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方少数民族喜欢佩戴银饰？

其实，从南方少数民族喜欢佩戴银饰这个现象，深究之下，可以看到的，是差不多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材料从何而来——中国的银矿并不多，特大型银矿很少，伴生矿多，也就是说，古时能够大规模开采的银矿，其实少之又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程度更低，矿业不发达，生活水平尚且不高，更无富庶之余财，饰品所用之银从何而来，其实是大有背景的。这些银子，来自遥远的海外；一则来自日本的石见银山，二则来自更加遥远的地球另一半，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这些银子是怎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以至于流入南方百越族人之手，演变成如今繁复精巧的银饰呢？都说明清闭关锁国，有明一朝，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自此之后贸易衰落，到中后期甚至频有倭寇犯边，至戚继光横空出世，才有抗倭英雄之名。倭寇之害，大家都有所耳闻；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倭寇多为日本浪人，来到中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那些卫所的军人怎么不管呢？明朝军队腐败如此，真是药丸啊药丸！（其实倭寇成分很复杂，更多的是有着多重身份的海商，亦商亦盗，甚至有些也有合法的官方身份）——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明朝卫所的军户，也是要讨生活的。当初太祖皇帝朱元璋所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各类人各居其职，各安所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都去打洞——军户们就一辈子给老子当兵吧。这种构建之下，国家是没有地方财政这一说法的，反正各地各级官员的各种开支，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那些边防卫所里的军户，一部分屯田种地，一部分脱产当兵，以此维持卫所体系的运行。这么天长日久，卫所的兵哥哥们也是要娶妻生子，壮大家族的，到了明朝后期，问题就来了——多出来的这些人，怎么讨生活呢？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道理大家都知道，可靠海最来钱的，不是打渔，而是做生意啊。偏偏太祖得国之时，陈友谅、方国珍等对手水军力量其实是很强的，特别是方国珍，以海贸起家，那些曾经给朱元璋的敌人们当兵的水手们，老朱很不放心——谁知道这些技术兵种造起反来，会多大程度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怎么办呢，那就不许他们下海呗，一则断掉财路，二则断掉技术，这不就皆大欢喜，安定团结了嘛。可是呢，海贸那超高的利润，导致明着禁海商并不能真正禁绝。明朝前中期，只有官方的海贸才是合法的，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也正是郑和下西洋——虽然这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重要的是外交，是维持明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天朝上国），但除此之外，也仅有朝贡贸易才是合法的。说起来也是咱们大明看小日本不顺眼，定这朝贡的规矩，觉着日本跟咱们不怎么亲近，于是就定下了“十年一贡”的规矩。这下可苦了从唐宋以来就与我天朝有密切关系的日本——“我们的丝绸衣服、瓷器到哪里买？还让不让人愉快地消费奢侈品了？”于是乎，走私就成了维持贸易的地下途径，而搞这些走私的人，也就成了明朝时所谓的“大海商”。最出名的，就是汪直，那个被胡宗宪玩弄于股掌的耿直人。而且卫所的军户也能从中抽得好处，补贴家用，这些并不为官方所容纳的民间海贸，也就成了灰色地带，那些来自日本的浪人，有生意时做生意，没生意时也就杀杀人抢抢钱，成了沿海边境的祸害。好像扯远了……回正题：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钱赚啊。明国跟日本做生意，最赚钱的是什么生意？买银子啊。日本恰巧在这个时候，发现了个大银矿——石见银山。这是个非常罕见的易于开采的大大大大银矿，有多大呢，巅峰时期的开采量差不多占了全球同时期产量的一小半。这下日本人可发达了，买买买，咱们有的是银子——于是乎，东西贵了，银子贱了，各国商人们都知道，日本银子便宜，货物到日本去换成银子，再回到其他地方用银子换钱换货，能大赚一笔。偏偏此时的明朝，正在经历没有地方财政的阵痛：什么东西都要地方政府自己解决，真是烦死了。于是有的知道变通的地方，开始用银子来抵各向杂役；到这种做法闻名于天下，已经是晚明“一条鞭法”的时候了。是的，这个时候支撑中国经济赋贡体系的货币，已经不再是铜钱了。这时西南的铜矿尚未开发，其他地方的铜矿又采得差不多了，铜钱又受到东南亚的欢迎，在宋元时期大量出口，到了明朝，越来越不够用了；税收很大程度上退化到了实物税的程度，而银子慢慢取代了铜钱，成为这一体系的核心。明朝人逐渐意识到，银子是个好东西，于是乎，在对外贸易当中，大明国就成为一个银子的黑洞，不断地从周边地区吸纳银子，而以瓷器、丝绸、铜钱作为交换。此时的欧洲，自达伽马发现到印度的新航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乃至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已经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也插足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西班牙征服下的美洲，秘鲁和墨西哥银矿的发现，也让他们有足够的硬通货来跟东南亚交易香料，跟中国交易丝绸瓷器；两边都有需求，于是，地球另一边的银子，被遥远欧洲的人们做成西班牙银圆，然后再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明。明朝乃至清朝，始终是一个吸金，不对，吸银的怪兽！可是呢，大家也都明白，货币总量不正常地增加，结果就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经济崩溃——这跟明清的现实不一样啊。很多人也为此而困扰着，特别是西方的史学家。其实这原因呢，是因为来到中国的银子，并不完全进入流通领域；这些新来的银子有好几个去向，一部分进入了贡赋体系——就是变成贡品，归国家财政了；一部分被贮藏起来——就是地主老财们把银子熔成银球，藏进地窖了；还有一部分进入流通市场，确实也导致了规模不大的通胀现象。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于明国江南开发程度高，木材这一基本资源被采得差不多了，每年都要用啊，造房子、造船（特别是漕运船只，有规定的，十年要换一拨，每年换十分之一），不够了怎么办？买买买！跟谁买？谁有木头跟谁买！西南方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成了一块大肥肉。用什么买？银子啊，爷有的是钱！于是乎，这些漂洋过海的银子，也就流通到了南方少数民族人民的手中。说起来，少数民族的同胞们过惯了苦日子，也没有太丰富的物产，好不容易靠卖木头赚了银子，可当地并不发达的经济水平，导致这些银子其实花不出去——穷得只剩银子，并不是玩笑话。于是乎，仍然爱美的女孩子们，不管日子怎么苦，也要爱漂亮啊——白花花银闪闪的银子，也就成了饰品最好的材料。所以说，南方少数民族的银饰，有几百年的历史，完全不是吹的——真的有这么长久的历史，只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知道，这些银子都来自几百年前的那个繁荣的贸易时代，来自那个时代的海外罢了。——以上出处，大致来自最近上课的一些知识点，具体的史料啊引文啊都不大理得清，欢迎大家继续丰富补充，但大致的脉络是没有问题的。记得有一篇是陈春声、刘志伟的《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不过还没来得及看……其实最有意思的历史，就是掩藏在史料、风俗民情下的脉络，这些脉络草蛇灰线，伏延千里，默默地掩藏在尘埃之中，等着有心的人发现它们。怎么样，是不是很波澜壮阔？没想到从南方少数民族的银饰，能引出这么精彩的历史吧？显示全部

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

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l]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 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这种通过“以钱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苗家人以一个人身上的银饰多少来判断家庭是否富裕情况。

　　苗族银饰

　　苗族银饰是艺苑中的一枝奇葩

　　要在中国古代艺苑中寻觅一个完全脱离了现实主义框架的造型艺术品种，是比较困难的。因受两千年儒教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汉族的思维很难跳出写实的模式、封建等级的模式。谁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必定被视为异端另类而失去生存空间。苗族的巫文化则正好突破了儒教的羁绊，使得苗族银饰中充满了神性的张扬和想像力的自由驰骋。西班牙画家达利是当代超现实流派中最引起争论、也是学院派的技巧最熟练、模仿者最多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而在苗族古老的服饰、银饰图样造型中，便能寻到这样的扣人心弦的超现实的艺术脉络。苗族银饰具有以下特点：

　　1．巫文化主宰了苗族银饰的精神内涵。在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比如丹江苗族背部银衣有一个“宗庙”的图像造型，这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图样，其巫术的意义厚重，它具有统管全身银衣片的地位。所以，每一件银衣都少不了这个“宗庙”图样，且大体稳定，不能随意创造、变形。还有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和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都如此。

　　苗族的图腾崇拜，是银饰的重要造型。苗族图腾即与苗族有血缘关系的几种图像。在苗族古歌中，传唱是枫木生出了蝴蝶妈妈(即妹榜妹略)，蝴蝶妈妈生下了十二个蛋，由鹊宇鸟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和十二兄弟。这样，与苗族始祖有关的有四种图腾。水牛是苗族始祖姜央的兄弟。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的银角是牛角的图样造型。水牛是稻作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传说苗族的先祖蚩

　　尤就是头有角的。据《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o”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雷山苗族常常会把牛称为“牛妈牛爹”，逢年过节也不会忘了款待牛，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他们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以示感谢银匠给自家制成了吉祥物。在把银角拿回家里时要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并备酒肉庆贺。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枫树是祖先之祖。枫树也当然地在银饰上有所表现。银饰上的吊花，多为三角形的枫叶纹，它也作为连结其他图样的中介造型。苗族古歌当中提到了十余种鸟类，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十二个蛋的鹊宇鸟，有说是燕子的一种。它是由被砍伐的古枫树梢变来的，所以也是被苗族作为图腾来崇拜的。因而，银燕雀是苗族银饰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图样造型。雷山丹江的主体由银雀组成的银簪中，有四只银雀，中间的一只被做得很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连一片一片的羽毛纹理也清晰可见，小雀则抽象简略。都匀王司的银雀发簪主体就是一只神态逼真的写实的鸟，它展翅欲飞，身上的羽毛也一片片地微张，嘴里还衔着一个银笼。蝴蝶的纹样造型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因为蝴蝶妈妈是传说中苗族的母亲。上述几种图腾的纹样造型都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而期于的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则可以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2．苗族银饰中的龙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这样写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相传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而龙却是蚩尤的对手。所以，苗族在古歌《十二个蛋》当中，“水龙”只是其中的一个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苗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的地区有招龙、接龙的习俗，把龙视为至尊。但也有好些地区并没有特殊的龙崇拜。

　　施洞龙船节的传说很能代表苗族与龙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小河口住着一位老人，名叫保公。一天，他带着孙子九保下河打鱼，老人先上岸。老人离开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乌云翻卷，不见了孙子。这时，老人不顾风狂浪急，潜下水去找孙子。老人在水下见到一个老洞，他悄悄进去一看，龙正枕着孙子的尸体在睡觉。老人愤怒至极，但他没有惊动龙，而是游回岸上，用火镰、火草扎猪尿泡里，又潜回龙洞，放火把龙洞烧了。但是烧龙洞的烟雾却弥漫着整个清水江的上空。一连七天七夜不见阳光，四下里漆黑一片。鸟不出窝，鸡不打鸣，牛不犁田，人也没法做活路。小孩位只有在屋檐的水口下用棒槌、包谷杆划着玩。嘴里无意中喊道：“咚咚多！咚咚多！”如打鼓声。这时，天竟然慢慢发亮，大家都兴奋极了。不久，江面上飘起了一条四丈长、水桶一般粗、花花绿绿的龙尸。在施秉县的胜秉寨，龙尸被捞了起来。各地的寨老被招呼去吃龙肉，后来各寨子的人都去抢着吃龙肉。不多久，就把整条龙都抢完了。胜秉寨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的人去得晚了点，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只分了点龙肠子。当人们把龙肉分走后，夜里，龙的魂灵便给大家托梦说：“我害了老人的孙子，自已也赔了命，你们如果用杉树做成我的身子模样，在清水江里划上几天，让我又活起来，我就会保佑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施洞一带便兴起了划龙船的习俗。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在施洞等地苗族服饰刺绣中，龙就是随处可见的、有善有恶的、善恶互换的、可以与各种动物“嫁接”的一个符号。但银饰比刺绣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苗族银饰中龙的图样，最多地是见于头饰。特别是女性戴的银角，大多为双龙戏珠等吉祥图样。项圈上，龙纹图案比较普遍，而且与别的花样、动物搭配特别丰富，在这里，龙只是动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它可以和各种动植物平等共处于一个项圈之上。如贵州黄平、凯里一带流行的：“龙凤抢宝单层响铃银项圈”，它单面浮雕双龙、双凤抢宝纹饰，中间是浮雕的龙纹圆盒，下部圈沿坠了猫、鹿、鱼和龙纹响铃吊饰。又如贵州施秉一带流行的一种响铃银项链，它的链身吊坠凤凰、蝙蝠、老虎、蟾蜍、鸡、马、鱼、人及一串响铃，项链正中坠一个圆盒，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饰葵花纹，盒下坠刀、剑、挖耳勺等吊饰，就是在实用的短剑上，也錾有很简单的龙纹。这龙纹，是在最下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龙在苗族心目中的寻常地位。苗族的龙有各种各样的，诸如牛龙、蛇龙、鱼龙、鸟龙、猪龙、羊龙、马龙、蚕龙、蜈蚣龙、蚯蚓龙、螺蛳龙、虾身龙、鸡头龙、双头龙、饕餮龙、狃龙、麒麟龙、穿山甲龙等等。不过，施洞地区龙的这种“寻常性”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小孩佩戴的银帽饰，就有菩萨、仙童以及狮、虎、麒麟珍稀猛兽，没有龙的图样，这似乎又体现了龙的不寻常性。因为孩子年幼，还承受不起这尊贵的龙。

　　3．苗族银饰中独特的迁徙文化。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依然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所以，他们银饰上对苗族长期的征战、迁徙历程、迁徙文化多有反映。比如在台江和雷山丹江和的银花头围上，都有武士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制作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是珠宝嵌镜面，左右两边各7名剽悍的男子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相向而驰，造型生动。这都是先祖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表现了施洞人对先祖的缅怀纪念。施洞苗族妇女的衣背饰物 - 银衣片上，也有男子骑马的纹样。卢山还有一种兵器银吊饰，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挂在妇女的腰间，这都是当年征战迁徙的印痕。另外，狮子这种猛兽和牡丹花卉在贵州苗族地区从未有过，但台江、施洞一代的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狮子和牡丹花的银衣片，刻有牡丹狮纹的银手镯、小孩银帽，花溪一带未婚女子佩戴的银锁胸饰，黎平的双龙双狮银饰吊牌……都离不了狮子，银饰中也常有牡丹花纹，这可以看作是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生活，并吸纳了汉文化因子的写照。鱼是苗族东方江边、海边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鱼除了多子的生殖崇拜含义之外，《苗放古歌》中唱道：“榜生下来要吃鱼……鱼儿多着呢！穿枋般大的鲤鱼。在这儿得鱼给她吃，榜略好欢喜。”苗族迁徙到西部山区以后，不仅在水田里养鱼延续了在东方吃鱼的习惯，而且在银饰上有充分的反映，鱼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在响铃声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手应，永不失散。

　　4．苗族银饰中可以透视出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为缺乏的平等观念。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5．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6．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那时，人们都在为果腹的食物奔波劳碌、付出短暂一生的辛劳。苗族先民们就在那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欣赏并创造着艺术。苗族史研究表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就已生活在相对丰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带。金银这些贵金属进入苗族社会生活的具体时间不可考，但从苗族民间文学的述说中可推知，应该是比较早的。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苗族古歌》(中部方言)当中，就有三章专题描述金银。一是《运金运银》，二是《打柱撑天》，三是《铸日造月》在苗族古歌里，金银都被拟人化了，成了苗族同胞们亲密的伙伴，这体现了苗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万物有灵”也是苗族巫文化的核心。苗族古歌中有这样的描述：“金子和银子，住在深水潭，水龙和硼砂，来陪他们玩”硼砂这种冶金原料、专有名词出现在苗族古歌中，而且与苗族的关系这样密切，透露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这也是汉族诗词歌赋中所不曾有过的。古歌中对金银还有很形象生动的描述：“金子冒出来，像条大黄牛，脊背黄央央。”“银子冒出来，像只白绵羊，肚皮亮晃晃。”苗族先民们认识到金子和银子的“家”不是在水里，也不是在山洞里，而是“金子黄铮铮，出在岩层里，银子白生生，出在岩层里。”然后，“我们沿着河，我们顺着江，大船顺河划，大船顺江漂，快把金和银，统统运西方。”他们又用金子打造了金柱，用银子打造了银柱，把混沌的天地撑开，还打造了金太阳和银月亮，以及满天的星星：“以前造日月，举锤打金银，银花溅满地，颗颗亮晶晶，大的变大星，小的变小星。”由于用金银铸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样才让白天和黑夜有序更迭——“白天有太阳，夜里出月亮，高山和深谷，日夜亮堂堂：牯牛不打架，姑娘才出嫁，田水才温暖，庄稼才生长，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江略(氏族鼓社)九千个，遍地喜洋洋”由上可以看出，苗族是一个酷爱艺术并很早就掌握了金银冶炼技术的民族。金银在苗族先民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于金银的特殊爱好源远流长。这是银饰在苗族同胞中得以诞生、流传、普及并生生不息的心理基础。 白银自古以来就被当作货币。苗族先民当然明白银子的价值。九黎蚩尤部落在同炎、黄部落联盟的战争失败之后，其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又被历代封建王朝歧视镇压。苗族由于长期的战争、迫于生计的数次全民族大迁徒，使得他们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老鸦无树桩，苗族无故乡”是古代苗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苗族民间传说中，有好些是关于先民们如何制作银饰的。其中之一，是一个叫巴高的苗族男子特别聪明，他把一根根银棒裁短，然后弯起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又把多余的碎银打成小圈戴在手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就是最早的“银饰”。这可算是传说中从物质层面上对银饰来源的解释之一。苗族上古传唱下来的著名叙事长诗的《娘阿莎》中的“水龙王”有这样的唱词：“还你六张巾，退你银项圈”在苗族的《换嫁歌》中唱出了在母系社会男子出嫁时的情景：“头插锦鸡毛，衣裙身上套。一只银项圈，胸前九闪耀”时距今日是在2000年以上。

苗银的传统与历史

苗族最早的银饰艺术萌芽于巫术图腾活动之中。苗家笃信银器能驱邪逐崇、防阴气戕害。古时苗民戴上银脖圈，据说能战胜作恶的“老变婆”，确保合家平安。闻名遐迩的黔东南苗族大银角，其造型源自祖先蚩尤“头有角”的形象，旨在祭祀祖先、获得其保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银饰爱惜备至，奉若神明。他们创造了各式各样图案、款式的银饰造型，既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民间气息，又表现出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同时也显示了一个大民族的辉煌与气势。

以大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

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流行当地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的。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傣族男 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