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的五大友人是谁

外国的五大友人是谁,第1张

1、诺尔曼·白求恩是众所周知的国际友人。

2、1929年的夏天路易·艾黎来到绥远省,帮助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进行赈灾工作。

3、日军攻占南京时,拉贝作为西门子公司的总经理已在中国工作了近30年。

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他以记者的身份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革命。

5、大山多次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中,为亿万中国观众所逐渐熟悉,大山也变得家喻户晓。

最近很多人对这个蒋经国的夫人比较感兴趣,那么这个蒋经国的夫人到底是谁呢?话说还是一位这个苏联人呢?那么蒋经国苏联妻子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又和蒋经国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研究看看。

2004年12月15日,在台北荣总医院,一位形容枯槁、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躺在病床上,她已经被慢阻肺折磨得痛苦不堪了,弥留之际,一向沉默寡言的她挣扎着问医生:我死了之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一句话,闻听之人无不动容落泪。

而这位老人,便是蒋经国之遗孀蒋方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她相继送走了丈夫蒋经国以及三个儿子,在这家令她肝肠寸断数次的医院中,她也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蒋方良半生沉默,从不多言,丈夫蒋经国在世时,她也从来没有以总统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更没有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她很寂静,寂静到人们几乎都忘记了她的存在。

悲哀的是,当她逝世的消息一传出,台湾各党派人士纷纷赶到医院致悼,就连身在国外的政要,也委托他人表示哀悼之情。深居简出数十年的蒋方良,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政客利用的命令。

蒋方良的小儿子蒋孝勇生前曾经说过:我的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如果要问她究竟有多苦,其长媳曾这样回答: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那你要再多四十岁才能明白。

蒋方良是个地地道道的名字,但拥有蒋方良这个名字的主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在她来到中国之前,她一直使用的是她的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赫列娃。

1916年,芬娜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自幼失去双亲,和姐姐相依为命。原本就谈不上幸福的童年,在十月革命之后,竟变得更加悲惨。由于祖上是贵族,因此家产基本被没收,芬娜也被一个铁路工人收做养女。

16岁时,为了讨生活,芬娜来到了一家重型机械厂工作。在这个整日机器轰鸣、人人表情呆滞、麻木地重复着同样工作以换取微薄收入的地方,芬娜怎么也想不到,她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那个人。

而这个人,便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1925年,好不容易征得父亲同意的蒋经国只身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苏联,因为当时苏联***刚刚在莫斯科办起了一所孙逸仙大学,目的就是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到此研习马列主义。就读于孙逸仙大学的蒋经国很快便树立了内心的信仰,决定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随之恶化,蒋经国公开声明与父亲政见不同,从此竟断了联系。此后,由于与托洛斯基来往过密,刚好撞到了苏联清洗托派分子的枪口上,蒋经国被流放寒冷之地西伯利亚。

改造结束之后,蒋经国又被分配到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于是,这最不可能遇见的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近。

而关于蒋经国与芬娜相识,一直也流传着许多版本。

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相识基于最能打动人心的英雄救美。

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的蒋经国困意十足地赶回宿舍休息,路上遇到一位彪形大汉,把一个当地女子逼到角落中,像是要行非礼之事。蒋经国看到后,急忙上去制止,可是彪形大汉看到常人体格的蒋经国,很是不以为意,丝毫没有要退却的意思。

见到对方如此挑衅,蒋经国几乎是奋力相搏,几拳就把大汉打倒在地,救下了蜷缩在角落中瑟瑟发抖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就是芬娜。而年轻的芬娜,也因此对这个名叫尼古拉的中国青年一见倾心。

另一种说法则刚好相反,说蒋经国和芬娜的相识完全缘于一场美女救英雄。

那是早在蒋经国被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又冷又饿,终于因为高烧病倒在一个名叫塔哈的小站上。这个小站已经很久不通车了,站台斑驳,工作时废弃,平时鲜有人来。而此时,在工人技术学校上学的芬娜刚刚放假回家,途经塔哈小站,觉得雪太大了,打算避一避再走。

芬娜一走进那废弃的烧水房,她便看到一个衣着褴褛的人躺在地上,像是已经昏死过去。芬娜见后急忙张罗着烧了热水给他喝下去,待到对方苏醒的时候,她又把自己包里的黑面包分给他吃。

就这样,年轻的蒋经国邂逅了年轻的芬娜,并深深感激这救命之恩。

缘分似乎是天注定的,几年之后,他们竟重逢于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不用说,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也是在交往中,芬娜才慢慢得知了蒋经国的中国北京,原来在那个风云际会的中国,蒋经国的父亲堪称乱世枭雄。可是,蒋经国却不大愿意提起自己的父亲,就算偶尔说起来,表情也是淡淡的,就像在讲述别人家的事情一般。但每每说到母亲独守在老家的大宅里时,蒋经国的眼圈都是红的,可见蒋经国与母亲的感情更深厚一些。

比起蒋经国,芬娜的家庭就平凡多了,虽然父母早逝让她过早地告别了童年的欢愉,可日子过得辛酸也简朴的她却也不知道政治为何物,更不知道父子反目是怎样一种揪心的抉择。

身在异乡,因为国共不和而成为人质的蒋经国生活一直不轻松,抛开被流放的痛苦不说,他的生活是非常不自由的,因为其背后总会有眼睛一直盯着他。且他也知道,他的一言一行,每天的生活都会被记录在小本子上,秘密地出现在斯大林的办公桌,可他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

而这个时候出现的爱情,对于他而言,就是他冰冷世界中唯一的温暖。

1935年,芬娜披上洁白的头纱,挽着蒋经国的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此时他们的结合,完全是一对平凡夫妻的平凡选择,你情我愿,相爱至深。可是,选择嫁给一个注定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男人,芬娜此后需要承受的东西却超出了她的想象。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爱的结晶。不到一年,大儿子蒋孝文出世。这时,他们的家庭生活看起来美满,但其实十分不平静。由于蒋经国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被怀疑的人,因此他的工作也大起大落,到了最后甚至连一份养家的工作也没有了。

蒋经国失业近六个月,在这半年里,一家三口只能依靠芬娜微薄的工资度日,襁褓的婴儿蒋孝文还在嗷嗷待哺,女儿蒋孝章又随即出世,这日子是何等的艰难。

不久后,国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关系进入蜜月期。这时,蒋经国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激烈,要求斯大林立刻放他回中国去。同一时间,蒋介石也派人找到了蒋经国,他也十分希望儿子可以回到中国,但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蒋经国必须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

一方面是对故土的强烈思念,一方面是放弃信仰。蒋经国左右思考之后,终于做出了抉择,无论如何,他也要回国。

后来,蒋经国也收到了斯大林的回信,斯大林同意了他的要求。这样,蒋经国便要携家带口一起回国了。兴奋的他终于舒展了多年紧蹙的眉头,收拾东西的时候禁不住哼起了儿时学会的小调。

可比起蒋经国的兴奋,芬娜的情绪却有些复杂。蒋经国的荣归故里,于她而言便是要远离故土,去到陌生的地方,听自己从未听过的语言,适应陌生的一切。此去经年,她甚至不敢想,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高兴的蒋经国并没有注意到芬娜的情绪,因为他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曾经在给母亲的信上,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回到中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拜见母亲。可是现在他很清楚,在父亲的斡旋下他才得以回国,不管出于政治需要还是情感需要,他都必须先去给父亲认错。

1937年4月,蒋经国、芬娜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终于回到上海,安顿好自后,蒋经国便准备去向父亲负荆请罪。蒋介石原本是很希望见到儿子,可真当儿子回来了,他反而拿腔拿调了起来,总是梗着儿子曾在报上骂过自己的事不肯释怀。因此,蒋经国几次申请,都没和蒋介石见上面,但蒋介石放出话来,让儿子先去杭州拜见从未谋面的母亲宋美龄。

这是蒋介石为宋美龄争取在这个家说一不二的女主人地位的策略,经历了太多坎坷生活的蒋经国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为了大局考虑,他非常配合蒋介石,跪拜了妈妈宋美龄。

宋美龄也是微笑着认下了大儿子。而那年,蒋介石在冯玉祥的劝说下,火也消得差不多了,戏已做足,蒋介石终于原谅了蒋经国。

可是,对于蒋经国带回来的这位俄罗斯媳妇,蒋介石却不大买帐,虽然蒋经国提前寄回来过一张黑白照片,但面对真人,蒋介石一百个不喜欢,尤其是厌恶芬娜的出身和国籍,遂蒋介石开始挑剔起外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礼数。

但比起蒋介石,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对芬娜的态度就好多了。毛福梅不仅给芬娜起了蒋方良这个中国名字,还为他们重新置办了一场婚礼。

大婚之后,蒋经国一家便留在老家陪伴母亲,夫妇二人住在武岭门蒋介石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小洋房中。这是一段难得轻松的时光,没有了政治阴云,没有尔虞我诈,蒋经国感受着母亲积蓄了十二年的疼爱,毛福梅也享受着天伦之乐。而芬娜呢,她也在努力地学习中国话,想要迅速地融入环境中。

这一段时间,是蒋介石留给儿子修心养性的时间。而这短暂的休息期,也成为了芬娜此后岁月中,最美好的回忆。

有人曾说,抗战八年,是蒋经国最神秘的八年,他的行踪如迷如幻,首先一个抓不到他踪影的,就是他的夫人芬娜。虽然他们已经有了家,有了孩子,但芬娜一直一头雾水,不知丈夫所踪。

其实,这个时候蒋经国已经有了新欢了。一个名为章亚若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为他沉闷苦楚的政坛生涯注入了新鲜的力量。可以说,章亚若的善解人意和美貌多才,都是芬娜所没有的,尽管芬娜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位合格的中国妇女,但男人的心要走时,不是这个女人有多好,就能留住的。

起初,章亚若和蒋经国的地下情还掩饰得很好,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时候,双方彼此间的柔情便暴露出来了,明白人一眼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寻常,但碍于蒋经国的身份,谁也不会说什么,更不会有人去芬娜那里告状了。

何况,芬娜也从来没有跟蒋经国出现在公开的场合,丈夫的世界,她无法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的心似乎还一直停留在苏联时期,停留在他们初恋的美好时代。

蒋经国也是为了保护章亚若,竟然以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为由,让章亚若去家中担任儿子蒋孝文的英语老师,顺带教芬娜书写中文,并教授她戏曲知识。

就这样,情人章亚若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蒋经国和芬娜的家,坐在他们一起吃饭的餐桌上,享受芬娜为她端过来的咖啡,且和他们的儿子打成一片。善良淳朴的芬娜从未疑心过章亚若的身份,她一直善待这位老师,而且努力学习章亚若教授的知识。

同一时间,蒋经国也在父亲蒋介石那里做工作,他告诉了父亲自己的想法,希望可以和芬娜离婚,娶章亚若为妻。但蒋介石拒绝了。

这一切,都是在芬娜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单纯的芬娜也不会想到,这个曾允诺自己终身的丈夫已经起了抛弃她的心思。她更不知道,这个始终忠诚于斯的男人,已经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

如若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蒋方良可能真的会面临被休掉的危险,因为在桂林的章亚若很争气地给蒋经国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喜不自禁的蒋经国更坚定了要给章亚若一个名分的决心。

幸好,杀伐果断的蒋介石出手了,为了保障蒋家的名誉,为了儿子的政治前途,他不能让章亚若这么一个女人成为拦路虎。在他秘密授意陈立夫后的几天,章亚若在桂林莫名其妙地死了。

而关于她的死因,也几乎成了未解之谜,到底是不是陈立夫派特务暗杀的呢?这谁也不知道。但佳人已逝,蒋经国即使再愤怒也无法爆发,只得默默承受着这种骤失爱人的痛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经国也慢慢从悲痛之中走了出来。1945年,他和芬娜的次子蒋孝武出生了。有一个孩子的到来,让芬娜越发地投入到对孩子的照顾中去,这一年,他们搬到了杭州,蒋经国则满中国奔走,很少在家中逗留,大部分时候,芬娜都是守着孩子度过的。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芬娜也选择跟丈夫一起到了台湾生活。初到这里的时候,芬娜非常不适应台湾潮湿闷热的天气,尤其到了盛夏,更热得要命。这时的蒋经国也没有多大的权势,工作也不繁忙,所以也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

可惜好景不长,蒋经国又开始不爱回家了。

原来,到了台湾不久之后,蒋经国便迷上了一位名叫顾正秋的梨园名伶。顾正秋是梅兰芳的得意弟子,姿容出众,来到台湾之后非常走红,蒋经国第一次看到她,便喜欢上了,时常去捧场。

这一来二去,两个人便悄悄走到了一起。蒋经国是一个容易为女人头脑发热的人,这一次,他又动了娶顾正秋的心,先是去说服宋美龄,后又直接为此面见蒋介石。

可那个时候,戏子是多么低等的职业,民间有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像蒋家这样的大家族,怎么可能接纳一个戏子呢?何况,芬娜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她已经稳稳地赢得了公公婆婆的赞誉,老两口自然都帮着芬娜说话。

一阵热血过后,蒋经国便也不再提要休妻另娶的话,这段风波才算过去了,但此事在心知肚明的芬娜心中,却是碗大的一个伤疤,她唯有选择把所有委屈都吞进肚子里,才能保得家庭和睦。

随着蒋经国的官越当越大,芬娜则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丈夫的政事她不敢过问,也不知道从何问起,而私生活,就更无法过问了,她唯有把丈夫的饮食起居照顾妥当,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夫妻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有时候一顿饭下来,两人都不发一语。

芬娜性情恬淡,也没有什么野心和欲望,就连爱好都很少,平时喜欢做的两件事情,就是和朋友打打麻将,去球场打打高尔夫。其实所谓朋友,也都是蒋经国同事的太太们,聚在一堆闲话家常还可以,谈到交心,那是完全没有的。

但即便这样,蒋经国还是不高兴。在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有一天临出门前,他淡淡地对芬娜说道:我不希望人家跟我讲,‘哎,连院长夫人也经常打麻将’。因了这句话,芬娜此生再未上过牌桌。那些时常相邀打麻将的人,也渐渐淡了来往。

至于打高尔夫球的嗜好,有一次蒋经国因为她乘坐新的座车去打球斥责了她一顿,她便也彻底放弃了高尔夫。

芬娜就是这样,她不愿意丈夫因为同一件事情有第二次的不高兴,更不愿意丈夫为了她去开先例或者走后门,她无欲无求地活着,把自己的需求降到最低,把自己的爱藏得很深,卑微如尘埃。这大概和她的性格以及宗教信仰有关,芬娜出生于典型的东正教家庭,而东正教的精神尤其注重家庭价值,这也使得她坚定地依附在丈夫身边,即使再苦,再卑微,也从无抱怨。

但不抱怨不代表不心痛,长期压抑,无法排遣,终究是要憋出病来的。

起初,没人意识到蒋方良病了,只是家中佣人觉得她的行为有些奇怪,楼上楼下地走来走去,没什么目的,翻箱倒柜地也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问她吧,不答话,用人脚不点地地跟着收拾,可也赶不上她破坏的速度,寓所被她弄得凌乱不堪。

有一天,芬娜居然一丝不挂地在寓所中开始了裸奔。

从楼上跑到楼下,兜了一圈,又噔噔噔地跑上了楼。伺候他们几十年的管家阿宝姐吓坏了,赶紧抓了一件大褂满屋子追,试图给蒋方良披上蔽体。

这时候蒋经国才意识到,芬娜可能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没有攻击行为,但这样的裸奔着实难堪,他即刻打电话让人请荣总医院精神科的大夫上门为妻子诊治。

经过医生初步诊断,确认芬娜是得了精神躁郁症,照目前的状况看,她虽然对别人没有什么攻击性,但也许会出现自残的情况,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看护着,辅以药物治疗,当然最重要的是放松心情,劳逸结合,这样慢慢才会康复。

从此,阿宝姐变成了芬娜的贴身随从,每时每刻都陪着芬娜监测她的病情发展,并定时督促她吃药以控制病情。在阿宝姐的悉心照料下,芬娜渐渐好了起来,而她们二人的感情,也早已从主仆变成了姐妹。

蒋经国日渐位高权重,芬娜却越来越孤独,为数不多的朋友也因为长时间不联系而疏远了,子女也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母亲了。芬娜的生活中,大部分时候只有阿宝姐做伴。

虽然她是名正言顺的蒋夫人,但芬娜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在她心目中,蒋夫人已经成为了宋美龄的专属,而宋美龄是她的婆婆,和婆婆抢称呼,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是不被允许的。有一次,她到妇联去参加了一个艺术品展览,第二天便见诸报端,对她的称呼正是蒋夫人。

芬娜看到报纸后,即刻打电话给报社的负责人,吩咐他们以后不要用这个称呼。

这件事情以后,芬娜觉得,抛头露面让媒体胡乱报道会影响到蒋经国的事业,也可能给家庭带来麻烦,因此,她几乎回绝了所有需要公开露面的场合邀约,对于外界而言,她是一个神秘的官太太,同时,也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社会地位的官太太。

1978年5月,蒋经国就任台湾总统,芬娜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这位第一夫人却和宋美龄形成了两个极端,她就像一个矮小的蘑菇,缩在宋美龄那样的苍天大树之下,毫无光芒,也永远不可能有辉煌的时候。公众能够见到她的机会不外乎两种场合,要么是和蒋经国一起到机场接送国际友人,要么就是在选举大会的现场。即便露脸了,她也几乎不发言,很多媒体甚至都没有听过芬娜的声音。

1988年,蒋经国在荣总医院病逝,这对于芬娜来说是莫大的打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蒋经国就是她的天,而如今,这片天塌了,而她却还在惶恐地活着。

她很想念丈夫,经常到丈夫的房间去,把桌椅板凳擦拭得纤尘不染,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她觉得,丈夫还没有走远,那熟悉的气息还萦绕在这个房间中,如果房间凌乱,丈夫会不高兴的。

一年后,还未从丧夫之痛的阴影中缓过神来的芬娜再度遭遇打击,她的大儿子蒋孝文也病逝了,芬娜的精神几近崩溃。

悲剧远远未结束,五年之后,她最后一个儿子,时年四十八岁的蒋孝勇也离开了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几年间,芬娜似乎不断重复经历着人世间最凄凉的场景。

现在,能送走的黑发人都已经送走了,终于,她没有了眼泪,只剩下空洞的眼睛,长久地注视着桌上的那张全家福。

哀莫大于心死,这在芬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远在美国的女儿蒋孝章牵肠挂肚,经常回来探望,但已然无法缓解芬娜心中的痛楚,这种孤独冰冷长久存在,早已沁皮蚀骨,毫无转机,她成为了台湾最孤独的女人。

到了2004年,芬娜终于走完了她人生的旅程,在荣总医院的病床上停止了呼吸。她的一生,更像是一部无声**,跌宕起伏,孤独沉寂。人们能记得的,只是她一张又一张随着岁月变迁慢慢改变着样貌的照片,却从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情。她把个人的形象留在了海平面上,却把内心情感藏在了深海之下。

因此,每个人所见到的芬娜,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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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学生会,一群让我感到家的人在美国留学生活已经接近两年,回首往事,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之一就是加入了普渡大学中国学生会。这里的朋友们不仅支持着我在学业上的快速进步,还让我感到在异国他乡有着家一般的归属感。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论证中国学生会对我的影响以及对其它留学生的价值。

第一,为熟悉生活提供方便的服务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学生会最初吸引我的便是它们提供各种服务的能力。当我刚到普渡大学,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但是,在中国学生会的热情帮助下,我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各种规矩以及生活方式。中国学生会组织的新生招待会,让我和另外的留学生们一起分享了解美国文化的机会。此外,学生会也经常组织外出活动以及志愿服务,这些也使我在异国他乡能够感觉到有人关心与照顾。

第二,提供机会感受中国文化并分享自己的文化中国学生会不仅提供了机会去了解美国的文化,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去感受自己的祖国文化并向美国人展示自己的文化。我们举行了中国传统文化节、中秋节庆祝活动和春节庆祝活动等。这些活动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气息,还让更多的美国人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分享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有归属感。

第三,提供机会丰富课余生活在学校以外的生活,中国学生会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这个学期,我加入了学生会组织的棋艺俱乐部。在付出了一些努力的情况下,我在这个俱乐部中逐渐上升,成为了队中的佼佼者之一。这种娱乐性质的活动不仅使我邂逅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让我有了更丰富的课余生活。同样,我们也举办了演唱会、舞会和其他聚会等。所有这些都让我在学业之外有了更多的放松空间。

第四,增加民主意识并提高社交技能除了为学生提供服务和活动之外,中国学生会还是建立在基础民主制度上的。在每年的学生会选举中,我们都会有机会行使投票权。这种投票权让我们学生能够了解一些基本的民主知识,比如投票的意义,负责任的投票和如何选出最适合的候选人。此外,在中国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我们都可以锻炼交流技巧和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些都将对我们今后的职业发展产生重要意义。

第五,组织推广与其它国家的交流活动最后,在普渡大学中国学生会中,我们不仅一直努力去为中国学生和其它留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活动,同时我们也持续地为促进国际交流而不懈努力。今年,中国学生会发起了“文化美食节”的计划,与其它国家的学生会合作组织了一次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这个活动,我们学生不仅体验了更多有趣的文化,还结识了更多的国际友人。

总结普渡大学中国学生会是一个让我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得到了很多帮助和鼓舞,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课余生活。这样的组织帮助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不会感到孤独,它更为我们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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