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谭嗣同。
竹子的品质是谦虚、有气节、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戊戌六君子”中,为变法流血的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个人。
人物: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人物:郑板桥
郑燮,即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的画家、文学家。康熙年间秀才、雍正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他中进士后曾历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后来以请赈灾饥民得罪上司,乞疾归,一辈子最高仕途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七品芝麻官”。
竹子品质:
竹子在清风中瑟瑟的声音,在夜月下疏朗的影子,都让文人墨客深深感动。而竹于风霜凌厉中苍翠依然的品格,更让诗人引为同道,因而中国文人的居室中大多植有竹子。
王子酞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无可医。”显示出竹的悠久文化精神已经深入士人骨髓。
明月如霜,凉风如水。庭院中翠竹依阶低吟,挺拔劲节,即有梅花凌霜傲雪的铁骨,又有兰花翠色长存的高洁,并以它那劲节、虚空、萧疏的个性,使诗人在其中充分体味君子之风。
“劲节有高致,清声无俗喧。”它的“劲节”,代表不屈的气节;它的“虚空”,代表谦逊的胸怀;它的“萧疏”,代表诗人超群脱俗。
"沉繁削尽留请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体现的哲学道理:
1、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
2、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出自郑板桥晚年时画的《竹石图》
原文: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去掉沉繁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图中一瘦石兀然而立,几竿修竹傍石而生,竹身清秀挺拔,竹叶疏密错落全幅画虽不着色,却使人感到青翠的秀色和超然的风韵画家自己为这幅画题诗:"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意思是自己画了40年竹子,白天作画,晚上思考,终于悟出去掉繁杂提炼精髓才能画成功的道理,才能在十分的熟练中创造出不同凡响的新风貌
诗人一生画竹、写竹,回顾自己的经历,感慨良深
前两句是说绘画写作,要精进用心才能成功
“冗繁削尽留清瘦”,则说写诗作画,其实都是和做人一样,到了能够删繁就简的时候,才算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画到生时是熟时”,则寓含了一个更深的道理,其实就是艺术追求的三个阶段:生、熟、生他曾有画竹三境界的说辞:“眼中有竹、胸中有竹、胸中无竹”当然,他这是借用了禅家“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境界说
画竹如此,做人难道不也是一样的道理么因此,有人就说,文如人,画亦如人
-----摘录《禅的诗书画》一书
自小刺头深草里, 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 直待凌云始道高。
这首小诗借松写人,托物讽喻,寓意深长。
松,树木中的英雄、勇士。数九寒天,百草枯萎,万木凋零,而它却苍翠凌云,顶风抗雪,泰然自若。然而凌云巨松是由刚出土的小松成长起来的。小松虽小,即已显露出必将“凌云”的苗头。《小松》前两句,生动地刻画出这一特点。
“自小刺头深草里”——小松刚出土,的确小得可怜,路边野草都比它高,以至被掩没在“深草里”。但它虽小而并不弱,在“深草”的包围中,它不低头,而是“刺头”——那长满松针的头,又直又硬,一个劲地向上冲刺,锐不可当。那些弱不禁风的小草是不能和它相匹敌的。“刺头”的“刺”,一字千钧,不但准确地勾勒出小松外形的特点,而且把小松坚强不屈的性格、勇敢战斗的精神,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一个“刺”字,显示出小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小”,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必然由小转大。不是么?——
“而今渐觉出蓬蒿。”蓬蒿,即蓬草、蒿草,草类中长得较高者。小松原先被百草踩在脚底下,可现在它已超出蓬蒿的高度;其他的草当然更不在话下。这个“出”字用得精当,不仅显示了小松由小转大、发展变化的情景,而且在结构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出”是“刺”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凌云”的先兆。事物发展总是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故小松从“刺头深草里”到“出蓬蒿”,只能“渐觉”。“渐觉”说得既有分寸,又很含蓄。是谁“渐觉”的呢?只有关心、爱护小松的人,时时观察、比较,才能“渐觉”;至于那些不关心小松成长的人,视而不见,哪能谈得上“渐觉”呢?故作者笔锋一转,发出深深的慨叹: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这里连说两个“凌云”,前一个指小松,后一个指大松。大松“凌云”,已成事实,称赞它高,并不说明有眼力,也无多大意义。小松尚幼小,和小草一样貌不惊人,如能识别出它就是“凌云木”,而加以爱护、培养,那才是有识见,才有意义。然而时俗之人所缺少的正是这个“识”字,故诗人感叹道:眼光短浅的“时人”,是不会把小松看成是栋梁之材的,有多少小松,由于“时人不识”,而被摧残、被砍杀啊!这些小松,和韩愈笔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千里马,不是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吗?
杜荀鹤出身寒微,虽然年青时就才华毕露,但由于“帝里无相识”(《辞九江李郎中入关》),以至屡试不中,报国无门,一生潦倒。埋没深草里的“小松”,不也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由于诗人观察敏锐,体验深切,诗中对小松的描写,精炼传神;描写和议论,诗情和哲理,幽默和严肃,在这首诗中得到有机的统一,字里行间,充满理趣,耐人寻味。
1、武克雄
武克雄 笔名婴叟,男,汉族,甘肃甘谷人,1914年生。幼承祖训酷爱书法,30年代受业于范振绪,初习《勤礼碑》《张迁碑》诸碑及《兰亭序》《圣教序》等。
40年代转入魏体《郑文公碑》并选临《龙门二十品》及《石鼓文》,曾受魏振皆、丁希农、黎雄才等人教正,晚年专心于魏体,得力于《爨龙颜》《爨宝子》并习《泰山经石峪》以张其势,继临《匡喆刻经颂》以撷金石味。
2、李复
李复,男,号陇西子,光绪十年(188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江阴市一户中医世家。本名李寿甲,成年后又改名李建初。学过中国历史上百余种字体。
之后将它们整理起来,编成一部经典。著有《江阴李复—四体书篆刻大观》传于后世。生平私立过学堂,教过无数学生,这些人很多都成为了国家骨干。
3、郭桂芳
郭桂芳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少年好学,遍读诗书。光绪五年(1879年)恩贡进选,先后任县、州教谕。桂芳工于书法,所有唐宋诸家碑帖,皆摹临之。
尤下功夫攻习颜、柳书体,后其书法自成一格,名播汝、颍、寿、项各地,《太和县志》曾记其事,云其:“字盖颍州六属,有笔挥五湖秋之气概。”桂芳一生为人纯厚,气量宽宏。从学者皆赞其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品德。其弟子遍及汝、颍。
4、俞云
俞云,字瘦石,号耶佛,浙江绍兴人。精篆刻,画山水学娄东、虞山两派,尤注意于气韵。每作画先运气功,正襟危坐以凝神静气,然后动笔,笔不停挥,顷刻而成,无论繁简,均有静穆之气。
5、韩健
韩健,男,1939年生,陕西西安市人。
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与找矿专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退休前就职于中国地震局防灾科技学院,现任燕郊重九书画联谊会会长。
自1957年赴青海高原工作起,先后从事过煤、铜、铅、锌、铬铁矿、锰等矿产的地质普查勘探、区域地质综合研究和地震地质的野外考查、综合研究与教学工作。曾任技术负责、综合研究组长、教研室主任、工程地震及地球物理系副主任、计划财务处长等职。
工作成果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及国家地震局高等学校地震类专业优秀教材三等奖和其他等奖励。
自幼受家庭环境熏陶而喜爱书画。参加工作五十年来,在紧张工作之余,在幼学的基础上自学书法,以其修心养性、陶冶情操。特别是在退休以后,遍临正、行、草、隶、篆名家碑帖。
-武克雄
-李复
-郭桂芳
-俞云
-韩健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板桥是他的别号。他生于一六九三年,卒于一七六五年,祖籍江苏扬州兴化县人。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他工诗词、擅文章、精于书法、绘画,尤其擅长画竹,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清代时期乾隆年间著名书画家和诗人。他的“三绝”诗、书、画中,怪异之作俯拾即是,甚至连他的创作论亦颇奇谈怪论。他时时好发寄语,称自己的作品是“掀天揭地之文,震雷惊电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故此,他又被人们称之为“扬州八怪”之一。
“扬州八怪”(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鳝、郑板桥、李方膺、罗聘),在当时这八位艺术家在政治态度、生活作风、书画创作等方面都不同于社会流俗,他们的为人有明显个性,他们的作品,有独创风格,他们的书画就形成了“扬州画派”、“扬州八怪”,而郑板桥更是 “八怪”之中的佼佼者。
郑板桥的一生,经历了三个帝王。在科举道路上,历经了三个阶段: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他四十三岁那年,也就是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考中进士,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他五十岁时出任范县知县,后调任潍县任知县。后因赈灾事触忤上司而辞官,寓居扬州,后以卖画为生。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立身名言。板桥的“难得糊涂”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典故呢。相传,清乾隆十六(1751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做县令已历年,当时潍县归莱州管辖。他早就听说莱州郊外的文峰山上有一通《郑文公碑》,此碑在我国书法由隶转楷的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公务繁忙,他一直无暇去看。是年9月19日,郑板桥到莱州办完公事,天色尚早,经人指点,他爬上山,找到了这块通碑。他如获至宝,就聚精会神地欣赏研究起来,直到夜幕降临,碑上的字迹再也看不清才只好作罢。当他回过神来,举目四望漆黑一片,才感到为难了,下山的路不熟悉,无法下山。可在这荒山野岭怎么过夜呢?寻思好久,忽然发现山上有一处灯光。于是,他便摸黑朝灯光方向走去。到了跟前,见是一所宅院,他叫开门,房主人是一位老者。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来意,看来,房主人对他早有所闻,热情欢迎。吃过晚饭,二人便叙谈起来。从国事到民事,谈得很投机。最后,房主人提出,他有一方石砚,尚无砚名,请郑板桥留下墨宝。他欣然应允。房主人拿出一方长方形巨砚,并备好笔墨纸张。当郑板桥思考砚铭内容时,才对房主人说:“你看,我只顾和您说话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呢。”房主人说“我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姓大名,只不过是糊涂老人罢了。”郑板于是写下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主人看过,心灵有所触动,于是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在乾隆朝中为官数年,后来因不满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等腐败行为,自己又无回天之力,于是便辞官归隐山林,颐养天年。郑板桥听完,感到意犹未尽,见四字下尚有空白,于是又写下了:“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难得糊涂”四个字它是一种愤激之词,这就是说,一个清醒的决看不惯当时世俗的黑暗,只有使自己变得糊涂,才能免生闲气。但正直的人又总是糊涂不起来,故而糊涂就更难得了。
郑板桥想糊涂又糊涂不了,原因在于他又是极聪明之人,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无法糊涂。
本来,不糊涂却要装糊涂,这就很难。尤其是什么时候该糊涂,什么时候该清醒,这个方寸就不易把握。所以板桥慨叹“难得糊涂”!这“难得糊涂”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感慨,多少叹息,多少沉重,多少忧伤,又有多少不满,多少牢骚在其中。
故尔,“难得糊涂”的智慧,实际上包含着一种韬光养晦的世故,或者叫作应世技术。当人处在某种险恶的形势下,而又对这种形势无可奈何时,“糊涂”的智慧,可以起到一种应付时局,摆脱困厄的作用。也能寄寓于许多哀痛与沉重。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正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哲理睿智的启迪。其实,“难得糊涂”是哲人面对芸芸众生的执迷而发的机言智语。它犹如禅宗的偈语,是需要用心体悟的。板桥想让人们从中悟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太深于世故,太精于钻营,不要一味去争,不能功名利禄总是放不下。“糊涂”一点,能让人得到一种安宁,一种轻松,一种坦荡,一种悠然,一种自在。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此言一出,就成了珍品,故此当时许多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鸿儒巨商,都恭恭敬敬的把“难得糊涂”书为条幅,悬挂于厅堂之上,奉为格言警句,顶礼膜拜。
清官为民不染尘,是郑板桥做官的准则,他在五十岁时,出任山东范县知县,后调任潍县知县(今山东潍坊市)知县七年。他在任职期间,为政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断案公正,为当地老百姓做过一些好事。比如,遇到荒灾之年,他日夜勘察民情,为保全百姓性命,他来不及向上级申报,就果断地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再如,他还曾“捐廉代输”,用自己的俸禄替贫苦百姓交纳赋税。为此他作过很多诗词,如:《逃荒行》、《还家行》、《孤儿行》等,都是忧国忧民之佳作。
郑板桥居官谨慎,唯恐不了解民情而办错事,他做官一心有功于国,有德于民,关怀人民,同情百姓,这些思想在他的题画诗《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有所表露。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居住在县衙里,夜间无眠,听到风吹修竹发出了萧萧的声音,由此产生联想,想到民间的疾苦;并且感慨深沉地表示,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县官,无力解民这倒悬,可是百姓的种种苦难却是沉重地萦系在自己的心头的。
郑板桥在任潍县知县时,为帮助灾民度过荒年,他大兴工役,修城凿池,以工代赈,招来饥民就食赴工;以尽封当地豪坤粮仓,并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流供应,就这样救活灾民无数。这些政绩在郑板桥的行书代表作《修城记》中详细记述。
《修城记》的碑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天地有春必有秋,国家有治必有乱。”板桥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第二部分:“潍县地界海滨,号称殷富,一旦有事,凡张牙利吻之徒欲狼吞而虎噬者,潍其首也。”对潍县的公正评价和讲了修城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本县先为之倡。首修城工六拾尺,计钱三百六十千。”板桥以身示范,带头捐资修城。第四部分:“其余各任各段,各修各工,本县一钱一物概不经手。”板桥用了“承包责任制”的办法,分段包干修城,而自己则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修城记》通篇仅用了200多字,就全面阐述了修城的宗旨和修城的重要意义。时至今日,这篇《修城记》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辞官隐居画清竹,是郑板桥的最终归宿。郑板桥在知县任上,因替百姓诉讼,办赈济,如实上报灾情,减免农民一切赋税,开国库放粮救灾。但由于其他地方官员为了邀功而隐瞒灾情,郑板桥是正直的官员,不肯为虎作伥,终因他为赈灾之事遭到了“大吏”的指责和大户的反对。他也深感自己“无回天之力”了,只好“放一著,退一步”了。于是,便在乾隆十八年(1753)愤然辞去县令,回到老家扬州,当年他已六十一岁了。当他去官之日,潍县百姓倾城而出,含泪相送,使他倍受感动,板桥对潍县父老惜别依依,曾画竹题诗留别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藁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作为地方官,板桥离开范县时一尘不染,告别潍县时又两袖清风,这坚贞高洁的情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在他走后的许多年里,潍县的百姓家里都供设他的画像,以表达敬慕之情。
郑板桥回到家乡江苏省兴化县(今兴化市)后,小住一段时间,便到扬州寓居,以卖画为生。
郑板桥精于绘画,尤其擅长画竹。画出了得意的画幅,他又喜欢题上一首诗,或是写上几句话,把自己的感受,体会说出来,也往往记述有关的事情,或者引发一些议论来。他的题画诗极富特色。与画相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语言清新、质朴,用句生动、传神;诗中常见哲理警句,如珠似玉,莹莹生辉。或写兰、竹,或写菊、石,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渗透着画家浓厚的情感意识,读之令人回味悠长。
郑板桥为什么愿意画竹?这是因为竹子有很多可爱之处。它具有青翠挺秀的形貌,可供观赏;它的笋芽可供食用,枝干可制器物,叶子可作药材,有着多种实用价值。此外它还具有好多可以用来比喻人品的特质:枝干中空,这叫做“虚心”;节段挺直,这叫做“劲节”;经霜不凋、迎风傲雪,有耐寒的操守;没有秽气,不招虫蚁,有洁净的品行;如此等等。于是,竹子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品德的象征和寄托,被称作“君子”,被视为“良友”,故而文人画竹,蔚为风气。
郑板桥画竹,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既不同于宋人文同的茂密,又不同于元人吴稹的丰腴,而是简净疏朗,挺拔刚劲。他多用简笔能在一枝一叶、三竿两竿之中传神写意,显示性灵,气韵,也显示他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笔墨越简,越要求准确、精炼,越要求高度的概括集中和适当的夸张突出,必须匠心独运,惨淡经营,才能收到“一以当十”的艺术效果。郑板桥努力去追求这种境界,他有一首《题竹》诗,曰:“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洒夜间思。冗繁删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一面创作,一面思考,删除只表现形貌的繁枝冗梢,保护能传达神韵的劲节秀叶,笔下不断地出现新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待到往往因为新颖而感到生疏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成熟,道出了画家自己“四十年画竹枝”的艺术经验,概括了艺术发展的规律。
郑板桥才识放浪,“性落拓不羁”,常“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他在一幅《兰竹图》上题道:“昨日大醉不能画,今日作画还酒价;价劣余钱更饮之,喷出竹兰颇潇洒。兰花不过十数箭,竹枝只堪盈一把;却有清光伴读书,与君相对寒灯下。”
读此首诗可体味板桥豪爽之性情,亦可感受其五味之心态。真可谓苦中求乐,乐中有苦,苦乐相伴,自得其乐。
还有一首《题画竹》诗云:“满目黄沙没奈何,山东只是吃馍馍。偶然画到江南竹,便想春风燕笋多。”这首题画诗是追忆自己当年在北方作官时所曾产生的怀乡之情,以借画竹寄托乡情,或者是他于从事绘画艺术创作过程中,触发了平日所积压的羁旅情怀。
在郑板桥的题画诗中,还可见一些闲情之作,看去,好似随口吟出,但却自然、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如五言诗:“邻家种修竹,时复过墙来。一片青葱色,居然为我栽。”诗中含有几分幽默、诙谐之意趣。
郑板桥画竹,画了一辈子,他有继承,更有创造,他勇于探索,也善于总结。他的画竹题记里就记载了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见解,同时,他的画竹题记又往往是优美的小品散文,短短数语,写得那么清新、自然,活泼生动,有记事,有抒情,也有议论。他的人品、画风、生活情趣、艺术主张都包含在其中,文笔简净,含意深闳。他的画竹既然早已在艺术中享有盛名。那么,他的题记,也该被我们看作是文坛上的一朵艳丽的小花。
“怪”中有道论文章,是郑板桥处事为人的人品主旨。清代文网森严,文人们俱触文网,往往大力提倡学问、义理,死钻故纸堆,出现了一大批书蛀虫式的学者。郑板桥独能反其道而行之,他最反对死读书、背教条,做“抄经摘史”的死文章。他在《偶然作》中说:“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他“不读书史”的提法,是针对当时只啃书本不面对现实生活的现象说的,这在当时已非常惊人。而他所谓“直摅血性”,意即我笔写我心,无所顾忌。心、口、笔,不依外力而转移。这就是鲁迅所提倡的“敢说、敢哭、敢怒、敢骂”的文章,也是明清两代正直文人们常说的“直性情。”
郑板桥的“血性文章”的主张,首先在内容上不信道家仙语,不从佛门禅说,更无视贤圣之人和当权者们的遗令训示,纯粹以自己的社会体验和生活感受为摹写对象,敢于在笔墨规矩之外另成方圆,自出机抒。他的“血性文章”写法要求是“不泥古法、不持已见,惟活而已”。为求活、求新、求奇,便必定首先要下一番笨功夫、苦功夫,务求先精通于一道。这正如同板桥自己在绘画诸体中“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真正做到了“彼务博,我务专”。几十年后,板桥获得了“画绝”的美称。其实,观察,体验和写作的训练过程大都如此。正如他自述的一样:“奋苦数十年,神将相之,鬼将告之,人将启之,物将发之”,文章自然会写得新奇喜人。如果“不奋苦而求速效”,一味求名逐利,浮辞求宠,那只能是“落得少日浮夸,老来窘隘而已。”写作无他途,惟勤观察。勤观察、勤感受、勤练笔方能成大手笔。
郑板桥的观察,不仅在物,不仅在兰、竹、松、石之间,更注重在社会与人生。勤察外物,顺合民情;勤察外物,内省自心。因此他的作品常能把外物人格化、精神化,把对社会的不满之气雕镂于诗文字画的具象之中,浇铸在意境氛围之内,使人切感其创作的“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的背后,总是赫然树立着一个有骨有节的“千秋不变之人”的伟岸形象。
板桥为诗文,处处体现他立定的处世为人的人品主旨,所以他的诗文常能出新出奇,常能于变能之中,做到创作主旨的不俗不浅,顶天立地,昂昂然合天下大势,而不像凡夫俗子们作文,立身处世本来就已经浅薄,尽管提笔为文时常要费心三思所谓主题,但到头来其主题仍是非俗即滥,非偏即恶,毫不真意和真价值可言。
板桥论诗提倡“真气”、“真意”、“真趣”,就这一个“真”字,便使他忍受不了现实中的浊气、腐气和邪气。在他的一些题画诗中也都表现他自己的幽洁孤高、与卑污秽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情怀,直到他临终那年画竹时还说:“官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板桥的正直廉洁,如同翠竹清风一样坚贞高洁。这在贪官成群,污吏横行的当时,确实是难得可贵的。也正因为如此,板桥的作品才独具一种于欣欣然中净化心灵的作用。
印章明志—清官。刻枚印章以明志是文人墨客最喜欢做的事。那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白,说的是真话。
郑板桥印章的一大特色,是把自己平生生活与为人处世之道一一道出。读其章能读出一个明明白白的郑板桥。按他出生地江苏兴化的民俗,10月25日为“雪婆婆生日”。郑板桥刚好生于康熙三十二年这一天,故以“与雪婆婆同生日”一印志之。“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七品官耳”以及“十年县令”等印,则简直是份简历。他历经康雍乾三世,知事,五年后调任潍县县令,直到“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愤然辞官重做“二十年前旧板桥”(郑另一印章),一共做了12年七品芝麻官。
二百年来,不少人阐释过郑板桥的“怪”。大抵说他的确是个“怪人”,画怪念头怪行为亦怪。人们只是从表象上论之,他骨子里非但不怪,而且堂堂正正。记得苏东坡当年贬在惠州,曾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爱妾王朝云:“里面装的是什么?”朝云笑答:“学士有一肚子不合时宜!”郑板桥被人视为“怪”,类此。“不合时宜”者,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之谓也。
在郑板桥那个时代,自乾隆十年开创“捐纳入仕”(买官做)后,“千里做官只为财”更成为官场风气与社会时尚,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已成家常便饭,且有一套完整的“潜规则”。而郑板桥却坚持要做个为民的清官和明理的好人。并刻了“直心道肠”、“畏人嫌我真”、“富贵非我愿”等几枚印章,明其心迹。一上任便在衙门墙上挖出百十个通街的窟窿,要“去前官恶习俗气”。在潍县时值“岁歉,人相食”,他又刻了一方“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之印,并大兴工役令饥民“就食赴工”,又开仓又勒令大户赈灾,连自己薪俸也搭上,虽活人无数却大大得罪了官绅们。
现实就是这样,谁破坏了已成的“潜规则”,不愿同流合污,便会被当作“异类”,受群起而攻之。鼻子上被涂了白粉变“丑八怪”已属小事。果不其然,两袖清风的郑板桥终被诬为“贪婪舞弊”,背黑锅丢官。所幸的是,官绅们损之为“丑八怪”,而正直者却去“丑”承“怪”赞美之,谓之不同凡俗。故“扬州八怪”二百年来一直是画苑上的著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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