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思想感情有何特点？

屈原

屈原和渔父各自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处事态度：一是屈原的明辨是非、高洁白奉、积极用世，乃至宁死不折、以身殉国；一是渔父的不问是非、明哲保身，乃至消极避世、飘然自乐。

“道不同，不相为谋”，结果只好异途殊归，各行其志。总体说来，作者的意图和倾向是：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赞扬屈原的崇高精神，贬抑渔父的消极态度。

从作者的态度来看，让渔父用“混世”反语来激励屈原，从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比，这恰恰说明了作者对屈原的崇敬，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倾向十分鲜明。

作者没有单—地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而是别具匠心地为他设置了一个对立面，让渔夫与屈原分别代表两种相反的但各自又十分典型的人生观，并让他们在江畔相遇，展开对话，这就使文章内涵全部熔铸在一个整体对比性构架之中。在这个构架中，至少包容着三个方面的对比关系：

一是两条人生道路的对比。屈原坚持人世，渔父乐在出世。实质上一个足从社会着眼，目的在于济世：—个是从个人出发，意图在于全生。两相比较，谁积极谁消极，不言自明。

二是两种“入世”态度的比较。一个是明辨是非、高洁白奉，而且至死不渝；一个是是非不分、随波逐流，乃至混水摸鱼。两相比较，孰高尚孰鄙陋亦是不言而喻。

三是两种结果的对比。屈原积极用世，深思高举，结果却惨遭流放，行吟江畔，痛苦万分；渔父消极避世、钓鱼汀滨，反而能身心自由，鼓枇高歌，欣然自乐。这两种情景的对比、诱惑，恐非意志特强者所难以自持：然而屈原却非但能够持志不移，而且锐意于以身殉国，这样，他那玉叮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叮焚而不可毁其节的崇高精神，就在层层对比中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战国时候有龙阳君 什么的 红楼梦里也有男风，中国古代什么断袖什么的是很正常的

　　这个问题民国的时候曾经有考证。

　　历史就是历史，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待历史。

　　首先声明,发此文并无对屈原的任何不敬之意

　　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情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屈原的故事由于记载的间断而有失真实，但根据有限的史料还是不难构筑其生平。他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深得楚怀王的宠信，除了任官三闾大夫以侍奉内庭外，还被委以外交重任。后来由于列靳尚之流争宠于楚怀王，中伤屈原。屈原清高的人品使他难以随波逐流，以致哀怨难平，愤而投入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是其情怀的最好写照，请看他在《抽思》中的表露：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

　　诗人与怀王以身相托，两情相怡，与后来女词人朱淑真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表达同出一辙。然而，怀王的移情使诗人哀伤不已：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

　　灵修是古时女子对恋人的专称，屈原以此称呼楚怀王，同性间之爱情已一目了然。“浩荡”其爱在今日看来就是指有多个性夥伴，再贤明的大臣也会认为国君如此乃是天经地义，屈原更没有理由对怀王的“滥交”感到愤愤不平。宫中之女并无政治权力，应该说与屈原不会有政治上的利害冲突，但她们嫉妒诗人的美貌，为争宠于楚怀王而不惜对诗人造谣中伤，可见屈原与怀王之间并非一般的君臣关系，而是带有性爱的成份。待到屈原后来创作《离骚》时，盛年已过，色衰而爱弛。

　　泊余若将弗及兮，恐年岁之不我与。朝搴仳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这里是诗人对昔日风华的怀念与对青春逝去的哀叹。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屈原怨怀王移情别恋，其无奈之感与梅妃怨唐明皇别情杨贵妃一般。京剧大师程砚秋演《梅妃》，唱词有“初不信水东流君王他薄幸，到如今方知道别处里恩新”，言辞虽异，表达的却是同种哀怨。虽然怀王能“浩荡”其爱而无所顾忌，屈原对怀王的感情却一往情深：

　　阖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诗人仍是情深意笃，但一厢忠贞却无以抒发，而清高的个性又使他不屑卷入争风吃醋、尔虞我诈的宫帏之角，终于受到排挤和放逐，以致积郁难平，投江而死，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而凄美的一页。

　　屈原作为男宠与文学弄臣的史实至今鲜为人知，即使这份披露也会超出许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理想化的屈原本来就是人为地雕凿起来的。去掉这些粉饰，真正的屈原仍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历史人物，更毋宁提他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可以说，如果他没有经历爱情上的重大挫折，那么《离骚》又会从何而来呢？比如很多学者认为屈原的学生宋玉把楚辞体推向了颠峰，但这只是从创作形式上作比较。宋玉养尊处优，其作品曲尽幽意，虽是玲珑剔透，令人玩赏不已，但华丽之余却是清劲深远不足，在气势上还是比不得其师屈原的。

司马迁对屈原的感情复杂。他敬佩屈原能够自杀，但是他自己受宫刑的屈辱而不能自杀，其中有着内心的挣扎和矛盾。所以整篇描写屈原的列传，通篇都是司马迁个人的情感宣泄。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比之班固，比之颜之推，比之郭沫若，都更合理，更全面。的确，屈原生活的战国后期，统一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格调，任何推动统一的历史人物都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留下了一笔。张仪被司马迁称作“倾危之士”（阴险奸诈的人），却被历史誉为“纵横家”，成为秦国统一的重要人物。

性格特征：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与要求

主要思想感情：对风雷电的呼唤与歌颂，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世界的强烈愤懑和催毁黑暗的热望，也表达了诗人对光明未来的热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