王更是发起宫变，夺走自己侄子君位，是为楚武王。

中原向来秉持“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某种程度上是趋于固化的，而楚国这弑君传统保证了上位者的优越性，要求“ 三年不出兵，死不从礼 ”，规定了君主除了自保国家外，还得开疆拓土，大有建树，否则他上位的不臣之举永远不能抹去。在这种高压下，楚武王开始扩张，攻下权国，并改权为县，奠定中国郡县制之基础。

同时，青铜的决定性力量让他三次出兵“汉阳诸姬”核心国随国，攻下铜绿山，楚国命运从此开始转变。

其后楚文王、楚成王继承楚武王留下的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和丰厚的物质保障，东征西伐，让楚国一时风光无两。

此时的楚国以为自己能和中原国家齐肩，但是他们仍然蔑视楚国，认为楚国不过是“暴发户”。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蜂起，但是大部分诸侯国仍遵先王之法。两国交战，必“ 鸣鼓而战，不相诈 ”，不打不义之战，不擒二毛，不重伤，不列队不伤；对一个国家交战必须师出有名，但是楚却违背这个准则。

楚文王为得息妫先后灭息、蔡，又趁舅父邓侯无备灭邓，一时间为人不齿。其后泓水之战中楚成王又重伤遵礼的宋襄公，间接导致宋襄公的死亡。

“ 先王用兵，服人而已，不期于多杀 。”在遵周礼维持贵族风度的各诸侯心中，风度高于胜败，战争亦讲究诚信，攻伐一国是为使它知礼守礼，而不是吞并他国疆土。

显然，楚在脱离中原几百年后，与中原文化也渐渐殊途。

在今人眼中，楚国在与国关系中所秉持的实用主义比周礼更符合历史潮流，但是当时的春秋格局下，它是不合人心的。

自齐桓公、晋文公相继成为诸侯之长后，中原此时群龙无首，没有强有力的诸侯能扛“尊王攘夷”这面大旗。

公元前606年楚国陈兵北境，饮马黄河，攻陆浑之戎后庄王竟直指洛邑，旁敲侧击问九鼎之重。周卿王孙满“ 在德不在鼎 ”这一千古名论一语点醒楚庄王。是了，楚国如今势力如日中天，堪堪可当霸主，但是其他诸侯并不能心悦臣服。君道，以德服人。

楚国文化向来宽容开放，也善于学习。

在庄王有意推动下，楚国“国法行而纲纪立”，能止戈为武，拥有大国风度。“吴钩明似月，楚剑利如霜。”吴越铸剑技术被楚人吸收，楚国漆器一骑绝尘，中原《诗经》也成为楚人日常引经据典的依据。

四方来材，明君贤臣，风云际会，相得益彰。

攻陈而不灭陈，邲之战中对晋手下留情这些义举传到各诸侯耳中，此时，他们终于心悦臣服，推举楚庄王为霸主。

不知庄王举爵饮酒时，想起先辈倾力回到中原的夙愿如今在自己手中终得以实现时，会否热泪盈眶

古往今来，入主中原的国家似乎都会患上“中原病”，失去原本民族的特色，北魏如是，女真金国亦然，这时候的楚国也不例外。

如果说崇尚凤凰的楚文化是浪漫热烈如火的，那么尊龙的中原文化就是温柔如水的，水瓦解火，也渐渐消磨了楚国的战斗力。

君主只图享乐，不再发愤图强，贵族只为自己利益奔走，全然不顾国家利益。

楚才晋用，楚才秦用，吴师入郢，终于，楚昭王放弃丹阳郢都，迁往纪南城，后称栽郢。

在昭惠两代君主的努力之下，楚国枯木逢春，对周边国家多实行怀柔政策，宽容开放，其与西方往来的南丝绸之路开辟中西方交流新形势，蚁鼻钱、金板，漆绘镇墓兽，虎座凤架鼓，诸国罕有其匹。

盛世太平下暗藏杀机，当初楚国封君之制下的各地方君实力渐强，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即便是吴起改革，也难扭转局势。贵族势力过于强大，楚国自救的最后一次机会屈原改革也被扼杀。

六国合纵被迫，怀王这一生在战国却受春秋之制熏陶的君主过于仁厚，并不适合在杀伐果断的战国中生存。怀王入咸阳，却是秦人如何逼迫，怀王都不屈服。最后他死在咸阳，也用生命捍卫了楚国尊严。

秦国的铁骑并不温柔，他们踏破郢都，毁坏楚国文化，尔后屈子自沉汨罗江。

楚国在秦国法家严制下辗转百年，直到嬴政挥师南下，项燕自杀，楚国大旗倒下。中原礼乐文明只适用于和平年代，在性质剧变的战国时代，秦国商君军功主义更符合主流，可惜楚国本末倒置，最终政治失败。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

楚国虽倒下了，然而它真正灭亡了吗？我想未必。

楚国文化是糅合了中原礼制之规矩与南方蛮夷的率性而成，表面柔弱，然内心坚韧。楚国的躯壳千疮百孔甚至身死也好，它那高蹈的灵魂永不灭绝。

陈胜吴广张楚政权，西楚霸王项氏少主项羽，乃至汉朝，法家，黄老，儒家思想如浮光掠影，汉宫内又跳起了楚国的舞，唱楚国的歌，诵楚国的词。楚乐天下一绝，楚服美不胜收，楚文化亦经久不衰。

楚文化内核历久弥新，鬻熊的愿望终究实现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