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要赏一个厨师做七味官？老国鉴毕业证:十年寒窗下一杯清茶如何？

人生的缘分和命运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有些人才华横溢，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才华来展示他们的抱负。有些人胸中无墨，却一生富贵。这一切，正应了那句老话：傻子骑好马，聪明的老婆常睡我卑微的老公。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和朱元璋有关的故事，明太祖。

朱元璋坐镇天下后，非常重视教育。除了在当地组织社会研究，他还在南京建了国子监。这个国子监很大，有100多个正殿，2000多个学生宿舍。鼎盛时期，这里除了上千名国内国子监学生外，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琉球等国的留学生，这个规模比现在的大学小不了多少。

朱元璋在国子监给监生的待遇很优厚，包括食宿，还有过节费。闲暇之余，朱元璋还会和父母一起到国子监走一走，了解教学情况。一天晚上，朱元璋做完奏章，看到时间还早，突然有了冲动，换上便服，来到国子监，想看看监生们是不是在用功读书。

一巡之后，朱元璋来到明伦堂坐下。一个厨师煮了一杯茶，送了上来。朱元璋喝了之后，觉得茶香四溢。他高兴极了，送给厨师一套华贵的衣服和七个官衔。

朱元璋金口一开，厨师激动不已，赶紧磕头致谢。厨师提供茶水获得奖励的消息很快在国子监传开。国子监的一个老监生知道后，觉得很愤懑。他努力学习了很多年，没有找到工作。一个厨子，一杯茶就能轻易成为官员，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于是信中吟诵了两句诗：怎么像十年寒窗下的一杯茶？

老监生在一旁看着，自怨自艾，唉声叹气的时候，没想到刚刚路过的朱元璋也听到了。朱元璋听了老监生的抱怨并没有生气，而是继续说了两句：他不如你，你的命不如他。"

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谁让厨师这么幸运？连朱元璋都这么说了，老监生自然无话可说。他只能觉得自己的命比自己的还不如！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明朝的皇帝中，第三位皇帝——明朝开国皇帝朱棣并不是开国君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出身野地，但在击败对手陈友谅之后，就不再亲自上战场，甚至以亲征直接指挥战场。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朱棣出生在一个皇室家庭，成长在一个幸福的年代，却非常热衷于战争。他不仅去偃师夺皇位，还五次去大漠，最后死在征途上。

朱蒂对战争的痴迷和对军旅生涯的热爱，在明朝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经历更像是罗马帝国的一般皇帝，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皇帝。朱棣在王守卫的一个地方开始了他的军队，并在四年内赢得了王位。之后又南下安南，北上大漠，多次西行。凡是讲明朝国威的，都当永乐皇帝。

朱棣辉煌的武功被载入史册。这里就不用细说了。需要讨论的是大家经常忽略的问题。朱棣，谁教他打架的？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是根据他的经验，我们的军事教官应该是他的父亲朱元璋，他的岳父徐达和我们的最高顾问姚。即使《明史》说创始人朱棣“睿智勇敢”，皇帝的天才和睿智的沈曼吴的陈词滥调也只能半信半疑，人们还是需要老师来开导他们。

朱元璋选著名儒生宋濂为其王侯的文化老师，选左丞相李善长为政务老师。他们两人都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即使他们不能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他们也能履行他们的教学职责。但是，朱元璋分配给王侯将相的军事教师是不可靠的。右丞相徐达、少府太子、中书平章、常遇春、少保太子、盛丰、廖永忠等武将和东宫官员。这些将领在洪武前期带兵，早逝或后期被清洗，很少有时间和机会教授军事课程。那么王子们的军事启蒙老师是谁呢？其实是朱元璋本人。

朱元璋是郭子兴起义军的一名战士，他的武艺很好。他不仅是前方的小卒，还是小头目、中头目、大头目，战争经验极其丰富；他们不仅勇敢，而且熟悉底层士兵和中层军官的心态。他们不仅能以情感驱动人，也能以权利激励人。朱元璋把自己“善战”和“知兵”的本领传授给诸侯，并多次为诸侯组织军事演习。洪八年十月，皇太子朱标、秦王、晋王、燕王、吴王、楚王在中都凤阳举行首次军事演习。此时，第四王子朱棣大约15岁。对于战争中出生的老国王来说，战场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但需要亲自锻炼和学习指挥调动军队。

吴九年十月，秦、晋、燕、吴、楚、齐诸王又在凤阳练兵。洪武十年春，朱元璋将自己的禁卫军和部分驻军分配给、金三、四，增加了三宫的禁卫人数。

面对几个20岁的儿子，朱元璋还在壮年，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他不仅把训练方法教给儿子们，还把身旁的秦冰送给他们，让他们最大限度地继承他的军事才能。太子、秦王、王锦、瑞贝卡和年幼的顾王、等都亲自带兵，可见明初皇家军事教育的成功。

对于太子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吃苦耐劳，锲而不舍，亲赴战争前线，甚至直接与敌作战，身边团结了一大批下级军官，战事不断，节节败退而不乱，与其父朱元璋年轻时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吴鸿九年，朱元璋将徐达14岁的长女许配给16岁的朱蒂王子，封她为皇妃。在王朝初期，皇室与英雄联姻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把国家公共事务和精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模式，在现代社会还是很常见的。

朱元璋把常遇春的大女儿许配给了朱标。此后常遇春将军盛丰、蓝玉、常茂、常胜等一直掌管着帝国的主力部队。元朝残余势力的首领，仍然威胁着帝国西北的郭沫若的妹妹，被许配给了秦王的次子朱商，让保卫Xi的秦王专心从事“统战”工作；许江的女儿被许配给明朝最有名望的太子，有着深远的政治考量。徐达的老乡朱元璋，是最早随朱元璋一起参加起义的人之一，是朱元璋灭天下的头号功臣，也是朱元璋自己的淮西军事集团军队的首领。

以前有很多人为自己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并不会想太多，都很随意，他们不会在孩子名字上花很多功夫。但是有一些也是十分的凑巧取的名字让人听了十分的搞笑，开始自己不会发现，但是长大了就会让人哈哈大笑。那么，在你所经历的人生中有听过哪些让人笑出眼泪的姓名呢

搞笑名字一 ——支付宝。我们知道支付宝它是一个APP软件，是专门用于支付买东西支付的时候所需要的软件。那么，有的人叫支付宝，当在走在街上的时候说正要付钱的时候说用支付宝，那么如果是叫支付宝的人在旁边肯定就会“嗯”一下，那么这样的场面也是让人笑得停不下来。

搞笑名字二 ——好牛逼。这个典型的名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搞笑，笑到人的肚子疼。作为一个词来说，好牛逼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夸赞人的方式，说明那个人特别的厉害。那么父母给他取个好牛逼的名字意思是在以后希望它能够非常厉害，那刚好相反不是闹笑话了吗？

搞笑名字三——秦浏橄。家长给孩子取这样一个名字，在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而不知道这个字是怎么写的时候，都会以为是家里的牲畜所得到一种流感。这种流感会让人避而远之，是一种十分不好的兆头，这家长是不是太有才了！

这些搞笑的名字在现实中有时候真的会给他们自身带来一种压力，所以说还是希望在取名字的时候多下点功夫！

导入：唐代诗人张九龄曾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名句，这是唐代开放的海洋心胸，但在明清这样的海洋主题的诗歌却已经寥寥无几。明朝对于海洋的认识似乎越来越局限，以至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明朝初年海禁政策的缘起

教师：明朝第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明代三大明君之一，励精图治，奠定了明朝两百多年的基业，但他也有过糊涂的时候 ，他在开国第二年就制定了“海禁”政策，他说“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与此同时，如果老百姓私自出海，惩罚也是相当严重的。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问题：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海禁政策呢？

材料：明朝初年，曾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之余部，入海为盗，且“每诱岛倭入掠”。《皇明祖训》记朱元璋认为，日本、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15国，“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朝廷“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问题：根据史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背景。

教师：这段材料涉及到几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张士诚、方国珍是谁？二是朱元璋对于明王朝周边的15个附属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首先，张士诚和朱元璋一样，也是农名起义领袖，但兵败于朱元璋，却在海上建立了东吴政权，这个政权背后的支持者便是日本倭寇，这时的倭寇是真正的日本倭寇。其次，朱元璋对海外国家十分轻视，他错误地认为附属于大明王朝的这15个小国家，不值得交往，于是就有了“不征之国”的政策，并记录在《皇明祖训》中，使后代子孙遵照执行。

教师：阅读这段材料，我们发现朱元璋实施海禁政策确实有一定合理性，而且日本方面的倭寇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对海洋实行封锁的做法却也只是权宜之计，消极防伪而已。

二、明朝中期倭寇泛滥之谜

    中国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以为倭寇是日本人，但后来的学者研究发现，倭寇的构成中，大部分是中国海商，其次还包括葡萄牙海盗，最后才是日本海盗。明朝嘉靖皇帝武断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可是，这样严厉的海禁政策对于靠海为生的老百姓来说，这无疑是逼他们走上了绝路。于是一场来自外部的倭患演变成一场持续的内部的动乱。

明朝的官员们，公认最惊险恐怖的事情，莫过于从明太祖手里逃命。 >

因为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草根的帝王，一个原则更至始至终：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本着这一原则，他执政三十年的洪武年间，这个大明王朝经济重振的 建设年代，也是官不聊生的恐怖岁月。连番整肃风暴，每次大案都是数万官员落马。就连大明乡村的田间地头，经常灿烂金黄的庄稼地上，满是穿囚服玩命干活的苦汉子：全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干部。 >

在这样的年月里，犯到朱元璋手中想生，就真叫一个难。比如明初最伟大学问家宋濂，只因自家孙子和大奸臣胡惟庸吃了几顿饭，便被下了死牢。之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标苦苦哀求，结发妻马皇后气的绝食，这才闹得朱元璋稍抬手把死刑改成了流放。那年头，这都是逃生成功的奇迹了。

可偏有一个人，却真正创造了更大的奇迹：明明下了死牢，眼看一条命没跑。不用朱元璋的老婆孩子帮着绝食哭闹，朱元璋就亲自急匆匆跑来纠偏，亲手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出来。

这件奇迹，在《国朝献征录》里，更写得像神话一样：朱元璋复核死刑犯，偏巧认出了他。正惊讶间，却猛然一阵轰鸣，只见天上电闪雷鸣，半天干打雷不下雨。朱元璋傻看了半天，立刻满脸严肃冲他拍板：难道你有冤枉？刚说完这话，轰隆的雷声立刻停止，于是平安得救。

这位创造奇迹的幸运儿，就是被朱元璋曾送绰号“快口御史”的韩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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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刨去神话色彩说，幸运从朱元璋手下逃生的韩宜可，之所以能被朱元璋迅速认出，并非因为他多么会来事得宠。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三十年里，经常惹朱元璋上火生气的男人。

一：明朝言官祖师爷

幸运逃生的韩宜可，放在大明朝，更有一个公认的荣耀：明朝言官祖师爷。

这位祖师爷多传奇？在号称士风刚烈的言官群体中，三百年间涌现胆大包天的牛人无数。但无论是单枪匹马横扫腐败分子的顾佐，还是曾大骂皇帝吃喝嫖赌的雒于仁，甚至是曾上《治安疏》气疯嘉靖皇帝，晚年更成为南京言官界大佬的名臣，都不约而同，对韩宜可这位老前辈，表达过由衷的赞叹。

典型如海瑞，当年骂了皇帝下了诏狱，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受够折磨，却还不忘了吟诵韩宜可的诗篇来自勉。人生最黑暗的岁月，正是韩宜可的精神陪他度过。

更常见的场景是，明朝三百年间，当有御史惹恼了皇帝，被拖出去杖责的时候，好些人给打的皮开肉绽，嘴上却依然强硬。说就是打死了我，我也要做快口御史韩宜可。每当重复这个姓名，便是一场战斗力爆表的场景。不夸张说，这个闪光的姓名，是大明言官中最锋锐的宝剑，每次高高举起，就可召唤无穷的力量。

之所以有如此大威力，是因为这位看似平凡的人物，人生的业绩实在给力：招惹朱元璋。

在整个洪武时代，招惹朱元璋，堪称是最胆大包天的事情。放在被朱元璋赋予特权，可以大胆揭发言事的言官群体，虽说比其他大臣稍微安全，却也同样高危。比如御史王朴，只因跟朱元璋顶了几句嘴，就被问了死罪。被杀了还不算，编《大诰》时又把他的事迹编进去，硬给加了个诽谤罪。

就在这样的政治高压环境下，号称“快口御史”的韩宜可，却真心创造了大明言官界的最大业绩：不懂察言观色，不怕坐牢杀头，更不体察领导心思，不会作秀唱双簧，从来都是忠诚敢言，多次犯言直谏，闹得朱元璋的愤怒指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

最说明他业绩的，就是他的绰号“快口御史”。这是当年朱元璋亲口“封”的。但“快口”这个词，放在洪武年间绝不是好词，相反是骂人常用词，意思类似于香港枪战片里的“喷子”。不是被气到一定程度，朱元璋也说不出这词。

招他落下这个诨名的，就是著名的弹劾胡惟庸事件。当时还是朱元璋极度器重提拔胡惟庸的年月，有一天，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以及中丞涂节，三人亲热围坐在朱元璋身边聊天，君臣其乐融融的景象正热闹，偏韩宜可蹿出来煞风景。当着朱元璋的面，大骂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权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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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景放在当时，说是骂胡惟庸，却十足打朱元璋的脸。被打脸的朱元璋，当场气的不行，因此也有了那句名骂：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换成现代白话就是：这个喷子竟然敢骂我的大臣！

被朱元璋骂过，后果自然严重。韩宜可当场被锦衣卫拿下。不过好在朱元璋还算冷静，事后又把他释放，打发到陕西按察司工作。这番顶牛朱元璋的英勇表现，也立刻令他名满天下。平日出门办事，沿途都有人围观。走到哪里都有人背后指指戳戳，说这就是那个被皇帝骂成喷子的家伙。

但在韩宜可勇敢的一生里，这番顶牛只是个光辉的开始。而后他的官场表现，却可用一句话来形容：生命不息，顶牛不止。

到了陕西没多久，韩宜可接着又干出一件顶牛的事。当时陕西正全省严打，抓了一大批犯人，准备押送到朱元璋老家凤阳开荒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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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可以顺便拍朱元璋马屁的美事，程序走到韩宜可这里就强硬叫停了。不但叫停，韩宜可还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陕西官员办案，都是不分轻重，一抓一大片，应该重新审核，纠察其中有没有冤假错案。一切要以法律为准绳办案。>

这一番猛喷，以很多笔记的说法，据说朱元璋气的在宫里大骂，说都把这人打发到陕西去了，还是封不上他那张嘴。但无论野史正史，这次猛喷的后果，却是记录一致：朱元璋欣然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下令重新复查，果然查出了大批无辜者，洗清了好些冤屈。因此民心大安。

从来不吃亏的朱元璋，能够忍住韩宜可的猛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很了解这个人。韩宜可的老恩师，一向被朱元璋器重的钱宰，平日里小心谨慎唯唯诺诺，但唯一一次向朱元璋开口求情，却正是这次为了韩宜可。

而对这家伙的履历，朱元璋也清楚：从来就是个既有个性又认真的人。当年征召他，因为愤恨元朝腐败的不可救药，因此坚决不去。入明后先做山阴教谕，出名的治学认真，后来跑到楚王府做秘书，同样干的兢兢业业。

所以这个人的顶牛行为，说到底还是认真负责任，堪称大明言官界最亟需的人才。所以本着人才难得的原则，还是可以忍。

自那以后，韩宜可彻底来了精神，工作中更是火力全开，只要发现不法行为，犯到自己手里的，就是铁面无私严办，犯不到自己手里的，更是火速上奏揭发。不管权位再高，官位再大，却没他韩宜可不敢惹的人物。多年忠诚敢言，更迅速给自己拉了一个仇人榜。和他有过节的人物，既有北方各路藩王，也有各色权贵重臣。也因此更落了一个响亮绰号：天下第一敢言。

这番英姿飒爽，不但当时名扬一时，更被后世诸多言官效仿。好些人说起韩宜可，都称赞他胆大包天，敢惹权贵骂重臣。但如果仅这么说韩宜可，只能说后世那些言官同行们，不过学了个皮毛。

因为韩宜可最得朱元璋敬重的一条，不是他的敢骂，而是他的讲原则。

二：言官中的业界良心

说到这一条，不得不说说明朝言官的负面形象。这群明朝历史上最勇敢的官，却也恰恰是最招人讨厌的官。

因为这些人虽说敢骂人，但好些人却也只会骂人。以明末名将卢象升的愤懑呼号：言官发展到明末，已经严重眼高手低，自己什么都不会，别人干活却指手画脚。而且越是关键时刻，他们越是乱说话捣乱，好些还不惜夸张造谣，就为博自己出位。用民间老百姓话说，就是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浑人，十分没原则。

这种没原则的歪风，在明朝好些时候，都刮的格外厉害。比如当年明孝宗上台后，很想，下诏鼓励言官提意见，还特意补充说明一句：你们讲话一定要摆事实讲证据，决不能没原则的乱说。没想到收上来的奏折，绝大多数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乱说。逼得少年早熟的明孝宗，只得费劲权谋心思，借助“两京之狱案”恶整，才算暂时杀下这股歪风。

而放在诸如边关战争等国家大事上，不讲原则的言官们，不但常给前线添乱，还尽给后世添堵。比如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期间的丁应泰，明明离前线万里，却长期造谣乱骂。比如明朝碧蹄馆大战死了上万，蔚山大战死了好几万，抗倭援朝战争死了几十万之类的谣言，全都是这位“直臣”亲口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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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当时流传一时，还被日本历史学家照单全收，近代还常被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拿来吹牛。堪称其中极品。

但如果看看身为祖师爷的韩宜可，就会清楚知道：朱元璋苦心设立的言官制度，并非为了培养那些没原则的极品。他想要的，正是韩宜可这样的良臣。

因为韩宜可人生中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事不对人。无论骂的多厉害，却既不为私人恩怨，更不为个人荣耀升迁。始终一心为国，铁骨铮铮。

而且比起明朝言官们火爆刚烈的形象来，大胆的韩宜可，生活中却是位十分温和淡定的人，就算下了牢狱，都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听说要用刑，也像没事人似的，把看守都震傻。每次面对朱元璋，不管这位铁腕帝王如何发飙，他这里都丝毫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说事。

特别令后世诸多言官自愧不如的，就是韩宜可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不但文风厚重，而且言之有据。每篇都条理清晰，证据确凿，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从不搞人身攻击。有时候一些重臣被韩宜可批评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了去，要这些苦主驳斥，接着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因此他“以锄奸显忠为己任”，战斗力常年生猛。

但最见证他品格的，还是令他名扬天下的胡惟庸。早年他不管不顾，大骂风头正盛的胡惟庸，也惨被下了牢狱，后又被胡惟庸各种阴招穿小鞋，恶治了好些次，却始终没低头。特别是他那件被下了死牢上了刑场，又幸亏被朱元璋捞出来的奇迹，以很多明朝学者的观点，就是胡惟庸搞的鬼。

可仇结得如此深，后来胡惟庸垮台倒霉，先前被恶治的大臣们，纷纷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参与到揭批胡惟庸的热潮来。却偏偏韩宜可又不识时务，再次上书顶牛朱元璋，竭力反对株连无辜，而且请求严格复查每一个获罪案犯。在他的这番努力下，终于救回来一些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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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是在这场血雨腥风中，他又干出了一件十分顶牛朱元璋，却令朱元璋深受感动的事情：胡惟庸案后，一家获罪官员的妻子十分美貌，朱元璋论功行赏，就把这美妇赏给了韩宜可。谁知韩宜可对这皇恩浩荡，立刻顶牛精神发作，不但推辞不受，而且还振振有词，把朱元璋一顿教育：开明的君王，处置犯人都不会祸及妻儿，更何况糟糠之妻不下堂，别人家的老婆再漂亮，我也坚决不能要。

这番不识时务的顶牛，反而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以朱元璋的赞叹说：韩宜可不但能指出我的过错，更不被美色所诱惑，真是古今难得的清流良臣啊。

而这次顶牛，也获得了一个美满的后果：这种把别人家老婆随便送人的判决，立刻及时叫停。那些犯官家属们，也得到了抚恤和安置。

但这次韩宜可以德报怨胡惟庸的行为，立刻为自己招来了谣言。有一种谣言说的有鼻子有眼：韩宜可这人十分虚伪，平时伪装简朴，其实家里有的是钱，成天山珍海味，奢侈无比。

这话传到朱元璋耳朵里去，立刻也就怒了。要放在明朝中后期的帝王身上，碰上这种事，更是由不得不信，明朝中期以后，言官们一个通用品质，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自己在家吃喝嫖赌玩的嗨，皇帝随便出格一点，就喋喋不休管个不行。被人戳了画皮，也十分嘴硬，常说我就算品德不好，也有权利监督你。

放在明初，以朱元璋拿着放大镜看干部的性子，多少也将信将疑。更打算抓个道貌岸然的腐败典型。因此招呼不打，就突然杀到韩宜可家，却出乎意料的，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韩家屋子里的桌椅板凳，用的全是元朝年间的旧货，最年轻的也有快二十年岁数。全家老小穿衣服更是补丁打补丁，吃的更是粗米蔬菜。所谓山珍海味骄奢*逸，简直子虚乌有。

穷到如此掉渣，朱元璋也严重怀疑，不禁说了句“你是不是知道我来，就把钱藏起来了”。不想韩宜可不慌不忙，又顶了朱元璋一次：大摇大摆的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翻箱倒柜，竟都见不到几个钱。然后轻轻松松告诉朱元璋：我从来不攒钱，也没钱可攒。

这是韩宜可人生当中，最令朱元璋感慨的一次硬顶。以至于朱元璋再次赞叹，说全国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啊。说罢后的朱元璋，下令把这件事写进《邸报》，由通政司发布全国，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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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入仕十四年的韩宜可，以其坚定的原则和刚正的品格，成功书写了明朝言官面对朱元璋时最辉煌的奇迹：越顶牛，越感动。

三：从此成为传说

虽然很有原则，但即使在不大敢说话的洪武时代，韩宜可招来的攻击，依然非常多。比如以治理西北著称的名臣费震，就曾批评韩宜可，说你骂人骂的痛快，就是不知道别人干活有多难。

费震这个指责，用来形容明朝中后期的好些言官，是相当恰当的。明朝中后期言官的一个毛病，就是看人挑担不累，自己挑担就废。好些以擅骂人著称的言官，自己亲自去干事，更常干的一塌糊涂。比如萨尔浒之战中被后金痛打的杨镐，败掉沈阳的袁应泰，都是这类眼高手低的角色。

但用来指责韩宜可，却是十分错误的。在整个明代的言官里，韩宜可都堪称难得的全能人才：既能骂，也能干。具体行政做事，更是独当一面的好手。

他首先公认高水平的，就是文采。除了骂人的文章写的好，外交文章更写的好。朱元璋的好些国书和出征檄文，就是由他亲自起草，写得气势澎湃，字里行间全是大国风采。后来下西洋前，还特意命人找出来，行前认真抄录学习。

写了不少好文章后，韩宜可终于在洪武十四年，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调动：就任山西右布政使。在还没有巡抚制度的洪武年间，这就是山西省的二号人物。

在这个新岗位上，韩宜可任职时间不长，工作却十分卖力认真。以《献征录》里的说法，到任之后不但大力打击官场潜规则，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更大力抚恤百姓，从各类公务开支中省出费用，用以充实预备仓。当时山西专门收容孤寡的养济院数量，以及储备救济粮的预备仓，建设成绩都名列前茅。所谓“百司肃然，上下属目，翼见真儒之用”，正是韩宜可的出色业绩。

但出色了没一年的韩宜可，还是遭到了人生最沉重一击，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获罪被贬，与同僚山西参议王景一道，被撤职发配到云南临安建水县充军。

至于这场风波的原因，在正史记录中绝口不提。地方志的说法，则是五花八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献征录》和《两浙名贤录》里的说法，是由于参议王景在征税工作中犯了错要被重办，韩宜可认为处罚过重，再次上书顶牛。没想到就这一个小事，反而给顶大了：非但没救了王景，自己也一道给发配。

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体察圣意方面，韩宜可毫无进步。朱元璋一辈子十分恨的，就是小吏贪污。但凡碰到类似事，都是一抓一大片，逮着尾巴就顺藤摸瓜往大了办。比起当初骂胡惟庸来，这事才是真正逆了龙鳞。韩宜可的倒霉，也就顺理成章。

一直刚正不阿，敢斗权贵顶牛皇帝，闯过多次大风大浪的韩宜可，却在这件小事上，栽了一个大跟斗。

这次跟斗栽的有多狠？他和王景甚至栽出了大明历史记录：头两位被贬官到云南的明朝士大夫。当时的云南，是大明刚刚收复的国土，以少数民族为主，生活穷困且民风凶悍，在世人眼里，可谓穷山恶水的绝路。发配到这地方，人生前途基本全废。

而对于这场凄风苦雨般的打击，与王景结伴走上充军路的韩宜可，心态却一直非常好。一路上干的最多的，就是给王景朗诵自己最爱的名篇：《岳阳楼记》，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与王景共勉。

行至云南，这二位更做出了一件“雷事”，郑重的挥毫泼墨，以满腔的情怀，为自己提前写下一篇墓志铭。两篇墓志铭的风格文采各有不同，主题却一样壮烈澎湃：即使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即使仕途已经终止，即使命运注定让我终老于此地，那么就让这墓志铭做一个见证。我依然会全力以赴的实现理想，任何绝境之下，都不会虚度光阴。

气不萎达，生知命寿，乃夷我铭，其藏阙期。这是韩宜可在自己墓志铭中的豪言，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年华的见证。

而这心态豁然开朗的二位，在这贫穷落后的云南临安卫，以之后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另一件光耀千秋的大业：推广文教。自洪武十六年，临安卫设立府学后，韩宜可与王景，就成为府学第一代老师。就如早年在山阴担任教谕一样，昔日的铁骨直臣韩宜可，再次回复到模范教师的角色上。

在这新岗位上，韩宜可的业绩也同样优良。最令当地官民动容的是，他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既不搞民族歧视，更不以身份出身论人。而且哪怕是学生家长过意不去，送来各种礼品，他也分文不收，全数退回。教学工作中，他更是一心一意，哪怕当地文化落后，学生悟性有限，他也极有耐心，凡是学生问问题，都是知无不言。即使有时候学生文化低，听不明白，他就更不厌其烦反复讲，以当地地方志的记录说，有一次下课，他被学生们包围着问到深夜，说话说得满嘴都生疮。依然非常欣慰的说：看着你们这样好学，做老师的真是高兴啊。

于是，勤勤恳恳不计报酬教书的劳改犯人韩宜可，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洪武年间感动云南的人物。就连明朝开国功臣，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英，对他也十分敬重。经常抽空就来探望，每次不但恭恭敬敬请教学问，举手投足更向韩宜可行弟子礼。 >

更被打动的，却是当地的官民百姓。这个素来民风凶悍的地方，起先刚设府学的时候，老百姓集体 ，哭着喊着不来。经过韩宜可与王景二人多年努力，不但当地少数民族家庭都纷纷读书识字，好多人更哭着喊着来拜师。当地的民风更从此大好，变成知书达理的淳朴乐土。连犯罪率都连年创新低。

同样高速发展的，更有当地的文明水平，有明一代，临安府共涌现出五十二位进士。这个曾经“刀耕火种，刻木为符”的落后地区，后来成为明代“科第人才盛于诸郡”的文化胜地，韩宜可更是奠基人。

这事的意义，往小了说，是发展了边境地区的教育事业。往大了说，真个为维护大明的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地处在这样的边陲绝地上，韩宜可也没忘了老本行：惹朱元璋生气。著名的蓝玉大案爆发后，远在云南教书的韩宜可，听闻了朝中的血雨腥风后，竟不顾自身安危，再次上书言事，认为朝廷的诛杀太过酷烈。这份几经辗转的上书，再次把朱元璋气的不行。不过在几位文臣的劝说下，消了气的朱元璋，还是摆摆手作罢了。

而在朱元璋过世后，登基后的建文帝，经过礼部侍郎陈性善的举荐，终于重新启用韩宜可。先下诏封他为云南参政，接旨后的韩宜可还没动身，第二道圣旨又紧跟着来了：参政别干了，赶紧去南京。您现在已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

但经过十五年的流放生涯，韩宜可曾经旺盛的生命，此时已到了尽头。他接旨后兴奋不已，一路紧赶慢赶。以云南地方志的说法，他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出山，一定要把未曾给洪武皇帝朱元璋讲完的话，全给新皇帝讲出来。从整顿吏治到选拔人才，再到发展文教，他样样都有兴奋到激动人心的勾画。

然而就在他的车架行至杭州时，他的身体却再也支撑不住了，像一只燃烧殆尽的火把一样，沉默的熄灭下去。那一夜的情景，也成为有关他最后的传说：天空中有一颗灿烂的流星滑落，驿站里所有的马匹都在悲哀的嘶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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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史》的说法，是“宜可当之”。这奇异的景象，正是有关他人生最后的荣耀与传说。

在韩宜可过世八年后，即永乐四年，云南临安府学子张文礼考取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登第学子。对这位填补历史空白的年轻人，永乐皇帝十分感兴趣，还特意问他师承何处。当张进士郑重回答，自己的恩师正是韩宜可时，朱棣立刻惊呼，是当年先皇称赞过的快口御史吗？而后明王朝拨出专款，在云南与浙江两省，为韩宜可大力立庙纪念。这位洪武年间铁骨铮铮的直臣，从此成为大明三百年间，言官集体仰慕的传说。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实行内蒙外汉、蒙古本位的国策，将原本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边缘化。他虽也兴办学校，但却迟迟不开科举，又使儒士边缘化。

元仁宗延祐年间复开科举，明令“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指程颢，程颐兄弟），朱晦庵（朱熹号晦庵）注解为主”，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定为官本，使理学完成官学化的过程。但元廷仍然坚持蒙古本位的国策，儒学与儒士边缘化的状况并未改变，因此，以华夏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便受到严重压制与阻滞。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决心扭转这种局面，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尊孔崇儒，倡导理学，制礼作乐，立法定律，兴办学校，推行科举，大力振兴传统文化。

明朝刚建立，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即下诏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祭祀孔子于国子学，遣使前往曲阜祭孔，并郑重戒谕使臣说：

“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儒学于是又重新恢复了独尊的地位。

为了树立儒学的崇高地位，朱元璋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他在登基的次月，即下诏召元代最后一位衍圣公、国子祭酒、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孔克坚入京。四月，孔克坚入京朝觐，朱元璋说：“尔祖明先圣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并赐田二千大顷，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十一月，诏以孔克坚之子孔希学继为衍圣公、品秩由元代的三品升为二品，赐银印，置衍圣公官属，以其族人孔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并免除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的徭役。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诏全国通祀孔子。五月，京师国子监落成，又释奠于先师孔子。到第二年二月，据谏官关贤报告：“国朝崇尚儒学，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崇儒之风盛极一时。

在儒家学说中，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先秦儒学的“外王”之外，着力于解决“内圣”问题，将内圣与外王有效地贯通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论体系，因而也更加适应在战乱之后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因此，朱元璋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登基之后，他继续任用朱学在金华（婺州）的传承人物与学者如宋濂、刘基、王祎、许存仁等，让他们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或礼乐制度、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进一步树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朱元璋还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倡读经。他反复告谕大臣：“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他除经常命儒士为太子、诸王和文臣武将讲授儒家经书外，还规定学校生员必修《四书》《五经》，并特命国子祭酒许存仁教授生员“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全国的科举考试，一概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以程朱注疏为准。这样全国上下的思想言论，都被纳入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轨迹中。

朱元璋自己，更是努力学习《四书》《五经》，他小时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家贫而辍学。流浪淮西三年，眼界大开，返回於皇寺后，“始知立志勤学”，跟几个老和尚学习佛经，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参加起义后，在战斗的空隙，更是抓紧时间读书，“甚喜阅读经史”，并四处寻儒问道，每到一处，就设法招揽儒士，留置幕府，朝夕相处，讲论经史。明朝建立后，虽未确立经筵制度，但仍不定期地令儒士为之讲读经书，如命宋濂、王祎等进讲《大学》，陈南宾讲《尚书·洪范》九畴，朱善讲《周易》。自己在宫中无事之时，“辄取孔子之言观之”。经过长期的学习、钻研，他对儒家经典不仅烂熟于心，而且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朱元璋对元代施行的蒙汉杂糅的礼法之制深恶痛绝，明朝建立后，即致力于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礼法制度，说：“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礼与法两手，朱元璋尤重礼制的建设。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被视为“国之柄”。儒家传说的礼，一般包括乐在内。礼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既是国家典制、仁义道德的规范，也是人际行为的准则，具有定尊卑、明等威、叙长幼的作用。儒家的乐，指被赋予某种道德属性的德音雅乐，起到陶冶性情、淑化人心、协调人群、团结社会的作用。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年）六月，他务未遑，即首开礼、乐两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到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修成《大明集礼》五十卷，“其礼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鹵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此后，又陆续修成《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大礼要义》《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书，厘定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种礼制。这些礼制皆“斟酌古制”而定，《明史》称“其度越汉、唐远矣”。一些懂音律的儒臣，还根据朱元璋“锐意雅乐”的旨意以及乐章要“章和而正”、乐曲要“协天地自然之气”、和谐自然的指示，相继制成朝贺、祭祀、宴飨的乐歌和祭祀之乐歌节奏、朝贺之乐歌节奏及祭祀朝贺之乐舞器服制度。朱元璋还亲自动笔，撰写了《圜丘乐章》《方丘乐章》《合祭天地乐章》和《先圣三皇历代帝王乐章》。

在强调“明礼以导民”的同时，朱元璋也重视“定律以绳顽”。明朝建立前夕，他即于吴元年（1367年）十月下会议定律令，于当年十二月编定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二百八十五条，与记载诸司制度的令一百四十五条合在一起，编为《大明律令》。洪武建国后，律条经过洪武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二年的几次修订，最后于洪武三十年正月正式颁行全国，这就是通行于明一代的《大明律》。除大明律外，朱元璋还亲自汇集一批针对“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的“奸顽刁诈之徒”施行法外加刑的案例，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训话，编成《御制大诰》四编，先后颁行于洪武十八年十月、十九年三月和十二月、二十年十二月，作为《大明律》的补充。洪武三十年正月重新颁布改定的《大明律》时，又择取《御制大诰》的有关条目，与有关律文一起编成《钦定律诰》，附载于《大明律》之后，规定“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

《大明律》以唐律为蓝本，但在体例结构与内容方面均较《唐律》有了发展。在体例结构上，洪武七年编成的《大明律》将唐律的末篇《名例律》列于首篇，洪武二十二年修订时，又将唐律其余十一篇归并为六篇，按六部官制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样，不仅分类更为合理，而且内容更为集中，条理更加分明，也更接近近代按部门的分科立法。在内容上，为了强化君主专制，《大明律》设立“奸党”条，增加有关惩治思想言论犯罪的条款；并设立《受赃》的专卷，加重对官吏贪污的惩罚；适应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明律》还加大经济立法的比重，设立《户律》和《工律》两个专篇和《课税》《钱债》《市廛》等几个专卷，并取消了唐律中有关“占田过限”的规定。明律充分反映了明代统治阶级的意志，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高度成熟的一部法典。

基于礼法结合的精神，明律远引礼入法。《大明律》特在卷首开列《二刑图》（《五刑之图》《狱具之刑》）与《八礼图》（以儒家纲纪伦常为依据制定的丧礼服制图）。朱元璋说：“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从重礼的原则出发，《大明律》还立有“犯罪存留养亲”的条款，规定犯有死罪之人，所犯死罪不在“大恶”范围的，如有祖父母、父母老而无养者，可奏请免于处死，留下性命以奉养亲人；还立有“亲属相为容隐”条款，规定同居亲属犯有“十恶”之外的罪行，可以互相容隐，不加举报。此外，明律还规定，除了“十恶”大罪，奴婢不得告发主人，子孙不得告发父兄；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得证兄，妻不得证夫，奴婢不得证主人。

元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极为有限，又迟迟不开科举，元仁宗复开科举后，汉族儒士仍不受重用，“凡负大器、抱大才、蕴道艺者，俱不得与其政事”。朱元璋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说：“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龙凤五年（1359年）正月，即在婺州设立郡学，十一年九月又在应天设国子学。洪武建国后，更是大力发展教育，形成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类学校。

国学是由中央设立的高等学府，前身是龙凤十一年在应天设立的国子学，洪武十五年改为国子监。洪武八年三月还在凤阳设立一所国子监，二十六年并入京师国子监。两所国子监合并后，生员人数多达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监生分为官生（包括品官子弟、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和民生（包括贡监即地方官从府、州、县学中选拔的岁贡生员，和举监（即保送入监补习的会试下落举人）。监生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汉代刘向的《说苑》外，还要学习数学和书法，并兼习骑射。考试结业后，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参加科举，及第后做官。

郡学又称儒学，是由府、州、县设立的中等学校。龙凤五年开设于婺州的郡学是最早的一所儒学。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朱元璋诏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各地陆续开设儒学。整个洪武年间，全国共有儒学一千三百一十一所。

儒学的生员，起初规定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后来又命扩增，不限名额。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驾车）、书、数设科分教”，并学习《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生员经过考核，成绩优异者可岁贡为国子监生；也可参加乡试成为举人。如果入学十年学无所成，或有大过，则送吏部充吏，追夺廪粮。

此外，同府、州、县儒学相近的还有都司、卫所所设的儒学。洪武年间，全国计有都司、卫所设置的儒学二十六所。另外，还有边疆少数民族土司设立的土司儒学。

社学是设在基层的启蒙性质的初级学校，遍布于府、州、县的乡里城坊。最初属于官办，后来由于地方官经常借此扰民，一度停办。洪武十六年（1383年）十月，朱元璋下令民间自立社学，于是又出现民办社学。社学也以《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作为必修课程。洪武年间，各府州平均设有社学六十一所。至明中后期，虽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学”。

除上述几类学校，还有为宗室子弟开设的宗学，为武官子弟开设的武学，等等。

为了推动教育的发展，朱元璋采取了许多措施。第一，考核地方官吏的办学成绩。洪武五年（1372年）规定，“今后有司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如所在地方“师不教导、生徒惰学者”，地方官“皆论如律”。第二，重视教官的选拔，稳定师资队伍。洪武十五年十月，朱元璋特命各按察司严格考核学校教官，不通经术者送吏部调任他职，有通经术、能文章而受压制，任用不当者，由朝廷另作安排。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十月又制定教官考课法，规定教官在任九年，所教生员，府学有九人、州学六人、县学三人中举，本人经考试又精通《四书》《五经》者提升官职；所教生员中举人数较少，本人又不通经，则降黜之，调任教官以外的职务。此外，朱元璋还严禁随意将教官调离学校，担任其他部分的职务。第三，优礼师儒。规定在学生员由官府供给廪粮，并享受免役特权，除本人外，又免除其家二丁的差役。对教官，规定有司不得随意差遣，教学成绩优异者，可升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第四，规定书籍笔墨免税。这些措施的施行，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从而形成“无地而不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的局面，“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学校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传播阵地，洪武年间学校之盛，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大办学校的同时，朱元璋还大兴科举。吴元年（1367年）三月，他就下令设文武二科取士，命各级行政机构“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科之岁，充贡京师”。洪武建国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下诏正式建立科举制度，定于当年八月举行科举考试，务“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四年三月，又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以后每三年一举。连试三年后，发现录取的多为后生少年，缺乏工作能力，洪武六年二月又下令停止科举，别令察举贤才。此后停止科举十年。但举荐上来的人，滥竽充数者也不少。朱元璋又决定对被荐举者实行考试，国时恢复科举，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礼部制定科举之式，颁行各行省，遂为定制。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内容，与学校教育相一致，专取生员所学的《四书》《五经》命题，“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四书》《五经》以指定的程朱注疏为准。乡试录取的名额，开始定为五百名，除直隶一百名，广东、广西各二十五名之外，其他行省各四十名，“才多或不及者，不拘数额”。洪武十七年，又下诏不限数额，以实际成绩录取。中试者称为举人。会试的参加者，必须是乡试中试的举人，录取名额临期奏请朝廷定夺。中试者称为贡士，可参加殿试。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仅取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所取进士，或授翰林院官，或到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实习，称庶吉士，待熟悉政务，再擢任具体官职。其他或授中央部门的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等官职，或授地方行政机构的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举人、贡士多次参加科举落榜的，可以考入国子监，卒业后也可担任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正官，或做儒学的教官。元代儒士被边缘化的局面，也就因此得到根本的扭转。明代官员的任用，国初是荐举、监生、吏员三途并用。由于朱元璋规定应“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科举逐渐受到朝廷的重视，“内外重要之司，皆归进士”，后来就逐渐形成所谓进士、科贡、吏员三途并用的格局，儒士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传承者。儒士特别是进士受到重用，恰恰印证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从而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学校读书，从而进一步推动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一全国，并采取措施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传统文化，奠定了明初盛世的基础，这些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滥用刑罚、屠戮功臣，对当时和后来都曾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这也是必须指出的。但总的说来，他不愧是封建帝王中一个有作为、成就较为突出的人物。

大明律

黄森屏，他是明朝初年的名将，朱元璋打天下时他就立下过不少汗马功劳，因为他擅长水战，所以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就派他出使海外，做一名使者宣扬大明王朝的政策，希望周边的小国家臣服于明朝，朱元璋这个想法本是很好的，但可惜他选错了人，黄森屏把朱元璋骗得团团转。

黄森屏奉了朱元璋的命令，然后就去了海外考察，在外面经常遇到大风大浪，可谓九死一生，知道他来到时的东南亚加里曼丹岛，这里当时还处于原始状态，基本都还没被开发过，这里当时有几个小国家，黄森屏达到之后，就不想再回去给朱元璋复命了，便想在此安居下来。

恰好当时几个小国在打仗，但是有个叫渤泥国的实力较弱，经常受到印尼、苏禄苏丹国的攻打，于是黄森屏便帮助渤泥国，因为当时的明朝的军事手法已经很高超了，所以黄森屏一加入渤泥国阵营，战局立马扭转过来，所以渤泥国人民对他感激不尽，国王还把公主嫁给了他。

娶到了国王的女儿，这一切正如黄森屏所愿，于是他便在渤泥国留了下来，这时候朱元璋或许还在等待他回去复命吧，可惜之后朱元璋逝世，都没等到黄森屏回来，当时朱元璋派遣了许多使者出使，基本都回去复命了，黄森屏算是当时最不称职的使者，朱元璋或许都被气得够呛吧。

黄森屏在渤泥国根基渐渐牢固，后来王室夺嫡的斗争中，他有幸胜出了，于是他便成为渤泥国的祖先之一，而他后来的家族人员，在渤泥国掌权了几百年。这个渤泥国在哪里呢？它就位于亚洲东南部，也就是现在的文莱。

文莱是个非常有名的国家，它最有名的地方就是有钱，当地人相当富有，他们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经济支柱，其石油产量位居东南亚第二位，文莱也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均GDP排在全世界前十位，而文莱的祖先之一就是中国明朝的使者黄森屏。

文莱国家人们生活非常惬意，他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义务教学，不要钱的，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还可以免费提供出过留学机会，在文莱看病也不需要钱，整个国家都是免费医疗的，而且他们不需要买房，因为国家会主动免费给大家分配房子，去到文莱可以看到当地到处是豪车，而且公民不需要纳税的，因为国家钱太多了。

假如当时黄森屏没在渤泥国留下来，或许当时它就被别过给灭掉了，正因为有黄森屏的加入，才改变了文莱国的命运，而黄森屏也成为如今文莱的创始人之一，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是中国的叛徒了，因为他背叛了朱元璋，背叛了大明王朝。

1408年，黄森屏逝世，人们根据他的遗愿，把他葬回明朝土地，当时已是朱元璋去世的第十个年头，要是他在地下遇见朱元璋，真不知他会如何向朱元璋请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