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 [浅析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

　　摘 要：“言意之辨”是一个古老而有价值的话题，它作为魏晋玄学家们讨论的诸多名理问题之一，曾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包括“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言意之辨内涵的理解与阐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三种观点之间的关系，和大家一起讨论思考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对其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言不尽意 言尽意 得意忘言

“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从表面看，所牵涉的只是语言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哲学领域贵无派和崇有派的斗争。“言意之辨”在当时大致有“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言意之辨的内涵

关于言意命题的探讨并非始于正始时期，然而到正始的时候这一命题又受到广泛注意，并得到深入的探讨，它是玄学思潮的必然产物。《易·系辞下》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段文字是局限于《易》中言、象、意三者的关系而发，在其产生后的几百年岁月中，也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更没有被上升到一般方法论的高度去理解。在汉魏之际，这段话却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成为早期玄学的重要理论武器。[1]玄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发言玄远，崇尚清谈，以虚无为特征，具有很强的理性思辨色彩。“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学家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逐渐衰微的两汉经学。在玄学的构成中，道家思想是本是体，儒家思想为末为用，因此道家哲学基本上决定了玄学的思想观和方法论。玄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玄学家在清谈中设立主客往复辩难，这种风气无疑促进了理论思维和语言能力的提高。”[2]以上便是“言意之辨”在正始时期被关注时的大致理论背景。“言意之辨”在当时大致有“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当时荀粲主张“言不尽意”论，欧阳建倡导“言尽意”论，王弼主张“得意忘言”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以上三种观点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首先，关于当时荀粲主张的“言不尽意”论，言不尽意是正始时期的普遍认识。蒋济、钟会、傅嘏都是主张言不尽意的。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荀粲是玄学家中最早提出“言不尽意”的人。在《三国志·荀彧传》中记载：“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进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进言，此非言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荀粲以为性与天道才是精华，才有深奥的义理，夫子既不言性与天道，而只言文章，则儒家典籍乃是糟粕。荀俣为了说明圣人也言天道，于是引老子说《易》为证，提出了象和系辞可以表达微言的问题。于是引出荀粲言不尽意的一番议论。荀粲以为，理之微者，难以用言象表达；言象所能表达的，只是表层的意义，更深刻的即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是难以表达的，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庄子》的《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言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3]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荀粲并不否定语言的基本认识功能，他认为语言能够表达意义，但不能够表达出最深奥的意义。从总体上看，言不尽意论并不否认言辞达意的功能，它只是指出了言辞和意念之间的差距，认识到言辞并不能把意念完全表达出来这样一个特殊的规律。在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体现出事物互相矛盾的两面性特征。

其次，我们来看王弼主张的“得意忘言”论。王弼首创“得意忘言”说后，“便成为魏晋时代之新方法，时人用之解经典，用之证玄理，用之调和孔、老，用之为生活准则，故亦用之于文学艺术也。”[4]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集校释》609页）

王弼承认言可明象，象可尽意。这个“象”指具体的象；这个“意”指具体的意。具体的象与意，是可以由言象去表现的。但除此之外，他进而论述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这里的“得象”与“得意”指具有普遍意义的象与意。如果执着于具体的言和象，就不可能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言和意。最后导致的结论是“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忘言忘象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住更具普遍意义的象和意。以上从哲学的方法论讲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但这一理论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思想上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学创作上来说，则可以用来说明具体的言、象表现更具普遍意义的象与意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阮籍的《咏怀》诗中得到说明。阮籍往往不着眼于具体的象和意的表现，他常常借助言、象，表现更深层、更带普遍意义的象和意，使得他的诗具有多意的性质，读者可以作各式各样的理解。[5]

从以上对“得意忘言”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更有助于发挥读者主观的想象力和理解力。陈顺智在《魏晋南北朝诗学》中写道：于是各抒己见地谈论“意”与“象”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人们运用它，去思考、去行动、去生活、去探索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秘密；于是作为哲学领域内的意和象被引到文学领域内，原来作为本体义理的意也用以指人们的思想、情感、情绪、精神等，原来作为特指卦象、爻象的象也由卦爻象的象征符号转变为文学作品和自然物象的形象符号，从而最终完成了作为文学重要概念范畴的“意象”一词。[6]陈顺智先生揭示出了“意”与“象”从哲学领域向文学领域发展的轨迹，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得意忘言”论的观点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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