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是什么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曾于海德堡大学求学，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弟弟为德国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不久举家迁至柏林。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是当地知名的政治家，其父亲的职业为家庭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青年时代的韦伯便在他的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读大学时的曾经加入的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此外他还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1882年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一直都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地位。

　　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作家。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6年韦伯也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由韦伯担任副。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份。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1914年大战爆发后，马克斯·韦伯参加军队服役，负责驻在海德堡的几家医院的工作直到1915年底，期间《世界性宗教的经济化理》的一部分（《序》和《儒教与道德》）出版。1916年多次去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执行各种非正式的秘密使命，尽力劝说德国的***物避免扩大战争，同时他也断言德国对全世界政治负有责任，并认为俄国是主要威胁。

　　1919年应聘去慕尼黑大学任教，接替布伦塔诺教授的工作。在1919至1920年间讲授的是普通经济学史，后成书，于1924年出版。韦伯支持共和国，但并不热情。他参与慕尼黑的库尔特·埃斯纳的革命-，是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1920年6月14日，韦伯在慕尼黑逝世。

（1）克里斯玛型：统治者以的个人魅力来赢得被统治者的支持，如宗教领袖。但这种合法性统治是不稳定的，一旦领袖人物健康出现问题，政治危机就随之产生。

（2）传统型：基于人们对一种神圣传统的信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来源于这种传统。

（3）法理型：基于对法律的信仰，法律是通过合法的程序产生的，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人们的权利，因此应该得到无条件的遵从。现代社会一般都具有法理型合法性统治的特征。

月世界主角型眼镜男貌似有远野志贵和黑桐干也……按照幻想嘉年华里士郎和志贵那么亲热，就当是志贵好了XDDDD

其实长得气质更像干也

当然，按理说如果干也有机会去时钟塔，不管是橙子还是两仪式的关系，眼睛都应该少一只，但也不排除治好的可能，毕竟这里有魔法使和众多魔术使再。

而志贵到时钟塔的，或许是因为七夜家独苗的身份，七夜家与外族混血，驱魔能力只能保留一代，所以当做珍惜资料进行研究，或者保护起来都有可能，也可能是作为罗亚的转生体，由学姐推荐，或是为了寻找老师青子，毕竟多次强开直死魔眼的志贵寿命已经快到极限了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迪尔凯姆遵循着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进行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

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尔文教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在这些著作中他隐约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社会与经济》，一本晦涩难懂的社会学著作，一位朋友推荐给我读，但实在读的困难，好在在得到上，看到冯老师的解读，分享出来。

该书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格兰诺维特是一位社会学家，但是，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格兰诺维特都是呼声很高的人选。而且，经济学家写论文还特别爱引用他，所以他还得过经济学的“引文桂冠奖”。

一位社会学家，为什么这么受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呢？

这是因为格兰诺维特一辈子就在干一件事，就是跟经济学抬杠。而且是跑到经济学的地盘上，在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跟经济学正面开杠。因为杠得有姿势、有水平，所以，格兰诺维特不仅在社会学学科具有很高的威望，一些经济学家也被他给带跑了，开始按照他的方法开展经济学研究。

那么，格兰诺维特究竟说了什么，以至于在两个学科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呢？答案就在他的这本新书《社会与经济》里。

我们都知道，社会学理论大家韦伯和帕森斯，都出版过一部巨著，叫作《经济与社会》，讲的是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格兰诺维特的这本书倒了个个儿，把“社会”放到了“经济”的前面，叫作《社会与经济》，强调社会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并且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提出了一整套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主张。你如果想了解这个话题，这本书是最系统也是最权威的一个入口。

这本书的笔法，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洋洋洒洒，而是另外四个字：艰苦卓绝。格兰诺维特在23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第一稿。然后，23年间，一遍遍地修改。可以说是，每句话都有出处，无一处无来历。

资深媒体人段永朝老师打了比方，非常地形象。他说，格兰诺维特就像地质学家一样，用探铲、用手镐、用毛刷，在岩石断层中，仔细辨认着过往理论的主干和枝枝蔓蔓。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理论创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介绍完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内容。格兰诺维特笔下的三次交锋。

第一部分

在书里，格兰诺维特首先立了个靶子，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认为一切现象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比如，现代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在农业社会，孩子是投资品，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所以，人们愿意生；而现在，孩子是消费品，养孩子不划算，所以生育率就降低了。

再比如，为什么大家都爱听流行乐，不听古典音乐了呢？经济学家解释说，是因为时间成本不一样。流行乐短平快，马上就可以得到快感；而古典音乐，你得花时间去学习、去分辨。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古典音乐就没那么受欢迎了。

你看，传统的经济学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假设所有人都是理性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这本来是经济学最基本的主张。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们发现，理性人的假设出了大问题，于是开始往上面打各种各样的补丁。

其中，最著名的一派叫作“行为经济学”，专门研究人理性的漏洞，也就是不符合收益最大化的非理性行为。比如说，禀赋效应。你口袋里的100块钱如果丢了，你会很心疼；就算你再捡到100块钱，也弥补不了这份心疼。还有心理账户效应，你买一件衣服，会为10块钱讨价还价；你如果买一辆车，可能再多跟销售聊两句，就能便宜1000块钱，但是你却觉得，不便宜也无所谓。同样都是钱，你看待它们的方式却很不一样。这就是心理账户效应。买衣服的钱和买车的钱，是存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的。行为经济学是今天的显学，你如果关注近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会发现很多奖项都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

但是，在格兰诺维特看来，行为经济学干的事情，顶多算作小修小补。打完补丁之后，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还是不符合我们所在的真实世界。

就像15、16世纪的时候，托勒密的地心说出了问题，你为了把数字算准，加上800个本轮、均轮，也无济于事。得有一个类似于日心说这样的概念出来，才能一下子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这就要讲到《社会与经济》这本书中的第一个交锋了：经济活动中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格兰诺维特看来，经济学假设里的人，不管是理性人，还是非理性的人，本质上都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人。你看，那些行为经济学的实验，都是随便找一人搁到实验室里，剥离了一个人全部的社会关系，然后去考察他。

但实际上，人是活在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关系又约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这些规则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合适的，什么行为是禁止的。

比如，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一家店如果开始排队，那么就说明价格定得不够高，应该立即涨价。你看，这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吧？

但实际情况呢？可能是不该涨价，也不能涨价。比如说，台风来了，出现了食物短缺，超市能涨价吗？涨价的话，这家超市以后就在社区里混不下去了。社区居民会觉得，你在道德上有瑕疵，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砸掉你的店铺，抢走店里的东西，因为这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坐公交车的时候，你没有座位。你能掏出钱，跟旁边的人说，我买你一个座位吗？估计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就是市场失灵，是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应该允许座位买卖。可是在社会学看来，这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了。社会规则要求我们，可以给老弱病残免费让座，但是拿公交车的座位卖钱，那可不行，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你看，这又是一个超出了理性和非理性维度的例子。

你可能会说，这两个例子里，人们之所以没有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为了逃避惩罚，而逃避惩罚的背后，也是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作“土豪劣绅”，说的是当地主的为富不仁，剥削和压榨佃农。但其实，所谓的“土豪劣绅”，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在农业社会，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紧张。地主是佃农的庇护者。今年如果遭了灾，粮食收成不好，地主会少收一些租金，甚至会给佃农送去一些粮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那么，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糟的呢？在格兰诺维特看来，是因为城市化。城市里生活条件好，地主就搬到城市里去住了。那农村的地怎么办呢？交给代理人打理。一旦出现了代理人，那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就变了。以前咱们都是邻居，乡里乡亲的，互相得有个照应。现在我跟你也不认识，这层道德义务感就解除了。代理人收租子，那就是执行任务。不管你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我都得一分不少地收上来。

你看，在刚刚的这个例子里，起作用的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所塑造的认同感，是认同感所约定的道德观念。它们不是外在的、强制的，而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不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和计算。这是格兰诺维特和经济学的第一个交锋。

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交锋：经济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刚刚我们讲到，社会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人的行为非常地重要。但奇怪的是，社会关系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关心的话题。即便提到，也是一副瞧不起、看不上的态度。

比如，亚当·斯密就说：做同一种生意的人很少会见面。他们如果见面，一定了为了串通起来，抬高价格，没安什么好心。亚当·斯密甚至建议政府说，不要把交易登记的名册公开，因为这样会使交易中的人找到其他的交易者。

你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讨厌社会关系呢？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最完美的市场。而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各自独立决策，不受社会关系的影响。

但是，格兰诺维特不这么看。他最著名的一个理论，你可能听说过，叫作“弱关系”理论。讲的是，找工作这件事，看着是一个市场现象，一个经济行为，但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关系非常地重要。他做过一个调查，发现60%的好工作，都不是通过正式的招聘渠道来的，而是通过熟人介绍的。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能够帮到我们呢？格兰诺维特发现，你要求助的不是亲朋好友，而是那些跟我们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亲朋好友跟我们的圈子差不多，掌握的信息也跟我们差不多，他们知道的工作机会，你也知道。反而是那些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鲜的信息，和更多的工作机会。这就是“弱关系”理论。

其实，何止找工作，企业招聘也一样。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作“内推”，就是内部推荐的意思。老板们都喜欢通过老员工推荐的方式，来招聘新员工。原因很简单，员工既然在一家公司工作，那么他是不敢糊弄老板的，推荐的人一定知根知底、非常可靠。新员工入职以后，老员工也觉得有义务帮助他融入这家公司。自己介绍进来的人如果出了事，那还了得，面子上是挂不住的。

你看，一个是招员工，一个是找工作，这些最纯粹的经济活动，都需要通过熟人关系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所以，格兰诺维特就说，经济学排斥社会关系，这是不对的。因为在真实世界，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你去看那些经济犯罪，什么诈骗、传销、非法集资，大部分都是通过熟人进行的。合法的生意那就更多了。人们会因为是朋友，而一起做生意。人们在做生意的同时，也会说交个朋友，而不是一门心思地赚钱。

所以，要搞清楚经济是怎么运转的，你必须研究社会关系。更进一步说，是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也就是社会学家经常讲的“社会网络”。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格兰诺维特专门用一个章节，探讨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信任现象。

什么是信任？我在这本书里读到一个最经典的定义：所谓信任，就把自己置身到任由他人伤害的境地。你品一品，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信任一个人？就是这件事明明有风险，但是你不管不顾，还是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他了，这就叫信任。比如，你把孩子交给父母照看，这就是一种信任，你相信他会对孩子好。还有，你把钱借给别人，这也是一种信任。你既没有跟他签合同，也没有派一个人天天盯着他看，但是，你相信他会还钱。

你看，信任能够促进合作，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但是，传统经济学很少讨论信任这个话题。因为我们都觉得，信任只是小范围的现象，熟人之间才讲信任。现在是陌生人社会，得讲利益，只有利益才是一切合作的基础。至于信任，有没有不重要，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比如设立第三方监管账户，或者开展信用评级。

那么，熟人社会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东亚文明，都爱搞关系，爱把人分成亲疏远近。这种文明是不是就很难建立大范围的合作了呢？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本叫作《信任》的书里就说：家族企业盛行的地方，比如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香港，很难发展出大型私有企业。一个地方要想发展，只能走一条路，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所以，学者和商业记者一直都在唱衰家族企业。

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硬邦邦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家族在企业中的角色都没有下降。不信，你看一下世界财富500强的名单，超过1/3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包括沃尔玛、米其林、路易威登、宝马，还有巴菲特的摇钱树伯克希尔-哈撒韦。你还可以再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你会发现，家族企业的业绩要比非家族企业好得多，规模也比非家族企业做得大。

这就奇怪了？我们说的可是“家族”，一个家族再大能有多少人？这些人怎么可能管理好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企业呢？

你别说，还真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研究。比如说，有人研究了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发现这些家族企业早期都集中在小型服务业、零售业和进出口贸易行业，但是后来，就扩张到了制造业、银行业、橡胶采集业，变成了一个既跨国家又跨行业的超级巨无霸。这个扩张是怎么发生的呢？

研究者发现，家族企业的扩张，靠的不是企业本身越变越大，而是它们成立或者收购了很多子公司，然后通过控股和交叉持股等方式，掌握这些子公司的控制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外来者可以投资，但是没有发言权，不会稀释家族的控制。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子公司里，家族成员是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担任重要职务。围绕这些家族成员，又形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圈子，担任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这些职业经理人向家族成员效忠，家族成员又向整个家族表示忠诚。在这样的社会网络里，维系合作的是亲情和信任，不是什么法律合约。

你看，对家族企业的重新认识和发现，打破了福山的“信任论”和“历史终结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讲究家族团结和熟人社会的东亚文明，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把小范围的信任，转化成建构大型经济组织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信任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朋友之间的信任，到员工和老板之间的信任，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信任都是市场交易的润滑剂。而信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

这是《社会与经济》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交锋。

第三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交锋：社会是怎么演进的？

在经济学看来，一切社会变迁，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你想，什么是社会？社会只是一个虚头巴脑的名称，真实存在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所以，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个体来推测、来理解。

比如说，需求。所谓的需求，就是所有人愿意购买商品的简单相加。还有制度。所谓的制度，就是个体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明的办法。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理性选择论”。很多经济学模型都可以归到这个理论里。

但是，格兰诺维特说，不对，这种思维方式犯了“化约主义”的错误。什么是“化约主义”的错误呢？就是，按道理，社会层面的现象只能用社会来解释，个人层面的现象只能用个人来解释。从个人的行为，到社会的风尚之间，中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如果不填平这条沟，断然地用个人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就犯了化约主义的错误。

这个沟怎么填呢？格兰诺维特说，你需要在中间搭一座桥，那就是社会网络。如果说，个人是一个微观概念，社会是一个宏观概念，那么，社会网络就是一个中观概念，它把社会和个人联系起来。

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你可能有所了解，他们是14-17世纪欧洲的名门望族，不仅把持着欧洲的银行业，还出过4位教皇和2位法国王后。这个家族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我们听说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最常见的解释是，因为某一个英明伟大的人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比如，乔凡尼·美第奇把家族产业从羊毛加工转移到了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再比如，柯西莫·美第奇夺取了政权，成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还有，大名鼎鼎的洛伦佐·美第奇，用钱烧出了一个文艺复兴。

这些解释，在格兰诺维特看来，这些解释都犯了用个体解释社会的化约主义错误，它忽视了中间的那一层，那就是社会网络。

美第奇家族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叫作“结构洞”。结构洞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它讲的是有两群人，彼此互不往来，那么，在这两群人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空缺，叫作“结构洞”，谁占据了结构洞的位置，谁就能享受到一个特殊的红利。

那么美第奇家族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洞呢？你熟悉历史的话会知道，美第奇家族天然地横跨了两个社会网络。一边，是贵族。美第奇家族出身贵族，它通过跟贵族联姻，拉拢贵族的支持。另外一边，是新兴资产阶级，也就是暴发户。美第奇家族擅长做生意，很愿意结交这些暴发户，也能跟他们打成一片。

而贵族和暴发户，这两群人原本是不相容的。贵族嫌弃暴发户没文化、没地位；而在暴发户眼里，贵族是没落的，穷得叮当响。这两群人互不来往、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美第奇家族就有这个本事，把两个圈子连接起来，让贵族的权力为暴发户所用，让暴发户的财富为贵族服务，两群人都离不开他。所以，一时之间，美第奇家族的风头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但是，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美第奇家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重要的是，它还做了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赞助了文艺复兴。美第奇家族赞助了包括马萨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在内的很多艺术家，还赞助了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和科学家伽利略。那美第奇家族为什么要赞助文艺复兴呢？是因为热爱艺术科学吗？是为了献爱心、做慈善吗？都不对。它这么做，是为了掌握权力。

以往，我们讨论“权力”，讲的都是个体对资源的占有，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但实际上，在社会学家看来，你占有资源，别人依赖你，听你的，这只是权力最初级的形态。权力更高级的形态，是合法性权力，也就是你的职位给你带来的权力，你通过选举或者上级任命而获得的权力。而权力最高级的形态，是议程设置，也就是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比如“什么资源是重要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些资源”的观念。影响这些观念，其实也是一种权力。

举个例子，老板的话，你得服从，因为你指望他给你发工资，这是基于依赖的权力。部门领导的话，你也得服从，因为领导是公司任命的，这是基于合法性的权力。但是，权力还有刚才讲的第三种类型，就是议程设置，换句话说，就是改变大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从而改变历史的走向。

美第奇家族就很擅长议程设置。它不仅仅是有钱这么简单，它是把钱变成了一件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变成了审美偏好和文化软实力，加速了宗教世俗化的新趋势，缔造了文艺复兴的新文化。

回到前面的问题，社会是如何演进的？局部地看，我们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把它归结为具体个人的努力。但实际上，我们还要看到中观的社会网络，看到美第奇家族在网络中所处的结构洞的位置，看到资产阶级兴起和宗教世俗化的时代背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像齿轮一样，是环环相扣、层层传递的关系。缺掉中间的任何一环，我们对事实的理解都不是全面的。

批评完经济学，格兰诺维特又把靶子指向了社会学自己。他说，经济学家爱犯的错误，是用个人来解释社会。而社会学家爱犯的错误，是用社会来解释个人，认为个人的一切都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这也是一种化约主义的错误，它有一个名字，叫作“文化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比如，我们中国人爱谈论的“国民性”，就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因为我们的民族有着什么样的性格，所以，我们每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还有学者研究了汽车产业链在全球的分布，发现韩国的汽车组装产业非常强大，中国台湾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非常发达，而阿根廷干什么都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学者解释说，是因为汽车组装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入，韩国的文化传统更适合建立这样的超大型企业；而汽车零部件行业，需要的是一批反应灵敏的小公司，这种制造方式在台湾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至于阿根廷，既没有建设大型企业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建设小型供应链的文化传统，所以，什么汽车产业都搞不起来。

你看，所谓的“文化决定论”，背后其实隐隐地包含了“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认为，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更加先进，更加适合工业化、现代化；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就是落后，你的工业化、现代化怎么也搞不起来。但是，格兰诺维特就讲，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制度和文化，与其说是个体行动的脚本，不如说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菜单。

格兰诺维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韩国。韩国的工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文化传统吗？不对呀，在半个世纪以前，韩国是一个既贫穷又落后的国家，恰恰是文化决定论者眼中落后制度和文化的代表。但是，1961年，朴正熙上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铁腕政策。比如说，政府借贷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扶持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建设大型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还有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最后这些措施带领韩国的经济实现了腾飞。

在韩国的身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影子：有苏联式的五年计划，有日本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有韩国特色的家族财阀。它不是某一种国民性的结果，也不是某一种文化所决定的。它是一颗种子，自带信息，然后吸收阳光雨露，开花结果。

总结

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三次交锋。

第一个交锋，经济活动中的人是什么样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不仅是理性人，更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

第二个交锋，经济活动是怎么展开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社会网络中展开的，信任和权力这两种社会关系尤为重要。

第三个交锋，社会是怎么演进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社会的演进，是个人、网络和社会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为个人行动提供了一个背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影响和改变社会。

你看看这三个句式，都说得不那么干脆。既不简洁，也不漂亮。但是，它符合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只有复杂才能解释复杂。

之前，我们追求简洁的解释，不是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完美的，而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衡量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现在，我们有了大数据，有了计算机仿真技术，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座城市的人际关系图谱，可以动态地追踪一个行业的兴衰起伏，可以把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现象还原为真实的复杂网络。所以，无论是经济学也好，还是社会学也好，我们都应该切换到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格兰诺维特有一句口头禅：“It’s not wrong, but it’s not enough。”翻译过来是：“这个解释没错，但是这个解释不完备。”听完《社会与经济》这本书的解读，希望你记住这句话。

《风雪中的精灵》主要讲述了主人公伊莎贝尔这个善良的小姑娘，她与雪豹相识的经历。故事中，伊莎贝尔这个善良的小姑娘，她与雪豹的经历，温暖了我的心灵。她让我知道了原来人与动物之间可以这样温情。人与自然本就应该和谐相处。爱护生命，尊重生命，是一种崇高的品德。如果人人都心存爱心，心中有“爱护动物，尊重生命”的信念，那么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霍莉·韦伯（Holly Webb）出生在伦敦的西南地区，从小她就特别热爱小动物，并饲养过多种宠物。在十岁时，霍莉开始对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着迷，这促使他学习希腊语与拉丁语，并在大学选择了古典学科作为自己的专业。她曾经当过五年的儿童小说编辑，她发现自己创作儿童作品会更有趣。于是霍莉开始了自己的儿童作品创作生涯。近年来，她的著作颇丰，并广受欢迎，是Scholastic、Stripes Publishing和Orchard Books等全球知名儿童图书出版社的畅销小说作者。作品主要包括儿童绘本、儿童系列小说等，代表作有《动物魔法系列》（Animal Magic Series）、《罗斯的故事系列》（Rose Series）、《淘气的小狗系列》（My Naughty Little Puppy）等。

安德鲁 劳伊德 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1948年3月22日生于英国南肯辛顿的音乐世家，祖父是优秀的男高音，父亲是英国伦敦音乐专校的校长、知名风琴演奏家，母亲是小提琴家，姨妈是剧院演员，弟弟是著名大提琴手……韦伯从小受到音乐熏陶，7岁开始作曲，姨妈带领他进入剧院，令他从小就领略了舞台的魅力，11岁时韦伯用积木和纸板盖了一个玩具剧院，而他为这个玩具剧院谱写的作品，后来还曾用在音乐剧《爱的观点》中。韦伯16岁获得牛津大学奖学金，19岁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能够熟练的演奏钢琴、小提琴、圆号等乐器。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时常和法律系学生，后来成为此作家的蒂姆 莱斯（Tim Rice）一同写词作曲。

韦伯的大学时代正是欧美国家现代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的时候。欣德米特、利盖蒂、潘德雷茨基等人的音乐一度让韦伯着迷。

1967年，韦伯19岁，他与莱斯（作词）合作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音乐剧《约瑟夫和他的神奇彩衣》（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该剧1968年在校园演出，后来几经周折在伦敦西区剧院上演。1981年，该剧在百老汇演出了824场，并获得1982年第36届托尼奖的多项提名，其中包括最佳作曲奖提名。

1969年，韦伯又创作了全部用摇滚乐风格写作的音乐剧《耶稣基督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该剧在内容上虽然受到许多争议，但在音乐上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

70年代后，韦伯一度离开音乐剧舞台，转向**方面发展，为英国**《侦探》、《奥德萨纵队》配乐，但影响都不大。

1974年，韦伯回到音乐剧创作上来，他又与莱斯合作，创作了根据阿根廷前总统夫人埃维塔的生平改变的音乐剧《埃维塔》（Evita），该剧于1978年6月在伦敦首演大获成功。1979年9月25日在纽约百老汇剧院上演，评论界虽然褒贬不一，但在观众中却大受欢迎，创下了连演1567场的佳绩，还获得了纽约戏剧评论界最佳音乐剧奖及7项托尼奖。

1982年，韦伯创作了音乐剧《歌与舞》(Song and Dance)，获得多项托尼奖提名。

同年他创作了音乐剧《猫》，该剧为他赢得了无数赞誉，也是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剧作曲家。至今，《猫》已经成为世界上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

1983年韦伯制作了戏剧《卓越人物将它赶走》。

1987年，韦伯又创作了《星光快车》（Starlight Express）,该剧于1987年3月15日在纽约百老汇格什温剧院上演，连演761场。

韦伯是一个富有挑战精神的艺术家，他总是在不断寻找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在《猫》获得巨大成功后，他准备创作侦探题材的剧目《歌剧院幽灵》（The Phantom of the Opera），该剧既有震人心魄得音乐，也有强烈的悬念刺激，演出后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赞誉，观众如潮，各种奖项纷至沓来，票房纪录屡创新高。

随后他在伦敦皇家歌剧院制作了《被雇的人》《把你的嗓音借给我》与理查德·罗杰斯、劳伦茨·哈特合作《足尖上》，并成为该剧院的所有者。

1990年4月8日，韦伯自己编剧、作曲、制作了音乐剧《爱的观点》(Aspects of Love)。他声称这是他最满意的音乐剧，但票房收入一般。

1993年7月12日，韦伯雄风再起，在伦敦推出了《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演出大获成功。两年间在百老汇演出977场，并一举多得最佳音乐剧、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脚本、最佳作曲、最佳舞蹈编导、最佳布景设计、最佳灯光8项托尼大奖，成为年度最耀眼的音乐剧。

之后他有创作了《风中哨音》（Whisle Down the Wind）和《美丽游戏》(The Beautiful Game)，反响也不错。

2002年6月，他与有“亚洲莫扎特”之称的印度作曲家拉曼（ARRahman）第一次联手合作，在伦敦推出了带有强烈异域风情的音乐剧《孟买梦》（Bombay Dreams）。

韦伯创作的其他剧院作品还包括《戴西的奋斗》、《野兽》，两者都获得了奥利弗奖（Oliver Award）。他为父亲去世创作的安魂曲（以拉丁安魂弥撒风格为构架）销量达到600万张。

除了音乐创作之外，韦伯还创立了真正好集团（Really Useful Group），并独家经营掌管，公司主要生产制作他自己的作品，同时也积极发展和制作其他作者的作品。如今，真正好集团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音乐制作公司。

韦伯50岁生日时，英国皇家艾伯特音乐厅为他举办了巨星同贺音乐会，忆莲·佩姬、莎拉·布莱曼、迈克·波尔、格雷姆·克洛斯等音乐剧演员和流行组合BOYZONE均前往献唱。韦伯于1992年被授予爵士头衔，1997年晋升为终身贵族。

没去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