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纹饰的发展历史有多久？

　　一、中国玉器源流

　　中国从原始社会开始生产玉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专业，多集中于畿、都邑。自宋至清，苏州成为全国性的制玉中心。历代王室朝廷皆设有玉器作坊，进行生产。因玉硬度较高，加工时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故加工过程大体有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光压、刻款等若干工序。仿古玉还要增加“致残”和“烧古”等工序。奴隶社会治玉以青铜工具为主。封建社会由青铜工具逐步变为钢铁工具。石英砂硬度高于玉，因此自古用于磨玉，又名“解玉砂”。当无齿锯前后推拉或铊、钻旋转接触玉材时，放进用水调匀的石英砂，随工具运动而琢磨成器。玉器的造型、花纹都是靠这种方法制成。所以，先秦称琢玉，宋人称碾玉，今称碾琢，以示与雕刻、工艺有别。

　　中国玉器的艺术风格历史演变如下:

　　在中国南方，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璧和高矮不同的多节玉琮，标志着治玉工艺已与石器工艺开始分离。玉器造型较为复杂，已能碾琢阴线、阳线、平凸、隐起的几何形及动物形图案装饰，具有朴素稚拙的风格。商周时代的玉器以形象单纯、神态突出，多用双勾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为其特征，并出现了俏色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工艺有了广泛的发展，各诸侯国竞相碾治，精益求精。秦汉玉器与精雕细刻的春秋战国玉雕相比，在艺术风格上趋向雄浑豪放。汉玉隐起处常用细如毫发的阴线雕饰，有如古画上的游丝描一般刚劲有力，以弥补其立体感不强的弱点。这是汉玉技法上的一个特点，对后世玉器有着深刻影响。唐、宋玉器色如羊脂，光泽莹晶，质地精良，技术精湛，禽兽花卉的题材和玲珑剔透之器增多，写实能力大为提高，开始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在形神兼备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与当时绘画、雕塑艺术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明清时期南北两地玉器普遍发展，是中国玉器史上极其光辉的时代。现存北海团城内的元代渎山大玉海，明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板，朱翊钧墓出土的玉圭、玉带钩、玉盂、玉碗、玉壶、玉爵、玉佩等可以代表这时期玉器的特点。在继承宋代玉器特点的同时，出现加工粗放或碾琢繁琐的两种互相排斥的倾向。元明玉器还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发展了碾琢文人诗词和写意山水画的玉器，也往往镌刻名家款识，追求文人高雅的情趣。清代乾隆时期的玉器因玉材丰富、皇家提倡和社会需要，技艺成熟达到空前的高峰。另外，中国维吾尔族的碾玉工艺富有地方色彩，是中华民族玉器艺术宝藏的组成部分。在后期封建社会仿古思潮影响下，以“返朴”为目标，追仿“汉玉”风格而生产的各式玉器，被称为仿古玉，这种玉器始于宋而盛于明清，有着自己特殊的美学价值，也是古代玉器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玉器文化特征与地位

　　我国玉器文化源远流长，从下列比较中可看出其特征与地位。

　　1．从采玉时间上比较。

　　这里有两个可比点，即采玉时间的早晚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大约12000年以前，我国辽南原始居民就开始用蛇纹石打制砍砸器，7000年前的新乐文化出现了磨制较精的彩石石凿，河姆渡出现了彩石玉块，距今6000－4000年的新疆罗布淖尔先民已经采用和阗玉磨制无孔石斧。在此后4000年里，我们祖先的治玉活动从未间断过。而国外最早使用玉器的是公元前3000－2000年的西伯利亚原始文化，他们用软玉制造工具和圆盘，但此后便销声匿迹，未再重现了。日本古代硬玉大珠出现于绳文时代中期（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碧玉管出现于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到了古坟时代（公元300年－440年）治玉工艺便衰落以至消亡。印第安人玉器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900年趋于消失。关于采玉时间的早晚，虽因检测手段不同，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但可以肯定中国是用玉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用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2 从玉质、玉色上比较。

　　国外各产玉地点所出玉色泽较为单调，如日本、印第安玉器以翡翠为主，其软玉亦呈深浅绿色，欧洲软玉呈青、绿色，贝加尔湖附近所出玉石上带有墨点，孔东原始文化出白色软玉，而我国和阗玉除了青、碧、墨色之外，还有黄、白等色玉，其中尤以羊脂白玉最优。日本硬玉和碧玉，毛利人碧玉，印第安玛雅硬玉之质地均缺少温润晶莹之感，而我国和阗玉质地细腻缜密。因此，从玉质、玉色上比较，和阗玉亦是国外玉石所不及的。

　　3 从琢玉工具上比较。

　　我国琢玉用的旋转性工具，可能始于原始社会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后来又逐渐发展为“水凳”。日本、西伯利亚、印第安玛雅等地又以何种工具琢玉呢？日本学者从现行攻玉法推论，认为日本古代玉器也是用旋转性工具碾琢的，此外不见其它论证材料。在印度，19世纪玉工操作旋转性工具的图示流传至今，为一老年玉工用右手推拉弓弦以带动圆砣旋转，左手执玉琢磨，估计操作不便，效率较低。这幅图中的琢玉工具比《天工开物》所描绘的水凳晚了3个世纪，在其结构、传动装置上也远比水凳落后。不容否认，中国古代旋转性琢玉工具在当时是最先进、最完善的。

　　4 从碾琢技艺上比较。

　　我国古代玉器工艺有700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方面日本、欧洲、毛利、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的碾玉技艺都是望尘莫及的。在这里须对痕都斯坦玉－莫卧儿玉的碾琢技艺作一下具体分析。我们承认痕都斯坦琢玉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对我国晚清及现代玉器工艺产生过较大影响。乾隆对痕玉有过极高的评价，他在诗文中说：“璞韫昆山，镂传印度”，“西昆率产玉，良匠出痕都”，并赞其玉器“莹薄如纸”，或比作“蝉翅”。又赞其琢磨精美：“叶簇见重层，刀斧浑无迹”，“细入毛发理，浑无斧凿痕”，“精镌本鬼工”，但费解的是他竟误认为痕玉是“水磨”而成。从现存的莫卧儿玉器考察，胎薄如纸者有之，但胎厚类瓷者亦不乏其例。苏州仿“蕃作”中也有薄胎的，其中菊瓣盘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态，说明苏州玉工有能力把玉器磨得很薄。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玉器中器胎偏厚者居多？这与玉材难得，价格昂贵有关。若琢磨得过薄，一则费工，二则使玉材耗损过大，三则有损玉质美，给人以不坚实感，易与玻璃器混淆，故治玉不提倡薄胎之工。清代晚期玉业接受了痕都斯坦玉器的莨苕科植物图案与宝石镶嵌两个特点，并发展成"仿蕃作"，这说明我国玉工对痕玉技艺持扬长避短的态度，吸收其优点以丰富和发展自己，而又扬弃了其不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薄胎及阿拉伯器形等因素。

　　5 从玉器功能上比较。

　　我国古代玉器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前面已经介绍了它所具有的五方面社会功能。欧洲人认为，软玉（Nephrite）挂在腰间有治愈肾病的功效，这自然是一种迷信的认识，但其原始社会的玉器工具尚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日本人对玉和玉器的认识较欧洲人复杂，他们认为玉除了装饰功能之外，尚有"咒术的、宝器的、祭祀的"功能；阿拉伯玉器大致也仅限于生活用具和瓶盆之类；印第安玛雅人玉器与神官的职司、祭祀有关，此外尚有生活用玉和装饰玉器。总之，上述各国玉器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均不及中国古代玉器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功能。

　　6 从玉器造型上比较。

　　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当丰富。国外古代玉器造型大致如下：日本古代玉器只限于珠、管、块、勾、栉形以及抽象化的动物，少见器皿；毛利人玉器仅见神像、佩、斧；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也仅有斧、凿、盘等工具和器皿，且造型均较简单；阿拉伯玉器以器皿为主，其器型别致，独具一格，但类型也较单纯；印第安玛雅玉器型制比上述各地稍多，有工具、珠、管、片、人物浮雕和象生玉等，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比，玛雅玉器也显得相当单调了。

　　7 从玉器装饰图案上比较。

　　中国古代玉器之装饰图案，有几何形、动物、植物、文字以及绘画性、综合性等多种题材。而日本、欧洲、西伯利亚、毛利等地玉器则多呈光素状或饰简单的几何形图案，装饰甚少。其中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玉器的装饰图案，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如痕玉之莨苕叶饰和“西蕃莲”与“铁线莲”等花纹。印第安玛雅玉器纹饰以人物图案为精，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图案装饰相比，便显得黯然失色了，尤其是中国古玉上的绘画性图案，在世界琢玉史上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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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之溯源甚早， 原始人类，即知拾利石为劈器。而最早之铜斧，见於商代，不仅用於武事，而且有的雕刻嵌镂，极为精美，已为仪仗之用。周代用斧风气不如商代，到了双锋剑出，与刀并用後，斧就更少人使用了，只作为砍迤工具，或为乐舞仪仗及斩杀之器。斧虽不作为主要兵器使用，但各代均有使斧者。

石斧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磨制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猎禽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古汉字中“斤”就是砍木头的斧字，所以后来从斤字旁的汉字多有斩截、折取的意思。钺是由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石斧演化而来的。

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石钺，钺体扁平，刃部宽阔，弧曲度大，两角微微上翘。这种精心制作的石钺显然不适宜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据推测很可能是古人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

从考古出土的器物来看，中国所有的斧形器物，最早都来源于距今1万年至170万年前石器时代斧形砍削器。这种砍削器大多是从河床上拣来的砾石打击而成，是把砾石的边沿加以敲打，产生刃口，用作刮割的用具。这个时期的石器表面凹凸不平、敲制粗糙、不经磨削，史称旧石器时代。

到了距今1万至4000年的时候，先民开始对石材的选取具有目的指向性，采集美石（美石为玉）加工成砍削器物。并随着审美观念的转化对美石（玉）进行加工、磨削，雕刻并且制成各种器型，玉斧也就成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尤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器物为最，从而使石（玉）斧成为一种生产工具或成为一种显示身份或祭祀礼仪用物。

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斧。这时的青铜钺仍保留了石斧的特点：刃部弧曲宽阔，两角略微上翘，但钺身较薄、青铜钺的装柄方式为内安柲。斧身多饰有雷纹，并且花纹非常精致美观。商周时代斧钺类型很多，且质料优良。如《考工记》所载的同代青铜斧内含锡量约20%。

有一种空头斧，大多是管形銎，上有孔，以安装斧柄。斧头中含有天然铜、铅、铁、锡、金等多种金属，质地坚韧，做工精良。但由于斧钺形体笨重，杀伤力远不如戈、刀、矛，所以渐渐脱离战场，成为一种礼兵器。

斧钺的制作受到兵家重视。据说诸葛亮亲自督造战斧100把，质地优良。他还写下一篇《作斧教》告诫诸将，战斧质量好坏，“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视斧与刀同等重要。晋代以后，斧钺的形制有了新变化，其刃部加宽，相减短，便于操持，砍杀能力有所提高。依式样不同有长柄斧、凤头斧等。

斧钺流行军中，成千的军士持长斧作战。唐天宝年间，大将李嗣业与安禄山厮战于香积寺，李嗣业率步卒三千持长柄斧、陌刀阻击敌军，打败了安禄山统率的镖悍的北方骑兵。宋朝军队的主要敌手是西夏、契丹、女真的骑兵，而宋军在骑战中常处于劣势，主要靠步战取胜。所以宋兵多持斧钺抗击辽金铁骑的冲击，以临敌制胜。

南宋大将王德在一次对兀术的战斗中，兀术以铁骑排成强大阵营，王德说，贼兵右面阵营坚固，我们先打右面，行近敌阵时，一金将横刀跃马而去，王德引弓射箭，一发毙敌。王德乘胜指挥兵马手持长斧排山倒海冲向金兵，金兵大败，从以上战例足以看出长斧在对抗敌骑兵队的战斗中曾显示出巨大威力。在古代战场上，斧作为一种实战工具一直在城市防御战、水战中发挥作用，用它来砍斫敌人的攻城器具，斩截敌舰帆缆等。宋代曾公亮《武经总要》载有大斧、凤头斧，都是隋、唐遗制。

　　旧石器时代

　　华夏祖先选择美石磨制玉器，最早见于2000年前的内蒙古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对白色玉块表明距今约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玉业的萌芽与建立。　在中国，玉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记录了人类生活，社会的变迁，比金、银、铜、铁器不知要早多少年。从旧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玉器的佩带代表着人们社会地位。从碾磨的玉器到精美的玉雕作品，玉器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玉的文化随之更加丰富———新石器时代的玉龙、玉璧，商周的玉刀、玉戈，春秋的剑饰、带钩，汉代的瑞兽，唐宋的花鸟发簪，及元明清的大件玉雕，特别是清代，雕琢艺术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玉雕史的巅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工匠陆子冈所制作的玉佩，开创了图文并茂、构图新颖、做工精湛的玉佩饰物之先河，至今仍被推崇备至，俗称“子冈佩”。它为玉的文化添增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美玉得到我们东方人的万般垂爱。东方人往往用玉来比喻人的德性，儒家讲究“君子必佩玉”，“无故，玉不去身”等。　中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玉珠、玉管和玉玦等。但中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远远超越了石器。最初只是小玉块钻一孔用作垂饰，或象磨制石器一样，磨成玉制武器或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才有雕刻花纹或磨得光滑的制品，器形也比较大，比较复杂，可算做工艺品。以磨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加工玉石器的技术是相同的。制石技术由打制发展到磨制，经历了数千年，制玉技术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二者在使用技术和工具上可能完全相同，但玉器除实用外，还有其他的需求，因而在技术要求上比制造石器复杂。玉器不仅要求光洁度比石器高，有的还要镌刻各种花纹图案，这是出于人们审美的需要，是非实用的艺术装饰。这在石器上很少见。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具有实用价值的有玉斧、玉铲、玉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作装饰品的有玉环、玉球、玉镯、玉璜、玉玦、玉珠、玉管等。此期玉器简单素朴，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到了晚期，玉器才逐步脱离石器，在技术和艺术上走上独立发展的历程，并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社会的、技术的基础。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或金石并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物质财富的增殖和积累，促使了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历史还未完全为人们所揭示，有待进一步研究，故其玉器情况迄今不明，只好暂付阙如了。　商代奴隶制极其发达，奴隶已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制玉工艺已从石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同时，商代的奴隶们又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使琢玉技术显著提高，制玉用具逐渐以青铜取代石器。

　　殷商玉器与原始社会玉器有明显变化，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所出的玉戈、钺、铲、圭、琮、刀、璜形玉等，其造型、雕琢、钻孔、抛光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殷墟玉器，人物、动物、神瑞等玉雕大大增加，工艺精进，并有很多新的突破，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这时的玉器已转为赏玩之用，大多作为工艺品。殷墟妇好墓出土755件玉器中，仅装饰性玉器就超过半数，多于礼器、仪仗、工具、杂类的总和，这说明商玉的社会功能已发生较大变化。

　　殷墟

　　殷墟玉器种类很多，据不同形制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7类。用做礼器的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璜、玦、簋、盘等；供仪仗用的有戈、矛、戚、钺、刀等；属生产工具器形的有斧、凿、锛、锯、刀、纺轮、铲、镰等；日常生活用具有臼、杵、梳、耳勺、匕、觽等；装饰品的数量最多，有佩带饰物、笄、钏、坠饰、串珠等。艺术品较少，妇好墓所出的1件玉龙、2件玉虎、1件怪鸟都是上好的艺术品。杂器有玉链、玉琀等。　玉雕是殷代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从殷墟玉器的造型设计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考察，其成就并不亚于殷代青铜器，只是过去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青铜文化之上，而对与之并行和相互影响的玉雕艺术很少研究。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殷代广大玉雕艺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这些玉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殷代玉雕艺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研究中国玉雕史、艺术史以及殷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朝

　　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自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臻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洁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代

　　持续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玉器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玉器制作精致非凡，在古代玉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春秋就其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反映在玉器工艺上也同样具有过渡色彩，仍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上的龙、凤或幻想的变形禽兽等纹饰图案，但已出现精雕细琢的崭新风格。到战国时代，玉器上的动物题材所占比重增多，技艺精巧，将食肉动物的凶猛性格和机警感觉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崇尚“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教，故当时盛行种类繁多的佩玉。这种社会习俗对玉器工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这就是佩饰玉器的简便化、小型化，以及刀剑、革带用的玉器问世。刀剑用玉始见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春秋战国常见玉器有琮、璜、璧、镯、环、剑饰、佩饰等，其中以玉璧和龙形佩饰最多。此外还有玉带钩、玉玺以及各种葬玉等。

　　秦

　　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此期出土玉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这时统治阶级在社会礼仪、日常生活中更加广泛的使用玉器，并逐渐形成崭新的时代风格。两汉玉器对以精致著称的春秋战国玉雕艺术是一次重大突破，对后世玉器有着重大影响。

　　西汉

　　继承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变化不太大。东汉由于交通方便，新疆软玉源源流入中原，琢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器形除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和玉蝉等外，各种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大量出现，同时也大量出现用以“辟邪厌胜”的器形，而且各种器形和纹饰多有摹拟神话故事的，富有神秘色彩。

　　魏晋南北朝

　　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的玉器如玉琀、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

　　隋唐时代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

　　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

　　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

　　明代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清代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对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玉器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玉器史上的最高峰，在玉质之美、做工之器形之众、产量之多、使用之广等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媲美的。　清代玉器生产在清初至乾隆二十四年这百余年内，由于受到玉材来源困难的限制，发展极其缓慢，这一时期玉器的做工与明末相似。乾隆时代玉器在此基础上成长发展，从乾隆二十五年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转向低潮，以至衰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古代玉器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乾隆时代玉器是清代玉器的代表，可概括为仿古玉和时做玉两大主流，此外还有仿痕都斯坦玉。仿古玉，一种是仿古彝，即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花纹；另一种是仿汉玉。时做玉器，其形制多种多样，图案、做工均极其丰富多彩。仿痕都斯坦玉的兴起，是由新疆地方大吏搜罗痕都斯坦玉器进贡内廷，得到乾隆皇帝欣赏并下达旨意之后开始的。痕都斯坦玉也称为印度玉，西方称为莫卧儿玉，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造型和花纹。其特点是“水磨”，抛光强烈，器薄如纸，乾隆皇帝御制诗中有数十篇赞美痕都斯坦玉器的精湛做工。　乾隆时代的玉琢水平达到高峰，远远超过了元代和明代。这一时代的能工巧匠继承和运用了历代琢玉工艺的优秀遗产，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成就和外来影响，创造与发展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玉器艺术。由于玉器的质地，在中国民族历史上一向受到重视，所以出现了玉有五德、九德，甚至十一德之说，这些说法虽然出自儒家，但实际上是人们从观察玉质的直观感觉出发，引伸附会，与社会道德观联系起来，成为玉器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传统力量。到乾隆时代，这一倾向有了更大发展，用大块头的玉料碾成各种雕琢简练而又能显示玉质美的器物，这种形体丰硕的陈设性玉器，未见于前代，这不能不说是君临中华的满族统治者以及当代玉匠把传统的玉材观，充分地加以发扬光大的硕果。总之，乾隆时代玉工出色地完成了集历史遗产之大成而创新的重任，碾琢了丰富多彩的杰出作品，为中国古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夏代晚期，最早出现在容器上的是实心的连珠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两件兵器，一件戈的内部饰有仿玉器牙形式，另一戈饰简单的变形动物纹。因为夏代晚期的青铜容器至今还发现的很少，纹饰的资料丰富，但从夏代晚期的陶器和玉器装饰情形来看，是以动物组合为主的，与青铜兵器同墓出土的玉柄形器上已有多叠层的兽面纹装饰。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有动物的头部和龙浮雕。夏代晚期的青铜戈上，已有变形动物纹出现，一开始就是以动物纹为主要内容的，而在中原地区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动物都是以图案变形的形式来表现的。

从形式而言，兽面纹代表哪一些物象，反映了当时人们何种崇拜的内容，当然已经无法准确推知，但有些纹饰从形式而言，在各种考古学文化中都有反映，与古代历史文化的融合和延续有一定联系的。例如以龙为题材的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是很主要的纹饰，它的图像在商代以前的古文化中曾多次出现，如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有。1971年春内蒙翁牛特旗出土的玉龙，卷体，吻部前伸，口紧闭，形象生动，属红山文化，距今约六千至五千年。辽宁省朝阳县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卷体的大玉龙，作曾头有髭。另一种没有髭的卷体玉龙和玦状玉龙在红山文化中有更多的发现。这种体形肥圆的玦状玉龙，它的目框也是呈蚌壳形多圈的，和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出土的玉斧、玉琮上的兽面目纹有相似之处。山西省陶寺遗址中出土的龙山文化的陶盘，盘内有一周龙纹，龙的体躯上有鳞节，龙口吐出多刺状的舌条或信子。这类文物说明，至少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前，龙这类神话已经广为流传了。

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或者爬行龙纹的形象，渊源可追溯到荒古的时代，并且不只一种文化留有它的迹象，商代的这些纹饰是对它的之前许多文化中这一模式的选择、融合、继承和发展而体现出的新面貌。从考古实例看，它的主脉络的联系是存在的。早期青铜器的纹饰虽然是古代文明的产物及其重要的表现，但它不是悄然而起的，而是吸收远古时代各种新石器文化，经过长期融合、选择而产生的。

商周时代青铜器纹饰，大致可分为八类，它们是兽面纹、龙纹、凤纹、各种动物纹、火纹、各种兽体变形纹、几何纹和人物画像等。

▲觚 ▲已鼎 ▲乍父辛卣

第二章 龙纹

龙纹包括夔纹和夔龙纹。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象都称之为夔，这是引用了古籍中“夔一足”的记载。其实，按孔丘的解释是得夔一已足，而非为夔是一足的动物，实际上一足的动物是双足动物的侧面象形。青铜器盉等熏上的立体龙的形象，从来就有两足，有的在尊或簋的耳部以整体龙作为装饰的，则就有两足或四足，从无立体一足的龙，所以这里不采用夔纹这个传统名词。

商代早期纹饰抽象，龙纹的形象不大具体，但是商代中期的龙虎尊，肩上的龙已很形象，有实吻和长颈鹿角，体躯蜿曲如蟒蛇曲尾。四半方尊肩部的龙为尖吻，有长颈鹿角状，鳞瓣更加形象，而且有兽爪。

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龙在商代人的心目中，大概是多种多样的。古籍中对龙的记载也是形象很不相同。侯家庄西北岗殷陵出土的中柱孟，能转动的中柱上有四条龙，分为两种角型：一是长颈鹿角型的龙，一是尖状的有螺旋转纹的龙，后者龙角的简形可以成O状，所以有这种角形和长躯的动物也是一种龙。今方彝器颈上有鳞节，非常生动，但这条龙却有一个虎头，是虎头型的龙。此外，还有曲折角状的龙。以上是商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龙的种类。按照图案的结构，龙纹可以分为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等，简述如下。

爬行龙纹是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通常龙头张口向下，上唇向上卷起，下唇向下卷或卷向口里，额顶有各种不同的角型，中间为躯干，下有一足或作爪形，也有无足的，尾部常弯曲上卷。爬行龙纹在青铜器上大都作对称式排列，它是由各种不同角型的兽头和蛇类的体躯组合成的形象。爬行龙纹中大部分的角型都与兽面纹相同，如内卷角龙纹、外卷角龙纹、曲折角龙纹、长颈鹿角龙纹、螺旋角龙纹和虑头龙纹等等，在先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此外爬行龙纹中还出现一种新的形式，就是长冠龙纹，这是取消龙纹头上的角而代之以凤的长冠，但它的头部还是兽头，还不是禽鸟的头，这种龙纹体躯较长，中间有一足或作鳍形，尾部分开向上下卷曲。长冠龙纹初见于西周早期，盛行于西周中期。这种兽类的体躯也有类似鸟形的，大约是图案变形。

卷体龙纹是龙体躯蜷曲的形象。卷体龙在前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蟠龙，龙头居中，体躯作圆形盘转，这种龙纹大多施于盘的中心，这是单个卷龙纹，也称蟠龙纹，盛行于商末周初；另一种龙的形象上部作直立形，下半部卷曲似蟠坐状，例如火龙纹的龙大多是这样的形状，盛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以后钟的鼓部，也有类似龙的形状。

交体龙纹是龙体部交缠的形象，这个名词见于《周礼春官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覆也。”据此，交龙的形象是一上一下，下者升，上者旋，两体交缠，称为交龙。有两龙相交，也有群龙交缠，发展成为极其繁复的形式。在青铜器上，交体龙纹的体躯比较粗壮的，旧称蟠螭纹；经过变形缩小的交体龙纹，旧称蟠蛇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双体龙纹。以龙首为中心，体躯向两侧展开，旧称双尾龙纹。其实它的基本模式和兽面纹的体躯向两侧展开的规律相同，因为这种图案常饰在器颈部的狭长范围内而呈带状，使龙的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即所谓双体龙纹，实际上是龙的正视展形图。这种纹饰盛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

两头龙纹是一条兽体的端各有一个龙头，旧称两头兽纹。在青铜器上，这种纹饰的体躯大多成为一条斜线或曲折形线条。在实际的主体物象遗存中，从未有过一身而前后两头的龙形，可能是两条斜角龙纹连为一体而成了两头龙，这主要是图案的变形现象。两头龙纹的两个头不相同听，或是一个是正面一个是侧面。简单的独体两头龙纹，大多见于西周中、晚期。缠绕式的两头龙纹则盛行于春秋中、晚期。

▲X壶 ▲爱鼎 ▲蟠龙方壶 ▲寝鱼爵 ▲双羊 ▲酗亚方尊

第三章 几何纹

几何纹是由几何形的图案组成的有规律的纹饰，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这种纹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早已出现。青铜器上属于几何纹的形式比较多，但在早期作为主要纹饰的机会非常少。在兽面纹、龙纹盛行的时代里，它只能作为主纹的陪衬或地纹使用，只有在这些纹饰衰退的时代，才能大量起用几何纹，各种形式的几何纹才不断出现。春秋战国之际几何纹作为主体纹饰已屡见不鲜。几何纹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斜条纹、云雷纹、百乳雷纹、曲折雷纹、钩连雷纹、三角雷纹、网纹等。

连珠纹。是小圆圈的横式排列。这是青铜器中出现最早的纹饰之一。在夏代晚期爵的腹部，已有实体的连珠纹，作单行或双行排列，周围以弦纹作界栏。商代早期的连珠纹，已是空心的小圆圈，它已作为主纹。但这一纹饰大多在兽面纹、龙纹、雷纹的一下栏作为次要的纹饰，以连珠纹作为界栏性的纹饰一般在商代早、中期，以后很少出现。有的连珠纹在空心小圆圈内还有一个点，是商代中期的。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因此，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齐整，都不很严格，但却很自然。

弦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有的青铜器上仅有弦纹，没有其他纹饰，简洁朴素，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界栏出现的。

直条纹。是连续的直线条组成的纹饰，除条纹粗细外，没有多大变化。也有的将粗线条凸起或凹陷，旧称沟纹。商代晚期到西周时代簋、尊卣、觯的腹部有直条纹，方座簋的方座中间也往往饰有直条纹，春秋时代已不多见。

横条纹。旧称平行线纹、沟纹、瓦纹。是宽阔的横条作突起或凹陷的槽，初见于西周中期，有通体饰横条纹的，如师虎簋；也有的腹上部间以其他纹。盛行于西周晚期，春秋时代还继续使用，到战国时代，敦上还有通体饰横条纹的。

斜条纹。就是弦纹作^字形，大多饰于分裆鼎及鬲的下腹部，初见于商代中期，西周时代还有使用。

云雷纹。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也有人以为云雷的图案起源于手指的螺纹，实际上是单线或双线往复自中心向外环绕的构图。其表现形式有单个同一方向的旋转和两个B形及S形旋转等多种。商代早期已有用连续带状云雷纹作为主纹的青铜器。商代中期兽面纹的主体，有用大量的云雷纹构成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龙纹、鸟纹的空隙处，常填以云雷纹，而且云雷纹低于主纹，起了陪衬作用。春秋战国之际粗犷的兽面纹、龙纹的体躯上，也有各种云雷纹变形图案。战国开始，云雷纹发展成为线条活泼的流云纹。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云纹壶用金银片镶嵌，非常华贵。

百乳雷纹。也称斜方格雷乳纹，鼎、簋的腹部常常以之作为主要纹饰。图案呈斜方格形，每一格边缘是云雷纹，中间有一乳突。百乳雷纹盛行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商代的乳突比较平坦，西周时代则既长又尖锐。

曲折雷纹。旧称波形雷纹。雷纹的主体作上下曲折状。粗线条的雷纹与细线条的雷纹一一相间。在青铜器上，曲折雷纹较为少见，为西周早期的纹饰

钩连雷纹。作斜的山字形线条，用斜线相钩连，一般山字形作粗线条，所填雷纹为细线条，也有山字形作虚线、雷纹作阴纹的。最早见于商代中期，盛行于商末周初。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很富丽的钩连雷纹，粗细线条有用金、银和绿松石镶嵌的。

三角雷纹。外围是三角形，内填以雷纹，三角形的一角作向上或向下连成横列，形成大的锯齿带状，角向上饰在簋腹上部，角向下则饰在腹的下端。这类纹饰盛行于商末周初。晚期的三角雷纹作倒顺三角形交错排列，金银片或金银丝的镶嵌一一相间。

菱形雷纹、方块雷纹、长方形雷纹是在菱形、方形、长方形内填以雷纹，作连续式排列，并用金银丝和金银片镶嵌，盛行于战国时代。

网纹。是斜线交错如网形，商代早期青铜爵上见有，以后很少发现。

▲龙形灯 ▲双龙耳簋灯 ▲双龙耳盘口壶 ▲四龙海水纹三足炉 ▲镶嵌几何纹鸟壶 ▲印文墨盒

第四章 兽面纹

兽面纹旧称饕餮纹。饕餮之名本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向，以言报更也。“宋代人将青铜器上表现兽的头部、或以兽的头部高产田主的纹饰都称饕餮纹。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的物像头部正视的图案。后来不少著作中称它为兽面纹。兽面纹这个名词比饕餮纹为胜，因为它指出了这种纹饰的构图形式，而饕餮纹一词却只限于“有首无身”这样的定义，绝大多数纹饰并非如此。

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所有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艺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

商代早期兽面纹，最简单的仅有一对兽目，而将其他各部分都省略了。一般的都用横条或者直条的复线或单线为主体的末端呈勾曲形的条纹结构成，并岐生出简单的雷纹。小器的纹饰很单调，大器的纹饰显得复杂一些。角不发达，也不大具体，较大的纹饰才可能看到角型的状态。大体上商代中期的图像比商代早期的图像线条和结构更为复杂。象征性的体躯，尾端上下弯曲分开，如果兽面两侧配置有鸟纹，则兽的两尾是上卷的。纹饰线条有粗犷的和纤细的两类，有时一件器上两个图案各用不同贩线条构成。

商代中期的变化是突出了目纹，有的比例相当大，炯炯有神。纹饰很少用粗条纹构成，而是用大量回曲形的雷纹和并列的羽状纹构成纹饰的其余部分。整个兽面纹比早期精细，神秘的气氛强烈，但图案仍然是抽象的。兽面的主干和地纹区别仍不明显。

商代晚期的兽面纹有三种形式，形象具体的、肢体省略的和变形的。形象具体的兽面纹的特点是扩大了角的部位，兽目相对地缩小，兽的脸颊和两腮额顶、兽腿、爪、体躯和其余的地纹能够用平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这是最常见的一类兽面纹。肢体省略的兽面纹是只有平雕或浮雕的兽面，没有兽体的其余部分，也仍然是图案结合的象征性省略，与所谓“有首无身，食人未咽”的形象无甚关系。变形的兽面纹分三种，一种是只保留一些角、目鼻、耳、爪等彼此各不相连的线条，多数是素面的，没有地纹，然而有的也有地纹，但是仍然没有纹饰实象的整体感。第二种是只表现一对兽目，其余部分皆以细密而规则的雷纹组成，是构图的退化现象。第三种虽然只剩下了象征性性的大兽目，但其余的条纹仍然做得相当精丽，不以其变形而简陋粗率。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兽面纹最为发达，种类也很多，虽然它们的形象结构是公式化的，但是突出的角型却很不相同，这是区别各类兽面纹的主要标志。角型有一些常见的，如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出土的大方鼎，铭文为牛的方鼎花纹就是牛头纹，铭文为鹿的方鼎，其花纹即是鹿头纹，角型秀清楚。有的是弯曲，从根外卷如羊角，有的是从角根展开角尖向内卷，如牛角之类。有的是这类角的变形，即不像牛角，也不像羊角，可分别称之为上卷角或卷角。还有种种变化的角型，简述如下：

火纹除单个作为图案外，还与其他纹饰配合使用，与之配合的纹饰有龙纹、四瓣目纹、雷纹等。火纹与龙纹配合使用有三种形式：一、火纹与龙纹一一相间排列，多作带状，龙纹多作卷

体或短体。二、火纹与双体龙纹配合，龙头居中，体躯向两侧波曲形展开，在体躯的上下饰以火纹。以上两种火龙纹属于商末周初。三、以火纹为中心，两旁配置龙纹，作为一组火龙纹。

▲兽面纹觚 ▲兽面纹鬲 ▲象首兽纹簠

第六章 凤鸟纹

凤鸟纹包括凤纹和各种鸟属的图案，鸟纹的特征比较形象。最早的鸟纹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如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博物馆

凤纹除了华丽的冠外，它的体躯和尾部也有很多变化，凤的冠大致有多齿冠、长冠和花冠三种形式。多齿冠凤纹，冠作多齿形，宽尾下垂，装饰很华丽，多齿冠在凤纹中较为少见，盛行

于商末周初。长冠凤纹，在凤的头部有一条逶迤的长冠垂于颈后，长的可达背部，尖端作向上或向下卷曲。这类凤纹体躯很多是卷曲的，并有长尾或尾部下垂，盛行于殷墟中期到西周晚期。

花冠凤纹，花冠是凤头部长冠的修饰，表示凤冠华丽的绶带。花冠有作长羽飘举状，也垂于胸前的，有时花冠可垂至足部，然后再向上卷，尽量发挥它的装饰作用。花冠凤纹盛行于西周时期

。

鸟纹中绝大部分的鸟喙是闭合的弯钩形，和鸷鸟的喙相似，个别的鸟喙也有张开的，见于西周早期的式样。鸟纹都有角或毛无须，角的形式大致有弯角、长颈鹿角和尖角。弯角鸟纹，在

鸟的后脑有一弯角，角根较宽，向下弯曲，角尖向上。弯角鸟纹盛行于商末周初。长颈鹿角鸟纹，鸟头上有长颈鹿角，这与兽面纹所见长颈鹿角相同，但作横向安置，盛行于商末周初。尖角

鸟纹，鸟的角根粗大，上端尖锐如尖耳状，盛行于商末周初。鸟纹的体躯，大多只是一个禽体的外形，没有羽翅，有时因图案结构的需要，有作长条卷尾形的，类似鸟首龙体。

鸟的尾部变化较多，有长尾、垂尾和分尾几种形式。长尾鸟鸟纹，鸟的尾部是整个体躯的三倍，可谓极度的夸张，长尾的尾端有上卷和下卷的不同。垂尾，因尾部较宽而作下垂状，这在

凤纹中比较多。分尾，是因构图变化，使尾部与体躯分离，分尾的尾端也有上卷和下卷的不同。

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特长的喙，大多见于西周中期。

鸾鸟纹。鸾是鸣声优美的神鸟，形象如鸡，举首而立，多饰在乐器钟的鼓右打击处。鸾鸟鸣声如音乐，这是用途和纹饰相应的实例。盛行于西周中、晚期。

鸱枭纹。多为鸱枭的正面图形，特别强调鸱枭的大圆眼，头上有一对毛角，两翅较大，有的只表现鸱枭的头部和两翼。河南温县小南张出土的徙斝，腹部就是鸱枭纹。盛行于商代中、晚

期。

雁纹是鸟纹中写实的形象，这种纹饰仅见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鸟兽龙纹壶上，作曲颈伫立的群雁状，具有北方地区的风格，属春秋晚期。

▲兽面纹方卣 ▲兽面纹觥 ▲蟠龙纹 ▲鎏金花鸟纹八角铜镜 ▲兽面纹瓿 ▲兽面纹罍

第七章 各种动物纹

马、牛、羊、鸡、犬、豕六畜，象、鹿、犀、虎、免等野生动物和一些变形的动物如长鼻兽、蜗身兽，是青铜器动物纹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如蛇、蝉、鱼、龟、蟾蜍等不能

虎纹。在青铜器上，虎纹常以活动形态出现。如安徽阜阳出土的龙虎尊，肩部有一虎，虎口咬一怪人。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有虎食人头形的纹饰，为两虎共食一人头。在著名

的司母戊大鼎的耳部，是对称两虎，虎张口卷尾，虎口中间为一人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鸟兽龙纹壶，腹部有虎食人的浮雕。著名的虎食人卣，器物的整个形象作猛虎踞蹲形。

前爪攫一似人非人的怪物。这些虎所食之人形，都不是常人，而是作鬼怪之状。这类图像在当时相当流行。虎纹还有一种侧面的形象，如上村岭虢国墓地所出虎纹镜就是如此，两虎作圆

形，首尾相接。

牛纹。商周青铜器上，饰牛角的兽面纹较多。在尊的肩部常饰牛头，四年其卣提梁的两端也是用牛头作装饰，在鼎足上部用牛头纹作为装饰的更为多见。作为整体的牛纹在青铜器上却很

少见，仅在商代晚期出现过一尊。颈部饰牛纹，整体造型也为牛的尊在山西浑源、陕西兴平等地都出土过，形象逼真。

象纹。象的形象比较明显，头部且个向下或向上的长鼻，鼻下有咀。一般体躯巨大，并有四足。有青铜乐器钲、铙上，象纹一般作为边缘纹饰，体积很小。著名的九象尊在腹部用简单的

线条勾出九只象，首尾相接。河南洛阳出土西周成王时期的士上尊、士上卣，西周康王时期的邢侯簋，腹部均饰对称的象纹。北京琉璃河出土的乙公簋，腹部是对称的象纹，足部亦是象的造

型，非常形象。象纹除作为纹饰外，还有象尊，是以象的整体造型作为青铜酒器，如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象纹盛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以前有些学者，将长卷鼻的动物都归入象纹，实

际上象还应有巨大的身躯和粗壮的足。如果缺少这一条件，应列入变形动物纹，而不应归入象纹。

鹿纹。河南安阳殷墟1004号墓出土的鹿方鼎，腹部饰鹿角兽面纹，分枝角很突出。整体的鹿纹商代未见。西周早期貉子卣饰有鹿纹，鹿头回顾作卧状，铭文中提到赠鹿之事，与鹿纹正相

应。春秋晚期和战国的青铜器上，也有少量的鹿纹出现，纹饰已用红铜镶嵌。

兔纹。免纹形象很写实，在青铜器纹饰中很少见，河南洛阳北瑶出土西周兔纹觯，颈部饰兔纹一周。

蜗身兽纹。形象是以蜗牛壳作为躯干的动物，头作龙形，头顶有一触角，唇上卷似象鼻，口内有上下交错的大獠牙，头下有一利爪，身负大蜗牛壳。这些都属蜗牛的真实形象，而是变化

了的形象。这些都属蜗牛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蜗牛的真实形象，而是变化了的形象。这类纹饰过去也称为夔纹。蜗身兽纹所见大都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西周成都市五时代的天亡簋和

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的方座簋、尊、卣，主纹都是蜗身兽纹。它流行时间很短，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已不见这种纹饰。

蛇纹。蛇是一种软体动物，在青铜器上的蛇纹，头部比较宽大，还有一双突出的眼睛，曲折形的身体有鳞节的装饰，尾部上卷。这种纹饰旧称蚕纹，实际上蚕是没有眼睛的，而且头部与

体躯为等宽，尾部平直不能上卷。蛇与蚕在形象上是大不一致的。形象的蛇纹出现在商代中晚期，大多作对称式排列成带状纹饰，尚没有作主体纹饰使用。西周时代很少见有蛇纹

第八章 各种兽体变形纹

兽体变形纹的主体是不具备某一些动物的整体形状，只有象征性的兽体残余的变形，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动物。这类纹饰在青铜器上表现的形式有鸟兽合体纹、兽目连纹、兽体变

形纹、波曲纹、鳞纹、蕉叶纹、羽翅纹等。

鸟兽合体纹。有一段曲折形的体躯，一端是龙头，一端是鸟头，实际生活中没有这种形式的兽，应是图案结构变形，这种纹饰个别在出现在商末周初。

兽目冯连纹。为两兽的某一些部分相互连接，所接触之处有一目相连结，其表现形式有两兽的头部相接，连接处是目纹。还有两兽体躯相接，还有边上廉洁是两尾相结的兽目交连纹，与

交龙纹的区别是相连接而不是交缠，并在连续处有一目。这类纹饰称穷曲纹或窃曲纹，盛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时代。

兽体变形纹是动物体躯组成的各种图案，晕些动物头部都省略了，体躯也随着图案而变形，成为波曲纹、鳞纹，蕉叶纹，羽翅纹。

波曲纹。旧称环带纹，主体为宽阔的带状体躯上下大幅度的弯曲。在波曲的中腰常有一兽目或近似兽头形的突出物，波峰的中间填以两头龙纹、鸟纹、鳞片或其他简单的线条，为西周中

、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饪食器和酒器的主要纹饰之一。西周孝王时代的大克鼎，西周宣王时代的颂壶都在腹部及颈部饰波曲纹。春秋晚期齐国的洹子孟姜壶上仍然沿用这类波曲纹。

鳞纹。是以龙蛇体躯上的鳞片排列而组成的纹饰，排列的方式有连续式、重叠式、并列式三种。连续式是完全相同的鳞片，按纵向交错排列，可铺开一个很大的面。重叠式的鳞纹排列方

式如鱼鳞相叠，也是纵向形式。这两种鳞纹，都可作为主纹，一般在器物的腹部，上村岭虢国基地出土的鼎、壶上也饰鳞纹。并列式，有大小相同或大小相间的鳞片横置作带状，也有作二层

横列。这类鳞纹旧称重环纹，一般饰在鼎和簋的腹上部，西周地毯王师兑簋，就是这种纹饰。盛行于西周中晚期。

蕉叶纹。是两兽的体躯作纵向对称式排列，一端较宽，一端尖锐，作蕉叶的形式。这类纹饰大多施于觚的颈部和鼎的腹部。盛行于商末周初。

羽翅纹。作微型的羽翅状。它的粗端作雷纹盘旋，细端作尖锐状，常用多叠的形式整齐排列，在一件青铜器上可有数千个之多。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

兽体卷曲纹。每个图案的个体是一根弯曲的线条，有呈C形和S形的图案，也有作横S形的，近乎卷曲回顾的龙，但它不辨首尾。过去也有称职为蟠虺纹的，实际上蟠虺纹是小蛇，头尾还

是可以分辨的。这种纹饰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洒金双夔凤耳尊 ▲金龙凤瓶 ▲蛙纹钺▲大克鼎 ▲羽翅纹壶 ▲方鼎

商周青铜器纹饰

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褥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奏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