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人庄子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表达了庄子怎样的感情

《郢人》是庄子所作的文言文作品。出自《庄子·徐无鬼》。背景：庄子与惠子常常在讨论问题时互相抬杠。但在情谊上，庄子一直将惠子当作是生平唯一的挚友（知音）。比喻知音难遇之感，“知音”往往终生不遇，因而“运斤成风”成了千年流传的成语。

原文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翻译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墓地，回过头来对跟随的人说：“有个楚国的人把白垩泥涂抹了他自己的鼻尖，但白色的泥土好像苍蝇的翅膀那么薄，让一个叫“石”的匠人用斧子砍削掉这一小白点。石匠人挥动锛子好像疾风一样掠过，听任他砍削白点，鼻尖上的白泥完全除去而鼻子却一点也没有受伤，楚国人站在那里不改变脸色。

宋元君知道了这件事，召见匠石说：‘你也为我这么试试'匠石说：'我确实曾经能够砍削掉鼻尖上的小白点。即使这样那么，我的搭档已经死去很久了。'自从惠子离开了人世，我没有什么人可以用来做搭档了！我无法与人论辩了！”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战国文章，普遍多假寓言、故事以说理，但仅仅作为比喻的材料，证明文章的观点。《庄子》不仅如此。从理论意 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

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 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

而且，作者 的想象奇特而丰富，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

扩展资料：

作品影响

庄子的散文批判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文学史上一位不朽的散文家、艺术家。

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艺术审美方面，他都给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史、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审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品主题

《庄子》一书,以冷峻的眼光,犀利的笔触,对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病态现象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的批判。在庄子的批判里,从谋权谋名谋利者到鼓吹仁义道德者,从逞辩者到拙变者,再到最普通的庸者,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以各自不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阻遏者。

——庄子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33篇，分为内、外、 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庄子的身 世不可确考，从《史记》本传和《庄子》一书的记述中，可以大略知道一些。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 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 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 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 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 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 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文”(《寓言》)。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 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 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 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 “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 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 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 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 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 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 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 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 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 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 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 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 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 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 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 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 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 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 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 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 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 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 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髅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 (《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 想象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 要》第三篇“老庄”)

《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 (《艺概·文概》)，是《庄子》的主要特征。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 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 象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颐隐于脐，肩高 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 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庄子》中奇幻的想象， 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 判精神。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 想象夸张之奇，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 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车 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 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而像“儒以诗礼发 冢”(《外物》)，对儒家诗礼的揶揄，也与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批判相一致 (《胠箧》)。“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 《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 曲折的流露。《庄子》作者尽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 感情。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匠石运斤 成风，流露了诤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和寂寞(《徐无鬼》)。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 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 于议论文。只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 《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 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 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 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 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 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 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 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 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 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 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 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 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 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浓厚的结束语: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 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因苦哉

不仅回答了惠子的“无用”之辩，而且十分形象，情感浓郁地描述出全篇所 追求的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真是得鱼忘筌，大辩不言。这样的辩论， 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规则，进入了“无言无意之域”。正因为这样，庄子哲学充满 了诗意。

《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 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 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 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如《齐物论》写大风: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 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 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譹者、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 喁。泠风得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而像《逍遥游》末段那样的文字，简直就是 抒情诗。

　　《庄子》内、外、杂篇划分标准　　隋唐以后，《庄子》内、外、杂篇之分。“皆依郭本”，逐渐固定下来。这样，这种划分是根据什么标准？或者说，内、外、杂篇有什么区别？就成了学者们，特别是《庄子》注家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了。　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唐代成玄英，他在《庄子注疏·序》中写道：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蹄”之类是也。很清楚，成玄英提出以标题之有无和内容之深浅为划分、区别内篇与外，杂篇之标准。很长时间内，许多学者一直承认、袭用这个标准，例如宋代罗勉道说。“内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与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盖内篇命意已足，外篇、杂篇不过敷演其说尔。”（《南华真经循本·逍遥游》）明代陆长庚也说：“ 内篇七篇，庄子有题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内圣外王备矣；外篇则标取篇首两字而次第缩之，盖所以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南华真经副墨·骈拇》）令人冯友兰亦主张“秦汉以后流传之庄学论文，有有标题者，有无标题着，编《庄子》之书者，将有标题者分为一类，将无标题者分为一类。”（《庄子内外杂篇分别之标准》，载《燕京学报》20期）　以有无标题作为划分《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必须有这样的大前提：内七篇的篇名是《庄子》著者自拟。这样，编校整理者才能据以把它们划为“内篇”。然而从以上的分析看，这是绝难以成立的。　以内容深浅为划分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也受到另一些学者的怀疑和批评。如宋代林希逸说：“此篇（杂篇《庚桑楚》）文字何异于内篇，或日外篇文粗，内篇文精，误矣！”（《南华真经口义·庚桑楚》）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亦认为，“杂篇多微至之语，学者取其精蕴，城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杂篇》）的确，以内容的深浅为标准来划分内篇与外、杂篇是很困难的，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相对的。《庄子》注家不时发现，外、杂篇中有不少篇、章、句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决不逊于内篇。例如陆长庚认为外篇《知北游》“所论道妙，迎出思议之表，读《南华》者，《知北游》最为肯綮。”（《南华真经副墨·知北游》）又被称道外篇《骈拇》“一部《庄子》，宗旨在此，篇”（《南华真经副墨·骈拇》）。陈深评论外篇《秋水》说：“《庄子》书有迂阔者，有荒唐者，有愤懑者，语皆未平，独此篇说义理阔大精辟，有前所未发，衍后儒所不及闻者着。”（《庄子品节·秋水》）杨慎盛赞杂篇《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优”一语是“数韵调绝伦，实诸子所不及”（《庄子解》）。王夫之注解《庚桑楚》“移是”章时说。“论至此而尽其扶藏……而庄子之学尽于此矣”，认为“庄子之旨，于此篇而尽揭以示人”（《庄子解·庚桑楚》）。等等。然而，细细体味也不难发觉，内篇与外、杂篇之间又的确存在某种在境界和风韵上的差别。内篇基本上是从整体上同时显示思想高远而不险奇幽深，语言自然而无精雕巧饰，名物古朴而并不怪僻驳杂；而这些在外、杂各篇中只是在或多或少的片断章节、段句上才具有的。　宋代以前，学者一般皆以为《庄子》是在周所著，只是对《庄子》的整建者划分篇目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宋代以后，自苏轼《庄子祠堂记》从一个特殊的、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角度——“庄子盖助孔者”——对《庄子》杂篇《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四篇是否为庄子所作提出疑问后，接踵而来，学者从名物制度、语言风格、思想旨趣等不同角度，对外、杂篇其它各篇也提出同样的是否为庄周所作的疑问（下节将作详论），并且最终形成了一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这一观点同时也就用来作为划分、区别《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一个新标准——作者之不同。可以断定，明代就有不少的学者明确地形成了这种观点，如郑瑗说：“窃意但其内篇是庄氏本书，外、杂等二十六篇或其徒所述，因以附之。”（《并观琐育》）朱得之说：“外篇、杂篇或有闻于庄子者之所记，犹二戴之《礼》，非出一人之手。”（《庄子通义·读庄评》）焦闳说：“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焦氏笔乘》）等等。在清代，王夫之、姚鼐等也持此种现点。王夫之表述得最为明确：“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庄子解·外篇》）这一观点簇拥者甚众，且由来有自，所以晚近学者视为传统观点。　当代学者以作者的不同为标准来划分、判定《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区别，主要有三种对立的见解：　多数学者承袭传统的观点，认为《庄子》内七篇是庄子自撰，外、杂篇是其弟子所述。最有代表性的是高亭。他在《庄子新笺》一书的开头，提出六点证明，除了内容之深浅、风格之高卑、标题之有无等三项为传统观点所每必援用、然而却总显得疲软的论据外，还引证了三条《庄子》书中述及的、然而却是发生在庄子死后的事实：“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肢箧》），“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盗跖》），“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列御寇》）。这样的论据显然要比传统的论据坚强有力。　与多数学者的看法相反的是任继愈的见解。任氏认为《庄子》内七篇是汉初庄子后学所作，外、杂篇方是庄子所作，或者说方能代表庄子思想。他的立论根据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根据荀子和司马迁所见。司马迁在《史记·庄子列传》所举篇目《渔父》、《盗跖》、《肢箧》等皆为外、杂篇；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也就意味着他只看到《天道》、《天地》、《天运》等外篇。第二，根据《庄子》篇目。外、杂篇以一篇开头两字作题，保持古例；内篇有题目，从时代上看，应晚于外篇。第三，根据思想反映时代。内篇思想悲观厌世，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后期庄学”，在新兴强大封建帝国面前发出的寒蝉哀鸣。应该说，任氏的论据都是很脆弱的。他的第一个根据的不足，在于他没有充分注意到，司马迁特别举出《渔父》等篇篇名，目的在于强调表明庄子思想具有“诋訾孔子之徒”这样一个方面，属于黄老阵营。在汉代早期儒、道相争的学术、理论背景下，如此来显示庄子思想的中心或重心，本是十分自然的。司马迁丝毫无意认为其它篇皆非庄子所著，因为仅有这三篇绝不能就是“著书十余万言”。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极其准确的、深刻的。但这决不是因为荀子只看到“天道”、“天地”、“天运”这些有“天”之篇名的。主要内容是属于启然观的外篇（荀子时，《庄子》一书有无这类篇名尚属疑问），而是因为荀子看到在《庄子》中始终鸣响着。变奏着一个主张从人为的世俗负累中超越出来而返归本然自由的人生哲学主调，而这个哲学主调恰恰是在极后代学者划为“内篇”的七篇文字中表现量最为明显、强烈和一贯。　例如，《逍遥游》的“至人无己，圣人无名”；《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养生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人间世》的“一宅而寓于不得己”；《德充符》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大宗师》的“不以心捐道，不以助天”，“游于物所不得邂而皆存”；《应帝王》的“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等等。任氏第二个根据的失误，在于他没有估计到先秦诸子作品的写成与编成往往不是同一时代，也就是说，作者和掇拾成篇、拟定篇名、书名的编者往往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也就不能以编者的意旨来判定作者的思想，不能简单笼统地以篇目的某种特征来判定作品的写成的早晚。任氏第三个论据的无力，在于它的狭隘性。悲观厌世无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或一种心理情境，都不是某一阶级或某一时代所特有的，而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阶级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遭际中都可能具有的。认为《庄子》内篇中的悲观厌世思想一定只有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才有；奴隶主阶级的这种没落情绪的发泄只能是在汉代初年，这些见解都很难使人置信。　同上述两种观点皆相对立的是周通旦的观点。周氏返回到尚未对《庄子》外、杂篇发生怀疑的宋代以前的、更加古老的传统观点的立场上，认为《庄子》的内、外、杂篇皆是庄周所作。当然，周氏的立论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即对引起宋代以后学者怀疑和异议的内篇与外、杂篇的差别、不一致的问题提出一种看来是很合乎逻辑的解释：外、杂篇是庄子早期的作品，内篇是庄子晚年的作品。周氏对他的这一论点提出二个论据：第一，标题特征。外、杂篇以篇首字为题，内篇以概意为题，正是年代有先后的证明。第二，思想特征。外、杂篇语气激烈，受他派学说影响，思想体系尚未形成，正是年轻时代的表现；内篇消极悲观，恬淡调和，正是饱经忧患，思想自成体系的晚年的特征。周氏的论证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先秦典籍的篇名，可能的确是经历了无标题、篇首字为题、概意为题的几个阶段；人的心理和思想在青年和晚年也的确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事实比逻辑更有证明力。　《庄子》中至少也有两点事实既不能满足、甚至还否定了周氏这个虽然是合乎逻辑的推论：第一，不存在任何可信的根据可以证明《庄子》一书是庄子自己编定、分篇、拟名；更何况那些概意的内篇篇名，既概括不了该篇的内容，又内蕴着不是庄子自己所可能具有的思想观念？第二，也找不到有力的理由来解释庄子早期著作的外、杂篇中何以出现庄子死后的时代才会有的事件、名物和语言。所以，周氏用庄子个人思想的发展过程来说明《庄子》外、杂篇与内篇的差别，虽然在抽象的逻辑上是可行的，但印证具体事实却又是不通的了。然而用《庄子》内篇和外、杂篇的差别来说明庄学在先秦的演变进程，则不但符合逻辑，而且符合事实。这一点正是我们下面要论述的中心。　　http://wwwzhuangzicom/zzzb/zzkz/0711_001asp

　　庄子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是无比光芒的，也是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庄子的思想可以跨越时空，即便是到了今天仍然可以震撼我们的心灵。庄子的思想就像“大道”一样是没有边界的，包容着万物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伟大啊！又不露形迹，深远啊！却近在眼前，久远啊！却看不到它的初始，深奥啊！却并不显得高深，孕育着万物而不露其德，光芒照耀着历史而不显其才　

　　庄子真正的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作到了天人合一，也就是说，上天与大地是与我三足并存的，而万物生灵都与我是一体。儒家的孟子也说过：“万物皆备于我矣。”也就是说，天下万物的特性都具备在了我的身上，没有欠缺也没有盈余。

　　因为我们都来自于宇宙这个大根本，所以我们的本来都是一样的，是一个身体。　

　　庄子的思想伟大而玄妙，充满了辩证的哲理，但经常不被人理解，被扣上游世思想和相对主义的帽子。认为庄子是相对主义者是错误的，但他的某些论述确有点类似相对论，但又和相对论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高于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是论证了人的时间观念是随着自身形体的空间转化而相对转化的，但是，爱因斯坦没有去把这样的人的相对时间空间现象和人的不相对的时间空间现象联系起来进行同一思考，后来，爱因斯坦到是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对宇宙的统一关系做了探索，但是，从科学理性的角度，他无法完成这个试图建立统一场的任务。所以，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不能够直接用于去诠释人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现象的，一旦将这样的相对论思想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必定要象推销爱因斯坦思想的波普那样，把人类的科学思想基点最后落脚到“猜测”上去，从而使科学的大厦完全落足在了一片沙滩上。但是，庄子却是通过他的关于人的认识的有对、无对和非对的三对思想，把这个问题破译了。”

　　庄子认为时间、长短、高低、大小、阔狭、终始、曲直、是非贵贱荣辱美丑多寡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庄子用了一篇《秋 水》来阐述他对事物的无穷相对性认识。

　　政治思想　庄子对现实十分悲观，消极厌世，对整个人生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把提倡仁义和是非，看做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罚。他认为仁义是一种黥刑，是非是一种劓刑。他在《应帝王》中所推崇的上古帝王就是个睡得安安稳稳，醒时无思无虑的浑浑噩噩的人。庄子这些言论虽然是对当时统治者的“仁义”和“法治”的抨击，但他提出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

　　哲学思想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和独特的学风、文风。庄子用相对主义的理论回答了先秦哲学中“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天道观　庄子和老子一样把“道”作为世界最高原理，讲天道自然无为。但在“道”和“物”的关系上，他具有与老子不同的明显泛神论色彩。他认为形体产生于精神，而个别精神产生于“道”。但他又说：“通天下一气耳。”认为道即气，道作为世界统一原理，不是在天地万物之外的“造物者”，而是一切事物内在的原因，因此带有泛神论因素。他用“周、遍、咸”三个词来形容道的无所不在，认为天道瞬息万变，充满天地。他认为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移，虚满、生死都只是一时的现象，其形态是绝不固定的。他过分强调了绝对运动，由此导致否定相对静止，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他认为，从道看来，小草茎与大屋柱、丑人与美人、宽大、狡诈、奇怪、妖异等等，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从而形成了相对主义的理论。

　　人道观　他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为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因此，不要以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去对抗自然命运，不要以得之自然的天性去殉功名。从这种自然原则出发，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任其自然，具备了理想人格的人就是无条件地与自然为一的“至人”。庄子认为真正获得自由的“至人”是无所待的，这样的至人超脱于是非、名利、生死之外，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神秘境界。

　　认识论　在“名实”关系方面，庄子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他认为，感觉经验是相对的，理性思维更是如此。认识是否正确，是没有确定的客观标准的。庄子认为诸子百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原因在于是非产生于主观片面性。主观是受自己存在的条件限制的，即所谓“囿于物”。这就叫“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而这种是非争辩，都是对道的全面性的歪曲，所以，是非是无法辩明的。他还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从道的观点来看，是非、彼此、物我都是一样的。庄子还对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观点提出了种种责难。他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美学思想　庄子认为人类生活应当一切纯任自然，这样就能超出于一切利害得失的考虑之上，解除人生的一切痛苦，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境界。这种与“道”合一的绝对自由境界，在庄子看来就是惟一的真正的美。庄子提倡的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庄子关于通过“心斋”、“坐忘”而与“道”合一的理论，一方面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对审美经验的深刻理解。庄子美学思想有着素朴的辩证观念和批判精神。它多方面地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美与真、善之间所存在的尖锐矛盾，以及美与丑区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一类看来是厌世虚无的说法中，庄子及其后学朦胧地意识到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出现了物统治人的现象。庄子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美学强调美善统一而对美自身的价值和特征认识不足的缺陷，历代对审美与艺术特征有深刻理解并且对儒家思想表现了叛逆倾向的美学家、文学家都曾受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

　　历史地位　庄子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融合儒、道，“祖述老庄”。玄学的代表人物向秀、郭象作《庄子注》，东晋南北朝盛行的佛教般若学中渗入儒、道思想，很多名儒研究庄子的思想。宋明理学也以儒为主，融合道、释。这些都反映了庄子思想的影响。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著《庄子通》和《庄子解》，对庄子“不避是非”、“逃之空虚”等消极避世思想提出了批评，同时吸取和发挥了庄子相对主义中包含的辩证法因素。庄子的著作，今存《庄子》一书。海内外多数学者认为，其中内篇为庄子本人著作，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或道家其他派别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反映了庄子的思想。也有学者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认为外、杂篇反映的是庄子的思想。

　　表达的是惠子这样的常人对庄子达到的境界的无法体会,在其中惠子的言辞是前后矛盾的但常人看来惠子的话更有逻辑

梁上那段解释可以这样看：

濠上之辩《秋水十七》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 秋水》）

这段对话中庄子的回答常常被人们认为是诡辩,而觉得惠子的推理更符合逻辑事实上这里涉及到一个逻辑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无关联者不发生逻辑关系惠子希望采用类推的方式从自己对庄子的不了解推及到庄子对鱼的不了解上,却忽略了自己在对庄子说“安知鱼之乐”的时候已经与庄子之间建立起了判断关系,这种判断关系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已经动摇了后面“我非子,固不知子矣“这个基础这样惠子就陷入了由自身知见限制所产生的所谓悖论中,要么承认我非子却可知,那么庄子知鱼也并不稀奇了；要么承认“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是没有基础的,那么自己就被隔离于庄子的系统之外与之无法建立逻辑关系,根本无法判定庄子是不是知鱼之乐,从而无从否定庄子鱼乐的判断因此我们说庄子看似诡辩的回答正好触及了逻辑的基础,而只是思维跨度稍大不易理解而已

所以我们说庄子并不是不了解常人的逻辑,而是明晰常人逻辑受到知见限制的事实,从而在自身的行为中“依附(并不确切)“于更高的行为标准,而在论辩中只要使用他人的逻辑系统进行引申就足以使对方陷入自身知见编制的悖论之中也通过这种行为使惠子了解到常用的逻辑推论并不能很好的表述世界,而只有去小知及大知才能够更好的了解世界惠子在这里以己度人,正是与《秋水》前面所说的“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别无二致而濠上之辨放在篇末也恰好成为了对看完《秋水》全篇而仍然以己度人者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