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挽歌"

陶渊明 <挽歌>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亲戚们有的余哀未尽,别的人又已经唱起歌来了。

人死了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陵,(最后)和山陵同化而已。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 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 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 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 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 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 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 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 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 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 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 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纂 文学 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的文学思潮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 ぶ《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 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 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 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 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 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 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 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 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 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 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 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 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 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 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 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 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 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 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 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 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 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 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 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 《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 《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 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 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 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 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 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 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 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 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 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 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 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 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 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 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 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 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 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 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 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 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 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 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 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 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 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 “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 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 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 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 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 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 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 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 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 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 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 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 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 “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 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 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 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 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 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 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 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 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 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 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 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 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 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 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 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 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 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 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 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 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 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 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 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 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 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 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 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 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 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 达到了高峰。

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乱世与乱世文学 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 药与酒：生死主题、求仙主题、 隐逸主题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 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 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 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 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 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 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 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 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 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 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 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 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 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 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 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 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 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 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 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

诗歌的种类有哪些

　　诗歌，是⼀种抒情⾔志的⽂学体裁。是⽤⾼度凝练的语⾔，⽣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活并具有⼀定节奏和韵律的⽂学体裁。下⾯是⼩编整理的诗歌的种类有哪些，⼀起来看看吧。

　　按内容分为：送别诗、边塞诗、⼭⽔⽥园诗、怀古诗、咏物诗、悼亡诗、⾏旅诗、闺怨诗、战争诗、抒情诗、叙事诗。按形式分为：古体诗（古诗、楚辞、乐府诗、杂⾔、四⾔、五⾔、七⾔等）、近体诗、词、曲、新诗。

　　1、送别诗

　　送别诗，是抒发诗⼈离别之情的汉族诗歌。著名的代表⼈物有李⽩，王维，王昌龄等。送别诗抒写离别情绪，是分离时迸发的情感⽕花。要把这种情感⽕花表达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清代著名诗⼈袁枚对此深有体会：“凡作诗，写景易，⾔情难。

　　何也？景从外来，⽬之所触，留⼼便得；情从⼼出，⾮有⼀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此段话把情和景截然分开说得不确，但就“⾔情难”⽽⾔，还是有道理的。送别诗要想“感动激发⼈意”，必须采⽤⼀些⼿法来“⾔情”。

　　2、边塞诗

　　边塞诗⼜称出塞诗，是以边疆地区汉族军民⽣活和⾃然风光为题材的诗。⼀般认为，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即进⼊发展的黄⾦时代。

　　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百⾸，⽽《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其中有些宏伟的篇章不但是汉族⽂学的宝贵财富，⽽且极具历史意义。

　　3、⼭⽔⽥园诗

　　⼭⽔⽥园诗，古代汉族诗歌之⼀。源于南北朝的谢灵运和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宋代杨万⾥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清丽洗练，多⽤⽩描⼿法。

解析如下：

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

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

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挽歌-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作品介绍

拟挽歌辞三首是陶渊明晚年六十三岁的作品，写后两月后逝世了。诗人假设自己死后亲友的情况，既表达自己对生死的看法，也安慰亲友不必过于悲伤。

扩展资料：

挽歌创作背景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

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引用陶渊明"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 亲戚或余悲……托体同山阿：这是陶潜所作的《挽歌》中的四句，意思是，亲戚们有的余哀未尽，别的人又已经唱起歌来了。人死了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陵，（最后）和山陵同化而已。山阿，山陵。鲁迅在这里引用这首诗，有青山埋忠骨之意，寄托了作者牢记死者遗愿，死者当与青山同在的深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