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站在林则徐塑像前”为题写一篇作文

我站在林则徐塑像前，看见他的塑像在晚霞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高大只见他头戴官帽，身着朝服，端坐在石凳上，左手握拳放在膝盖上。一双猩竦难劬δ糯蠛＃孟裨谒担骸叭粞黄蝗詹痪敬蟪家蝗詹换兀乃烙氪耸孪嗍贾铡！

望着林则徐的塑像，我心潮起伏，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一百多年前的那动荡不安的年代，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自守，英国人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侵略我们中国，使中国老百姓失去劳动力，使军队失去战斗力，让中国人沉迷于鸦片，许多人都精神不正，而家破人亡。林则徐面对这一切，十分焦急，主动向皇帝上书，陈述鸦片的危害。道光皇帝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命令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林则徐试图把自己扮成商人，向外国人要出鸦片，可英国人先用金钱收买他，他不稀罕，后来用武力来威胁他，他不屈服，他禁烟的决心已定，鸦片一日不禁，绝不罢休。那一天，天气晴朗，林则徐把缴获的鸦片全部投进销烟池。当时，中国老百姓们拍手叫好，个个都神采飞扬。但，不久后，英国人得知这个消息了。他们非常气愤，与中国人进了一次鸦片大战。最后，皇帝还不识好人心，把这些事情说是就是说林则徐干的，真是太令人气愤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忠肝义胆流芳百世，长留人们心间。

林则徐。

一、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

竭诚尽力，随事加倍认真，是林则徐勤于政务的突出表现。清朝统治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官吏不理政事，疲玩成风，已成“不治之症”。(93)这些人“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94)生长于这个氛围中的林则徐，不为流裕所染，“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95)“一切谳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96)他常常是“昧爽视事，夜过半方息”。(97)

林则徐做京官期间，当过会试同考官和乡试正副考官。为了选拔真才，每个考试环节他都十分认真，评阅考卷尤其细心。“凡头场四篇，逐篇皆有批语；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累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者。”⑥据1816年他出任江西副考官的《日记》记载，自八月初六日进入贡院，到九月初九日发榜，他闭门谢客，住在贡院奎宿堂寸步不离。为了防止考试题泄密，他自写考题，传令刻字匠工进堂刻板，随后会同各帘官通宵监督印刷，从头天下午到第二天早上，直到将1．1万份试卷交给监临官。整整忙了十五六个小时，才得入室补睡。为了不屈抑人才，他从八月十五日开始评阅各房帘官荐卷，直到三十日才把451份荐卷批阅完毕。考生每人头场4篇作品，每篇都亲笔写出批语。并于九月初一二日调阅二三场考卷相互比较，再发交各房查对。九月初三至初六日，又以4天时间点阅落卷，居然在落卷中发现第21号，“诧为异才”，马上补行录取。发榜之后，始知这份落卷是“素有才名”的周仲墀。经过这样慎之又慎的评选，榜发之后舆论反映很好，“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⑦

评阅考卷如此，对待其他工作亦莫不如此。1824年冬，林则徐居家服母丧还只3个月，苏北洪泽湖高堰决口1万余丈。湖东边的宝应、高邮等10州县均遭水淹。随着高堰决口，淮河水位下降，洪泽湖的水深仅5尺多，给漕运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清廷特命他“夺情”前往督修堤工。在督工的数月中，他几乎每日都穿着孝服出门查察堤工，风雨无阻。“工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画无倦容，雨后徒步泥泞中。”⑧河工秸料是修防第一要件，也是河工第一弊端。历任河督查验河工物料，无不敷衍了事，往返不过半月。林任河东河道总督，对此却格外认真。豫东黄河两岸15厅，共贮料垛7000余垛。他每到一地，“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计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兵夫居民观者如堵，工员难以掩藏。”⑨历时一个多月才查验完毕。道光帝得知后深有感触地朱批：“向来河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者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⑩

振衰起弊，成效卓著，是林则徐勤政的又一突出表现。嘉道年间，百弊丛生。张穆形容当时的情势是：“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11)如何解决各种弊端，挽救垂危统治，成为清朝当局最紧迫的问题。林则徐周咨博访，不但深知各种弊端所在，而且善于分辨轻重缓急，采取有力措施，兴利除弊，因而成效显著，获得“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的美誉。(12)

江南沿海塘堤，由于年久失修，常被海潮冲垮。附近居民生命财产，毫无安全保障。其中宝山县境内塘长16000多丈，情势最险。1835年夏，连遭风潮，塘堤被冲坍5000余丈。林则徐得报，认为必须动工大修，作一劳永逸之计。而经费估计需要20万两。这时适值浙江大修海塘，刚奏准动用了国库银两，他觉得不便跟着再请款，乃决心自己带头，率同司道府县各级官员捐廉倡导，并劝宝山城乡绅庶踊跃捐输，陆续筹到10多万两。于是一面采购物料，一面亲往邻近的嘉定、上海，向绅商剀切劝导捐助。结果，宝山海塘在不花国库一文钱的条件下，于当年九月开工，第二年五月基本完成。同时修建了石闸与随塘河5200多丈。

漕政是当年三大要政之一。由于多头管理，职权分割，积弊日多，“致弊之故，人人能言；而救弊之方，人人束手。因循则伊于胡底，惩创则立见误公。”(13)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后，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整顿钱漕，先惩已甚；清厘仓库，尤贵截流”的方针，并将漕粮划分新旧，“专严于提新，而渐责其补旧”；同时酌量调剂公私田加耗减耗办法，实行“暗减”，使当地人民的实际负担减轻不少，征收钱粮也收到较好的实效。运道方面，镇江是江南漕运的咽喉，江浙两省的漕粮大部分都需经过这里运往北京。可是，镇江以南的运河是凿山开出的水道，自身没有水源，要靠导引长江的水灌人，供粮船往来。一遇江潮低落，则来往粮船须设法推挽，劳费要比平时加倍。因此，经常要加重地方的负担。林则徐经过调查，决定从水利工程建设入手，终于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原来，在那段运河的西面高处，有上下练湖承注附近各山的泉水。以前就是靠引练湖的水调剂，保证河道畅通。后来因为上练湖改田升科，下练湖也因年久湮塞，蓄水很少。为此，曾经多次商议浚湖筑坝，总以所需经费过大，无法动工。林则徐任江苏巡抚之后即亲往履勘，议定择要修筑蓄水和减水坝以及济运石闸，供蓄水、济运和灌溉民田之用。经费则由自己带头倡捐，并劝导当地民众捐输。凡是沾到灌溉利益的地主及佃户，或出资，或出力，在官方的督导下，公举董事经理。按照计划，集资兴工。到1834年夏冬，各项工程陆续完成。另外，还改建了张官渡水闸，使镇江以南一线的运道系统全部改观。那时恰逢丹徒河道冬令水涸，回空粮船不能通行。林乃亲自督率开放济运新闸，练湖的水源源流出，竟可倒流至数十里之远。连续放水数次，全部回空粮船均得顺利通过，立刻收到了圆满的功效。(14)

林则徐对人才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视，因此对培养与扶植人才不遗余力。他在出任督抚期间，把察吏视为一项首要职责，十分注意对僚属的平时考察。凡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一言一行，都秘为存记。对于下属的禀牍，凡是发现佳作，即“亲自批答圈点付还”。有人因此问他，这样做难道不感到繁琐吗他说：“寒士缘此增重，官吏亦缘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细也。”(15)实际上，这是他对下属的一种精心培养和鼓励。他衡量人才的优劣，既听其言，更重视实际表现，还要考察其实效与群众的反应。经他推荐的人才，都是他从平时留心考察中发现的。张亮基的超擢即是典型的一例。林与张原无私人关系。1842年，林在河南襄办河工，张也在督筑西坝。河弁馈金三千，张亮基拒绝收受。林得知后即秘为存记。1846年，张出任云南临安知府。第二年，林也总督云贵。张迎谒于道旁。林很高兴，“出手籍记却金年月”。张本人却早已忘记此事。(16)林抵昆明后，为了解决汉回两族冲突，数次接见永昌知府李恒谦，见其“性近优柔，临事未能果决”，难于胜任整顿极边要地永昌府的重任，于是奏调张亮基为永昌知府。张亮基到达新任后，励精图治，成效卓著，“调任年余，竟能大挽积年难挽之习”。林由此认定张亮基才堪大用，随即专折密奏，建议“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如蒙简畀鸿慈，似张亮基皆可力图报称，以收得人之效”。(17)在林则徐的保荐下，当年(1849年)七月，张即超升为云南按察使，第二年三月升布政使，八月迁云南巡抚，十二月兼署云贵总督。前后不过一年多，即由知府升到封疆大吏。这在清代是罕见的。

林则徐一生，向以公、诚著称。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以公心，待以至诚，对培植年轻后备力量也是如此。他曾表示：“荐贤系为国家，并非朋友私情也。”(18)在为国求贤的思想指导下，他求才若渴，但不轻易保举；而一经他保举，必是出类拔萃的英才。据现有文献考查，林一生保荐的不过数十人，而这些人多名重一时，政绩昭彰。其中锐意培植年轻有为的后起人才，尤其值得称道。首如冯桂芬。林出任江苏巡抚不久，即从考课书院中发现冯不同凡响，赞为“一时无两”，(19)马上把他招入抚署校订《北直水利书》稿和代办文书。冯后来成为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次如李星沅。林从陶澍那里得知李星沅的“词翰为天下第一”，即“托人以千金聘之”。(20)后来虽因李入京会试，未能应聘。但李在1832年考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充编修，任学政，授知府，擢按察使，中进土仅10年即升任陕西巡抚，不久又晋升云贵总督、两江总督。最后在林去世后继林为钦差大臣，卒于军。三是胡林翼。胡在翰林院当编修时，曾于1840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由于正考官文庆携带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胡没有检举奏报，降一级调用。第二年胡丁忧返乡。此后流连于山水之间，不想复出做官。林则徐深知胡才堪济世，致信劝勉。胡才决定复出。林在陕西巡抚任内，为了促使胡早日出任，又为之专折奏准，由陕西捐输案为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21)胡在贵州安顺等地任知府期间，治绩卓著，最后做了湖北巡抚，成了咸丰时代的名臣。四为左宗棠。林则徐早年从陶澍处得知他是个杰出人才。后来林做了云贵总督，在胡林翼推荐下拟招入幕府。因左宗棠正在教育陶澍的儿子，也即左的女婿，未能应召。不久，林因病辞官归田，特意绕道至长沙约左一晤。林则徐到长沙后，湖南文武官员皆来拜见。林一见到“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帖，立刻谢别各位官员，“单独延左入见”。(22)并将船驶到幽静处所，设宴款待。他一见左，即“诧为绝世奇才”。(23)两人畅叙一日一夜，军国大事，无所不谈，尤其注重西北边防。林在叙谈中，对左“期许良厚”。这一次深谈，对左的启迪很多，为左宗棠后来建功立业，奠下了基础。

二、“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

关心人民疾苦，重视社会生产，在林则徐的勤政业绩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林则徐勤于政务的又一重要内容。林则徐作为一名清朝官员，维护清朝统治是其首要职责。他高出于一般官员的地方，是其更重视民众疾苦与统治稳定的关系。他曾说：“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2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以实心实政来恤民、保民和富民。甚至为了人民的生存，单衔入奏，“不惮为民请命”。(25)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26)

救灾办赈，关系到千百万饥民的生存，林则徐对此看得比审理命盗案件还重要。他说：“地方官办理命盗案件，如有故勘致死，即于抵偿，然犹不过一人一事；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即使幸逃法网，天理必不能容。”(27)由于他对灾赈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天灾连年的当时，每次救灾放赈，无不尽心尽力，务使恩惠及于嗷嗷待哺的饥民。1823年，林出任江苏按察使，遇上数十年来未见之大水，田禾荡然。督抚大吏以林精明能干，将全省放赈工作全部委托给他。他一方面把国库拨给的百万赈款千方百计散发到渴望救济的饥民手中，不使吏役、生监、土棍从中侵吞；同时会同督抚司道府县捐廉办赈；并在各地设立劝捐局，动员富户捐赈。由于综理精密，措施得力，“活老弱无算，而帑不稍糜。且为当牛之政，冬质春赎，各截牛角单原主为验。次年春耕，无一踣毙者，民颂大起”，呼之为“林青天”。(28)

林在各省做官期间，曾经办赈多次。为了防止救灾办赈中的各种弊端，采行了许多措施。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有：

(一)制订严密办赈章程，预防各种弊端。林则徐针对以往办赈中官吏、土棍的营私舞弊行为。1833年在江苏巡抚任内亲订了缜密的放赈手续，规定受救济的灾民“户必亲填；人必面验；票必亲给；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查完一村，即将户口榜诸通衢，俾人人共闻共见。迨查过数村，汇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该管州县。其赈票之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即知何员所查”(29)按照上述办赈手续，官员欲稽查办赈委员，只须带着清折下乡查核，发现印票、底册、榜示、清折不符，即可具禀将委员举发。加以各上司层层复查，如发现印官委员通同回护，有弊不报，就一并参办，其中张榜公布的办法，极大地增强了透明度，实是防止官吏委员作弊的最有力措施。

(二)以身作则，大力倡导官民捐赈。国家赈款有限，需要救济的面很广。杯水车薪，如果单靠国家有限赈款，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每次救灾办赈，林则徐总是带头捐廉，倡导各方踊跃捐输。如1833年，清廷批给江苏的赈款只13万，林于是带头倡导，劝导官民慷慨解囊，以为安贫保富之计。结果成绩斐然。计苏州城捐钱14．3万余千，宝山9．2万余千，丹徒县8万余千，上海县7．8万余千，嘉定县5．5万余千，江阴县5万余千，其他各地1万至4万余千不等，(30)总数远远超过国家拨款，救活饥民无数。

(三)以工代赈，一举两得。用赈款作为兴修水利之资，或以水利款代赈款，把有劳动能力的灾民组织去参加兴修水利等公益事业，既解决了水利建设的劳力问题，又达到了救灾的效果。“水利以兴，灾民以济”，两全其美。

(四)动员诸生参与复查，合理解决办赈人员的薪水纸饭用费。为了防止办赈委员找借口，挪用贪污赈款，林会同总督捐出廉俸，供作办赈委员吏役的薪水纸饭，杜绝了他们贪污挪用的借口。书院诸生相对来讲较为清廉，林为了防止办赈人员和吏役通同作弊，特动员书院诸生持赈票下乡复查，有力地保证了赈款点滴惠及饥民。

(五)酌筹平粜，收养抚恤极贫饥民。林则徐办赈，“事事体民情出之”，务使各类饥民多能得到实惠。“酌筹平粜，量抚极贫”，即是最好的证明。1846年陕西大旱，西安等4府存储常平仓粮食110余万石。各地禀请按照以往办法多予贷借，以便解决荒年民食。林则徐则认为，值此“岁歉价昂，此等买食贫民正虞食贵，亟须为之调剂，不应转将仓储粮食借与素有恒产之人。然竟借给贫民，又恐有借无还，徒致积为民欠。故与其照案出借，不如照例平粜之为宜也。”同时又体念到“极穷之民，以及老幼废疾，即使减价平粜，彼亦无力买食。其为颠连困苦，尤可矜怜……惟有官为收养，俾免饿殍在途”。(31)在他的倡导下，仅西安城就收养了三四千穷苦无靠的饥民；并谕令各地一体酌办，所需经费，照例不取给国库，而由自己捐廉倡导，同时敦“劝有力之户量出钱米，各济各村，使受者知情，予者见德”。由于办理妥善，陕西人民感激涕零。

单衔具奏，敢于为民请命，最足以说明林则徐对民瘼的关心。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之地，宽广仅500余里，却承担江苏全省9／10的钱漕。1833年夏秋，江北大水成灾，九、十两月，正值晚稻成熟之时，苏松等地阴雨连绵，禾稻虽已结粒，但只得半浆。林则徐坐着小船密往各处察看，亲眼见到稻穗不是空壳就是半浆，未割的被淹于水田之中，已割的又由于无法晒干，多数霉烂发芽。按照惯例，秋灾不出九月，过了九月就不许报灾。然而，苏松等属确确实实在十月发生了严重灾害，损失空前未有。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能不报。正在具折请缓之时，又接到军机大臣转来的廷寄，严责“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32)而且另有一道上谕，点名指责陶澍、林则徐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无非不堪(肖)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33)在这种严词谴责下，连两江总督陶澍也犹豫不敢再请；而林则徐感到非坚请缓征不可。于是犯颜单衔上奏，如泣如诉地历述了江南人民的疾苦，说明国计与民生的辩证关系，指出“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34)道光皇帝终于被他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批准了缓征苏松等地钱粮的请求。

赈灾、缓征是恤民之举，乃灾年迫不得已而为之。要想“养民裕国”，根本之图还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林则徐指出：“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35)实际上，当时全国人民的衣食之源全靠农业。水利不修，非但影响统治阶级的田赋收入，而且关系广大人民的生计与安全，以及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正如林在另一处说的，“水利之盛衰，农田系焉，人文亦系焉。”(36)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一生始终关注着水利的兴修。治水成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之一。1820年，他外任杭嘉湖道之始，就修海塘，“士民德之”。此后，江南海塘、福州西湖、黄河、运河、太湖流域各水、长江、汉水以及新疆南北，到处都留下了他治水的业绩。

太湖流域各水，灌溉涉及江浙两省。由于年久失修，河流壅塞，遇雨便洪水横流，泛滥成灾。两省大吏早在1824年就决定联合疏浚三江(吴淞江、黄浦江、刘河)，并推荐林则徐总管其事。后来因林母去世，需要服丧中止。1825年陶澍接任江苏巡抚后，曾利用海运节省下来的20多万两，修浚了吴淞江。黄浦江亦完成部分挑浚工作。但是，刘河及其北面的白茆河，虽经陶澍奏明分年办理，终因经费无着，一直未能兴工。1832年林任江苏巡抚时，河道益发壅滞，太湖水患连年，亟须修浚。当时最困难的仍是经费。两河原估需修浚银40万两，虽然奉旨将历年粜变米价凑集成数，供修浚刘河之用，而历年积累下来的只有5万两，远远不敷应用。经过反复考虑，林则徐决定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为了节省河工费用，他决定放弃通海计划，改用挑作清水河的设计；并将两河所承蓄太湖东北二带泛溢之水，转为灌溉附近农田。此外，在刘河口、白茆河口建筑滚水石坝，堵住海潮泥沙不使倒灌，而内河水涨时仍可从坝上泻出人海。按照新的计划，两河合计较以前节省银两1／3。刘河经费除库存5万两外，另拨缓漕米价银5．3万荫，不足部分由封贮款内借支，将来由同沾水利之苏、松、太三肩的长洲等16州县按照银数均派，分作8年摊还。白茆河因不便再动用官帑，改由自己率同司道府县倡捐廉银，并谆劝绅商捐凑。这样，拖了近10年的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经费有了着落，乃于1834年分段兴工。从三月起，不到3个月全部完工。是年七月，苏松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处处盛涨。由于河道畅通，宣泄极灵，原来连年被淹河段，安然无恙，人心大快。(37)

林则徐根据修浚刘、白两河的显著成效，又广泛号召有关各县官绅继续捐输，修浚各自境内河道及兴办有关水利工程。结果，江南各州县很快掀起兴办水利热潮。除闸坝等工程外，仅苏、松、太三属15厅州县即挑浚土方合共近167万方，都是1835、1836年次第完成。同时，江北的通州也捐资修竣了通江引潮的姚港等27港，共出土56万余方，又修浚了内陆河道多处，修复了多处闸坝。(38)兴修水利，大大改善了水利条件，如1834年秋之大雨，1835年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幸水利治，岁仍报稔，数年前田价二三缗，至是乃倍蓰”。湖北境内的长江、汉水，1837年林则徐就任湖广总督之前，由于河身淤塞，连年泛滥成灾。两岸良田，常成泽国，沿岸居民破家荡产，历年都有。林乃于当年冬天，对两岸险工分别最险次险，发动官绅出资，群众出力，加倍培修，“务令层土层硪，如式坚筑”，“尺寸俱属认真，硪工无不套打”。(40)到了汛期又亲自上堤，督防大汛，终于在1838年水热盛涨之时，“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道光帝览奏，高兴非常，当即朱批：“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41)

林则徐在大修水利的同时，对发展农业生产也很重视。最可贵的是，为了在江苏推广双季稻，他在苏州“官廨前后赁民田数亩，具粳锄祓，举所闻树艺之法与谷种之可致者，咸与老农谋所以试之”，(42)作为示范。对于发展生产大有帮助的新式农具，他也支持推广。林在江苏巡抚任内，齐彦槐仿制成功西式水车——龙尾车。林得知后，不仅亲到现场观看试用，而且奏报朝廷，建议大力推广。还需要指出的是，林在遣戍新疆期间，为了发展边疆生产，曾奉令履勘垦南疆已耕之地，“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43)计勘查各路屯田700630亩，建议拨给当地各族人民耕种。在南疆的数月中，他“昼夜总在路上，行时多，歇时少”，日夜奔波，尽瘁垦务，甚至无暇写寄家书。(43)此外还推广坎儿井，教民制纺车，学织布，受到人们广泛称颂。为了发展北方生产，使直隶(今河北)改种水稻，从根本上解决南粮北运，他潜心研究北直水利数十年，写成他惟一的一部农业水利专著《畿辅水利议》，并且奏报道光皇帝，颇有远见地力主在直隶改土为田，推广水稻种植。

三、“但当保涓洁 弗逐流波奔”

林则徐的清廉，首先表现在他随时随地注意杜渐防微。在当时，官吏送往迎来，盛宴招待，大肆挥霍浪费，已是司空见惯。清江浦的饮宴，三天三夜不能终席，(44)最足说明情况之严重。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这种歪风，在上任途中，即事先发出《传牌》，昭告沿路守土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传牌》声明：“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发给，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己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切切!”(46)当时一些大官上任，常常是前呼后拥，带着一大批人马。林则徐却是轻车简从，极其简单。1839年他奉派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47)当时一般大官不仅希望沿路官员迎送，而且排场越大越好。有时还使出种种花招，变相勒索。最明显的例子是当过闽浙总督的颜伯焘。1841年，颜因厦门失守被革职。他虽然已被罢官回籍，可排场还不小。他回乡时路过漳州，随行夫马每天六七百名，接连过了10日，随行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乎达3000人，酒食上下共用400余桌。“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及人城，见一惫赖粗役，亦坐四人肩舆。”(48)

林则徐的一生，清纯确如涓涓溪流，不染一尘。

他每到一地做官，即贴出《关防告示》，郑重告诉群众，自己“随事亲裁，无一端之假手，奉公洁己，恒五夜以扪心”。(50)各属士商军民人等，如果发现“各种情弊，许即赴司首告，或就近禀报地方官拿究，以凭惩办”。对于自己“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侯。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51)

他不但自身严保涓洁，对属下的官吏随从，要求同样严格。声明“所属官员升调署补差委等事，应挨次者循照旧章，应酌拣者秉公亲决……断不听昏夜之营求，任吏胥之高下。倘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可代关说，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摇，混称打点照应者，无论事体大小，犯必立惩。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实，定加重赏。”“本司所收呈词，俱由内署批示……如有包讼之徒串通吏胥商买批语者，旁人查得实据，许其首告到司，立即究办，决不庇护。”“署内丁胥差役，概不滥予差遣。倘有伪称奉差密访，恐吓所在官司，并滥借驿马需索饭食者，各属有所见闻，立即拿究，不可容隐干咎。若吓诈平民，借端滋扰，一经首告，或被访闻，尤必尽法严办，决不姑贷。”(52)对于随身跟丁兵弁人等，“不许擅离左右”’“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行扭禀，私送者定行将参”。为了防止贪污舞弊，林则徐还注意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如在湖北布政使任内，即明白宣布：各属解送藩司银两，“先将起解款目、银数、日期，由马递具禀。其可颁连批，随银投缴。除收库之后，将连批送院验截，同照票库收一并印发外，一面先将兑收缘由，札行该属知照。倘有狡猾银匠，串通奸胥舞弊，无难觉察惩办，切勿以身试法”。至于捐官等项银两，同样严行查核，防止假捏等弊病。“捐监具呈上兑，均由内署按卯、按名，层层稽核。除印发实收仍照例旯换部照外，先于收卯之后填榜示知。”这样如有假捏等情，在层层稽核和张榜公布时，很容易弄个水落石出。

林则徐在40年的宦海生涯中，无论在何地，也不论做何官，对于国政民瘼，无不殚精竭虑；他严于律己，廉洁自持，其清德在清朝官场中尤属难得。

　　一、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

　　竭诚尽力，随事加倍认真，是林则徐勤于政务的突出表现。清朝统治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官吏不理政事，疲玩成风，已成“不治之症”。(93)这些人“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94)生长于这个氛围中的林则徐，不为流裕所染，“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95)“一切谳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96)他常常是“昧爽视事，夜过半方息”。(97)

　　林则徐做京官期间，当过会试同考官和乡试正副考官。为了选拔真才，每个考试环节他都十分认真，评阅考卷尤其细心。“凡头场四篇，逐篇皆有批语；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累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者。”⑥据1816年他出任江西副考官的《日记》记载，自八月初六日进入贡院，到九月初九日发榜，他闭门谢客，住在贡院奎宿堂寸步不离。为了防止考试题泄密，他自写考题，传令刻字匠工进堂刻板，随后会同各帘官通宵监督印刷，从头天下午到第二天早上，直到将1．1万份试卷交给监临官。整整忙了十五六个小时，才得入室补睡。为了不屈抑人才，他从八月十五日开始评阅各房帘官荐卷，直到三十日才把451份荐卷批阅完毕。考生每人头场4篇作品，每篇都亲笔写出批语。并于九月初一二日调阅二三场考卷相互比较，再发交各房查对。九月初三至初六日，又以4天时间点阅落卷，居然在落卷中发现第21号，“诧为异才”，马上补行录取。发榜之后，始知这份落卷是“素有才名”的周仲墀。经过这样慎之又慎的评选，榜发之后舆论反映很好，“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⑦

　　评阅考卷如此，对待其他工作亦莫不如此。1824年冬，林则徐居家服母丧还只3个月，苏北洪泽湖高堰决口1万余丈。湖东边的宝应、高邮等10州县均遭水淹。随着高堰决口，淮河水位下降，洪泽湖的水深仅5尺多，给漕运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清廷特命他“夺情”前往督修堤工。在督工的数月中，他几乎每日都穿着孝服出门查察堤工，风雨无阻。“工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画无倦容，雨后徒步泥泞中。”⑧河工秸料是修防第一要件，也是河工第一弊端。历任河督查验河工物料，无不敷衍了事，往返不过半月。林任河东河道总督，对此却格外认真。豫东黄河两岸15厅，共贮料垛7000余垛。他每到一地，“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计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兵夫居民观者如堵，工员难以掩藏。”⑨历时一个多月才查验完毕。道光帝得知后深有感触地朱批：“向来河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者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⑩

　　振衰起弊，成效卓著，是林则徐勤政的又一突出表现。嘉道年间，百弊丛生。张穆形容当时的情势是：“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11)如何解决各种弊端，挽救垂危统治，成为清朝当局最紧迫的问题。林则徐周咨博访，不但深知各种弊端所在，而且善于分辨轻重缓急，采取有力措施，兴利除弊，因而成效显著，获得“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的美誉。(12)

　　江南沿海塘堤，由于年久失修，常被海潮冲垮。附近居民生命财产，毫无安全保障。其中宝山县境内塘长16000多丈，情势最险。1835年夏，连遭风潮，塘堤被冲坍5000余丈。林则徐得报，认为必须动工大修，作一劳永逸之计。而经费估计需要20万两。这时适值浙江大修海塘，刚奏准动用了国库银两，他觉得不便跟着再请款，乃决心自己带头，率同司道府县各级官员捐廉倡导，并劝宝山城乡绅庶踊跃捐输，陆续筹到10多万两。于是一面采购物料，一面亲往邻近的嘉定、上海，向绅商剀切劝导捐助。结果，宝山海塘在不花国库一文钱的条件下，于当年九月开工，第二年五月基本完成。同时修建了石闸与随塘河5200多丈。

　　漕政是当年三大要政之一。由于多头管理，职权分割，积弊日多，“致弊之故，人人能言；而救弊之方，人人束手。因循则伊于胡底，惩创则立见误公。”(13)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后，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整顿钱漕，先惩已甚；清厘仓库，尤贵截流”的方针，并将漕粮划分新旧，“专严于提新，而渐责其补旧”；同时酌量调剂公私田加耗减耗办法，实行“暗减”，使当地人民的实际负担减轻不少，征收钱粮也收到较好的实效。运道方面，镇江是江南漕运的咽喉，江浙两省的漕粮大部分都需经过这里运往北京。可是，镇江以南的运河是凿山开出的水道，自身没有水源，要靠导引长江的水灌人，供粮船往来。一遇江潮低落，则来往粮船须设法推挽，劳费要比平时加倍。因此，经常要加重地方的负担。林则徐经过调查，决定从水利工程建设入手，终于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原来，在那段运河的西面高处，有上下练湖承注附近各山的泉水。以前就是靠引练湖的水调剂，保证河道畅通。后来因为上练湖改田升科，下练湖也因年久湮塞，蓄水很少。为此，曾经多次商议浚湖筑坝，总以所需经费过大，无法动工。林则徐任江苏巡抚之后即亲往履勘，议定择要修筑蓄水和减水坝以及济运石闸，供蓄水、济运和灌溉民田之用。经费则由自己带头倡捐，并劝导当地民众捐输。凡是沾到灌溉利益的地主及佃户，或出资，或出力，在官方的督导下，公举董事经理。按照计划，集资兴工。到1834年夏冬，各项工程陆续完成。另外，还改建了张官渡水闸，使镇江以南一线的运道系统全部改观。那时恰逢丹徒河道冬令水涸，回空粮船不能通行。林乃亲自督率开放济运新闸，练湖的水源源流出，竟可倒流至数十里之远。连续放水数次，全部回空粮船均得顺利通过，立刻收到了圆满的功效。(14)

　　林则徐对人才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视，因此对培养与扶植人才不遗余力。他在出任督抚期间，把察吏视为一项首要职责，十分注意对僚属的平时考察。凡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一言一行，都秘为存记。对于下属的禀牍，凡是发现佳作，即“亲自批答圈点付还”。有人因此问他，这样做难道不感到繁琐吗他说：“寒士缘此增重，官吏亦缘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细也。”(15)实际上，这是他对下属的一种精心培养和鼓励。他衡量人才的优劣，既听其言，更重视实际表现，还要考察其实效与群众的反应。经他推荐的人才，都是他从平时留心考察中发现的。张亮基的超擢即是典型的一例。林与张原无私人关系。1842年，林在河南襄办河工，张也在督筑西坝。河弁馈金三千，张亮基拒绝收受。林得知后即秘为存记。1846年，张出任云南临安知府。第二年，林也总督云贵。张迎谒于道旁。林很高兴，“出手籍记却金年月”。张本人却早已忘记此事。(16)林抵昆明后，为了解决汉回两族冲突，数次接见永昌知府李恒谦，见其“性近优柔，临事未能果决”，难于胜任整顿极边要地永昌府的重任，于是奏调张亮基为永昌知府。张亮基到达新任后，励精图治，成效卓著，“调任年余，竟能大挽积年难挽之习”。林由此认定张亮基才堪大用，随即专折密奏，建议“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如蒙简畀鸿慈，似张亮基皆可力图报称，以收得人之效”。(17)在林则徐的保荐下，当年(1849年)七月，张即超升为云南按察使，第二年三月升布政使，八月迁云南巡抚，十二月兼署云贵总督。前后不过一年多，即由知府升到封疆大吏。这在清代是罕见的。

　　林则徐一生，向以公、诚著称。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以公心，待以至诚，对培植年轻后备力量也是如此。他曾表示：“荐贤系为国家，并非朋友私情也。”(18)在为国求贤的思想指导下，他求才若渴，但不轻易保举；而一经他保举，必是出类拔萃的英才。据现有文献考查，林一生保荐的不过数十人，而这些人多名重一时，政绩昭彰。其中锐意培植年轻有为的后起人才，尤其值得称道。首如冯桂芬。林出任江苏巡抚不久，即从考课书院中发现冯不同凡响，赞为“一时无两”，(19)马上把他招入抚署校订《北直水利书》稿和代办文书。冯后来成为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次如李星沅。林从陶澍那里得知李星沅的“词翰为天下第一”，即“托人以千金聘之”。(20)后来虽因李入京会试，未能应聘。但李在1832年考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充编修，任学政，授知府，擢按察使，中进土仅10年即升任陕西巡抚，不久又晋升云贵总督、两江总督。最后在林去世后继林为钦差大臣，卒于军。三是胡林翼。胡在翰林院当编修时，曾于1840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由于正考官文庆携带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胡没有检举奏报，降一级调用。第二年胡丁忧返乡。此后流连于山水之间，不想复出做官。林则徐深知胡才堪济世，致信劝勉。胡才决定复出。林在陕西巡抚任内，为了促使胡早日出任，又为之专折奏准，由陕西捐输案为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21)胡在贵州安顺等地任知府期间，治绩卓著，最后做了湖北巡抚，成了咸丰时代的名臣。四为左宗棠。林则徐早年从陶澍处得知他是个杰出人才。后来林做了云贵总督，在胡林翼推荐下拟招入幕府。因左宗棠正在教育陶澍的儿子，也即左的女婿，未能应召。不久，林因病辞官归田，特意绕道至长沙约左一晤。林则徐到长沙后，湖南文武官员皆来拜见。林一见到“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帖，立刻谢别各位官员，“单独延左入见”。(22)并将船驶到幽静处所，设宴款待。他一见左，即“诧为绝世奇才”。(23)两人畅叙一日一夜，军国大事，无所不谈，尤其注重西北边防。林在叙谈中，对左“期许良厚”。这一次深谈，对左的启迪很多，为左宗棠后来建功立业，奠下了基础。

二、“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

　　关心人民疾苦，重视社会生产，在林则徐的勤政业绩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林则徐勤于政务的又一重要内容。林则徐作为一名清朝官员，维护清朝统治是其首要职责。他高出于一般官员的地方，是其更重视民众疾苦与统治稳定的关系。他曾说：“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2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以实心实政来恤民、保民和富民。甚至为了人民的生存，单衔入奏，“不惮为民请命”。(25)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26)

　　救灾办赈，关系到千百万饥民的生存，林则徐对此看得比审理命盗案件还重要。他说：“地方官办理命盗案件，如有故勘致死，即于抵偿，然犹不过一人一事；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即使幸逃法网，天理必不能容。”(27)由于他对灾赈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天灾连年的当时，每次救灾放赈，无不尽心尽力，务使恩惠及于嗷嗷待哺的饥民。1823年，林出任江苏按察使，遇上数十年来未见之大水，田禾荡然。督抚大吏以林精明能干，将全省放赈工作全部委托给他。他一方面把国库拨给的百万赈款千方百计散发到渴望救济的饥民手中，不使吏役、生监、土棍从中侵吞；同时会同督抚司道府县捐廉办赈；并在各地设立劝捐局，动员富户捐赈。由于综理精密，措施得力，“活老弱无算，而帑不稍糜。且为当牛之政，冬质春赎，各截牛角单原主为验。次年春耕，无一踣毙者，民颂大起”，呼之为“林青天”。(28)

　　林在各省做官期间，曾经办赈多次。为了防止救灾办赈中的各种弊端，采行了许多措施。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有：

　　(一)制订严密办赈章程，预防各种弊端。林则徐针对以往办赈中官吏、土棍的营私舞弊行为。1833年在江苏巡抚任内亲订了缜密的放赈手续，规定受救济的灾民“户必亲填；人必面验；票必亲给；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查完一村，即将户口榜诸通衢，俾人人共闻共见。迨查过数村，汇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该管州县。其赈票之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即知何员所查”(29)按照上述办赈手续，官员欲稽查办赈委员，只须带着清折下乡查核，发现印票、底册、榜示、清折不符，即可具禀将委员举发。加以各上司层层复查，如发现印官委员通同回护，有弊不报，就一并参办，其中张榜公布的办法，极大地增强了透明度，实是防止官吏委员作弊的最有力措施。

　　(二)以身作则，大力倡导官民捐赈。国家赈款有限，需要救济的面很广。杯水车薪，如果单靠国家有限赈款，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每次救灾办赈，林则徐总是带头捐廉，倡导各方踊跃捐输。如1833年，清廷批给江苏的赈款只13万，林于是带头倡导，劝导官民慷慨解囊，以为安贫保富之计。结果成绩斐然。计苏州城捐钱14．3万余千，宝山9．2万余千，丹徒县8万余千，上海县7．8万余千，嘉定县5．5万余千，江阴县5万余千，其他各地1万至4万余千不等，(30)总数远远超过国家拨款，救活饥民无数。

　　(三)以工代赈，一举两得。用赈款作为兴修水利之资，或以水利款代赈款，把有劳动能力的灾民组织去参加兴修水利等公益事业，既解决了水利建设的劳力问题，又达到了救灾的效果。“水利以兴，灾民以济”，两全其美。

　　(四)动员诸生参与复查，合理解决办赈人员的薪水纸饭用费。为了防止办赈委员找借口，挪用贪污赈款，林会同总督捐出廉俸，供作办赈委员吏役的薪水纸饭，杜绝了他们贪污挪用的借口。书院诸生相对来讲较为清廉，林为了防止办赈人员和吏役通同作弊，特动员书院诸生持赈票下乡复查，有力地保证了赈款点滴惠及饥民。

　　(五)酌筹平粜，收养抚恤极贫饥民。林则徐办赈，“事事体民情出之”，务使各类饥民多能得到实惠。“酌筹平粜，量抚极贫”，即是最好的证明。1846年陕西大旱，西安等4府存储常平仓粮食110余万石。各地禀请按照以往办法多予贷借，以便解决荒年民食。林则徐则认为，值此“岁歉价昂，此等买食贫民正虞食贵，亟须为之调剂，不应转将仓储粮食借与素有恒产之人。然竟借给贫民，又恐有借无还，徒致积为民欠。故与其照案出借，不如照例平粜之为宜也。”同时又体念到“极穷之民，以及老幼废疾，即使减价平粜，彼亦无力买食。其为颠连困苦，尤可矜怜……惟有官为收养，俾免饿殍在途”。(31)在他的倡导下，仅西安城就收养了三四千穷苦无靠的饥民；并谕令各地一体酌办，所需经费，照例不取给国库，而由自己捐廉倡导，同时敦“劝有力之户量出钱米，各济各村，使受者知情，予者见德”。由于办理妥善，陕西人民感激涕零。

　　单衔具奏，敢于为民请命，最足以说明林则徐对民瘼的关心。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之地，宽广仅500余里，却承担江苏全省9／10的钱漕。1833年夏秋，江北大水成灾，九、十两月，正值晚稻成熟之时，苏松等地阴雨连绵，禾稻虽已结粒，但只得半浆。林则徐坐着小船密往各处察看，亲眼见到稻穗不是空壳就是半浆，未割的被淹于水田之中，已割的又由于无法晒干，多数霉烂发芽。按照惯例，秋灾不出九月，过了九月就不许报灾。然而，苏松等属确确实实在十月发生了严重灾害，损失空前未有。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能不报。正在具折请缓之时，又接到军机大臣转来的廷寄，严责“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32)而且另有一道上谕，点名指责陶澍、林则徐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无非不堪(肖)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33)在这种严词谴责下，连两江总督陶澍也犹豫不敢再请；而林则徐感到非坚请缓征不可。于是犯颜单衔上奏，如泣如诉地历述了江南人民的疾苦，说明国计与民生的辩证关系，指出“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34)道光皇帝终于被他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批准了缓征苏松等地钱粮的请求。

　　赈灾、缓征是恤民之举，乃灾年迫不得已而为之。要想“养民裕国”，根本之图还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林则徐指出：“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35)实际上，当时全国人民的衣食之源全靠农业。水利不修，非但影响统治阶级的田赋收入，而且关系广大人民的生计与安全，以及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正如林在另一处说的，“水利之盛衰，农田系焉，人文亦系焉。”(36)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一生始终关注着水利的兴修。治水成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之一。1820年，他外任杭嘉湖道之始，就修海塘，“士民德之”。此后，江南海塘、福州西湖、黄河、运河、太湖流域各水、长江、汉水以及新疆南北，到处都留下了他治水的业绩。

　　太湖流域各水，灌溉涉及江浙两省。由于年久失修，河流壅塞，遇雨便洪水横流，泛滥成灾。两省大吏早在1824年就决定联合疏浚三江(吴淞江、黄浦江、刘河)，并推荐林则徐总管其事。后来因林母去世，需要服丧中止。1825年陶澍接任江苏巡抚后，曾利用海运节省下来的20多万两，修浚了吴淞江。黄浦江亦完成部分挑浚工作。但是，刘河及其北面的白茆河，虽经陶澍奏明分年办理，终因经费无着，一直未能兴工。1832年林任江苏巡抚时，河道益发壅滞，太湖水患连年，亟须修浚。当时最困难的仍是经费。两河原估需修浚银40万两，虽然奉旨将历年粜变米价凑集成数，供修浚刘河之用，而历年积累下来的只有5万两，远远不敷应用。经过反复考虑，林则徐决定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为了节省河工费用，他决定放弃通海计划，改用挑作清水河的设计；并将两河所承蓄太湖东北二带泛溢之水，转为灌溉附近农田。此外，在刘河口、白茆河口建筑滚水石坝，堵住海潮泥沙不使倒灌，而内河水涨时仍可从坝上泻出人海。按照新的计划，两河合计较以前节省银两1／3。刘河经费除库存5万两外，另拨缓漕米价银5．3万荫，不足部分由封贮款内借支，将来由同沾水利之苏、松、太三肩的长洲等16州县按照银数均派，分作8年摊还。白茆河因不便再动用官帑，改由自己率同司道府县倡捐廉银，并谆劝绅商捐凑。这样，拖了近10年的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经费有了着落，乃于1834年分段兴工。从三月起，不到3个月全部完工。是年七月，苏松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处处盛涨。由于河道畅通，宣泄极灵，原来连年被淹河段，安然无恙，人心大快。(37)

　　林则徐根据修浚刘、白两河的显著成效，又广泛号召有关各县官绅继续捐输，修浚各自境内河道及兴办有关水利工程。结果，江南各州县很快掀起兴办水利热潮。除闸坝等工程外，仅苏、松、太三属15厅州县即挑浚土方合共近167万方，都是1835、1836年次第完成。同时，江北的通州也捐资修竣了通江引潮的姚港等27港，共出土56万余方，又修浚了内陆河道多处，修复了多处闸坝。(38)兴修水利，大大改善了水利条件，如1834年秋之大雨，1835年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幸水利治，岁仍报稔，数年前田价二三缗，至是乃倍蓰”。湖北境内的长江、汉水，1837年林则徐就任湖广总督之前，由于河身淤塞，连年泛滥成灾。两岸良田，常成泽国，沿岸居民破家荡产，历年都有。林乃于当年冬天，对两岸险工分别最险次险，发动官绅出资，群众出力，加倍培修，“务令层土层硪，如式坚筑”，“尺寸俱属认真，硪工无不套打”。(40)到了汛期又亲自上堤，督防大汛，终于在1838年水热盛涨之时，“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道光帝览奏，高兴非常，当即朱批：“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41)

　　林则徐在大修水利的同时，对发展农业生产也很重视。最可贵的是，为了在江苏推广双季稻，他在苏州“官廨前后赁民田数亩，具粳锄祓，举所闻树艺之法与谷种之可致者，咸与老农谋所以试之”，(42)作为示范。对于发展生产大有帮助的新式农具，他也支持推广。林在江苏巡抚任内，齐彦槐仿制成功西式水车——龙尾车。林得知后，不仅亲到现场观看试用，而且奏报朝廷，建议大力推广。还需要指出的是，林在遣戍新疆期间，为了发展边疆生产，曾奉令履勘垦南疆已耕之地，“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43)计勘查各路屯田700630亩，建议拨给当地各族人民耕种。在南疆的数月中，他“昼夜总在路上，行时多，歇时少”，日夜奔波，尽瘁垦务，甚至无暇写寄家书。(43)此外还推广坎儿井，教民制纺车，学织布，受到人们广泛称颂。为了发展北方生产，使直隶(今河北)改种水稻，从根本上解决南粮北运，他潜心研究北直水利数十年，写成他惟一的一部农业水利专著《畿辅水利议》，并且奏报道光皇帝，颇有远见地力主在直隶改土为田，推广水稻种植。

三、“但当保涓洁 弗逐流波奔”

　　林则徐的清廉，首先表现在他随时随地注意杜渐防微。在当时，官吏送往迎来，盛宴招待，大肆挥霍浪费，已是司空见惯。清江浦的饮宴，三天三夜不能终席，(44)最足说明情况之严重。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这种歪风，在上任途中，即事先发出《传牌》，昭告沿路守土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传牌》声明：“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发给，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己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切切!”(46)当时一些大官上任，常常是前呼后拥，带着一大批人马。林则徐却是轻车简从，极其简单。1839年他奉派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47)当时一般大官不仅希望沿路官员迎送，而且排场越大越好。有时还使出种种花招，变相勒索。最明显的例子是当过闽浙总督的颜伯焘。1841年，颜因厦门失守被革职。他虽然已被罢官回籍，可排场还不小。他回乡时路过漳州，随行夫马每天六七百名，接连过了10日，随行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乎达3000人，酒食上下共用400余桌。“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及人城，见一惫赖粗役，亦坐四人肩舆。”(48)

　　林则徐的一生，清纯确如涓涓溪流，不染一尘。

他每到一地做官，即贴出《关防告示》，郑重告诉群众，自己“随事亲裁，无一端之假手，奉公洁己，恒五夜以扪心”。(50)各属士商军民人等，如果发现“各种情弊，许即赴司首告，或就近禀报地方官拿究，以凭惩办”。对于自己“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侯。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51)

　　他不但自身严保涓洁，对属下的官吏随从，要求同样严格。声明“所属官员升调署补差委等事，应挨次者循照旧章，应酌拣者秉公亲决……断不听昏夜之营求，任吏胥之高下。倘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可代关说，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摇，混称打点照应者，无论事体大小，犯必立惩。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实，定加重赏。”“本司所收呈词，俱由内署批示……如有包讼之徒串通吏胥商买批语者，旁人查得实据，许其首告到司，立即究办，决不庇护。”“署内丁胥差役，概不滥予差遣。倘有伪称奉差密访，恐吓所在官司，并滥借驿马需索饭食者，各属有所见闻，立即拿究，不可容隐干咎。若吓诈平民，借端滋扰，一经首告，或被访闻，尤必尽法严办，决不姑贷。”(52)对于随身跟丁兵弁人等，“不许擅离左右”’“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行扭禀，私送者定行将参”。为了防止贪污舞弊，林则徐还注意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如在湖北布政使任内，即明白宣布：各属解送藩司银两，“先将起解款目、银数、日期，由马递具禀。其可颁连批，随银投缴。除收库之后，将连批送院验截，同照票库收一并印发外，一面先将兑收缘由，札行该属知照。倘有狡猾银匠，串通奸胥舞弊，无难觉察惩办，切勿以身试法”。至于捐官等项银两，同样严行查核，防止假捏等弊病。“捐监具呈上兑，均由内署按卯、按名，层层稽核。除印发实收仍照例旯换部照外，先于收卯之后填榜示知。”这样如有假捏等情，在层层稽核和张榜公布时，很容易弄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