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和周作人闹矛盾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像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33。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每天的生活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方式34，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我们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35。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36。想像一下，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真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人和睦地来往，打架的结果就是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37，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加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不用再看也知道他的态度了，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知识分子表面虽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其实还是一个谜，很多的说法也只是猜测而已，更有甚者说羽太信子原是鲁迅的情人之类的．我见过不少于三种的说法，我觉得以上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 但是从周作人的绝交信看来，我觉得周作人认为鲁迅有对其妻有不轨行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要不这么好的亲兄弟为何就会反目成仇．只有这件事才是可能的，金钱也不会导致老死不相往来啊． 当然这很大可能是一场误会，或者是羽太信子对鲁迅的诬蔑．我个人认为这肯定还是跟这个女人有关，但鲁迅成为伟人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鲁迅朋友的一些说法，另一些说法就看不大到了． 当然鲁迅也是我最尊敬的作家，我是不会带着恶意去推测他，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现在的一些传统的说法总是不能让人信服．

鲁迅一生树敌无数，其中不少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并非他本人与之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在与这些论战的过程中，难免有误伤或者偏激之处，而他对于“怨敌”的态度始终是冷漠而无情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或许正是刘文典觉得应该批评鲁迅的依据之一。他觉得，“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没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这样睚眦必报。　其二，关于鲁迅的人品。　在1949年7月24日的《正义报》上，一位署名为“晓风”的作者写了篇《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反驳刘文典关于鲁迅“私德不好”的言论：“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情感的分裂，除他们自己和生活问题上的私事不说外，主要的是由于那位苦雨斋老人和他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所形成，这在以后事实的考验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周作人以后不是做了汉奸吗？”　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反目成仇”？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众多“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大难题。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年龄相近，学识相仿，曾一起合作编书，一起在北大任教，甚至互相通用笔名。但是，1923年7月，两人却突然失和，连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周老太太都感到奇怪：“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　更为奇怪的是，两人都对失和的原因保持沉默。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大约知道了鲁迅的什么‘恶劣行为’。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在日记上写了十几个字。但他解放后在生活极为穷迫不得不将日记卖给国家设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时，又将这十几个字用剪刀剪去了”6。周作人剪去的，是一个真相。由于没有了真相，人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猜测。　现在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鲁迅因为受不了她随意挥霍而与之产生矛盾，以致决裂。但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原因在流传，这见于郁达夫的《回忆鲁迅》：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刘文典在演讲中说鲁迅“私德不好”，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种说法。当然，由于当事人一直没有表态，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了。总归一点，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并非是如同“晓风”文章所说的“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而纯粹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带一些强烈的个人隐秘色彩。　其三，关于鲁迅的小说。　说来很有意思，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又是一个安徽人--钱杏邨。钱杏邨，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批评家，参与发起组织太阳社。他1928年3月发表的长篇评论《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评。他写道：　无论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然而，鲁迅的著作如何呢？自然，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里去了，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写成的创造，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造，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钱杏邨未必不能洞见鲁迅文学创作背后的思想深意，但他的这番话可以说全面推翻了后来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断。　关于没有长篇小说，鲁迅的辩护者纷纷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去写。鲁迅生前也曾说过，“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据说，鲁迅曾计划创作《唐玄宗与杨贵妃》、《飘落的红云》等长篇小说，但最终都因故作罢。　1985年，文学评论家邢孔荣说，“很多人为鲁迅先生没有写出长篇而惋惜，但是，这种惋惜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写出来也不会成功”。这也算是对于钱杏邨、刘文典当年言论的一种间接回应吧！　其四，关于鲁迅的抄袭。　最早公开这个问题的是陈源，即陈西滢。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长期与鲁迅论战，是鲁迅的“铁杆反对派”之一。1926年1月，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里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揭露”的，正是顾颉刚提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很快，鲁迅就写了《不是信》一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作为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的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　从鲁迅的这篇文章看，刘文典并没有完全冤枉他，只是有点责之过严。1936年年底，胡适写信给苏雪林，就曾说过：“通伯先生（即陈西滢）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秉公而论，鲁迅的行为固然谈不上是“抄袭”、“剽窃”，但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他确实应该在书中注明参考书目来源，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再说得远一点，当下许多所谓的学者搞“学术腐败”，最常用的手段不正是“引而不注”吗，有的甚至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过多引用不是抄袭”。

鲁迅和周作人绝交的事情，已经成为一段公案。究竟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鲁迅兄弟都三缄其口，而鲁迅身边的人都没有怎么说，实际上，后世的我们，肯定是已经不可能再完全搞清楚的了。

（鲁迅旧照）

后世对两兄弟的事情，只有猜测。大致的意思，也就是因为鲁迅在北京买下一座大四合院后，把母亲与两个弟弟接到这个四合院里住。包括鲁迅始终不愿意和她同房的老婆朱安，也住在这个院子里。

除了鲁迅让兄弟们白住以外，整个家庭，都主要靠鲁迅挣钱。由于鲁迅不接纳朱安，因此，鲁迅挣回来的钱，就全部交给周作人的日本老婆，让这个日本老婆管家。而这个日本老婆非但不感激鲁迅，反而觉得用鲁迅的钱是心安理得的。如果鲁迅想用什么钱，这个兄弟媳妇却不愿意拿出来。

这样一来，鲁迅和兄弟媳妇之间，自然就产生了矛盾。以至于这个兄弟媳妇给周作人说，鲁迅偷看她洗澡。而周作人又是一个软骨头，也认定鲁迅偷看自己的老婆洗澡。

鲁迅悲愤不已，不得不带着母亲，当然也包括朱安，离开了那个四合院，自己另外找地方住。兄弟俩从此形同陌路，直到死，都没有再和解过。

而后世反复争论的问题是，鲁迅究竟有没有看过兄弟媳妇洗澡。由于鲁迅不愿意承认朱安，因此，他一直努力压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郁达夫都嘲笑他说，鲁迅之所以冬天都不穿棉裤，就是因为冻着，就可以更好地压抑自己的欲望。正因为有这些话言话语传出，因此，很多人竟然对鲁迅偷看兄弟媳妇洗澡这件事，深信不疑。

我在这里不想分析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看兄弟媳妇洗澡的问题。我只想说，鲁迅两兄弟分开，其实是迟早的事。如果鲁迅早点认识到这个问题，让两兄弟早点分开，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周作人旧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民国时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封建时代的大家族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鲁迅的家庭，当然也处在这样的冲击之中。

鲁迅很早就因为勤奋，考上了公派留学生。接着他也把弟弟周作人送到了日本留学。可以说，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两人都是受到了西方思潮的熏染洗礼的，都是接受了新思想的。从鲁迅不愿意接受他的母亲为他选定的老婆朱安，就可以看出，鲁迅确实是具有新思想的。

不过，鲁迅虽然接受了很思想，但是，他在家庭观念上，其实还是很传统的。如果不传统，他就不会答应他母亲，和朱安结婚。他会和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行动非常激烈地反对。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接纳朱安，但是承认和朱安的婚姻。在遇到许广平之前，他一直没有想过再结婚，同时一直把朱安带在身边。

正因为鲁迅有很传统的家族观念，所以，当他当了教授，可以挣钱以后，才会把母亲和朱安，以及周作人、周建人兄弟都接到他的四合院里，让大家住在一起。同时做出决定，把自己所挣的钱，交给兄弟媳妇来保管。

（朱安旧照）

但是，鲁迅又不是非常纯粹的旧式家庭，并没有按照非常纯粹的旧式家庭的方式来。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鲁迅并不是一个家长。鲁迅在整个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的作用，也就是给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并没有对家庭实施管理，也没有在家庭中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以至于兄弟媳妇竟然对人说鲁迅偷看她洗澡的话，而且鲁迅的钱，她还不许鲁迅随便支配。周作人也没有坚定地站在大哥一边，管教自己的媳妇。由此乐见，鲁迅确实是不具备权威的。

二是鲁迅并没有完善的家风。鲁迅实际上并没有对家庭进行过管理，因而他也没有建立什么家风。没有家风，因此家庭的运行就没有一个规则，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才造成了最后的闹剧。

三是鲁迅并没有做好表率作用。如果是旧式家庭，鲁迅是不能那样对待朱安的。鲁迅那样对待朱安，因此并没有起到表率的作用。既然鲁迅作为一个家长，并没有表率作用，因而周作人的老婆就觉得可以小看他，轻率地对待他，于是就有了那样不堪的闲言碎语出来。

鲁迅当时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显然不可能按照旧式家庭的方式来做。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分开单过。周作人既然都娶老婆了，就应该让他去自立自强。那样一来，两兄弟肯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矛盾了。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去和平？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也是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无法想象，曾经最亲密的两兄弟，最终会因为生活而分手。更让人不解的是，他们分手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怨恨之深，无法自拔。很痛苦，也很难忘。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氏兄弟不和的真相至今仍是个谜，没有人能完全弄明白。虽然也有人搜集了很多资料，试图一探究竟，但是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所以很多资料不全，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找出来。表面上看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就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直接把钱交给家里，而他的哥哥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老婆，郁泰新，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奢侈的生活方式。34所有的家居用品都得在日本商店买，她太喜欢日本货了。人民也是爱国者，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大人小孩在家里生病，都要请日本医生。一切都是日本制造的。我做了一桌子菜，说不好吃就全倒了重做。家里的被子和盘子不新了，我马上重做了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公交。让我们考虑一下。在20世纪20年代，开车出门是不可能的。鲁迅当然愿意为这个家出力。他是长子，是一家之主。只要家庭和睦，他什么都愿意做。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的钱是人力车拉进来的，别人是车送出去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努力，但是达不到要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材料，所以在家务劳动和经济生活中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到1924年之间，其实他和周作人的思想分歧并不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开始了争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看到两兄弟在街坊打架，但是鲁迅兄弟真的打起来了，真的很意外。当时他们的朋友都不太理解。本来鲁迅住前面，周作人住后面，一家人来往融洽。斗争的结果是，周作人亲自给37号发了一封绝交信，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今天我们尊称鲁迅先生，但是他亲弟弟写的信加了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不用看就能知道，说明态度彻底坏了。其中一个说:“请不要再来后院了”。知识分子说话客气，但往往客气之后就是十二万分的恶毒。普通人吵架，虽然话很难听，但是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吧。”知识分子虽然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实际上内心有很深的仇恨。后来鲁迅很快搬出了八道湾，又买了房子住，再也没有和哥哥一起出去过。

其实还是个谜。很多理论只是猜测。更有甚者，说余泰新是鲁迅的情人等等。我看过的理论不下三个，我觉得上面这个比较客观。

陈西滢一般指陈源。

1924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创《现代评论》杂志，主编该刊《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被鲁迅多次抨击。他也对鲁迅做如此评价“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

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陈源与鲁迅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陈源与鲁迅针锋相对，相互笔战。

尤其是后来公开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犯了学界的大忌。鲁迅对此当然不能容忍。

陈源的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的反应相当强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反驳。据顾潮说，当时有人认为鲁迅参考盐谷温的书而未注明，有抄袭之嫌，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陈公布此事，遂使鲁迅与顾颉刚结怨。

扩展资料：

陈西滢，原名陈源，曾留学英国，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出名，是因《现代评论》杂志开设“闲话”栏目。

他在上面经常发表“闲话”杂文，其中有一部分是错误的，特别是1925年发生的“女师大风潮”，在支持还是反对学生运动方面，陈西滢与鲁迅之间发生重大分歧，因而引出同鲁迅的一场笔墨官司。

除了“女师大风潮”论战之外，还有一件特殊事件，那就是关于“抄袭”问题的争论。事情是这样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上，发表一篇“闲话”，题目是《剽窃与抄袭》。

其中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封号”，因为陈西滢没有点出鲁迅的名字，鲁迅当时也未给予回答和驳斥。

陈西滢含沙射影攻击鲁迅之后，却未见鲁迅反应，于是不出十天，他就写了《致志摩》一文，于1926年1月30日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其中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

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

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