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山水

古代文人常常寄情山水的原因：没有知音理解自己的志向和想法，山水气势磅礴，有感于大自然间山水包容万象，不知不觉中就以山水抒发自己心中远大的志向和博大的胸襟。

或者，也有一些有一定家底的颇有才华之士，空有抱负却无施展才华之境遇，对世俗中的事不再有过多指望，也不屑于与一帮功利之人为伍。然后隐居于山林，寄情于山水，过自己的逍遥自在的小日子。

就像现代人寄情于网络一般~~~ 古代文人的“山水情怀”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山水钟灵毓秀、风情万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总是投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悦性、吟哦歌咏。美丽的山水与多情的文人结合的结果便是那一篇篇传诵千古的山水美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当我们穿过这些不朽的山水作品的表面语境，不难发现其中表现的正是文化人的人格精神。综观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古代文人山水作品，其中大致流露出作者的以下几种情怀。一、遁世。中国文人一直深受老庄超脱出世思想的浸润。当他们的人生道路（往往是仕途）遭遇挫折时，他们便委身于自然山水，从中寻找精神寄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既然我不能在生活的潮头“争先鼓勇”，那就把我的心放在和谐纯美的山水中，静静地疗伤、静静地抚慰。一次次不朽的失眠，创造了一篇篇光彩四溢的华章。《与朱元思书》即是其中的代表。南朝的文学家、史学家吴均因撰《齐春秋》，“帝恶其实录”，触怒梁武帝，遭焚书贬官。而富春江山水却因此而大幸。“风烟俱尽，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多么明丽而宁静、从容而怡然的情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你看江水是那样的澄澈、透明，一如作者的心境。“异水”如是，那“奇山”呢？更富情趣。苍翠连绵的青山，使人一望而生寒意，即王维所谓“寒山转苍翠”是也。更奇的是它“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这里，连用了“负”、“竞”、“轩”、“邈”、“争”、“指”诸字化静为动，把原本静止的重山叠岭之状写活了。更令人叫绝的是山中“泠泠作响”的泉声，“嘤嘤成韵”的鸟声，“千转不穷”的蝉声，“百叫无绝”的猿声，简直是一支大自然的交响曲。这种美妙的情境，岂只是使吴均陶醉，亦令我们读者神往。看着此情此景，回想起自己的身世，作者情不自禁地慨叹：“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鄙弃功名利禄之心跃然纸上。有如此怡情畅性的山水美景，何必回到恶浊倾轧的官场！这种厌恶官场（甚至尘世）、遁迹山林的思想在古代文人（尤其是落魄文人）思想中具有普遍性。如《小石潭记》、《题破山寺后禅院》、《饮酒》等诗文莫不如此。二、入世。几千年来，老庄的道家思想与孔孟的儒家思想，几乎是中国文人的两条精神支柱。时而消极遁世，时而积极入世；有人主张清静无为，有人渴望大有作为。这种积极入世渴望一展抱负的思想同样体现在山水作品中。请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同样是遭受贬谪，范仲淹抒发的是“先忧后乐”的政治抱负。其实这篇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山水作品，尽管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绘岳阳楼的景色，但写景并不是目的，只是铺垫。作者真正的意图是借题发挥，谈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并以此规箴友人。文中描绘了洞庭湖一阴一晴两幅图景，以引出“迁客骚人”登楼时一悲一喜的情怀。最后将这种情怀跟“古仁人之心”作对比，自然引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旨，将文势推向高潮。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乐观，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抛弃个人荣辱而胸怀祖国。这种借山水来表达积极入世情怀的作品还有很多，如《观沧海》、《醉翁亭记》等。三、傲世。还有一类作品，既不像《与朱元思书》那样消极遁世，也不似《岳阳楼记》那样积极进取。它所体现的是作者保持个人的独立人格，卓然立于世间的傲世情怀，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而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刚正不阿的文人，其命运大多相似。“欲为圣明除弊事”，但最后往往是被贬、革职、甚至献出性命。唐宪宗永贞元年，柳宗元因参加翰林学士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这一贬却使永州的山水名传千古，熠熠生辉。初到永州任闲职，柳宗元的情绪自然低落，终日漫无目的地游览永州的山水。“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借此排遣心中的抑郁与忧伤。“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作者散漫放任，借酒消愁。只希望将自己的愁绪消融在山水中，求得对世事的遗忘。直到有一天，偶然地发现西山。即刻“命仆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筏”。从这一系列行动来看，其惊喜之情不言而喻。登上西山，极目远眺，“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高低景致，尽收眼底。西山之“特立”，在与四周景物的对比中更加突出。其卓然不群，傲然挺立的形象正与作者心目中的自身形象相吻合。他有一种找到知音般的欣喜，于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孤标傲世的情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丘为类。”这哪里是写西山，这分明是作者对自身形象的写照啊！欣喜之余，“引觞满酌，颓然就醉”，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以至于“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达到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里自然景物的美好与社会现实的黑暗，不协调地激荡着作者的情感。使他在并非崇山峻岭的西山山水之间浇灌自己的情感，赋予山水以人的情感，使其成为傲世蔑俗的作者的化身。这种借山水以表达自己卓尔不群的思想情感的作品还有《登飞来峰》、《望岳》等。总之，我国的山水文学就犹如一股不绝如缕的清亮溪流，一直晶莹剔透，流淌至今，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对佛教心性学说的接受与发展，使南朝“性灵说”超越了对常态情感的执着，而趋向对心灵、精神的探索；在创作实践中，则超越了抒情的传统而走向审美的追求。南朝山水文学的创作，最能集中体现这一新的变化。

　　中唐古文运动领袖之一的元稹曾批评南朝山水文学：“宋、齐之间，教失根本。……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气格力无取焉。”（《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清代文论家刘熙载则为之辩护道：“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深薄宋、齐间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其实性灵光景，自风雅肇兴便不能离，在辩其归趣之正不正耳。”（刘熙载《艺概·诗概》）元、刘二人所争辩的焦点，便是南朝山水文学缘情体物、即景抒情的传统表现。也就是说，二人所谓“性灵”，即是前文所说的常态情感。南朝山水文学当然不乏这类缘情体物、即景抒情的表现，然而南朝“性灵说”对山水文学的影响，当体现为如下：

　　深受佛教影响的南朝文人，对山水自然抱着一种崇敬与欣赏相混合的态度。例如宗炳感慨“山水质有而趣灵”（《画山水序》），谢灵运推崇“自然之神丽”（《山居赋》），萧纲则赞赏：“（山水）怀灵蕴德，孕宝含奇。”（《秀林山铭》）因此，他们对山水自然尤感兴趣，也颇为重视，并且以之作为感悟诸法实相的主要媒介：“山水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反映到文学上，便形成借山水阐发佛理的创作手段。然而，文人在创作中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却使这个创作手段轻而易举地从悟理转变为审美。〔7〕

　　谢灵运可谓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谢灵运是南朝山水诗的开山鼻祖，同时又笃崇佛教，有深厚的佛学造诣，曾经撰《辨宗论》阐发竺道生的顿悟之义。〔8〕谢灵运以“赏心”为标识的山水审美观，充分体现了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由“治心”（颜延之语）到“赏心”，便完成了从哲思到审美的转变。同时，即景抒情的传统，在谢灵运山水诗中也起了微妙的变化：谢诗并不乏各种人世常态情感的表现，但通过观照山水以感悟义理的过程，情感渐渐平息，进而转化为淡泊疏散的心境，即如诗人自己所云：“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可以说，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重心不在抒情，而在造境。

　　谢灵运山水诗的意境，往往就是通过心物和谐交汇的瞬间直觉感兴得以呈现。叶梦得评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云：“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石林诗话》卷中）说的正是谢灵运诗中“池塘”这一意境，产生於澄虚心境“无用意”地与眼前之景猝然相遇的瞬间直觉感兴。

　　这种情形在谢诗创作中是较普遍的，Eugene Eoyang便指出：“谢灵运的诗不仅描绘了他所见的自然（以往的诗人已这样做了），还表现了山水自然中所获得的美感经验。所以，他的诗既包含了山水自然，也包含了与自然猝然相遇（encounters with nature）的美感再创造。”（注：Eugene Eoyang,"Moments in Chinese Poetry: Nature in the World and Nature in the Mind", in Ronald C Miao (ed),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Inc,1987), Vol, 1, pp111-112）倘若从谢灵运精通佛教义理的背景看，“池塘”意境的产生，还应该有“顿悟”的意味。宋代诗论家吴可即一针见血地指明：“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学诗诗》其三）

　　谢灵运山水诗意境的表现，偶尔也有如“清霄飏（ｙáｎｇ）浮烟，空林响法鼓”（《过瞿溪山僧》）之类点明了佛地特征的表现，但是大都皆为纯然以山水画面所呈现的意境：“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或许，诗人的意图是要通过这些或明丽澄净，或迷茫朦胧，或空灵清幽的意境，来反映诸法性空的佛理；（注：唐代的元康在其佛论《肇论疏》（卷上）的序中，称赞谢灵运的山水诗：“又如作诗云‘白云抱幽石，碧筱媚清涟’，又‘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此复何由可及？”（转引自孙述圻《六朝思想史》，页178）可见谢诗的意境与佛理有关。）然而其客观效果，却使谢诗超越了即景抒情的传统，转向营造、表现山水自然的神韵灵趣之美。（注：关于谢灵运的山水诗，参见拙著《由山水到宫体-南朝的唯美诗风》，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页31-60。）后世的论者对此推崇备至：“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王士禛《池北偶谈》引孔文谷语）

　　谢灵运以“赏心”为标识的山水审美观，得到后来南朝山水诗人的继承。例如谢朓（ｔｉǎｏ）云：“寄言赏心客，得性良为善。”（《游山》）“嚣尘自兹隔，赏心於此遇。”（《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何逊云：“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忧。”（《兹姥矶》）“伊余本羁客，重睽复心赏。”（《入西塞示南府同僚》）同时，谢灵运诗展现山水自然神韵灵趣之美的创作特点，也在后来的南朝山水诗创作中得到了发扬：“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范云《之零陵郡次新亭》）“风遟山尚响，雨息云犹积。巢空初鸟飞，荇乱新鱼戏。”（丘迟《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一首》）“露清晓风冷，天曙江光爽。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阴铿《渡青草湖》）历代评论家对这类诗亦甚为欣赏：“（谢朓诗）斐然之姿，宣诸逸韵；轻清和宛，佳句可赓。”（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钟嵘《诗品》）“其（何逊诗）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陆时雍《诗镜总论》）“（阴铿诗）琢句抽思，务极新隽；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九）而“神韵灵趣”，恰恰是当代评论家对“性灵”美学特征的概括：“假使说‘性’近于韵，则‘灵’便近于趣，而随园诗论又可说是韵与趣的综合。”（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页495。郭绍虞还认为“性灵说”与“神韵说”是相通的：“神韵说与性灵说同样重在个性，重在有我，不过程度不同：神韵说说得抽象一些，性灵说说得具体一些罢了。”见同书，页493。）

结　　语

　　概言之，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促使南朝“性灵说”超越对世间常态情感的执着，而走向对心灵及精神世界的探索，南朝的山水诗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并且在山水诗歌的创作实践中，开拓了以追求神韵灵趣为特征的新的诗歌美学境界。

　　当然，由于处在中国性灵文学的初始阶段，南朝“性灵说”确实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如不够精确化、条理化、系统化等）。尽管如此，南朝“性灵说”毕竟在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且取得了甚为可喜的成就；同时，也更为后世性灵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且奠定了颇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画意境，就是画家通过描绘景物表达思想感情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它能使欣赏者通过联想产生共鸣，思想感情受到感染。绘画是否具有意境，这是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一个极具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品种，经过上千年的积累和沉淀形成了它特有的面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情趣以及一套完整的理轮体系。追求意境的表现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画尤其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特征之—。意境是中国画的灵魂，对于意境的营造可以说是国画家毕生都要追求的艺术境界。

一、受中国古代儒道哲学思想的影响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

所以，“意境”是“意象”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型。 “意境”理论的思想根源也是老子的哲学。

中国艺术所依存的美学基础就有了儒道思想极深的烙印。中国古代哲学对于自然的认识不同于西方哲学。

中国画诞生的东晋，正是道家的玄学风靡四方的时候。道家的那种重“心”略“物”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画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的重表现而略再现的美学观念和基础。这不但体现在绘画上。

甚至作诗为文也将天人之间的灵犀相通视为创作的最高境界。因此在中国画里没有必要去讲究画面所描绘的是哪儿，试图寻找作者的视角以及作者作画的立足点，都是对中国画的误解。因为这不是中国画的特点。

中国山水画家的心中讲究的就是要容纳天地万物，才能做到吞吐自如、来去无阻。所以一个人修养的高低就直接决定了他艺术成就的高低。因此“因再现的艺术而追求表现，因表现的艺术而追求再现”便形成了中国画的一大特征。

西方艺术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神圣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看，去听。这样的话西方的画家就不会有中国画家的精神境界。希腊哲学家希庇阿斯就认为，“美就是由视觉、听觉产生的快感”。

山水画是古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古人游山玩水的大陆文化意识，以山为德、以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

从古代山水画中，可以集中体味国画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再没有哪一个画科能像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情感，甚至山水画可以代表着中华民族底蕴和古典文化底气。

山水画出现在魏晋时期，确立于南北朝时期，兴盛于隋唐时期。在魏晋时期，晋室东迁，士大夫们留连故乡的山水，江山景物之美，触景生情，促进了山水画兴起。

古代山水画

　　白居易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作者简介：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他酷爱茶叶，曾自称是个“别茶人”。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长庆二年（822年）为杭州刺使，任内曾开发、建设西湖。此词回忆了当年的生活，描绘了江南春天的美丽风光。

　　吴 山

　　徐渭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

　　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

　　作者简介：徐渭（1521年－1593年），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又别署田水月，山阴（今属绍兴）人，明文学家、书画家，也是晚明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一生作联很多（《徐渭集》载有对联118副，这在明代是很少见的，而所写出40字以上的长联就有12副，在明代几乎没有第二人。尤其是他最先突破百字长联，为绍兴开元寺大殿题的140字长联至今犹存），至今徐文长还有一些作联故事在浙江流传。

　　相关介绍：吴山，位于西湖这东南，由延绵的宝月、娥眉、浅山、紫阳、七宝、云居等小山而成。昔时渔民下海捕鱼后在此晒网，称晾网山；春秋时期称吴山；山有伍子胥庙，又得名胥山或伍山；唐时多称青山；旧有城隍庙，俗称城隍山。今山巅新建“江湖汇观亭”，亭前楹联沿用明人徐文长题辞：“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点明了“吴山天风”的意境。景名或源于苏东坡在此处刻石诗中有“春风小院却来时”，“凭君说与春风知”的佳句。吴山以云居山为最高，以紫阳山“巫山十二峰”，亦名“十二生肖石”为最奇。是吴越、南宋文化荟萃之地。古有“吴山十景”，并摩崖刻众多，有宋人米芾手迹“第一山”等。现吴山上建有极目阁、茗香楼。遍植银杏、枫香、金钱松、香樟等，与“宋樟”为伴，新老交融，面貌一新。恰如苏东坡所云：“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

　　龙 井

　　陈继儒

　　泉从石出情宜洌；

　　茶自峰生味更圆。

　　——诗联：陈继儒《试茶》。

　　作者简介：陈继儒：(1558～1639)，明代画家、书法家。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工诗文，善书画。书法在苏轼、米芾之间，萧散秀雅。善画水墨梅花、山水，尤以画梅见长。与董其昌友善，同时倡导“南北宗论”。著有《陈眉公全集》、《妮古录》等。其水墨梅花，多卷册小幅，轻描淡写，意态萧疏，间或衬以竹石，草草而就。反映了明末文人闲居弄笔、不求工拙、聊以抒情适意的一种“以画为寄”的态度。他画山水，多作水墨云山，强调湿润松秀，追求笔情墨趣。

　　玉泉寺观鱼

　　王世贞

　　寺古碑残不记年，池清媚景且留连。

　　金鳞惯爱初斜日，玉乳长涵太古天。

　　投饵聚时霞作片，避人深入月初弦。

　　还将吾乐同鱼乐，三复庄生濠上篇。

　　作者简介：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燕州山人。太仓人，嘉靖进士。南京刑部尚书。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为官清正，不附权贵。东林党杨继盛被严嵩陷害下狱，他经常送汤药，又代杨妻草疏。杨被害后，他为杨殓葬；父亲被严嵩陷害，他作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和《太保歌》等，揭露严嵩父子的罪恶。并“辞官”十年，，不与权奸同流合污。他精于吏治，乐奖后进，衣食寒士，得到时人推重。王世贞才学富瞻，文名满天下。与李攀龙、谢榛等合称为“后七子”。在前后七子最博学多才。李攀龙去世后，他独领文坛二十年。《明史》称他“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王世贞在收集和整理明代史料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史著异常丰富，史料翔实可信，后人称赞他“负两司马之才。”他对戏曲艺术也有研究，著有《艺苑卮言》，有其独特的见解。主要著作有《燕州山人四部稿》、《续稿》、《燕山堂别集》、《皇明名臣琬琰录》等。

　　湖心亭看雪

　　张岱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 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作者简介：张岱（1597年——1679年）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明末山阴人。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岁生活优裕，晚年避居山中，穷愁潦倒坚持著述。一生落拓不羁，淡泊功名，具有广泛的爱好和审美情趣。他喜游历山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懂音乐，能弹琴制曲；善品茗，茶道功夫颇深；好收藏，具备非凡的鉴赏水平；精戏曲，编导评论追求至善至美。前人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徐以奇警胜，先生以雄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