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家族文化的婚姻多不幸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在山西有许多有关年轻商人外出与妻子分别的民谣：

半截瓮，栽蒜苔，绿绿生生长上来。

儿出门，娘安附，隔着门缝看媳妇。

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

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

又如年轻媳妇思念外出经商丈夫民谣云：

悔不该嫁给买卖郎，

丢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还是庄稼汉，

一年四季常作伴。

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

清人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多例关于晋商常年外出引发的男女之事。如晋籍李甲，婚后外出经商，又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李甲踪迹，遂传为死。后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家。其舅又携家外出经商，商舶南北，岁无定居，李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妻死。靳乙谋为甲娶妇。会妇舅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以后尚可归里。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众为媒合，遂成其事。结婚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霄分私语，乃始了然。甲怒其末得实据而遽嫁，具诟且殴。合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妇亡之实据乎？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又有张一科，携其妻就食塞外，佣于（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挥金如土，不数载资尽归一科，反寄食其家。一科妻厌薄之，辞谇使去。一科曰：“微是人无此日，负之不祥”。坚不可。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言：“彼非爱我，眠我色也。我亦非爱彼，利彼财也”。“以财博色，色已得矣，我原无所负于彼；以色博财，财不继矣，彼亦不能资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为？”一科益愤，竟抽刀杀妻，先以百金赠西商，而后自首就狱”。又有一人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归，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赠50金。怪其太厚，固诘其由。西商密语云：“我与尔妇最相眠，尔不知也。尔妇垂殁，私以尔托我，我不忍负于死者，故资尔故里。”此人怒掷于地，竟格斗至讼庭。

在方志中还记载了许多晋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经商，苦守一生的悲惨事例。如明代永洛人韩玻妻薛氏，玻商于淮以病殁，薛闻讣恸，不欲生。弟媳劝慰说：嫂勿念无后嗣，我生男，即为伯后。薛泣谢，最后孤寡度过一生。清代襄汾县王永珍妻刘氏，永珍贸易江南，客死宿州，刘氏时年二十有三，闻讣哀恸几绝，继念室中无他亲故，子义顺才一岁，遂日机杼为生。子稍长，教读书，刘氏守节二十七载以病终。临汾陈万春妻，年十四嫁万春，十七时万春贸易于外，不知去向。刘氏事翁姑，备极辛苦。临汾樊恪妻张氏，夫殁于商，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榇来归，朝夕啼哭。孤子三岁而殁，取侄为子，亦殁。苦节终生如一日。梁昙妻李氏，年十八，夫殁于贾，生子甫二月，妇矢志守节。昙尝植愧于庭，夫殁，妇纺织不离其处。或问其故：此树吾夫所植，见树如见吾夫矣。后抚孤成立，寿八十五岁，其夫所植槐大数围，乡人呼为节孝槐。介休县侯懋功妻贾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载，客死在云中。榇既归，氏即饮酒未绝，姑力救之。临汾县孙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贸易，病故，时氏年二十三岁，子仪二岁，家贫无依，氏坚志守节，针指度日，抚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终。稷山县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贸易西隆，音讯沓然，存亡未卜，氏矢志诗之，虽冻馁交侵而终生不易其守，殁时年七十六岁。翼城崔氏，张宝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于途，氏闻讣一痛几绝，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觅地自缢。翼城张氏，史左信妻，婚后40日左信即入秦行贾，未几殁于凉州，氏誓不改适，苦节40年。翼城马氏，牛应龙妻，应龙商殁于秦，氏誓不再适。闻喜薛氏，张学优妻，夫贸易河南，遂殁于外，子佩秀甫四岁，氏扰之。翼城王氏，王鸣歧妻，夫服贾山东，因染时症亡，时氏年十九，比夫柩归里，氏哀痛不已，出殡前，自缢于灵前。夏县樊云焕妻王氏，夫贸易五年不返，客死于外，氏年二十二岁，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节二十九年卒。

晋商在选择妻子的标准上，以贤德为首，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外出经商。如祁县富商乔氏始祖乔贵发，当年在包头经商发迹后，年已30多岁。他如果在包头结婚很容易，包头的姑娘他可任意挑选。但是他想：如果在包头结婚后祖宗坟头无人能代他常去祭祀，因此仍以在原籍找妻子为好。其次，他考虑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个本分、贤慧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乔贵发发迹后，恰巧有一个带一小男孩的年轻程寡妇借住在他的旧居，原来此女年轻时曾与乔贵发有些恋情，借住乔氏旧居后便常去乔氏祖坟代为祭祀，算是对借住房的还报之意。乔贵发见到此女，心想若娶个千金**，不仅需雇人侍候，还担心赚回钱来被她挥霍掉。如果娶了这个小寡妇，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于是便决定与程氏结婚，结果富商娶了个小寡妇。可见乔贵发在婚姻问题上的讲实际与精明之处。

当然，一般来说晋商中的富商大族，其婚姻也是考虑要门当户对。如祁县乔氏在成为富商大族后，其子弟多与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辈乔景僖妻曹氏为富商女，景俨委赵氏为太谷同知赵某女。映字辈乔映霄妻马氏为富商女，乔映奎妻为大德恒票号掌柜之妹，乔映辉续弦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璜妻马氏为富商马某女，乔映寰妻常氏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庚妻阎氏为大德通票号经理阎维藩女，乔映南妻曹氏为太谷富商曹氏女。乔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乔是仪女等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俨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榆次商人书法家赵铁山等。

但是，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并不因为有了钱就美满。如祁县乔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不久杨氏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主。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二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髁骨断裂，终成跛脚。民国10年2月28日《民国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氏的婚姻内情：乔刘二人是1917年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之间的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并未嫁林，而是嫁给了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财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尧(谥号)，姓伊祁（伊耆），名放勋，古唐国（今山西临汾翼城）人，五帝之一。尧十三岁辅佐挚，封于陶地，十五岁改封于唐地，所以尧号曰陶唐氏。十八岁，尧代挚为天子，都于蒲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后尧老，舜代替尧执政，尧让位二十八年后死去。尧从父亲帝喾那里继承帝位，并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 高邮）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代表作品：《鹊桥仙》《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秦观一 生坎坷，所写诗词，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苏轼过扬州，亲自看望秦观，正巧孙觉、王巩亦在高邮，乃相约游东岳庙，载酒论文，吟诗作赋，一时传为佳话。秦观生前行踪所至之处，多有遗迹。如浙江杭州的秦少游祠，丽水的秦少游塑像、淮海先生祠、莺花亭；青田的秦学士祠；湖南郴州三绝碑；广西横县的海棠亭、醉乡亭、淮海堂、淮海书院等。秦观墓在无锡惠山之北粲山上，墓碑上书“秦龙图墓”几个大字。

吴三桂（1612年—1678年），字长伯。汉族，明末清初辽东锦州人，祖籍江苏高邮市界首镇六安村，身高约合现今173米，武举出身，锦州总兵吴襄子，以战功及父荫授都指挥。明天启末年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满洲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曾在北京短暂逗留，遍识名公巨卿及文人雅士，吴伟业称其为“白皙通侯最少年”。中文名：吴三桂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612年逝世日期：1678年10月2日庙号：周太祖谥号：开天达道同仁极运通文神武高皇帝政权：周年号：昭武目录坎坷生平 衡州称帝 吴三桂衡阳建都 吴三桂称帝古钱漳州诏安首现 周王吴三桂政权文县守御所印永历皇帝的绝笔信 吴三桂与《圆圆曲》 相关诗词 喝火令 醉高歌冲冠—怒为红颜 降清别论 “引”清兵入关经过 少为人知的吴三桂 引清兵入关的客观原因评价 《鹿鼎记》中的吴三桂坎坷生平衡州称帝 吴三桂衡阳建都 吴三桂称帝古钱漳州诏安首现 周王吴三桂政权文县守御所印永历皇帝的绝笔信吴三桂与《圆圆曲》相关诗词 喝火令 醉高歌冲冠—怒为红颜降清别论 “引”清兵入关经过 少为人知的吴三桂 引清兵入关的客观原因评价《鹿鼎记》中的吴三桂展开编辑本段坎坷生平　　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役，吴襄在赴援时逃亡， 吴三桂导致全军覆灭，祖大寿降清，孙承宗罢去，吴襄下狱，乃擢吴三桂为辽东总兵官，镇守山海关。史载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逼近北京 ，崇祯帝飞檄加封他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今辽宁兴城）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吴三桂奉旨入援京师，十六日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二十日抵达河北丰润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煤山），北京失陷，吴三桂撤兵退保山海关。李自成后曾多次招他归降，吴三桂再三犹豫，因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掠去，其父也被拘押“拷掠甚酷”，大怒。遂上书清睿亲王多尔衮 ，请清兵入关灭贼。李自成闻知此讯，4月13日，亲率大军十万号称二十万，奔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22日山海关之战，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清摄政王多尔衮，清兵入关。吴三桂与清军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大败李自成，受清封平西王。　不久，吴三桂又为清军先锋，追击李自成，并平灭陕西等地的流寇余部，并灭四川军阀张献忠，结束了其在四川建立的暴虐政权。清顺治十四年(1657)，会同清军多尼等进攻南明云贵等地区。十六年，清廷命他镇守云南，引兵入缅，迫缅王交出南明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清廷晋封吴三桂为平西亲王，兼辖贵州省，永镇云贵。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信相呼应，成为拥兵自重的三藩。　顺治十七年，朝廷以赋税不足，令吴三桂裁减兵员。吴三桂将绿营及投诚兵从六万人减至二万四千人，汰弱存强，留下的全是精锐之师。清廷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闻讯后叛清。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联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及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起兵反清，挥军入桂、川、湘、闽、粤诸省，战乱波及赣、陕、甘等省，史称三藩之乱。清政府调重兵全力镇压叛乱，逐渐扭转了战局，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称衡州为“应天府”，国号大周，建元昭武。其本人也开始蓄发，改穿明朝皇帝冠袍。同年秋在衡州皇宫病死 。其孙吴世璠继位衡州，退据贵阳、云南 。康熙二十年（1681年）昆明被围，吴世璠自杀，余众出降。吴三桂的子孙后代几乎被彻底杀光，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其中一些为躲避诛九族，在贵州、云南部分地区隐居数百年。《清史稿》有吴三桂本传。　本是大周皇帝的天子命，却为大清朝打下半壁江山的人，敢为爱情失去江山的人，使一代枭雄李自成命丧其手的人。诸多的悲剧与无奈造就了他色彩鲜明、复杂多变的人生性格：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又有爱江山甚于爱美人的残暴与贪婪；他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仕明叛明，联闯破闯，降清反清……人生之善与恶，无一不在他身上迸发……然而，作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吴三桂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却又是最最关键的筹码。曾左右了当时的历史走向。因此，后人对其评价多是毁誉参半、亦扬亦抑的。很难勾勒出他本身的性格及其演绎出的那些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的人生变故。 编辑本段衡州称帝吴三桂衡阳建都　　1678年4月22日，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加冕典礼，定国号为“周”[1]。　吴三桂，明崇祯时为辽东总督。李自成攻陷北京，掳去吴三桂爱妾陈园园，“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降清，为建立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康熙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削藩，降旨令吴三桂归老辽东。吴三桂在云南、贵州兵精将广，俨然小王国，不甘失去到手的大权，便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康熙十三年为“周王”元年，并联合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和各地反清势力起事。　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初五，吴三桂率兵经潭州至衡阳，以衡永郴桂道衡州知府衙门（旧衡南县政府所在地）为“行殿”，指挥各路军事。清兵的反击挫败了吴三桂的锋锐，吴三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初二日筑坛于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称“大周昭武皇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称衡州为“应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加封文武百官。八月开科录士，录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宫殿95间，象征九五之尊。然而好梦不长，吴三桂忽患重病，于八月十五日深夜在皇宫死去，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皇孙”吴世璠衡州继位。翌年正月初，臣属们抬着吴三桂的棺材，拥吴世璠离开衡阳，经宝庆入贵州，大元帅马宝留守衡阳。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清军复克衡阳，结束了衡阳作为帝都的短暂历史。 吴三桂称帝古钱漳州诏安首现　　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并铸造的「昭武通宝」钱币在漳州诏安发现[2]。这枚古 吴三桂政权古铜钱“昭武通宝”[3]铜钱直径35厘米，孔径08厘米，正反面都是篆体字，正面文字为 「昭武通宝」，背面为「壹分」。　吴三桂称帝后的「大周」政权铸造了一批「昭武通宝」及「利用通宝」钱币，两钱并行，传世的“昭武通宝”有平钱及壹分钱二种，平钱有篆楷二种，人称“小昭武”。壹分钱人称“大昭武”，存世仅见篆书一种。流通范围为湖南、贵州、云南、福建、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区。清政府平乱后，严禁「昭武通宝」下令一律收缴，因而「昭武通宝」绝大多数被付之一炬。当地专家称，该钱币在诏安首次发现，对研究当时的衡制、重量、度衡有一定的价值。 周王吴三桂政权文县守御所印　　“文县守御所印”印，印面76×76cm，通高10cm。[4] 文县守御所印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有楷书刻款“文县守御所印。礼曹造。周五年二月 日。天字四千六百九十三号”。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叛乱被彻底平定。文县守御所印刻年款为“周五年二月日”，说明此印是吴三桂称周王时颁行的地方官印，印款推行纪年，也表明吴三桂在衡州称帝之前即有称帝之心。印款编号之大，足见吴三桂当时的影响与号召盛极一时。此印的整体铸造形式与同类的清政府官印基本相同。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个人荣誉

　　《人间草木》、《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