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汉服的时候，适合梳什么样的发型呢？

两侧发须后扎。先洗完头发披下来，然后头发两侧捋出来一丢丢拉到头后面正中，用皮筋扎住，扎住之后绕一下。在分出一点长发放到前面。我认为目前适合汉服的只有盘发和堕马髻（不推荐，通常只有颜好气质佳的人梳堕马髻才好看。）避免过于可爱或非主流的发式，避免戴卡通，发夹等过于时尚的发饰。

相信大多熟悉汉服的同袍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出自于《论语·宪问》，由此可见不仅平时要注重穿衣，发型也是有所讲究。像我们梳头发的时候，可以首先把头发中分，然后从两边取一部分的头发给它扎起来。然后从然后扎起来的头发中间戳一个小孔，把头发从孔中间穿过去，两边都是同样的。

双丸子头在古风发型中，最常见的就是双丸子头这种两边对称的发型了。这种发型适合带多一点的朱钗，而且颜色不要太华丽。包括汉服也应该选用清新靓丽的颜色，公主头也是比较简单的古风发型，取两侧少量的秀发编成三股麻花辫，然后用头绳或者发夹固定在后脑勺的地方，稍微整理下编发的松紧就可以了。或者梳一个超高的马尾，想一个方向拧，然后对折把根部扎好，松开手之后会形成一个大麻花，然后固定麻花的位置，带发饰。

如果觉得自己不适合盘发，可以留一半披着，剩下的头发可以盘起来，配上简单的珠钗流苏发饰一样很美很仙哦！为了配上汉服的美，一定要画点妆，这样会更漂亮！简单来说，只要你对汉民族有身份认同，又真心喜爱积极正面的民族文化，那么汉服对你来说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衣服，就跟你穿T恤衬衫一样，哪来那么多条条框框。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2分）

材料一  清朝是一个与辫发纠缠在一起的朝代。单是男人头上盘旋的一条辫子，其存废留剃就与清王朝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由满、汉战争而引发的“剃发”“留发”的发式之争，虽然最后以清王朝的军事胜利而告终。……然而为挑战清王朝剃发令，很多民众起义也都发布了蓄全发令。“起义”与“蓄发”结合的历次反抗，发展到近代时期以太平天国为顶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颁布“蓄发令”，辫发被太平天国赋予阶级性、民族性等多重含义，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和目标。

——摘自侯杰《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

材料二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进呈《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以“辫发长重，行动则摇，误缠机器，可以立死。……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且垂辫既污衣，而篱发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为言，力主“断发”。……辫子是一束头发，然而他又维系着家家户户同王朝和传统的一种历史联系，因此剪辫子与否不啻是一种严肃的政治抉择。……剪辫与否本身不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多大影响，但在近代中国它显然又带有观念变革的意义。孙中山割辫子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显示了一个革命先行者同王朝的决裂。黎元洪割辫于武昌起义的枪口逼迫之下，显示了一个旧官僚在推拽之下的政治转折。袁世凯割辫于就任民国大总统前夕，显示了一个“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的人舍鱼而取熊掌的权衡。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辛亥革命最大的结果是创立民国，但是民国并没有名副其实，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能支撑民国的社会基础。所以我说辛亥革命达到了三个实质性成果，第一是剪辫，我虽然说他在1914年还有很多人没有剪，但毕竟大部分人剪了，留辫子已经是少数，剪掉辫子是多数的，所以剪辫子应该说是实现了。第二是易帜，旗换了，黄龙旗换成了别的旗。第三就是改历，以前是农历，现在是阳历了，农历虽然还在用，双历并存。

——摘自傅国涌《大变局中的小辫子》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出现的“剃发”“蓄发”之争所代表的政治含义(2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不同的历史人物康有为、孙中山、黎元洪和袁世凯有关“断发(剪辫)”的主张和行动的出发点有何不同？清朝以来辫发的变化体现了怎样的时代变迁？(6分)

（3）根据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从社会史观的角度分析“辛亥革命三个实质性成果”的历史意义。(4分)

（1）含义：“剃发”代表汉人服从满族人统治的象征；(1分)

“蓄发”代表着反抗和挑战清朝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1分)

（2）不同：康有为：侧重于富国强兵，改善国民卫生习惯，提升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1分) 孙中山：表明反满清的革命决心。(1分) 黎元洪和袁世凯：民主共和潮流下投机革命以保全自己。(1分)

变迁：“剃发”“蓄发”“ 断发”(剪辫)等都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细节体现，从社会生活角度展现了一个专制王朝向共和时代转型的巨大变化。(3分，言之有理即可。)

（3）意义：剪辫子成为民族革命的象征，标志着清政府被推翻、满洲专制统治的结束；

易帜是政治革命的表现，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被推翻，进入了追求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改历是与世界接轨的符号，标志着中国实际上融入了世界，从中国时间融入到世界时间。(4分)

说到中国的古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古代的朝代还是有很多的，当然了，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故事和事迹，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朝代的叫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朝代的统治者在不断的变化，明朝是由汉族人建立而清朝则是有满族人建立。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具体是怎样的呢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为何称“东”“西”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相比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以“南”命名并不妥当。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并不是只为了美观，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有大的关系。在清朝这段历史中，我们最容易回想起来的，就是女子们带旗头，头上戴着点翠，珠花各种精美样式的珠钗宝石，穿着鞋子，走起来风姿摇曳，是各有各的美丽之处。而男子呢，把长发编了一个小辫在脑后，是特有的发型，这也是到了后期推翻清王朝，要剪掉辫子的原因。其实最期初，人们留下这样的发型也是有原因的。

生活习惯形成的编发盘发。清朝满人执政，他们最期初生活在草原上，而古代人又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够随意减掉自己的头发，而因为长发烦恼。为了方便日常骑马，打猎出行，人人都以盘发，干净利落，方便日常活动。而入关后，男子下令剃发，女子没有要求，发髻得以保留，男子则成了小辫头。

进一步发展，女子的发髻也发展成为旗头。后来，满汉两族文化交融，满族妇女也需要在头上戴佃子等发饰，一直盘头也会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盘头发髻也开始发展。而在这过程中，和平年代，人人追求漂亮的东西，点翠，银钗，宝石兴起，旗头的出现能让更多的饰品戴在头上，于是旗头成了满族女子的特有发型。直到今天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女子保留当时的风俗，打三个耳洞戴耳环。

任何东西的出现必然都是经过时间的发展，新事物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会只有一个原因的。就如同旗头的出现和消亡一样，如今的人们也不再像古时候，女子足不出户追求饰品满头来显示地位，更多的女子投入到了工作，学习当中，旗头这样的发型也就不再适合现在的女子了。

终止留辫子是从中华民国开始。革命党是很恨这条辫子的，在他们看来，此乃胡虏的标志，奴役的标志。因此，革命首先就是剪辫子，连辫子都不剪掉，明显就说明革命的心不诚。

从1900年开始，粤、港革命党人就大力宣传剪发易服，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借之鼓吹反满革命，攻击清廷统治。

粤、港革命党人对剪发易服的宣传鼓动，是清末革命党人剪发易服舆论的代表，不仅使粤、港两地成为国内剪发易服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且推动了清末剪发易服社会潮流的发展。

扩展资料：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剪辫易服令：“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悉从腥膻之俗……作新国之民。”

改装易服，在彼时已不仅仅是习俗和风尚，更包裹着政治鼎革，新旧更易的价值内涵，中国城镇服装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当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让那条长辫形成了不少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必需品，于是，当政府下令强行剪辫时，满街都可见呼天抢地、磕头哀求留辫的人们。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此时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的上积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