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为什么会产生在19世纪初期

：浪漫主义文学的鼎盛时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即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所以会在这个时期获得蓬勃发展,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1798年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震撼了整个世界,在欧洲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于是,表现理想、推崇英雄、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就必然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主流

　　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盛行是反对古典主义文学的产物所以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人们常常以古典/浪漫的对立模式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说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运动产生的原因韦勒克指出,"浪漫主义的意思简直包括一切不是按照古典传统写出的诗歌"并指出这是一种"根据'古典的'与'浪漫的'之间的对立说法而建立的类型论"这种对立或区别具体的含义是"指那种与新古典主义诗歌相对立并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启发并以此为榜样的诗歌"

我们都应该知道浪漫主义这个词。你一定是中学时学的。如果你不相信，回家看看你的语文课本。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找到它，看看书中如何介绍屈原和李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和政治家，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在18世纪，英国和法国已经是欧洲的主要强国。他们很早就实现了中央集权，国力很强，科学和艺术成就达到了顶峰。

相比之下，德国是一个落后地区。它没有统一的国家。所谓“德国”，实际上是一组德语小国的总称，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如英法，尤其是法国，大量德国人在一系列战争中丧生，使德国人感到自卑和屈辱。因此，德国思想家开始为国家探索出路。他们认为，富国强民当然是必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德国人首先必须有一颗凝聚人心的心，德国人需要自己原有的意识形态资源。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不同意法国人的观点，他们故意扭转法国盛行的思潮。18世纪，启蒙运动是法国最受欢迎的运动。整个欧洲都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事实上，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些基本方面达成了坚实的共识，这就是启蒙。启蒙运动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最强大的。

理性可以回答一切问题，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生长和运行都符合一定的理性。如果一个问题被提出，而我们无法回答，我们不能责怪理性，但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而且，正确的答案、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思想和理想必须相互兼容。启蒙运动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当时科学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法国有一位早期启蒙思想家，名叫丰特纳。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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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对习惯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类的文学史术语的人来说，下面的观点，多少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上个世纪中叶的观察，“有一种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其杂乱、多变的性质难以用单一覆盖性术语来概括）已经持续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它不停地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对于这一文化倾向而言，最能总括的术语是‘现代主义’，这是一种长期处于‘先进意识’前列而在风格和感觉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它甚至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开始不断攻击资产阶级社会了。”按照这种说法，拜伦、波德莱尔和艾略特，都属于现代主义的产物，以攻击现存社会秩序为特征的现代派大师。或者，——换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浪漫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历史形态之一种。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一方面把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德国，突破了英语世界主要以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习惯性范围，而且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而新奇的看法：“对我来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在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谈论浪漫主义的限制。众所周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早已经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占据了专门的一章，而被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称之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则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关注，被当作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前驱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以赛亚·柏林的看法。怀特海的科学史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分析了英语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对科学思想的批判，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浪漫主义研究，发现了马克思根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其“浪漫派形象有意义地促成了他一生中寻求解决的根本问题的形成”，“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poetic force）”，“理解马克思的诗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

面对这种走向“无边的浪漫主义”的趋势，我们当然可以持守文学研究的习惯性藩篱，根据浪漫主义诗人给定的轴心，在“诗人—语言”两大传统范式之内，通过限定研究对象和精心梳理研究术语等，沿着艾布拉姆斯、弗莱、保罗·德曼等人的内在性研究思路[ii]，继续探索诗人的想象力世界和诗歌修辞的语言问题。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渗入，这条由浪漫主义诗人自己开辟，在新批评手中走向成熟的研究道路，其潜能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释放。不过，这种主要以英语浪漫主义诗歌为对象的内在性研究，自然也会遭遇到“还原得越多，给予得越多”的现象学境遇。根据精心界定的“浪漫主义文学”标准，我们“发明”了诸如屈原、李白之类的汉语“浪漫主义诗人”，也把此前公认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行列，甚至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斗争为元话语，“发明”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内在还原之路的现象学境遇的历史形态。事实上，严格的范围限定和术语定义等举措，只要不是意在迎合既有视域和能力的要求，最终都将会循着现象学的内在还原之路，走向更为丰富开阔的存在。

因此，循着浪漫主义广阔和混杂到近乎不可定义的现象，在漫游中寻找可能的边界和入口，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至少，会是一种与内在还原之殊途而同归的道路。或许，在抵达终点的漫游过程中，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会走上一些此前无人注意到的林中路。

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翠翠和二老的爱情是很浪漫的，还有沈从文描绘的湘西人民的淳朴善良是很浪漫的。

但是 在当时的中国,那种的生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只是沈从文的理想,像桃花源一样

爱情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概念，虽然已经有无数科学研究证明，爱意产生之时，人脑内会产生大量诸如多巴胺、苯基乙胺、内啡肽等激素，但这些激素和大脑的波动并不是爱，所以，爱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做个假设，当有一天你加班回家， 刚一进门就被对象拥入怀中，这时你心中定然会升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温暖，这种温暖被呵护的感觉就是爱，但如果这种给你温暖的人实际上刚刚进行了多人运动，屁股上的正字还没来得及擦掉，你还能感觉到爱吗？能，只要你不知道这一切，但是，如果你发现，他身上留有的香水味比你的还贵，窗帘后面藏着的人哪哪都没你翘时，这种感觉就没了，在爱消失前后，其实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有变过，变的只是你自己，所以爱不是那个爱你的人给你的，而是你给你自己的。

爱是一种幻想，它是你被这个社会调教过后，基于他人的所作所为而产生的一种自嗨式的狂欢，它是不确定的，可以被塑造的。再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所有的**小说，都宣扬一夫多妻才是真爱，男人不出轨就是没有男子气概，那么当你发现他金屋藏娇之时所感受到的只怕就不是爱的幻灭，而是暴涨了。

当然这种观念反人性，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人类对于爱情的幻想，确实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想一下你自己的择偶标准和父母之间有多大差异，你和对象的相处方式和你父母年轻时的相处方式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现在流行的爱情观实际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浪漫主义的那一套，它鼓吹自由、平等、真爱至上，是听起来很美好的东西，但在这一套理论的引领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情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幸福。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这套爱情观要背很大的锅，因为它本质上经不住推敲，首先真爱至上，浪漫主义相信世间有真爱，或者说灵魂伴侣，那是一个路过的人只能看到你的烟，但他却能看到你的火的人。当你们相遇，目光交错的火花，会超过十万伏特的皮卡丘，之后他又会无限制的理解你、体贴你，就好像是在你的口罩里藏了5G天线，以每秒500G的速度读取着你的思维。但这种灵魂伴侣明显是不可能存在，就算6G出来也没用，未来没有人可能会无限制的理解你、体贴你，事实上人和人靠近的过程，本身就宛如两团荆棘在跳舞，少不了摩擦和碰撞。

如果他人即地狱，那么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地狱本身，浪漫主义的爱情观之所以会有这么天真的幻想，只不过因为这种爱情观源自一些诗人或者作家的文学作品，在他们的作品里，那些所谓的爱情与其说是爱情，倒不如说是一场露水情缘或者是婚外恋。

在18世纪那个新旧制度交替、男女婚姻被家族捆绑、情人情妇遍地走的时代是没问题的，因为它代表了对自由的渴望，本能的解放，但是现在就有些不合时宜，这种稍纵即逝的浪漫幻觉，更适合用于一场短暂的酒后狂欢，或者打着一场真爱的名头骗那啥，见色起意就见色起意，扯什么情情爱爱？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老色批，总有人想要认认真真过日子，但这种浪漫主义对于现实生活亦是缺乏指导，因为在这种灵魂伴侣存在的前提下，生活中所有存在的摩擦和争吵，都可以作为这个人不是你灵魂伴侣的证据，用一句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是对的人。

这就不可避免的要谈到浪漫主义爱情观的另一个扯淡之处，那就是认为：爱是万能的，为什么那个灵魂伴侣能够无限理解你，因为他爱你，因为在一个浪漫主义的逻辑下，如果一个人爱你，他自然而然就会懂你，当对方无意识中做了一件让你不开心的事，你只需要窝在一边生闷气，一言不发，爱你的人自然就会明白你的意思，然后将问题顺利解决。奇怪！人类为什么要花几万年的时间进化出一套语言系统呢？明明只要大家相爱就可以成为三体人了嘛！爱不是万能的，它与理解无关。

家人肯定是爱你的，但是仍然有因为不理解而存在的争执，正如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父母需要学习，成为一名好的恋人同样也需要。一段好的恋爱关系是需要用时间耐心和智慧加以打磨和调整的，不存在生下来就合适的一对，所有你看起来的美满不过是两团荆棘，地狱收敛了自己的锋芒。

我想说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就是认清现实放弃幻想。爱情在现在社会中被描绘得太过美好了，到处都充斥着只要你得到了爱情就能永远摆脱孤独、沉溺于幸福之中的暗示，但爱情并没有那么神圣，它只是人类诸多追求的一种，和工作、事业、梦想、宗教信仰、友情、亲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很多不婚主义者，他们认为婚姻只是人生的一个选修项，而不是一个必修项。那为什么爱情就一定要是一个必修项而不是一个选修项呢？一个不想谈恋爱或者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被施予异样的眼光，好像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一样。总有人说大学一定要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否则就好像错失了什么一样，但凭什么呢？，难道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为一项伟大的事业献身过、没有曾全心全意的沉迷学习过、没有无所顾忌的追求自己的梦想过，不难道也是一种遗憾吗？牛顿一辈子没有结婚，在他眼中别人不是傻逼就是大傻逼，但并不妨碍他这一生活得有意义有追求。

其实爱情已经在无形中成为了一种暴政，哪怕有人真的无法感受到那种甜甜的恋爱，无法学习到这种浪漫主义下的情愫言语，他也要学会假装理解。它已经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新宗教，浪漫主义崛起的时代，恰逢旧宗教的衰落，当有人回归世俗他必须有某种精神追求，成为自己灵魂的支撑，而爱情填补了现代人的这片空白。最好的例子就在于，西方人喜欢称呼自己的爱人为天使，这并不是一个巧合，不过这符合时代发展对现实生活没有指导的思想潮流，终究会被抛弃。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又一次开始谈起了门当户对，以前的深情也开始被称之为舔狗，这恰恰是无意中社会对于旧有不合时宜爱情观的一种调整。

我反驳旧有的浪漫主义爱情观，因为只有认识到主流爱情观中的缺点，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浪漫主义是很美好的东西，它铸造了无数美丽的作品。但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言：

“ 猛虎比绵阳更美丽，但我们宁愿把它关在笼子里，但浪漫主义却要把笼子打开，欣赏猛虎消灭绵阳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 ”

他鼓励着人们想象自己是猛虎，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