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思潮有哪些

《新时期文学思潮》文学理论集，陈剑晖著，21万字。1989年广东省高教出版社出版。作者运用系统科学和历史美学相结合的方法，以整体和宏观的视角，对新时期以来引人注目的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思潮”、“反思文学思潮”、“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思潮”以及“感伤浪漫主义思潮”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归纳概括和审美的描述分析。其价值在于：较早从思潮角度来研究当代文学，开拓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阈；对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进行了科学的界说；宏观和微观有机结合，审美描述和理论概括融为一体，文笔优美，描述中富于激情。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好评，获第3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成为高校的教材。寻根文学（陈晓明认为没有所谓的寻根文学，都是知青文学的变种）阿城 张承志 张炜 莫言 韩少功 王安忆 贾平凹（另外还有一部分写民俗风情的作品被认为是民俗风情小说：刘绍棠 刘心武 汪曾祺）

中国式现代派（心里小说派 心态小说派）王蒙 宗仆 徐星 刘索拉

先锋小说 马原 洪峰 孙甘露 格非 苏童 余华 直到现在的曹寇等人

新写实主义 刘震云 迟莉 方方

另外还有女性主义思潮，在80年代博兴，比如王安忆 铁凝 陈染 林白

90年代活跃的新生代作家大多是60末70后 ：李洱 东西 邱华栋 陈染 林白 等等

另外现在又有所谓的80后90后文学

非虚构写作也在兴起 著名的作品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

诗歌方面：号称开新时期文学之先的朦胧派诗歌 北岛 顾城 舒婷

第三代诗人也叫新生代诗人活跃在80年代中后期 比如我们很熟悉海子 西川 韩东等

很多学者反对给新时期文学作文学史，就是因为时间太短太冗杂，没有确定的流派界限也没有准确概括的思潮。

寻根文学，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

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

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首先，寻根文学是一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思潮，其特点一是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自我，二是寻找作家的个性自我。寻根文学彻底摒弃了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单纯政治层面剖析的创作手法，而把探寻的笔触伸进了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中去，超越政治批判层面而突人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从宏观上说，它表现为现实主义时期文学进程中一种必然的深化、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批判、对人类理性天空的向往。尤为重要的是寻根文学虽然也写民俗，但并不停留新旧民俗的斗争上；虽然也写山野村夫，但并不一般地赞美他们的素朴纯真；虽然也描写国民的劣根性，但并不以批判封建礼教为重点。寻根作家的超越前贤之处，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追寻，主要也就是对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认同，比如贾平凹商州系列，高扬秦汉雄风，王安忆的《小鲍庄》对仁学思想的阐释，阿城的《棋王》放射出道家文化的风流神韵，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的吴越文化，韩少功的楚文化儒思想寻根文学是第一次自觉的浪漫主义的完成式。自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问题(自然、生命、传统)之一。“回到自然”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口号和标志。许多寻根文学作家都不断返回，寻找个性自我，给自然注入灵性，“在自然中看到上帝，在上帝中看到自然”，完成了浪漫的叩问。比如农裔城籍作家返回乡土，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又比如非主流作家返传统，如汪曾祺、阿城、何立伟。汪返回儒家传统，养心，养性；何、阿返回道家文化，追求无为而治，淡泊人生。

总之， “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文学作家也在创作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但是，寻根文学也带有“复古”倾向，在思想倾向和价值估断上，显然表现得复杂而暖昧。大多数作家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却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矛盾的揭示，从而导致了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虽然寻根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昙花一现”，1987年就渐入式微。但它毕竟如一颗流星曾经划破过中十世纪文学的茫茫夜空，完成了一次对文学苍茫宇宙的浪漫叩问。

虽然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号，但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些寻根作家们却莫衷一是。大多数作家选取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的基点，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两种表现不同地域的"寻根文学"。

城市文化寻根

进行城市文化探索的作家不在少数，如刘心武在《钟鼓楼》中描述了北京当代平凡却多姿多彩的市井民情；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则再现了中国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把玩。在这类作家中邓友梅和陆文夫表现犹为突出，堪称"南北两大家"。

邓友梅在1956年以短篇小说《在悬崖上》成名。进入新时期之后，他先是推出几部军事题材作品，以后就把创作目光集中到北京市井生活上，写下了一系列"京味儿"小说，其中的代表作《那五》和《烟壶》分别获得第二、三届中篇小说奖，其余还有《寻访"画儿韩"》、《双猫图》、《"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这些具有浓烈民俗风味的市井小说，多将故事背景放在已逝的旧时代，勾画了上至王孙贵族、八旗子弟，下至社会底层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具有独特的审美韵味。

《那五》以三、四十年代旧中国北京的商业化社会为背景，刻划了一个"倒驴不倒架"的前清子弟那五欲求生于社会的尴尬情态。《烟壶》则从另一角度表现八旗子弟的再生，描写了破落贵族乌世保如何学得画鼻烟壶内画的绝技从而走上自食其力道路的过程。邓友梅的作品运用了地道的京白土语，并对各种传统习俗礼仪进行了精心的刻划，即使仅仅从民俗学的角度，他的创作也是不可多得的。

陆文夫生于长于江南市井，他的小说多取材于苏州小巷的凡人琐事，如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语言风趣而温和，从整体氛围上反映出历史悠久的吴越文化的底韵。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美食家》塑造了一个耽于美食的房屋资本家朱自治的形象，描写他在解放前后四十余年专心口腹之欲并在文革后以此成为社会知名的美食家的奇特经历。作品中的叙述者高晓庭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他的经历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他的"饭店革命"，反映出左倾年代经济工作的严重失误。但作品最令人青睐的地方显然不在于对上层建筑的点评，而在于其中展现出的那个别具艺术魅力的美食世界及其背后丰厚了江南民俗色彩。

在邓友梅和陆文夫的作品中，对地方风俗的描写成为一大特色。如在《那五》中，因那五要学唱戏，引出下面一番叙述：

"这票房有穷富之分，票友有高下之别。一等票友，要有闲，有钱，还要有权。有闲才能下功夫，从毯子功练起；有钱才能请先生，拜名师，置行头；有权才能组织人捧场，大报小报上登剧照，写文章。二等的只有钱有闲，也能出名，可以租台子，请场面，唱旦的可以花钱拜名师。然后请姜妙香、言菊明等名角傍着唱。三等的既无钱又无权，也要有条好嗓子，有个刻苦功，练出点真本事，叫内外行都点头，方能混饭吃。"

这段对行内规矩的介绍，一般读者当然无从了解，读来便油然生出趣味。再如，《美食家》中写到主人公朱自冶选择茶楼的讲究："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冶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间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

区区的饮茶，居然有如许多的讲究，如许多的规则－－当一件事情开始形成某种秩序后，它的秩序本身往往就具有了意义，所谓的"文化"就在此出现了。小说中的"我"所深恶痛绝的朱自冶的这些"穷讲究"，多年后，竟然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并成为代表苏州城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这也许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文化"既已形成，就不容否定，它本身已经成为"审美的对象"，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

邓友梅与陆文夫的小说，都善于用经过提炼的口语化语言来表现自己所熟悉的一方风土，正如邓友梅所说，他"向往一种风俗画式的小说，如美术作品中的'清明上河图'那样。有审美作用，认识作用，也为民俗学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虽然未必有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强大作用，但在他们娓娓讲述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却的确展现出了时下已经少为人知的文化传统，在令读者感受到某种审美愉悦的同时，传达出一种醇厚的民俗韵味。

乡野文化寻根

与前一类"寻根文学"相比，倾向于表现乡野粗朴甚至鄙陋状态的作品更多，表现的领域也更加广泛。如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的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的生活秘史的讲述，其它如贾平凹表现秦汉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表现吴越文化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表现大兴安岭少数民族生活的"异乡异闻"系列、扎西达娃表现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态小说等等。

其中《黑骏马》是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这部中篇小说以深沉优美的语言和浓烈的感情色彩，赞颂了草原女性的博大胸襟和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对"母亲"、"土地"的深深热爱。另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因展现了广阔的城乡地域和社会现实、生动地描绘了青年人顽强的生活历程，而受到广大的读者的欢迎。

在众多的作品中，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被很多人视为"寻根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遥远不知所在的山寨"鸡头寨"及其自称刑天后裔的居民们蒙昧而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存状态。小说以一个痴呆儿"丙崽"为中心人物，描述鸡头寨奇异的风俗、来历，鸡头寨百姓与正常世界的隔绝，他们与鸡尾寨的"打冤"及战败后遗弃老人和孩子举族迁徙的经过。

寻根文学****

作品中，"鸡头寨"有很多怪异的习俗，如他们迷了路要赶紧撒尿、骂娘，以驱赶所谓的"岔路鬼"；他们的居民会患一种名为"挑生虫"的怪病，症状是"吃鱼腹生活鱼，吃鸡腹生活鸡"，其治疗方法居然是喝白牛血后学三声公鸡叫；山上的语言也与别处不同，例如把"说"说成"话"，把"父亲"称为"叔叔"，把"姐姐"称为"哥哥"。然而，无疑，鸡头寨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它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文字历史，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处事规则，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语言模式－－即，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鸡头寨无疑是一个奇异的地方，然而似乎它又真的有可能存在于某个角落。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丙崽身上，也有许多奇异之处。他长大十几岁，却只会说两个词："爸爸"和"妈妈"。与他同龄的孩子，一个个长成壮年汉子，他却仍然"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母亲总说他只有'十三岁'，说了好几年，但他的相明显地老了，额上隐隐有了皱纹"。他"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是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头顶上的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吗吗'，调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颈脖的充分准备，才能翻上一个白眼。调头也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像个胡椒碾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地旋过去……"传说丙崽的降生是因为他的母亲杀死了一只蜘蛛精。他被鸡头寨的孩子们任意欺侮，似乎毫无做人的乐趣，但小说结束处鸡头寨的老弱病残都服毒自尽了，喝了双倍分量的丙崽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在作品中，后生仁宝身上明显具有"阿Q"的影子，甚至当描写到他的时候作品的语言也开始带有鲁迅式反讽的味道。然而作品中更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却应该是那个痴呆儿丙崽。丙崽只会说两个词语，在他的感觉世界里，外界被概括为简单而抽象的两极："好"与"坏"、"喜"与"憎"。丙崽的存在似乎毫无价值，"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恰恰是他总是活着，永远穿着开裆裤，挂着鼻涕，长着脓疮，垂着硕大无比而又空空如也的脑袋，额上布满皱纹－－一个永远停滞在"十三岁"的小老头。 这个形象象征了人类自身时常会遭逢的一种境遇，一种无力把握世界、无法表述自我、弱小无助浑浑噩噩的存在状态。他的长存不死，则象征了人类自身永恒的虚弱与渺小。

在一个封闭状态中产生出自身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最终又阻碍着"文明"的发展。鸡头寨是如此，多少年中"中国"似乎也是如此，而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像《爸爸爸》这样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还有很多，如韩少功的《归去来》、《女女女》，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这些作品描写的地域大多远离现代文明，处于封闭和凝滞的状态，因而较好地保存了原初的文化形态，映照出我们民族乃至人类远古的历史和生活方式，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厚度与文化象征意义。在寻根作家中，青年作家阿城应该说是最具独特个性与高超艺术功力一位。他的代表作"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汉学家们极大的热情关注。他作品中对道家境界和儒家风骨的表现，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争议与探讨。

在以上涉及的这些"文化寻根"文学作品中，与前期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在对"人"的表现上。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超越一切之上的神或英雄，甚至也不再是作者努力要表现的作品重心，它只是众多生命形式的具体表现。在他们背后，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无形的手，这只"手"控制操纵着包括典型在内的一切生命。揭示个体，实际上也就是揭示全体，个人的悲喜属于全体。在阿城、韩少功等寻根派代表作家的小说中，生命和文化的相互制约、冲突、适应，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这些生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性体现者，而是刻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反过来说，寻根作家笔下的人物，是附着于文化之上的生命符号。

韩少功作品为例分析"寻根文学"的特征。

《爸爸爸》是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他主张文学创作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辨，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之迷。作品通过一个山寨的衰微，反思全民族发展的途径。作品在进行民族自审方面，外化了人民身上世代流传、绵绵不绝的深厚文化积淀：对落后、愚昧、原始祖训奉若神明，对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本能地抵御和反抗，乃至于拚命的排斥、打击和扼杀。丙崽的形象是民族劣根象征体。而革新者在“离经叛道”上都失败了，比如丙崽娘带来的些许文明的消失，及至后来她本人也杳无音信；仁宝想按照山外的风习搞些改革，得到的却是其父响亮的耳光。这些，都深刻地表现了民族自审、文化反思的主题。作品里面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如丙崽代表野蛮、愚昧，裁缝仲满是固有传统的象征，丙崽娘的变化正是文明的种子被同化的标志，仁宝似乎象征着改革的力量。所以“寻根文学”它是在对民族文化的审视，挖掘病根、批评国民劣根性，和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价值选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深刻的大变革时期，“文化热”和“寻根文学”思潮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也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当时，“文化热”所关注的中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类比；“寻根文学”则更是明确地提出找回“民族的自我”。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因素，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作品，无论在语言表达，还是所表现的内容层面，都刻意强调其“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于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京片儿”化，表现于四合院 、大杂院等城市空间的选择上，表现于对都市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风民俗的呈现，也表现在对作为传统文化具体呈现的器物知识的展示上，更表现为那些负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老人及旧时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上。这种差异性往往被放置在朝向过去的历史视野中，即未曾被现代生活所更动的民族文化“积淀”的层面，共同指向一种“田园化都市”式的、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韵味的老北京想象，作为一种别样的历史样本，用以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在这样的逻辑中，对北京文化的描述，既是对特定区域的差异文化的展示，同时也是以现代眼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建构。

这一时期“京味小说”的构成因素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化；描述的环境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所表现的对象是特定的都市群落。

“京白”化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常常用北京底层市民的地域方言，即北京话而非普通话，来表现人物和讲述人物。“京白”化是这个时期“京味小说”对语言的共同强调，突出地强调“语言”对于构造北京形象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正是“寻根文学”的普遍特征，它 们试图走出高度统一的政治语言环境，试图重新尝试那些被擦抹掉但具有丰富文化韵味的方言土语。在“京味小说”中语言既被作为文化差异性的构成因素，也被视为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在语言上的这种规定性，不使用北京话的人群也因此不能进入“京味小说”的表现之列。

这一时期“京味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这是基于“寻根”思潮寻求“民间”、“非规范”文化的取向。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基本上选择生活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杂院中的底层市民作为表现对象，而不是大宅门里的贵族、世家生活场景。说的清楚点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不仅把生活于这些建筑空间中的人群被作为表现对象，建筑空间本身也是表现的重要对象。翻阅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都能清晰地读到有关“四合院的布局”、“胡同的构造”、“城墙根周围的景致”等等空间环境的描述。当然，这些描述不过是北京这个城市空间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已，却又有着典型的北京形象。“京味小说”对城市建筑空间的兴趣，自然要联系着这种空间环境中所显现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也成为这一时期“京味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不难看出，这种把建筑空间的描述和对这个空间中的民风民俗的描述结合在一起，自然地构筑了一种类似于传统乡村特点的人际关系，因人伦亲情、邻里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于现代大都市的疏离关系的紧密关联。从这个层面上看，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既是一种民俗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特定文化形态的展示。同时也能看出，非这种城市空间的生活形态以及不具有“民俗”意义的生活形态，都很难被纳入“京味小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