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员如何升迁

（一）

在盛世，一般的都是必须依附上级，再做出点成绩，上官在奏折中写点好话就能得到升迁的机会。

进入官场基本上都是需要考试的，科举是进入仕途的必由之路（例外的就是有的人名声很大，靠在地方的名声步入仕途的，像汉初的“孝廉”一类，还有的就是特殊时期特殊事件的卓拔），武将一般是看运势，一场大战后，活下来的，有领导才能或者作战勇敢的都能提到提拔。

外官要进京城或者六部，需要有好的政绩，并需要打点关系。

无战事的时候武将升迁看资历，如果在任的时候没有问题，三年一考核，就能得到提升。

文官的政绩主要是看当地教化、案件审理、生产督导、赋税征收。武将抵御外部侵略、清剿土匪、稳定地方治安、进行军队管理。

（二）

如果是外地入侵，一般还是以边疆现有守将为将，不进行调配，只是在朝中选一员有资历的将领担任主将。

如果是内乱，本地兵马无力剿灭，报呈兵部，由兵部指派内地驻军将领领军。

如果战争规模比较大，由朝会商议定夺，一般就是一场高官派系势力的博弈。只有战功赫赫的将领或者皇子、以及高级别的文官转入军旅才有资格申请。

扩展资料：

不同社会的职位升迁有不同的方式。在封建社会，官吏的职位升迁往往取决于君主、贵族的主观好恶、血亲关系，并通过恩赐制的方式加以实施。

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官员职位升迁取决于是否对竞选有功或当权者的个人好恶，并通过政党分赃制、推举制实施。随着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现代国家公务人员的职位升迁，主要是根据职位资格条件的要求，以及个人的功绩、学识、才能、品德和资历，采用选任、考任、聘任、委任等方式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务人员的职位升迁，主要是根据职位需要和个人德才条件，并通过行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对职位升迁候选人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以工作实绩和贡献为主要依据，确定晋升或破格晋升，并相应提高其工资待遇。

-升迁制度

三江、两江师范学堂建立 学堂自1902年筹建，至1912年停办，历时近十年，尤其是在李瑞清主持校政后，亲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为学堂办了许多实事，使两江师范学堂规模得到较大发展，在校学生达千余人。李瑞清的办学宗旨是：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为子弟，始终不渝。他亲自书写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在他主持下，学堂重视科学、国学、艺术，不仅延聘中外知名教师来校任教，还重视开设技能学科和实验，为学堂购置农场百余亩，耕牛数十头，供农学博物科学生实地试验之用；设置画室及工场等设备，供图画手工科学生使用；购置仪器、药品，设实验室，供理化科学生实验用。

该学堂学生考试成绩为江南各高等学校之冠。为江南三省培养了第一批优秀中、小学教师。知名生物学家秉志、国学大师胡小石、陈中凡等就是两江师范学堂早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建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推举教育家蔡元培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就任后，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主张，颁布了诸多教育法令。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贾丰臻等联合上书教育部和省公署，建议早日在南京筹建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据1914年8月30日，《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委任江谦（原江苏教育司司长）为校长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记载：“就任两江优级师范学校校舍，详加察勘，能否修葺一部分，勉应目前之用。”“务尽本学年筹备完竣，以便定期开校”。不久，韩国钧调赴安徽，江谦未到任。继任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到职后，重申前任已定计划，复经教育部批准，正式任命江谦为校长，并令其迅速到省筹备一切，以便如期开学。在《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饬江谦筹备开学文》中，进一步明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办学宗旨“高等师范学校一方培养中等学校师资， 一方并为中等学校学生推广升学之途，关系全省教育根本。”江谦遂于1月17日到宁，18日即前往原两江师范学堂，勘察校舍，筹划修葺教室等事宜开办初，南高师筹备处设在省议会内。1915年1月29日迁入两江师范学堂旧址。

江谦任职后，即延聘留美博士郭秉文来校任教务主任，聘留美教育学士陈容为学监主任。并聘前教育部视学袁希涛、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省教育会会长沈恩孚为评议员，为筹划创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集思广益，商讨办学事项。

南高师在江谦校长的筹划和全体筹备人员的努力下，于1915年夏，所需修葺添置事项相继完成，任课教师先后受聘到校。并拟定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章》以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招考简章》。遂于1915年8月11日公开招考。报考学生共有534人，来自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四川、贵州等省，其中江苏考生最多。首届招生共录取126人，实到110人。于9月10日开学上课，9月18日举行开校礼式，邀请省长齐耀琳等地方官员莅临学校，参加典礼。至此，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到1921年时，南高师的教师，已有102人，其中教授55人，外籍教授3人，教授占教师总数的568%，教师中曾在中国国内外留学的有30多人。其中有许多长期从事师范教育的知名教授，如陶行知、陈鹤琴、陈中凡、徐则陵（养秋）、张士一等。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校长在南高师校务会议上提出，就南高师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立一所国立大学的议案，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随即着手筹备。12月7日，国务会议通过，在南京建立国立东南大学。12月15日，东南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1921年8月24日至26日东南大学、南高师同时招生，东南大学招收新生130人，南高师招收新生119人。1922年南高师停止招生，其最后一批学生17人，于1926年毕业。

东南大学教育科是在南高师的教育专修科、体育专修科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始设教育、心理、体育三系，1924年增设乡村教育系，以训练研究人才，培养师资及教育行政人员为宗旨，学制四年。教育科主任先为陶行知，1923年后由徐则陵（养秋）继任；教育系主任由徐则陵兼任；心理系主任系陆志韦教授；体育系主任系美籍教授饶冰士。全科教师34人，其中曾获中国国内外博、硕士学位的有13人，本国教授17人，外籍教授2人，师资力量十分雄厚。知名教授有徐则陵、陈鹤琴、陶行知、陆志韦、郑宗海、孟宪承等。1925年1月至1927年4月，东南大学在北洋政府的命令下，曾三易校长，引发了风潮，持续三年之久。最终因正局动乱，被迫停办。1927年5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派员来校接收。 国立中央大学 1国立中央大学的创建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9日，教育行政委员会仿法国教育制度，颁行大学区制，江苏、浙江两省先试行。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将江苏的河海工科大学、政法大学、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和上海商科大学、上海商业专门学校等九所高校与主持江苏省教育行政之教育厅合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8月，奉中山大学区行政院令，省立第四师范附设的艺术专修科，归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原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教育学院设教育学系、师资科及附设教育各专科（体育专修科、艺术专修科，军事教育科），院长为郑宗海。

1928年2月10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议决，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名国立江苏大学，并兼负江苏教育行政职能。更名江苏大学后，受到全校师生普遍反对，引起罢课等风潮。5月16日，依照大学院大学委员会议决，将江苏大学改称为国立中央大学，仍兼负教育行政职能。

1928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1929年7月5日，教育部令，停止“大学区制”，中央大学区限于年底停止。自此，中央大学为纯学术机关，不兼负教育行政职能。

2抗日救国运动中的解散与整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大进步师生在南京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发动抗日救国运动，抗议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12月17日，全国各地来南京学生近万人联合举行总示威游行，中大有1000余名学生参加，遭到残酷镇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珠桥惨案"。

1931年底，中大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1932年，中大数次发生更易校长遭到学生强烈反对甚至驱逐校长的风波；同时，由于政府拖欠学校教工三个多月工资，引起教工强烈不满，中大教师组织“中大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向教育部索付欠薪。上述这些事件触怒了当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国民党中央的支持下，于同年6月底，训令中央大学暂行解散，学生全部离校，听候甄别。7月2日教育部派接收委员4人到校接收。6日成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整理校务。8月26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9月10日中大举行甄别学生考试，开除学生19名。10月11日，中大学生全部返校上课。

3重建中大后的教育学院

罗家伦就任中大校长后，就宣布他的治校方针是“安定、充实、发展”。他认定这三个目标去开展各项工作，使中大在国难深重之际有所发展。

根据中大整理委员会议决，将教育学院的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育社会4个系改并为教育学系。自1933年起另设师资专修科，凡各学院毕业学生有志中等学校教员者，得在教育学系肄业一年，修习特定科目后，由学校给予证明。原有艺术教育科、艺术专修科改并为艺术科。体育专修科并入体育科。卫生教育专修科改为卫生教育科，学制由二年改为四年。理学院心理系与教育学院、教育心理系合并为心理学系，隶属教育学院。

1933年3月，校务会议议决：彻底修建中央大学最旧之建筑南高院，为教育学院加建教室及实验室；同年6月，又经校务会议决定，改建梅庵，为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教学用。1934年2月25日，校务会议议决，核准教育学院试办教育实验所。5月，开办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班。1936年6月，教育学院教育实验所主持中学英语测验结束，历时4年，遍及10余省。接着，又开始研究高中数理化测试问题。有专任教授、副教授21人，兼任7人；专任讲师9人，兼任3人；助教20人，合计教员60人。此外，教育学院附属幼稚园、小学、中学实验学校也有了扩充，有教员76人，助教4人。

4抗战期间西迁重庆后的师范学院

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和淞沪战争爆发后，战火逼近南京，中央大学连续四次遭敌机轰炸，学校损失惨重。为此，中大决定西迁重庆，附属实验学校迁安徽屯溪。同年12月1日，中大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此时，教育学院设有教育学系、心理学系、体育科、卫生教育科、艺术科。

1938年8月，奉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附属学校由安徽屯溪迁至贵阳。至1941年8月师范学院接受重庆青木关第十四中学为中大附中，原附属实验学校归贵阳。

教育学院更名为师范学院后，除保留原教育学院系科外，增设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训育7个系。 1939年5月，教育部长陈立夫视察中大，提出要师范学院筹建童子军专修科。至8月，师范学院已设有10个系、3个专修科。即：教育、公民训育、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博物、体育、艺术等系以及体育、史地、童子军等专修科。原心理学系改属理学院。 1944年9月。师范学院研究所，除原有心理学部外，增设教育学部。1945年7月14日，增设艺术学部。

1945年8月1日，为了在课程开设和师资上，节省人力、物力，经校行政会议通过，对师范学院一部分系科进行改并。公民训育系并入教育系；童子军专修科并入体育系；国文系并入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英语系并入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史地系分别并入文学院历史、地理系；数学系并入理学院数学系；理化系分别并入理学院物理、化学系；博物系分别并入理学院生物、博物系。至此，师范学院只保留教育、艺术、体育三系和附设体育专修科，此一体制一直延续到复员南京后。

师范学院从1938年至1945年，共四届毕业生，输送中等教育人才约500人，高级研究人才（研究生）10人，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自1937年至1945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在办学条件，生活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教学科研，在学科设置，师资队伍及学校规模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的发展。

5抗战胜利复员南京后的师范学院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月，中央大学成立复员计划委员会。吴有训校长为主任委员。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江良规、教育系教授胡家健为副主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筹划，于1946年5月，全校师生分八批，分乘水陆空各种运输工具，返回南京。最后一批于7月底到达。图书仪器设备等在10月中旬陆续返回。10月，原附属实验学校由贵阳迁回南京三牌楼，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中，由教育系彭百川教授出任校长。

1946年11月1日，中央大学复员就绪，开学上课。师范学院设3个系、1个专修科。教育学系主任徐则陵（养秋）；体育系主任江良规；艺术系主任吕斯百，分绘画、音乐组；体育专修科主任由江良规兼任；师范学院院长为罗廷光（炳之）。师范学院各系，除体育系在体育馆，艺术系的音乐组在梅庵外，其余各教研室、教室、绘画室等均在南高院。共有学生377人；教师82人，其中教授32人，副教授12人，讲师12人，助教23人，兼任教授3人。

1947年3月，奉教育部令，师范学院设置管训部。聘教育系教授赵冕为主任。但因管训部之具体办法教育部迄未颁布，遂先成立师范生指导委员会，代替管训部之组织。同年，师范学院院长罗廷光（炳之）辞职，由徐养秋（则陵）继任。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11年冬至1912年初，美国8个传教会在上海聚集一堂，制定在长江流域开办一所女子大学的计划，并向在这个地区工作的传教士发出倡议。1913年夏，由美国北长老会，北浸礼会，南、北卫理公会，基督会等各选3人，组成校董会，是年11月13日，校董会公推北长老会代表德本康夫人为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校长。1914年11月教会的管理董事会正式通过以金陵女子大学名称代替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名称。

1915年9月，金女大租用南京绣花巷李氏宅院为临时校址，招生开学。创建初校内设文、理两科。1919年6月，金女大有了校徽、校歌、校色（紫色）、格言（厚生）。同年夏，德本康夫人去美国筹集建校基金，于1921年在陶谷（宁海路南端西侧）购地建校（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1923年7月学校迁入新址。1924年秋，校内设英文、历史、社会学、数理、化学、生物、体育、医预科等9个系科。同时添设附属实验中学，作为毕业生实习教学场所。1927年增设国文系。1928年，德本康夫人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推选金女大首届毕业生、留美获博士学位的吴贻芳为校长。

1930年12月，金女大立案照准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散在上海、武汉、成都三地办学。1938年1月集中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1939年添设家政系。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在南京原址招生开学。至1950年，全校设系科为：中文系、外文系、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系、历史系、音乐系、体育系（体育专修科）、生物系、化学系、家政系（1951年初改为儿童福利系）、地理系、托儿工作专修科、医预科、护预科。在校生达223人。金女院累计毕业生达994人。 南京大学师范学院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中央大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赵卓任军代表。8月8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8月12日，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

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后，任命陈鹤琴为师范学院院长。师范学院设教育学系、艺术学系（绘画组音乐组）、体育学系（含体育专修科）。有附属中学、四牌楼附小、丁家桥附小。师院在校生有326人。另有志愿生281人，合计607人、师范学院教职工79人（教员57人，职员7人，工友15人）。

在这期间，华东地区高校进行局部调整。1949年10月，上海国立师专、上海市立体专、上海市立幼专三校学生共300人并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有关系科。1950年9月，安徽大学艺术组并入师范学院有关系科。1950年10月，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校名去 “国立”两字而径称“南京大学”。

至1952年6月，南京大学设文法、师、理、工、农6个学院，共37个系。其中师范学院为5个系2个专修科，即：教育学系、幼稚教育学系、美术学系、音乐学系、体育学系、体育专修科、地理专修科。各学系毕业年限为四年，各专修科毕业年限为二年。 公立金陵大学诞生 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资金。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下令冻结美国在中国的财产，并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根据政务院决定，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16日，教育部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校会议。会议期间，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托事部电邀各校派代表去香港与托事部代表商谈津贴费事宜。金大师生通过决议，不予回复，表示与美国教会断绝一切关系。会后，金大与金女院进行酝酿协商，决定由政府接管，两校合并，改为公立金陵大学。

1951年5月3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金大与金女院两校合并筹委会委员名单。1951年6月8日，华东教育部批准两校合并筹委会关于系科调整及招生计划。在两校合并后，仍设文、理、农三院共23个系、6个专修科、2个部。1951年8月6日，华东教育部批准金大与金女院合并方案，合并后仍名金陵大学。文学院设在原金女院校址，称金大宁部（宁海路）；理、农学院设在原金大校址，称金大津部（天津路）。9月15日，华东教育部批准新的公立金陵大学由李方训，吴贻芳、戈福鼎、樊庆笙、陈中凡、陈纳逊、高觉敷以及其他教师、学生代表共13人组成校务委员会。李方训、吴贻芳为正副主任委员。两校合并后，教职工为397人，在校学生为716人。公立金陵大学至1952年6月院系调整后结束。 南京师范学院的建立 1952年7月，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按照华东区的院系调整方案，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两校校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分别组织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和南京师范学院建校筹备委员会。南京师范学院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和金陵大学教育系、儿童福利等系科为基础与上海震旦大学托儿专修科、广州岭南大学社会福利系儿童福利组、南京师范专科学校数理班合并改建而成，院址设于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别于11、12月任命陈鹤琴为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吴贻芳、纵翰民为副院长；任命高觉敷为教务长，胡颜立为总务长，熊子容为图书馆长。设立政治辅导处，白沙任主任。

南京师范学院初建以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产为基础，拥有土地191亩，校舍建筑面积中教学、办公用房为9448平方米，学生宿舍5837平方米，教职工生活用房5616平方米。实验室4个，仪器700余件。图书馆藏书及资料117万余册。到1956年，教学、办公用房增加8519平方米，师生生活用房增加1211平方米，另建保建所、琴房、解剖室、温室、洗衣房和浴室。图书馆藏书及资料25万余册。

1955年，根据中央教育部指示，为集中领导力量办好几个系科和文理分科的原则，南京师院与江苏师院相关系科进行调整。江苏师院的中文、生物、地理、美术系科并入南京师院，南京师院的数学、物理系科并入江苏师院。调整后，南京师院设中文、教育、幼教、地理、化学、生物、美术、音乐等八个系，中文、地理、生物、美术、音乐等五个专修科，并开办高师函授教育。 改革中继续发展 1960年，南京师院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师范学校必须成为教育革命的学校、文化科学知识质量要迅速赶上综合性大学水平的指示，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这一时期，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校学生数由1956年的2015人增至4396人，函授生达3000人，还创办了多科性业余大学招生842人，举办了农业高中师训班等。

1965年，在句容设立南京师院分部，中文、政教、生物三系200多名学生在句容分部进行半耕半读。

1969年12月，经江苏省革委会教卫办决定，江苏教育学院及江苏函授大学部分系科并入南师。南师的音乐、美术两系于1969年11月并入江苏省革命文艺学校（原南京艺术学院），1972年，两系又重新归属于南京师范学院，1976年，南京体院部分教职员调入南师体训组，不久与公体室合并建立体育系。

1972年，学校恢复招生。从1972年至1976年的五年中，共招收五届工农兵学员3755人，学制为三年，为江苏省中等学校培养了一批师资。

1984年，南京师范学院改名南京师范大学，简称南师大。

2000年，原化工部所属“南京动力高等专科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逐渐建成以师范为特色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

2014年，南京师范大学入选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15年8月3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共建南京师范大学和伊犁师范学院的意见》（苏政发〔2015〕98号），标志着该校成为新一批省部共建高校。

随着高考的到来，古代科举制度也成了热门话题之一。 在文风炽盛的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往往都打着复古的"乡举里选"旗号， 于是在朝野大臣们面红耳赤的论争中，“ 乡举里选”这一古代“高考”制度也就变成了士人集团与皇权争夺权利的场所。 一起跟白羽来了解一下吧。

"乡举里选" 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选举制度， 指的是在基层乡村工作和生活的人们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这项听上去很美的选举范围包括了所有的国人、庶人和野人。 而这种儒家理想中的选官办法，是完全符合周朝贵族子弟任官的实际情况。

汉代沿用了这一选官制度，并规定地方官员有责任定期向朝廷荐举人才的义务。 这些人才如果是“贤良方正”和“孝廉秀才”在经过皇帝策问后即可择优录用、有时候不问就立即任用 ； 如果是“博士子弟”要进入太学继续深造。 其实只要被"举荐"过，基本上就是"保送官员"，即使无法立刻当官，经过深造和"集中培训"后，也能当官。

这项制度从一开始还相对比较合理和公正。 但到东汉以后，地方上豪强势力发展迅速，官员们的节操也是一掉再掉，人才的“品评臧否”直接由土著豪强垄断和把持。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全面腐败，这一制度完全成了府、胥、吏、徒等基层当权者敛财和谋取私利的手段。 曹操在东汉末年就曾被举为孝廉，也不知道老曹为了儿子有没有走过门路。

魏晋时期，地方豪强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人才选拔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控制。 皇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不得不向豪强世族让步，承认了士族对人才选拔的垄断， 于是 "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 巧的是，实行这个制度的正是曹操的儿子，曹丕。这项制度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截然相反， 九品中正制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服务世家大族，而这种埋没人才的“黑暗制度”到了隋朝终于被废除。 于是隋唐开始了科举取士的"高考时代"。

宋代人在儒学大兴的人文思潮下，当朝的官员们遇到点事情都喜欢"引经据典"，越是老的就越是好的，特别喜欢拿上了年纪的东西说事。 于是，古老的"乡举里选"这根老黄瓜被刷上绿漆，重新摆在了当政者面前。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作为最重视科举政策的宋朝最高统治者要是不把科举整出点新花样来，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皇帝。 为了彰显自己对文教领域的重视，宋仁宗下令对科举政策进行革新。 为了让大臣们能够充分"体察圣意"，不要把"经"给念歪了。仁宗在开宝五年专门下旨：

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 圣旨里提到的"乡举里选"只是借用了这个噱头而已， 其真正目的在于纠正广大举人集中在开封进行科举考试的弊病。 这就跟现代高考前，许多家长不惜花重金为孩子买一个"北京户口"是一个道理。 皇帝打着"乡举里选"的旗号，不过是为了让举人们还返回各自的省份考试而已，谈不上科举制度的改革。

既然皇帝都能拿"乡举里选"作为唬人的借口，粘上毛比猴还精的大臣哪还有学不会的道理。

庆历三年,赵祯要求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政治改革方案。范仲淹等人马上就呈上了一份《答手诏条陈十事》的答卷。 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部分指出， "乡举里选"的本意在于先考察士人的履历，再考察艺业，但宋代的科举制度将考察履历这一环节取消并采用封弥等手段， 录取对象的姓名都无从知晓，更不论考察士人的品行了， 完全不符合"乡举里选"的本意。

因此他们提出"乡举里选"的重点应该放在大力兴办学校教育上。 其实在科举考试中先考策论然后再考诗词歌赋、取消封弥等科举改革方案。 他们的改革侧重点放在优选人才，集中保送到高级学府去当"大学生"， 目的是为国储才，而不是直接当官 。这样的设计，具有相当高的智慧水平和政治眼光。

范仲淹、欧阳修这些杰出的政治家敏锐的察觉到，"乡举里选"是以贵族政治为前提条件的， 宋代实行的是"异地为官"制度，根本无法在本地做到举贤任能，与科举制度根本无法并存。 因此"乡举里选"这种老旧的选拔制度在宋代已不可恢复， 最多也就是“借壳上市”而已 。

到庆历四年二月， 崇政殿说书赵师民认为，范仲淹等人的方案"先策论后诗赋"仍是通过文章取士，并不符合"乡举里选"的原则， 不能革除科举弊端，要求"还乡举里选，复序升默，以教育而察纠之也"。

同年三月，赵祯要求进一步讨论科举改革方案。于是翰林学士宋祁等人上奏，认为"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 于是提出了"立学舍，保明举送之法"的科举方案，也就是说要把学校教育与取士制度结合起来， 主要内容包括： 兴学校；实行入学保荐制度，以考察入学者的行止；学校教育与解额关联制度。

就在激烈讨论的当天，一向拖沓的大宋朝廷居然难得的达成了上下一致。 大家根据会议讨论内容下了一份关于改革贡举制度的诏书，要求"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行实"。 也就是说，这是一套以"学校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所谓"乡举里选"方案。 只有到了省级大学里面学习，才有资格参与"国家公务员考试"。 自此"乡举里选”这项由先秦直接“保送官员”的制度，彻底变成"保送大学生"。 而这项教育制度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不了了之。

到了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年代，科举改革也成了熙宁新法的重头戏，这时期的科举改革也披着"乡举里选"外衣，却产生了新的含义。 王安石等人实行“太学三舍法”的学校取土制度，裁定的"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其改革的目标集中在统一思想、培养"治国"人才上面。

针对神宗的科举改革意图， 王安石于熙宁四年二月呈《乞改科条制札子》，明确要求兴学校以统一士人的思想：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宋廷随之实行太学三舍法以实践这种所谓的"古法"。

就这样， 庆历年间以"学校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乡举里选"，到熙宁年间已经发展为"学校取士"。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 大观元年（1107)年宋廷又根据蔡京的建议，实行所谓的"八行科"取士 ，即按照孝、梯、睦、姻、任、恤、忠、和等八种美德推举人才，保荐入太学，再通过三舍法取士，以此进一步恢复理想中的"乡举里选"。 于是，"乡举里选"再次成了"道德选举"的重要手段。

只要考试涉及到了道德层面，那么作为朝廷官员这种满口仁义道德的政治动物，就别想用道德去作为衡量标准了。 《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层出不穷的"请托"和"舞弊"现象，这项"王安石变法"中的真经， 被蔡京这歪嘴和尚直接念成了别的曲调，高考的"福利"变成了"腐利"， 直接让这项制度趋于崩坏的边缘。

宋朝前期和中期的大臣智商集体在线，后期的大臣们基本就不在线。 南宋的朱熹从故纸堆里扒拉出程颐当年的取士方案，如获至宝。朱熹上奏疏说：

这个建议能不能革除流弊咱不知道，但是皇帝绝对看出来这厮是在吹牛弊。 因为谁都知道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官僚机构。

程颐这一派的主张是按照古老的"乡举里选"的原则改革科举， 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吕大临、程颐、程璟， 改革的核心内容正是限制皇权。 这个方案的拥趸们认为，赋予官员自由保举士人的权力，其实是从皇帝手中分得了一部分取士的权力。 陆九渊甚至提出了完全舍弃科举，采用乡举里选法的方案， 从根子上说其实是要摆脱皇权的束缚。

而削弱专制权，是任何一个当权者都无法容忍的事情， 不过这个方案本身就不完善，连咣咣砸缸的司马光也承认"然举荐之法即行，则干求属请诚所不能无也"。 所以这个取士方案从来没有受到皇帝的喜爱。

皇帝真正喜欢的还是苏轼这一派，苏轼敏锐地洞察到宋代科举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国家选拔人才是为了更好的为皇权服务，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 认识到了这一点， 苏轼就认为恢复“乡举里选”不过是脱离实际的复古之论。 "统一思想，扩张皇权"完全符合皇帝的利益，这也是宋神宗最欣赏的苏轼奏议的地方， 说明科举改革的目的只能是加强皇帝的选士权力。

白羽点评： 儒家理想中的"乡举里选"是以选官权力落实到地方 社会 为前提的，与科举加强集权是背道而驰的。 宋代的科举改革虽然打着"乡举里选"的旗号， 但是只有智者才没把这种老掉牙的东西当回事。 所以论争的结果要么是庆历新政中对"乡举里选"的肆意曲解，要么是王安石变法中因自相矛盾而注定失败的科举政策。 究其原因不过是加强皇权与限制皇权两种对立因素的对撞罢了，也是国家与 社会 力量之间的博弈而已。

成都理工有二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前二年获得多项国家级大奖。昆工和重邮有几个？科研成果方面和成都理工不是一个档次的，

成都理工大学为什么会被评为“一流学科”高校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教育界的一个“迷”。无论是从多方面来考核都感觉没有说服力。说学校名气吧没有昆明理工大学强，说学科建设吧才一个B+学科还是“冷门”真的不如重庆邮电大学，说地区政策照顾吧，成都已经有四川大学、电子 科技 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 财经 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反正我是没搞懂为什么？

相比而言，昆明理工大学无论是学科上榜数量，还是受欢迎程度，甚至在云南的地位都应该是“双一流”成员。至少我觉得比成都理工大学更有资格，重庆邮电大学在重庆最多也就第五的位置，毕竟重庆大学和西南大学的位置不可撼动，同时西南政法大学、陆军军医大学和重庆医科大学在相关领域都比重邮排名更高。但和成都理工大学相比还真的有些优越感，为什么昆工和重邮不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成都理工大学是呢？反正我不知道原因？

确实对四川的教育看不懂，许多明明很普通的高校，却获得上层的照顾和支持。

例如，

电子科大跟西安电子科大，实力相当，可电子科大是985，一流高校，西安电子科大却成了211，一流学科。

农业方面，袁隆平母校西南农业大学，是重点大学；而四川农业大学，不过是个位于雅安的籍籍无名的省属高校。可川农却成了211双一流，西南农业大学却没评上，最后还是靠和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才搭上末班车。

成都中医大学，全国排名中下，是6所双一流中医药大学中最差的，即便中医药领域，也有一堆实力比他强的院校没评上的，反而它成功入选。

包括这个成都理工大学，实力非常普通，竟然也进入了双一流？

以致成都双一流数量，仅次于京沪和江苏，高于高教重地湖北，跟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妥妥的高教高地。

只能说国家对四川的高等教育，是在太照顾了。

我的同学和亲友，分别读过重邮和就业成都理工，昆工是老牌名校

主要还是地区效应，成都的区位优势，在昆明、重庆面前，在整个西部，还是明显的，成都市的高校，更容易形成高质量的师资力量，更容易招收高分学生，学校就更容易办好

我表弟，重邮毕业，上海的研究生，大学教授，三年前去了成都理工，相比之下，成都理工的财政支持力度要大些，容易拿到科研项目，也就是容易形成良性循环。

昆理和重邮都是一些理论上的，成都理工是解决地质划破等等实际问题。所以成都理工得到了国家两个重点实验室。纸上谈兵的都没有。

成都理工大学不如西科大，不如川农，不如重邮，和西南石油大学和重庆工商大学差不多的。

什么叫综合实力更强这是仁智各见的看法，目前通行的作法是看学科评估的成绩。但不同的学科怎么比较犹如一米和一斤比谁都不好下评论，通讯工程B的成绩就比不上中医药的A不同类别间进行比较就犹如鸡同鸭讲。其次学科评比是名次比较类型，例如你参加一次百分制数学考试考了九十分，但你名次在十名开外，评定为B，另一二货参加百分制物理考试，考了三十分，名次第三评为A，你能说综合实力A远超B(因为中间还差着几级)!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不同学科间不好比较!

第二点学科评比本身还有很多不足不当之处。在数量比上，学校可将相近相关论文打包给某学科，像田忌赛马样操作，这使得有的名次出人意外(成都理工原来A+后变B)，这一类操作网上多有报道就不多说。还有一类权重比，为了更好说明我举例南大地质学A+，地质学科数目，地质学师生人数都比不过成都理工，吉林大学，中国地大等老牌地质院校，但南大有地质学院士后，多年运作使南大有多名地学院士(中国院士是推举制，主要由老院士推举，老院士话语权很大，使得某些院士其徒子徒孙都是院士，外来者很难进入)，院士的权重很大，话语权大，像地质类学科，南大门类不如老牌地质院校齐全，其毕业生也不如老牌地质院校受一线部门欢迎，但其权重大，分值高所以为A+!另外双一流评选中，中医药类院校大量入围也让人争议。所以学科评比有争议处大不能简单看评定等级。

有了对学科评估简单了解后再来回答问题就客观容易多了!昆明理工在冶金方面成就和行业认可度虽高，但就这一学科影响不如成都理工在地质类学科影响大，成都理工地质类学科群齐全又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业内口碑一流，而昆工和重邮在各自最强专业上并非全国一流，昆工王牌在中南大学，北京理工，北京科大面前无优势，重邮在两电一邮前无存在感，更不说清华中科大!而成都理工地质类可以同任一学校一战，包括中国地质大学。你看今年院士评选，成都理工人数超绝大多985高校，说明其在地质类上的实力〈但学校平台的原因，应该最后很难当选，当年的郑成善教授在成都理工评不上院士，于是不搞科研了搞工作调动，调到中国地大有了好的评院士平台才成为院士>，地质类一流学科设在成都理工，外行看到的是B的成绩觉得不理解，但业内人都无太大争议，地质类学科群齐全的有多少高校一流学科是按学科来的，而不是什么校友会排名等，这是国家正常操作，各校有各校特点。

不知回答是否满意，得罪的各方请见谅，问题很多的评比让争议大，但提问问得太幼稚了!

看不懂就对了，211、985、双一流，很多都是一笔糊涂账。想农学类院校，中农和西农进入985，但西农进985差不多20年了，但农学学科还是不如211的南农和华农。

先问是不是。

你简单统计下云贵川这三个学校的收分线，很明显成都理工要比这两学校高一个档次。

2008年重庆一号工程应届生招聘的时候，成都理工工资跟211大学是一样的。比二本多几百块。

你有这种看法，说明你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根本不了解。

高考制度恢复之前大学都不再自主招生，大学新生都是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报名者条件是必须当过三年以上的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毛主席认为这样做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弟的局面，会给工农子弟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很快，干部子弟就又占了新生的多数。因为大学停止招生之后，很多干部子弟也开始从事工、农、兵行业，大多都具备了大学新生推举的条件。

周雪光认为，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很容易出现政治腐败。同时，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的不一致，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高中生。

扩展资料

高考制度废除的原因：

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地写下《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

此时，同在西城的女一中（现161中学）有如与男四中相呼应一般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

196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推迟可不是半年，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

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虽然招生还在进行，但统一形式的高考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

凤凰网-1966年文革当时为什么取消高考

刘毅认为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是权宜之制，没有选到人才，而有八害，于是上疏说：

我听说：执政者，以量才授官为本，此事有三难，但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人物难知，这是一；爱憎难防，这是二；真伪难辨，这是三。如今设立中正，评定九品，高低随意，荣辱在手。有皇帝的威福和朝廷的权势。爱憎和虚实全在于己，对公不负考核之责，对私不怕告发。用尽心计，钻营各方。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得过且过的习俗形成了。天下纷乱，只争品级和官位，没听说谦让，我为圣朝感到羞耻。

描述情况以抓住才能为清正，评价人物以实事求是骂公平，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明。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光明面；歪曲事实是动乱灭亡的阴暗面，不可不明察。然而人各有所长，全才很少。才有大小，成名有早晚。改邪归正，应得到常新的回报；怀才不遇，应得到正直的美名；深谋远虑而不计小事，应得到超凡脱俗的评价；率真自然而不事修饰，应得到清纯实在的声誉；行动不多而才能优异，应得到器重和信任的重用。所以三位仁者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却都很合义。陈平、韩信在乡里被人取笑和侮辱，却为帝王建功立业；屈原、伍子胥不为君主所容，却名留青史，这是恰当的评论所要昭示的。

现在的中正，不看真才实学，专门依靠帮派利益；处事不公，专门根据个人感情。想要给的，作假以助他成名；想要让他下的，便吹毛求疵。品级的高下随着势力的强弱为转移，是非由个人的爱憎来决定。追随世道的兴衰，不顾真才实学，衰弱则降下，兴盛则扶上，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就发生变化。或以贿赂使自己通达，或与计吏同行以求晋升，依托他人的人必能达到目的，恪守原则的人困窘悲伤。对己不利，必见残害；有利于己，定要得到。所以上品官员没有出自于贫贱之家的，下品官员没有出身于有权势的大族的。即或有之，亦另有原因。欺君欺世，实为乱世之源。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弊病之一。

设置中正，用州里之清议，大家都服从，可以镇住不服的，统一言论。不是说一人就能知道一州的人才，他如不知被品评者便不能被评。如此，自孔子以上，至于庖牺，都有过失，都不行，为何祇责备平常人!如果特别不善，自然可以重新选择。现在重视他的职权而轻视其人，确立高下的等级后，回访刁攸。他既不是州里所归顺的，也不是职权所设置的。现在询问他，让正确的归顺于不服的，让不主事的来决定事情，由此助长谗言，产生矛盾，这好像不是设立中正的本意，而是治理世俗耍深加防备的。主事者与刁攸好，刁攸降下品级又被选为二千石的，已有数人。刘良提高刁攸降下的品级，石苞惩处刁攸所干的事，全州到处是互相论难的言论，憎恶的仇怨在大臣中结下。妻妾诉讼，给吴、楚带来灾祸；斗鸡事件，使鲁国蒙受灾难。于是便有人伦相争而朋党产生，刑狱滋生而祸根结下。这是其弊病之

本着设立品级的原则，就是要使人伦有序，就像把鱼串成次第排列的样子。设立九品，把下等也列入品级，就是说才能和德行有优劣，人伦辈分有前后。现在的中正，为自己长远打算的，则压制一方，使无上品；*乱卑劣下等的，则不按次序提拔，并能容纳他。公家的品级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君子无怨，国家政治无惩治奸臣的措施。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于是使优劣和前后颠倒，把高贵和优秀的人才定在平常品级以下，把背有不孝之名的人放在最前面。这是其弊病之三。

陛下登基，开启天地的善心，发布广开言路的韶令，采纳忠诚的言论，遍览天下的民情，这是太平之基，罕有之法呀。至于赏罚，自王公以至百姓，都用法来加以规定。设置中正，委以一国的重任，却没有赏罚的准备。人心多诈，清平的很少，所以怨恨诉讼的很多。听任它则揭人隐私不止，禁止它则侵犯无辜没有尽头，办案虽烦琐，仍胜过侵犯无辜。现在禁止诉讼，则堵塞一国之口，培植一人势力，使得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各被冤枉者揣着怨气和真心话，惟独没蒙受到天地无私的恩惠，而长期滞留在邪佞之人的选举之下。使得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达。这是其弊病之四。

早在圣世之时，想要改善民风，安抚百姓，就要提高乡里的道德，推崇六亲的行为，礼教学校互相一致，这样便与不贤有了分别。乡老写下他的善献给天子，司马根据他的能授予官职，有关部门考核业绩来决定升降。所以天下人后退而自修其身，乡里有道德，朝廷有公正，浮华奸邪之人无处容身。现在一国之士数以千计，或流落他乡，或在异地谋求衣食，相貌尚且不认识，谈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不管中正知与不知，遇上应当品评之时，从官府采得美誉，从流言取得坏名。只信自己就会被不了解所蒙蔽，听信别人就会被彼此的局限所限制。对于认识的人仅凭爱憎，对于不认识的人仅凭关系。既不是乡老记录上的声誉，又不是朝廷的考核。于是使做官的人，舍近求远，弃本逐末。官位靠乞求而得，不由行为确定，评定品级不考核功劳，朋党的吹捧不实。这是其弊病之五。

一般之所以立品级看表现，是为了求人才以治民，并不是十叮羁名誉，分别好坏。孝悌本不能用于朝廷，所以家庭以外祇能讲义而不能讲情。已经做官，职权有大小，事情有难易，各有功报，这正是人之实用，职务之所在。现在却相反，到了报功的期限，虽然职位很高，却处于很低的品级，没有政绩的，却获得很高的品级，造就压抑了有功劳的人而崇尚虚名。对上使朝廷的考核名存实亡，对下帮助了不务实际、拉帮结派的人。这是其弊病之六。

官职的设立要针对不同的事，人的能力也不相同，发挥了他的才能则成功，失去了则失败。现在不问才能是否合适，只管让他登上九品。依品级来选取人，并不是他的才能达到了；依表现又被品级所局限。如果表现符合实际情况，品级和表现仍相妨碍，就会被选举束缚，使不得专注才能。何况今天的中正，与他疏远的，就贬低人家的长处，与他亲近的，就掩饰人家的短处。专讲空话，以为虚名，则品级和能力不符，怎么能够处理事情这是其弊病之七。

以前为九品所颁的韶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很少有所忌讳。今天的中正，降职不明示对方错误，晋升不罗列对方善举，废弃褒贬的宗旨，仅凭感情，清浊相混，以达到个人目的。所以违反早期制度，大造声势，来煽动众人，使他们都归向自己。晋升者没有功劳来激励他，降职者没有错误来惩戒他。奖惩不明，则风气污浊，天下人又怎能不懈怠德行而专心于人情事故呢这是其弊病之八。

由此而论，立中正而没选对人，给他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约束，所以奸邪猖狂，冤狱遍地。虽名为中正，实际是邪恶的处所；其事虽在九品，却有八害。或在亲戚中结下仇恨，或在骨肉中产生猜疑，当身陷于仇敌当中，子孙躲开祸害。逭却是历代的而非仅是现在的灾祸。所以君主审时立法，防奸消乱，没有不变的制度，所以周沿袭殷，有所增减。到了中正九品，古代圣贤都不用它，难道是被此事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吗，是注重政治教化而不用它。自魏建立以来，没见它得到人的功劳，却带来仇恨和不厚道的毛病。伤风败俗，无益于教化，古今的失误，没有比遣更大的了。我认为应当罢免中正，废除九品，放弃曹魏的有弊病之法，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

上奏后，皇帝优韶回答他。后来司空卫罐等共同建议应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古代的乡里议论推举制。皇帝并没有实行。

渤海大学历史系

南京师范大学前身可溯源至清末壬寅年（1902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拟在江宁“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学堂成立后定名三江师范学堂，是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先驱。

1906年李瑞清主持校务，改名两江师范学堂。学堂最初以培养当时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新式中等学校师资为办学宗旨，师范教育学科为基础学科。

民国以后，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东南大学教育科、第四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江苏大学教育学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南京大学师范学院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为基础，合并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师范教育有关科系，独立建校，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组建南京师范学院。

1984年1月，南京师范学院改名南京师范大学。2000年3月，南京动力高等专科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大学。

扩展资料：

清朝末年的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清朝政府迫于形势，开始推行“新政”。刘坤一与张之洞光绪27年（1901年）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清光绪28年（1902年）采用近代新学制。

同年5月3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廷上奏《筹办学堂折》，倡议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呈请开办师范学堂；

1903年2月，继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拟于江宁“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

1903年2月，继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并委派缪荃孙率员赴日本考察，随后又聘其为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负责筹建工作。

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

1905年，因学堂名称意义不清而造成若干纠纷，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06年，李瑞清出任监督，停办初级师范本科，增设公共科（即通识科）、分类科（即专业科），创设中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图画手工科。

至1910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已设有国文外国语部、地理历史部、数学物理化学部、农学博物部四部。

1911年底，因辛亥革命，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陷于停办。

1914年7月15日，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委任江谦为校长，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原址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聘留美学者郭秉文为教务主任、陈容为学监，并让二人回国之前考察欧美教育制度，同时延揽师资。

1915年9月10日，南京高师正式开学，最初设国文、理化两部及国文专修科，之后又陆续对科系进行调整。

至1920年，学校已设有国文史地部、数学理化部、英语专修科、教育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和商业专修科。

1919年，南京高师校务会议通过《改良课程案》，在中国率先实行选科制（学分制），同时又在时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的陶行知的倡导之下，率先推行以教授如何学习为重点的“教学法”以代替旧有的“教授法”。

同年12月，南京高师校务会议又通过陶行知提议的《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并顶住各方压力于翌年正式录取8名女生和50多名女旁听生，开历史先河，成为中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校的高等学校。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设立的教育专修科，成为后来教育学院、师范学院的前身。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起开始实行大学区制，国立东南大学合并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1928年2月更名为江苏大学，遭全体师生反对后，于5月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29年8月大学区制废止，国立中央大学不再负责江苏省的教育事务。中大医学院及商学院因在上海，于1932年7月独立建校。

1935年，中大再度创办医学院，至此，中大共拥有文、法、理、农、工、医、教育（后更名为“师范”）七个学院，直到1949年，一直是中国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3]。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吴有训出任中大校长，着手筹备学校回迁工作，1946年11月1日中大在南京开学。文、法、理、工、师范学院和一部分农学院学生在四牌楼本部上课；医学院、农学院及理工学院的一年级新生安置于丁家桥分部。

至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各院系无大变更，研究院增设经济、社会、法医三个研究所。此时中大师范学院下设教育系、艺术系、体育系和体育专修科。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去国立二字直接称为南京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师范学院独立，合并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师范教育有关科系，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1913年筹建、1915年在绣花巷成立、1923年迁至随园、1930年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原金陵女子大学随园校址组建南京师范学院。

1984年1月，南京师范学院改名南京师范大学，简称南师大。2000年3月，南京动力高等专科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逐渐建成以师范为特色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