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和巴金有什么区别

白金与巴金的区别前先请大家确认一个问题：首先要明白铂金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白金，但是同时还有一种贵重首饰，称为K白金，这是以黄金为主要成分的，含黄金量为75％，是通过再加上不同的金属元素而变成白，黄，蓝，灰，黑等不同颜色的，如果是白色，很多人也直接称为：白金，这个东西的价值就远在铂金与钯金之下了！

言规正传：下面我们来比较[铂金]白金与巴金的区别：

一：巴金原属于工业用途金属，由于色泽，质感与铂金相似，近年来被逐渐用于首饰业。常态下巴金不易氧化和失去光泽，延展性较铂金要差，提前的首饰行业一般是用来作为金，银，铂合金的辅助元素，加入巴金以后能大大提高饰物的硬度，耐磨度等性质。由于现在充分肯定了钯金非常合适制造首饰，而且性质与白金不相上下，所以一些金店直接用“巴白金”来称呼巴金，用“铂白金”来称呼铂金，其实他们是有区别的，主要在价格上 [比较贵]白金与巴金的区别很大，不要以为是同一种材料哦！

二：从标志，重量上分辨白金与巴金的区别：

　　目前流通的铂金标识主要分为PT850，PT900，PT950，PT990，也就是说铂金的标志是 PT 来标识------而钯金的标识是用 PD 来标识。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掂重量。纯白金的密度为2145，而巴金的密度只有12左右，相同体积的白金与巴金首饰完全能凭自己的手感分辨出他们的重量差异。

总之：要比较白金与巴金的区别 [在购买饰物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看首饰上面的 标识 ，几乎所有正规厂家出售的白金和钯金上都一定打上这种通用标识。如果没有，那就建议不要买了。

第二件事就是：掂重量，让对方分别拿出白金和钯金首饰，重的就是白金，轻的就是巴金材料。

第三件事是：比较价格：千万不要用铂金的价格买到了巴金

PT990,PT950,千足金这些之类的,计算方式都是按当日金价计算的,只能给你一个这几天大概的价位

千足金买5克以下240元/克，5克-15克按235元/克，15克以上230元/克。

铂金950买5克以下294元/克，5克-15克按289元/克，15克以上284元/克。

铂金990在950基础上加15元。

你说的应该是钯金吧？？？巴金貌似是作家。。。。

钯金我见过的最低135元/克,最高158元/克

白银9999的价格在9元/克左右。

925银的价格在每克2-18元/克之间。

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沈从文等这些大家的作品之所以出色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深刻揭露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人和事，有着深刻的社会含义。随着建国以来，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经没有当初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人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所以很难再有那么好的作品。

一、时代背景影响文学作品

其实文学作品和时代背景有着莫大的联系，而作者经历又来源于时代背景。时代背景是一个非常大的宏观概念，它可以包含一切的人和事，文学作品是脱不开时代背景的，就如同生产关系脱不开生产力一样。

沈从文，巴金，老舍，冰心等等这些优秀的文学大家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相比于建国以后，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他们生活的青春时代属于近代中国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建国以前非常混乱非常动荡的时期，而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人和社会就被他们用笔墨带到了文学当中。

近代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社会动荡，身为文人名士的大家们对于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深深地叹息，有人奔赴战场，有人奔赴国外寻找救国救民之术，也有人弃文从医以期用文字打动人心。身为一个文人，沈从文等人能做的只有用文字鞭笞愤懑，怜惜人民。他们用最深刻最真实的文字记录下当时社会的人，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现出当时社会背景下人内心的苦闷和愤慨，或者用最善良最纯真的文字表达对美好的期望。

建国之后国家恢复统一社会安宁平定，社会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形中就使得文学作品少了跌宕起伏情节安排的基础。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就是这个道理。沈从文等人在建国之后并不是江郎才尽，而是没有了写作的基础。

二、建国前后对“人”的关注度天壤之别

近代中国国家动荡社会不安，再加上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关注的。而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被誉为佳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作品给予人非常深刻的关注。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生活的载体，关注生活，关注人生乃至关注整个世界就不能不关注人，而且人道主义也是非常受重视的一个话题。在当时社会背景忽略人的情况下，那些深刻关注人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为佳作。

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记录了湘西人民的真实生活，用一个个美丽忧伤的故事展现了近代中国湘西边陲的人民和生活状态。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同样关注人，描述了人在封建大家庭中的苦苦挣扎和爱情悲剧。

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也是脍炙人口，同样记述了近代中国背景下的人民生活，而且偏重描写小市民。冰心则用最最纯洁最美好的文字和小诗，洗涤着人的心灵，描绘出人世间最美丽的真善美。

建国之后人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已经不同于以往任何政治制度，在这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国家中，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关注和关爱，不存在奴隶和压迫，体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也不同于以往。

三、建国之后各种形式文学逐渐繁盛

新的时代有了新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审美，随着网络的发展进步，各种文学作品蜂拥而出。加之很多建国之前的文学大家经历了建国以后60到70年代的特殊时代，随着时间的推进也渐渐年长，所以他们基本上处于写作退休期，将创作的重任交给了年轻后辈。

白先勇先生说过“文学不死”，因为我们喜爱和庆幸有这些文学大家创作出了那样优秀的作品，所以对于他们后来的默默无闻有些惋惜，但其实，文学不会因为一些作家的隐匿而消失。

建国之后，莫言、陈忠实、路遥等等这些作家后来居上，继承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重任，带来无数同样脍炙人口的佳作。中国是一个善于用文字和文学表达浪漫的民族，一个时代的辉煌隐没一定会有另一个时代的辉煌升起。

巴金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下面文章您可以看看。

莫言获得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大家这时再记忆的就是那些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中国文学家，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巴金与诺贝尔奖的故事。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老人离我们而去。作为一位横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文学巨匠，我对巴金老人怀有一种崇高的敬意，这种敬意是出于对一位百岁高龄的老人的崇敬。很显然，巴金之死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事件，作家以及一直在现当代文学史扮演重要角色的身份决定了巴金老人之死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上的社会事件。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巴金老人之死使连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唯一的纽带开始中断，见证开始模糊。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尽管在当代文学史中，他只有一次的发言，而且是以一位受害者、忏悔者的身份讲述自己内心经受良心折磨的真理之言，但那朴实的言语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净化和提升了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标准，使那些刻意隐瞒和美化我们残暴历史的正人君子之流无处藏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金老人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骄傲，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良心。当时的巴金，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称号。

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的巴金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巴金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中的地位只有这两次的闪光点。在现代文学史上，他用笔、用青春的激情与腐朽的家庭败落的社会进行抗争，并为当时无数个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提供了榜样。他的早期的作品《家》《春》《秋》以及《寒夜》等作为小说的社会意义充分的发挥了作用，也因此在解放后被纳入了经典作品的行列。另外一次的发光就是写《随想录》的巴金，用颤抖的笔记录了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刻意遗忘和遮掩的令人羞辱的历史，为我们的整个民族的忏悔提供的表率，这个时刻的巴金是一位光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但也仅此而已。在当代文学史中，自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巴金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和《收获》杂志的主编等具有政治意义的要职开始，就鲜有发言的机会了。也许我们在善意和宽容的意义上理解这位老人，毕竟他的生理和健康状况也不允许他作一个社会象征形象的表征。但是，存在的事实是，担任作协主席等要职对一个有强烈良知和反省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要发言的姿态。他是作为中国作家的最高身份的代表出现的，这种身份的存在要求你无时无刻不为中国作家的存在事实而不断言说，为争取中国作家在中国的高压文化的语境下的话语权利而言说。但是就是这一方面，我们有些失望，因为自从担任作协主席开始，巴金老人已经基本陷入了一种沉默或者“失语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担任作协主席和《收获》杂志主编的巴金已经成为了一种昔日辉煌的象征，他是被作为中国作家的最高典范而高挂在一块匾额之上的。这种刻意的神化作家的背后是某种政治权力的作用，是想把知识分子的言说权纳入某种政治体制的生产的妄想之内。事实上，中国作协这样一个荒诞的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控制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的明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从传统到现在的产生都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而出现的，鲜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巴金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失语以及被作为一种悬空的理想存在的时候，不过是向中国作家提供了某种清晰的向集体归属的暗示。这个意义上的巴金，他的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形象已经逐渐的开始弱化并变质。

在巴金老人逝世的第二天，“斯特林堡戏剧艺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开幕，据媒体报道，三位来自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深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斯图尔"阿兰和瑞典国家现代艺术馆馆长欧勒"格兰纳夫出席了这一活动。尽管三位评委仅仅是为了参加研讨会，但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刚刚于10月13日颁给了英国剧作家哈罗·品特（Harold Pinter），中国作家再一次的与诺贝尔擦肩而过，因此在这次研讨会上，不可避免的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面对中国记者的提问，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承认，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因此很多人都有资格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马悦然强调，“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马教授还举例说，巴金的《家"春"秋》的英译本，对话部分翻译的还可以，但是很多叙事部分因为译者觉得繁琐被删除了，因此就很难传递出原文本有的神韵。

我不得不承认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在面对记者时的那种从容应对的老练。避重就轻式的回答给中国的记者造成了一种遗憾的神话。因为巴金老人已经与昨日离去，又一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丧失了。其实，马悦然所谈到的中国作家因为翻译问题而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一种语言的表达有本土的文化土壤的孕育，一旦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本土化的语言的神韵，离开生长的文化土壤，他的独一无二的“灵光”（本雅明语）一定会减弱，这是存在的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大都是英语写作者，但是同样百年中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中，很多也是用外语写作，比如希腊语、法语、德语等。中国华人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建就是用的法语写作。尽管他的作品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进入不了大陆的文化语境，但是他的存在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同样存在一个翻译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们能摘的文学中的最高桂冠。我的意思是说，马悦然在记者面前的回答是避重就轻，仅仅谈论翻译方面的缺陷是一种打太极的圆滑方式。换句话说，是不想伤害众多有诺贝尔情结的人的感情，中国的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拿马悦然举例的巴金的《家"春"秋》来说，和那些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来比较，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距离。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比较没有丝毫对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巴金老人不敬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始终对这位百龄老人身怀着敬意。我拿巴金老人的作品作比较不过是马悦然教授举例的时候恰恰的提到了巴金老人的作品。

巴金的《家》写成于1931年，那个时候巴金27岁，正当青春年少。但是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青春年少的巴金和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是因为家庭的腐朽堕落的、也是因为个人绝望无出路的、更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的。在多种黑暗实力的压迫之下，内心的躁动和反抗的激情随着笔尖的不断的跳跃，转化成了一篇篇文字，一篇篇奋力抗争，争取个人和社会新生的文字。这个时期的巴金一口气写下了许多作品，除了《家》还有同一系列的《春》、《秋》通称“激流三部曲”，还有《雾》、《雨》、《电》通称为“爱情三部曲”。这几乎是巴金创作的高峰期和黄金期，他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品都在此时期产生。但是正像钱理群先生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所说的那样，《家》几乎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所有风格：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于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肆虐，语言行云流水，虽然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种冲击力，能深透读者的内心。尽管巴金在随后的40年代有《憩园》和《寒夜》等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正像汉学家马悦然教授所认为的《家"春"秋》才是他最有可能逐鹿诺贝尔的作品。但是，从一种驱除政治意义上的纯文学的观点来分析巴金的《家》等作品，缺陷是很明显的，情感上的放纵，语言的上几乎没有任何精致的锤炼和追求。更为致命的，尽管在解放后的文化环境中，《家》等作品也被纳入了经典作品的行列，但是这种经典的排序，很大部分是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使然。这种所谓的经典不是因为文化意义上优胜劣汰的，而是通过他们在解放新中国过程中所起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影响力来说的。这种经典排行的唯一理由就是，反抗腐朽的封建制度。但是对于小说这种表达生活的形式而言，过多的强调了它的思想和社会等方面的政治意义，同时会弱化他在表达个人的追求和理想时的能力。不得不承认，随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文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这样的政治意义上的经典的影响力正逐渐的弱化。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生长的文化语境的熏陶出的文化口味使他们很少阅读像巴金《家》这样所谓的经典。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创作流派的引进，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视野，追求叙事的迷宫，形式的强调以及意识流等的创作，把中国作家引进了眼花缭乱的异样世界。这个时候的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规律的引导、生产和流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弱化，是很显然的。

政治意义上的经典作品的影响力的弱化还可以通过对一度在现代文学史被冷落作家的重新被认识挖掘表现出来。上个世纪新中国解放后，曾经因为政治方面的因素，中国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迫放弃了写作。但是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以及文学史本身缺乏，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进行了重新的写入了文学史并给予了很好的文学评价。这方面的代表就是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对这些原来被历史的风尘掩盖住的作家和作品在新的语境下的重新解读和诠释，并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这本身就是文学审美标准的变化。也就是说，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定位，越来越倾向于文学本身的审美标准，或者说倾向于现代的形式方面的文学改革。以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沈从文为例，（沈从文本来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由于解放后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以及随着他的逝世，诺贝尔文学奖最终与沈从文无缘）他之所以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我的分析，是因为他尽管在现实的龌龊环境生活，但是从没有放弃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情结，在现实之外，执拗的建立了一个美好的、田园诗般、神话似的湘西世界。这种对理想彼岸的不断追求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最大特色之一。

朱利安"班达在他的名篇《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曾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完全远离政治激情的，全心的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生存方式的最高价值的信仰；另一类是道德主义者，他们是现世的实践的，时刻关注人类因为利己主义而发生的冲突，他们以人性和正义之名，引导人们崇尚人类的善，去除人类的险恶。根据班达的这种区分，我们很容易的把沈从文划入了第一种知识分子的行列，可以说沈从文因为也因此可能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但是，如果我们试着把巴金划入第二种的知识分子的行列，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作为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作家，巴金的文学作品比如《家》在对一种理想世界的追求上不是彼岸的而是现世的，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道德主义者而言，除了写《随想录》时的巴金最能接近这种知识分子的良心外，其他的时刻他的文化身份已经渐渐的远离了知识分子这个词汇本源上的意义了。

苏珊"桑塔格曾经对法国的加缪这位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她说加缪是一位很出色的作家，但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这个评价放在对巴金老人身上我觉得同样的适合。所以说，对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巴金的《家"春"秋》无论在艺术追求上还是在对语言的透明度和纯净度的追求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代表作品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散文集《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巴金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索桥啊故事》《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82年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巴金出生地及巴金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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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作品《给家乡孩子的信》被选为苏教版小学六年级课文、北师大版小学三年级下期课文，《索桥的故事》被选为北师大版小学六年级课文。并有散文随笔集《龙虎狗》其中短文两篇《日》《月》被选为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课文。　巴金被人们称为“世纪老人”。一位诗人王火在《敬寿巴老百岁》中写道：时光如水，巴金是金。真心真爱，深意深情。大智大悟，举重若轻。大作大家，淡泊宁静。曲奏南薰，霞焕椿庭。 人歌上寿，仁者遐龄。 立言立德，益世益民。 如鹤如松，长寿常青。 百岁翩临，华夏集庆。 海上人瑞，天际有星。

　　成就贡献

　　巴金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名誉主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他一生勤奋写作，著作颇丰，即使进入耄耋之年仍能写出《随想录》这样的惊世之作。巴金年轻时只顾写作，身体并不太好，1927年他在法国患肺病后，天天到田畔河边散步，一年后就好了。回到祖国后，每年都要出去爬山锻炼，杭州的南高峰、北高峰都有他的足迹。进入老年后，他为了锻炼腿，每天早晨六点半起来，七点下楼在院子里先慢跑一圈，回来喝杯牛奶再出去散步。另外，他每天上楼写作，下楼活动，上楼睡觉，下楼吃饭，有意地多上下几次楼梯，以达到锻炼腿脚的目的。　他1982年摔断左腿，后又患“帕金森氏病”住院治疗，但由于他有坚强的意志，积极锻炼，配合医生治疗，身体恢复得比一般老人快。时光如水，巴金是金。 真心真爱，深情深意。　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淌过崇山，流过峻岭，穿过峡谷，在这一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唤这一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说《灭亡》，被人们认识以后，以自己的光和热，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巴金的财富，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彩译著。巴金的财富，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　爱国主义，是巴金两大财富的重要基础。巴金12岁那年通读了《说岳全传》，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震动。上世纪90年代，巴金在众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从来怕麻烦别人的他，有一天却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谒岳坟。在文征明《满江红》词碑前，年过九十，平时说话吐字不太清楚的巴金，像小学生那样吟诵起这首词来，声音越来越清楚、高亢：“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黎。这是离别巴黎半个世纪后，巴金第一次再踏上这片土地。故地重游，对于任何人都会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静静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广州的乡村……他说：“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愿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老周总跟他说：“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火要空心，人要实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恰恰是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为人之本。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小张、小吴，从农村来到巴老身边工作。转眼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　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相伴巴金一生。

　　编辑本段名言警句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人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谦卑啊！　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留滞。　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　每个人应该遵守生之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　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支配战士行动的力量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我都会感到喜悦。　我对人世还不能没有留恋。牵系着我的心的是友情，因为我有无数散处在各地的朋友。　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　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诉说和自由则使人们互相接近。　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我们的事业都是无限长久的。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们的劳动融合到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事实上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