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主要有些什么分类？

珐琅又称佛郎、拂郎、发蓝，是以矿物质的硅、铅丹、硼砂、长石、石英等原料按照适当的比例混和，分别加入各种呈色的金属氧化物，经焙烧磨碎制成粉末状的彩料后，再依其珐琅工艺的不同做法，填嵌或绘制于以金属做胎的器体上，经烘烧而成为珐琅制品。[1]  　珐琅的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玻璃（料）同属硅酸盐类物质。中国古代习惯将附着在陶或瓷胎表面的称“釉”；附着在建筑瓦件上的称“琉璃”；而附着在金属表面上的则称为“珐琅”。金属胎珐琅器则依据在制作过程中具体加工工艺的不同，可分为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几个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

亮蓝色。冰雪奇缘2雪花挂饰是施华洛世奇品牌旗下的一款产品。新品采用了纯净坚韧的铂金材质，冰雪之心点缀的珐琅颜色选取了帕拉伊巴碧玺最为稀有的亮蓝色，色泽相当独特，需要具有多年经验工匠纯手工制作。

珐琅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玻璃同属硅酸盐类物质。珐琅就是将经过粉碎研磨的珐琅釉料，涂施于经过金属加工工艺制作后的金属制品的表面，经干燥、烧成等制作步骤后，所得到的复合性工艺品。珐琅又称“佛郎”、“法蓝”，是由中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拂菻音译而来。

基本解释：涂料名。又称“搪瓷”。用石英、长石、硝石和碳酸钠等加上铅和锡的氧化物烧制成，涂在铜质或银质器物上，经过烧制，能形成不同颜色的釉质表面。既可防锈，又可作为装饰。如搪瓷、景泰蓝等均为珐琅制品。

出处：《红楼梦》第五三回：“这荷叶乃是錾珐琅的，活信可以扭转。”珐琅，一本作“珐琅”。 清 沉初 《西清笔记·纪庶品》：“时始禁止珐琅作坊，内府珐琅器，亦有付钱局者。” 清 二石生 《十洲春语》卷上：“如宴客缀锦阁下，携十锦珐琅杯，宣牙牌令。”

康熙珐琅彩瓷

制作设施

要在宫廷内制作画珐琅器，首先要有制作设施——珐琅作。康熙时期的珐琅作主要有武英殿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废除）、养心殿珐琅作、圆明园珐琅作，由于缺少《清内务府造办处 各作成做活计档》资料，当时制作规模暂时无法考证。

历史资料

比较早的康熙画珐琅历史资料是：“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广西巡抚陈元龙（陈元龙（1652——1736年），字广陵，号乾斋，世称广陵相国，亦称海宁相国，清代相国（宰相）又称阁老。）奏摺帝赐‘御赐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一个'，陈元龙‘愓感涙零'。”可知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造办处已经制作出玻璃胎画珐琅，并用其赏赐众臣。

康煕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摺：“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査有能烧法蓝杨士奇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片画、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杯、亦交李秉忠収帯、预备到日便于试験。”

其中涉及的人物“潘淳”，在《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工业志第四章 织金彩瓷业》曾提起该人：“（广彩）17世纪中后期，大部分使用五彩的红（干大红）、麻（红黑配成的深赭石色）、黑、金和珐琅彩的月白、黄、粉绿等9种色料。后潘淳研制出桃红（金红），丰富了珐琅彩的颜色。”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广州在清代属唯一对外开放门户，许多外国人都由此进入我国，因此致使广州的珐琅制作在国内水平很高，举足轻重。宫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匠人大多是由粤海关选入，称为“南匠”。并且在乾隆后期，宫内造办处停止制作珐琅彩瓷后，这里成为珐琅彩瓷制作点，依然制作珐琅彩瓷。

从康熙珐琅制作资料来看，五十五年之后相关资料较多来推测，很可能该时期画珐琅制作较成熟。康煕五十七年六月，广西提督総兵左世永得到御赐珐琅鼻烟壶，左世永称其“精工无匹、华美非常”。

康煕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杨琳上奏摺提及他送画珐琅匠陈忠信至宫中。“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蓝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珐琅技芸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

真正提到瓷胎珐琅的确凿历史资料可参考：康煕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曹寅之子）奏摺内朱批、谕曹寅：“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康熙时期，由于画珐琅制作还不成熟，因此，画珐琅不能在瓷胎釉面上直接施釉，而是施在素胎面上。当时的珐琅彩瓷胎必须由景德镇制作（除偶尔使用永乐旧胎外）、由浮梁（即景德镇，因桥梁多称其“浮梁”）昌江顺流直下、入鄱阳湖、经九江关、过江宁府（南京），然后沿大运河北上进京。曹寅自祖辈皆为玄晔家包衣（奴仆），当时织造、海关许多要职都由统治者委任自家包衣管理。曹家三代身居江宁织造，且好瓷，可能涉及御厂珐琅瓷胎事宜，导致康熙训斥。

根据历史资料：“康煕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康熙帝赐西洋使臣嘉楽、珐琅碗二个及其他。”该碗确凿资料也不见遗留。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从雍正皇帝的贵戚重臣年羹尧的奏折中，也可了解此时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情况。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驿斋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支，单眼翎十支……”。对这些翎管，年羹尧在二月十二日的谢折里称：“……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尧的折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满臣之贪念”这句话的“贪”字旁朱笔画圈，在折尾空白处，雍正帝的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这句话，说明雍正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充满信心。　　年羹尧在得到这次赏赐之后，于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连三地被赏赐以珐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折中说：“（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驿斋到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臣叩头祗领讫。伏覩此种窑器，颜色清丽，制作精雅，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钟琪于四月十五日领兵进剿番贼，俟其事后回宁，臣当宣旨赏给四个另行谢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谨缮摺恭谢以闻。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虽然此时雍正皇帝频频用珐琅彩瓷器赏赐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情况并不满意。如清代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嵛、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嵛、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和宫中生产珐琅彩瓷器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向宫廷造办处提供了大量供烧珐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画珐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镇画瓷器的工匠。还有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工匠。而从雍正六年开始，即有贺金昆、戴恒、邹文玉、汤振基、谭荣等一批画院画家参与瓷胎画珐琅工作，其中画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明久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赏用单一料彩绘制的水墨及蓝色山水两个珐琅彩品种。至于为珐琅彩瓷器书写底款者，从档案记载来看，应是原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多为戴临题写。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珐琅彩瓷器上题写诗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上的文字说明，也是由戴临书写的。

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后，除了向造办处提供白瓷以外，还推荐画画人到造办处供职。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周岳、吴士琦二名……于本月初十日将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所食工银一事，郎中海望启怡亲王。奉王谕：暂且着年希尧家养着，俟试准时再定。钦此。”当时负责淮安关税务的年希尧只是遥领景德镇窑务，这些画画人名义上是年希尧送来的，实际上是由唐英挑选的。唐英本人就是画家，经他挑选的画画人，善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备在瓷器上绘画的丰富经验，这些人进入造办处后，经与宫廷画家切磋配合，使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日趋精进。　　从传世品看，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除了少数如康熙朝珐琅彩瓷器那样以色地装饰外，大多是在洁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绘。器物造型有瓶、碗、盘、碟、盅等，均隽秀典雅，胎体轻薄，有的达到半脱胎的程度。这些白瓷胎除了极个别为清宫收藏的明代永乐白瓷外，绝大多数是由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特制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历次当中最多的一批，这就是档案记载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郎中海望奉王谕：着收起。遵此。于本日将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讫。于七年八月十四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三对，画珐琅瓷碟二对，画珐琅瓷酒圆四对。九月初六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二对……”。　　雍正珐琅彩瓷器在图案装饰方面，一改康熙珐琅彩只绘花卉，有花无鸟的单调局面，大量出现描绘院画风格的花鸟、花卉、竹石、山水等图案，画面空白处题以书法极精、内容文雅的相应诗句，而且诗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闲章，句末则有或两方皆朱文、或上为白文下为朱文的闲章。雍正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雍正珐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蓝料彩“雍正年制”四字双行宋錾体印章式款最为多见，款外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极其规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图章印上去的。也有少数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无边栏。雍正珐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见有“雍正御制”四字双行外围双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外围双圆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书写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雍正蓝地珐琅彩花卉纹“万寿长春”浅碗，四字分别题写于外壁四个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款。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艺术水平总的来说要逊于雍正时期，这或许与宫廷珐琅作内人员更替和缺乏有关。据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领吴书来说：乾清宫总管苏培盛交小太监何德禄、王成祥、杨如福、魏青奇四名。传旨：着给珐琅作学烧珐琅。钦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总默参峨为画珐琅人不足用，另欲将画珐琅人张维奇情愿进内当差，照例行取银粮，每月工食银五两，二、八月衣服银十八两，回明内大臣海望、监察御史沈嵛、员外郎三音保准行。记此”。这两则资料说明，乾隆元年造办处珐琅作即因缺人而进新人。　　乾隆时珐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监毛团传旨：着海望寄信与员外郎唐英，另将烧造珐琅之白磁器烧造些来。钦此”。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大量的是在北京宫廷造办处的珐琅作内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再五彩珐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珐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烧造。钦此”。很显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镇御窑厂完成彩绘、烘烧这两道工序的。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装饰题材较雍正时更加丰富，除山水、花卉、花鸟外，还有中国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格影响的各种洋花图案。新增的各种色地、色地开光、色地轧道珐琅彩瓷器，图案繁复，不留空白，不题写诗句。雍正时盛行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白地珐琅彩瓷，此时继续生产，所题诗句和所用闲章与雍正时大同小异。如：　　画月季、竹石题“劲节亭亭千尺绿，芳枝长占四时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闲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闲章、“君子”朱文闲章。画石榴、黄鹂常题“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迎首用“佳丽”朱文闲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闲章。　　画山水风景常题“浦净渔舟远，花飞樵路香”。迎首用“寿如”朱文闲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闲章、“水长”朱文闲章。　　关于乾隆珐琅彩瓷器的年款，凡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珐琅彩瓷，一般为“乾隆年制”四字双行蓝料彩印章式宋椠体或楷体款，围以外粗内细的双线方框，框线也有个别内、外粗细基本一致的。器之较小者，如小瓶、小杯等，由于底部署款之空间狭小，所署蓝料彩四字双行宋椠体或楷书款则不加框栏。有一种蓝料彩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围双线方框，框线外粗内细，多见于瓶类器上，由于这种器物所绘图案较繁密，故没有题诗和闲章，器内和足内均施松石绿釉，款署于松石绿釉地上。

1、先看瓷胎。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大多为小件，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因此常说“珐琅彩瓷无大器”。

2、造型。一般珐琅彩的造型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和动物摆设品。

3、底轴。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

4、珐琅彩色。珐琅彩的颜色是使用的珐琅釉料，所以颜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偶合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出现七、八种颜色，多达十多种。

5、色料特点。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质反光感，有时还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观。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立体感，闭眼用手摸可明显感觉到，若用十倍放大镜看可在每一片小花、小叶上看到极小的开片纹。这一现象用肉眼看不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粉彩则感觉不到有凸出的情况。

6、绘画与纹饰。珐琅彩器画功特别讲究，多为功笔画；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如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其色地的色以红、黄、兰、绿、紫、胭脂色等。

珐琅工艺的特点：

一、瓷胎

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大多为小件，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

二、造型

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和动物摆设品。

三、底轴

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

四、珐琅彩色

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偶合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出现七、八种颜色，多达十多种。

五、色料特点

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质反光感，有时还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观。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立体感，闭眼用手摸可明显感觉到，若用十倍放大镜看可在每一片小花、小叶上看到极小的开片纹。

六、绘画与纹饰

珐琅彩器画功特别讲究，多为功笔画；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如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其色地的色以红、黄、兰、绿、紫、胭脂色等。

画珐琅的起源：

画珐琅起源于西欧法国，于16世纪由欧洲商人及传教士经广东传入中国，最早在广东制造，广东称作“烧青”或“广珐琅”“洋珐琅”。

这种异常精美的工艺一进入中国便受到皇帝的喜爱与重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皆于北京皇宫造办处及广东两地设立珐琅作坊，并多次从广东选送优秀画珐琅工匠进京效力，大量生产，所作珐琅制品皆供皇室享用。

珐琅制品在清朝康、雍、乾三代曾达鼎盛，后历经晚清国衰、民国战乱，渐趋稀少。北京以掐丝珐琅（俗称景泰蓝）为长，广东以画珐琅为长，南北两地工艺各有特色。同为中国传统珐琅工艺的两大瑰宝，享誉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