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北杂剧创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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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我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其剧本创作的成就，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

我国的戏剧，其起源、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发展到宋代院本，表演要素日臻完善。金末元初，文坛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等叙事性体裁的浸润和启示下，找到了适合于表演故事的载体，并与舞蹈、说唱、伎艺、科诨等表演要素结为一体，发展成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脱颖而出。由于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它他各有自己的表演特色，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臻于成熟。当时，许多文人积极参与剧本的创作，使这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成为文坛的主干。

元代创作的剧本，数量颇多。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失。至于当时投身于剧本创作的作家，现在已无法准确统计。仅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剧作家们有很高的创作热情，有人专门为伶工写作演出的底本，有人“躬践排场”参加演出；一些名公才人还在大都组成“玉京书会”，相互切磋。许多剧作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擅长诗词写作。当他们掌握了戏剧特性，驾驭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便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剧作家们适应观众的需要，或擅文采，或擅本色，争妍斗艳，使剧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从现存的剧本看，元代戏剧的题材，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神仙道化等许多方面。涉及的层面异常广阔，“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巫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许多剧本，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封建制度的弊陋丑恶，歌颂了被迫害者的反抗精神。可以说，剧作家们以各具个性的艺术格调和蘸满 的笔墨，展示出元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

在元代，戏剧演出频繁，拥有大量观众。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说：当时“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勾栏就是城市中的游乐场所，能供戏剧演出。杜仁杰在散出《庄家不识勾栏》中，写到一个乡下人进城看到勾栏的情景：“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的都是人漩窝。见几个妇女向台上儿坐，又不是还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可知勾栏里有木搭舞台，台的上方有钟楼模样的“神楼”，围着舞台有观众席。要注意的是，观众进入勾栏需要交付“二百钱”，这说明戏剧演出已成为商业活动。在勾栏中，还有所谓“对棚”，即类似后来的唱对台戏，显然，市场竞争也进入了文化领域。

在农村，戏剧则在戏台、戏楼演出。现在山西农村仍有不少元代戏台遗址，可以推知当时戏剧演出的盛况。戏台往往建于祠庙前，说明演戏和祭神酬神活动相结合，既是娱神，也是娱人。山西赵城明王庙正殿有元代演剧画壁，上有“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字样，说明专业戏班已在农村演出。《重修明应王殿碑》写到城镇村落扶老携幼前来看戏的情景，还提到“资助乐艺牲币献礼，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饫”。足见艺人的演戏酬神，实际上也是收取费用的商业活动。

城乡演出活跃，自然涌现众多的从业人员。夏庭芝说：“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教舞之妓，何啻亿万。”(《青楼集》)好些演员各有所长，伎艺高超，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像珠帘秀、赛帘秀、燕山秀、天然秀、梁园秀等演员名噪一时，他们和剧作家紧密合作，为戏剧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元代的戏剧，有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这两个剧种的剧本虽然也都包括曲词、宾白、科(介)三个部分，但体制又有不同。杂剧风行于大江南北，它一般由四折组成一个剧本，每折相当于今天的一幕；演剧脚色可分末、旦、净三类。末分正末、小来；旦分帖旦、搽旦、小旦。在音乐上，一折只采用一个宫调，不相重复。而全剧只能由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

南戏流行于东南沿海。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作规定。曲词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只能由一人独唱到底。

杂剧和南戏的剧本，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戏剧冲突中刻划人物形象。剧本的唱词，则更多用以表现人物在特定场景中的思想情绪，甚至直接透露作者的心声，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可以说，唱词往往就是诗，这一点，构成了我国戏剧文学的特色，也说明我国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之间互补共生的关系。至于杂剧和南戏的演员，既要善于说白、歌唱，也要掌握科(介)亦即舞蹈、武打乃至杂耍的技巧。因此，元代的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

杂剧和南戏在唱腔上有明显的区别。杂剧的曲调是由北方民间歌曲、少数民族的乐曲和中原传统的曲调(包括宫廷、寺庙、民间音乐)结合而成；南戏的曲调则由东南沿海的民间音乐与中原传统的音乐结合而成。由于杂剧、南戏在音乐文化系统方面均由中原传统衍繁，彼此同源，易于沟通互补，它们的一些曲牌，名称相同，或者品味相同。至于杂剧和南戏在音乐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南北方言差异的表现。我国地域广袤，语言系统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许多方言区。例如在宋代甚至更早，北方语音中入声消失，而南方语音入声依然保留。戏曲音乐与语言密不可分，杂剧与南戏产生、流行于不同的方言区，加上区域生活习俗等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两大音乐系统。王骥德说：“南北二曲，譬如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王世贞则谓：“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曲藻》)他们的判断，是符合元代戏曲发展的实际的。

元代的戏剧活动，实际上形成为两个戏剧圈。

北方戏剧圈以大都为中心，包括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流行杂剧。在大都，“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刘祁《析津志》)，涌现了大批杂剧艺人。许多杰出的剧作家像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张国宾、杨显之等，或是大都人，或在这里活动。这里“歌棚舞榭，星罗棋布”，杂剧演出频繁，为剧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园地。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邑，如东平、汴梁、真定、平阳等地，也是作家云集。而生活于同一地域的作家，或接受地区风气的熏陶，或是旨趣相投，或是背景相近，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不同的群体。观众的喜好，也作为一种市场需要，对作家产生一定影响，使不同地区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传说宋江、李逵等好汉在山东梁山泊啸聚，于是许多有关水浒的杂剧，便以东平为背景；曾经在东平生活的作家，也写了众多的水浒剧目，东平便成了杂剧水浒戏的发祥地。一般说来，北方戏剧圈的剧作，较多以水浒故事、公案故事、历史传说为题材，有较多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黑暗，渴望有清官廉吏或英雄豪杰为被压迫者撑腰。至于各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则绚丽多采。他们以不同的风情，不同的韵味，缔造出灿烂辉煌的剧坛。就总体来看，北方戏剧圈的作品，更多给人以激昂、明快的感受。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徐渭评述北方戏曲音乐的这一番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整体把握北方戏剧圈的特点。

南方戏剧圈以杭州为中心，包括温州、扬州、建康、平江，松江乃至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和北方情况不同，这里城乡舞台，既流行南戏，也演出从北方传来的杂剧，呈现出两个剧种相互辉映的局面。

南戏产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带，所以又被称为“永嘉杂剧”。它形成于南宋初年，在东南地区广泛流传，并渐渐进入杭州。据刘一清说，“戊辰(1268)、己巳(1269)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钱塘遗事》卷六《戏文诲*》)。许多艺人在这里创作、演出、出版南戏，使这座繁华的城市成了南戏的中心。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杭州，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国家完成了统一。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杂剧的影响也扩大到南方。徐渭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成风。”南方的风土名物，吸引了大批北方人士，许多剧作家包括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都先后到过杭州。居住在杭州一带的作家像曾瑞、施惠、乔吉、秦简夫、萧德祥等，也加入到杂剧的创作队伍中。虞集在《中原音韵序》中说：“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可见，在政治气候的推动下，在杂剧已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影响下，南方也为“正声”所吸引，“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这样，杂剧经扬州传入南方后，也以杭州为中心，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大地区。

在南方戏剧圈中除了演出从北方传入的杂剧剧目外，较多剧作注重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像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魂》，乔吉的《两世姻缘》、《金钱记》，南戏《琵琶记》和《荆钗记》、《拜月记》等堪称代表。另外，南下的剧作家，往往经历过种种坎坷，看透人情世态；而长期居住在南方的作家，也对富贵功名的黯淡前景有清醒的认识。南方繁华的生活和秀丽的景色，触发他们热衷泉林诗酒的兴致。于是许多人带着充沛的感情，描写书生怀才不遇倨傲疏狂的景况，实际上是藉剧本的人物遭遇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像《王粲登楼》、《扬州梦》等剧作，便明显地表现了这一创作倾向。显然，南方戏剧圈的剧作更重视爱情的描写和个人情怀的宣泄，这和南方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念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系。

杂剧和南戏两个剧种的争妍斗丽，也促进了彼此的交流。徐渭《南词叙录》收录了“宋元旧篇”剧目65种，其中有一半的南戏剧目见于杂剧演出，这表明两个剧种的作家，经常相互吸取、改编彼此的作品。在音乐上，“南北合套”的出现，是两大剧种互撷精华的明证。又据杭州书会才人编的《拜月亭》“尾声”所写：“书府翻腾，燕都旧本”，可见这部南戏的编写，是以关汉卿的杂剧《拜月亭》为蓝本。而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第三折末尾，由李稍、衙内、张千三个角色分唱、合唱南曲〔马鞍儿〕，在唱法上分明吸收了南戏灵活合理的体制，并且由衙内打诨：“这厮每扮南戏那！”关汉卿剧作的情况，正是南北两大剧种交汇互补、促进戏剧发展的生动例子。

杂剧的体制。

1、结构

一般为一本四折，加一个楔子。也有少数五折或六折的，如《赴氏孤儿》五折、《秋千记》六折。一折大致相当于现在话剧的一幕，一折还可分为几场。折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大段落，场是小段落。分场的标准是演员全都退入后台，出现空场。《救风尘》第四折分三场。同时一折也是音乐组织的单元，一般一折用一套曲子，多少不一，但属同一宫调，第一支曲子标出宫调名称，最后一支用“煞”或“尾”。楔子本是榫缝里的木片。这里指四折以外加的短小的独立段落，通常是放在第一折前面，作为剧情开端，介绍故事由来（相当于序幕）有时也放在各折之间，类似过场戏。楔子不用套曲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当一本不够表现时，可加本数，《西厢记》便是五本二十一折。同时每剧末有二句、四句或八句韵文概括剧情，前半称题目，后半称正名，可能是演出时的海报：如《窦娥冤》

题目：秉鉴持衡廉访法

正名：感天动地窦娥冤

2、曲词。曲词的主要作用是抒情，也可以起到渲染场景，贯穿情节的作用。元杂剧的曲词一般由一个主要演员歌唱，曲词有严格的格律，同一折的各支曲是押同一韵，曲词为长短句，在定格外可加衬字，衬字一般是语气词或连接词。从而使唱词生动活泼。曲词是元杂剧的主体。

3、宾白：即念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元杂剧以唱为主，以说为辅，所以称说白部分为宾白。它也是元杂剧文学的主体。在剧本中常用“云”表示，通常分定场白、对口白、冲场白（第二次上场）背白（内心独白）带白（夹在歌唱过程中的，宾白有散语、韵语（韵语可是诗词、或顺口溜，如定场诗、下场诗）。一般故事情节主要是靠宾白交待出来（叙事）元杂剧宾白是以北方口语写成的。

4、科范：亦称科泛、科泛，简称“科”。是指演员的动物、表情以及舞台效果的。如“做倒科”、“笑科”“打科”“做悲科”。“雁叫科”元杂剧的动作身段已具中国戏曲的基本特点：

（1）程式化（2）虚拟化

5、角色：又称脚色，是元杂剧上面人物的身份类型。元杂剧角色大致分为末、旦、净、杂四类。末是男角，相当京剧里的“生”“正末”外又有“副末”“小末”，旦是女角，主角叫正旦，此外有“副旦”、“外旦”，“净”扮演刚强，凶恶或滑稽人物，有男有女。“杂”包括“孤”（官员）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俫儿（儿童），细酸（书生秀才），洁郎（和尚）、帮老（强盗），子（丐）等，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

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流行起来的新的诗歌样式——散曲，对戏曲而言，它是一种不具备表演内容的歌曲，对诗词而言，他又是一种新兴的诗体。它的小令和词调近似，它的套数又和戏曲的组织相同。散曲作家的成份十分复杂，作品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一般的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等，往往兼擅散曲，他们的作品多具有本色豪放的风格，而后期的散曲作家如乔吉、张可久等是清丽派的代表作家，他们对“情”的推重也值得重视。

（二）散文

元代文学诸体兼备。北方承继金末文坛盟主赵秉文所开的风气，南方是对南宋末文风的接续和反拨，散文继续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元好问成为金亡后北方文坛盟主，戴表元成为东南文章名家，此后姚燧、吴澄、虞集等名家继出，道统与文统并重，形成了“道从伊洛，文擅韩欧”的特点，对明清散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三）诗歌和词

元诗作家众多，清顾嗣立《元诗选》诸编共收作家二千六百多人。诗风“宗唐得古，古体宗法汉魏东晋，近体则学唐人，是明代复古潮流的源头，有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和萨都刺、王冕、杨维桢、乃贤等。元初词以元好问和张炎为代表，中后期则有萨都刺、张翥等。

（四）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说唱艺术，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宋金、元时期更加繁盛，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俗文学形式。在宋代说话有四家之说：即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因说话而出现的说话人的底本，后世统称为“话本”它实际上就是说书人的故事文本，成为宋元小说的主要形式。现存宋元话本区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略的文字粗糙的艺术底本，如《三国志平话》：一是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祥，可能出自书会才人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还有一类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学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大宋宣和遗事》等。这些作品收在明代人编的“三言”之中。此外宋金时期即流行一种说唱文学——诸宫调，它是一种音乐与故事的结合形式。又叫搊弹词、弦索、话本。现存最著名的作品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刘知远诸宫调》、《天宝遗事诸宫调》等。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明代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度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可见其形成早于北方杂剧。但早期仅在民间流传，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排斥。随着宋室南渡，城市经济的繁荣，他得到了发展，并逐渐兴盛，成为南方舞台的主要艺术形式。

南戏的体制形式与北杂剧不同。《南词叙录》说南曲曲调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协宫调。“他在南方流传，唱时用南方方音，分平上去入四声，不像北曲入派三声，用韵也较宽松。曲调轻柔婉转，不象北曲高亢。伴奏以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而北曲以弦乐为主。杂剧只能一人唱，南戏则各个角色均能唱，而且可以独唱、对唱、接唱、同唱、合唱。演唱形式灵活多样。题材则偏重于爱情故事及家庭纠纷，很少演唱历史故事、英雄人物。剧情丰富。一本往往要演出几十出。南戏的形式到元末明初逐步定型。一般先由副末开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全剧大意。从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悲欢离合，以大团圆终场。南戏一场称一出，每出照例有下场诗，重要人物出场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叫定场白（演员自报家门）曲词的组织一般有引子、过曲和尾声。这是从元末到清代中叶戏曲创作的主要形式，也是后世用以区别于杂剧的传奇戏。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汉族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汉族传统艺术形式。杂剧的体裁，首先是一本四折的形式，这是受宋杂剧演出时分为四段的影响，四折之外又可以加两个“楔子”。杂剧有三个构成部分：宾白、唱词、科介。三者交相配合，推动剧情的发展，刻画人物的性格。

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早的汉族戏曲种类。以其发展衍变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又可分为宋杂剧、金院本和元杂剧。就其音乐──北曲来说，则是一种早期的以曲牌体为特色的重要声腔系统。它吸收、融合了汉族传统艺术的优秀成果，对当时的南戏和明代以来南北各种地方声腔剧种给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汉族戏曲艺术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杂剧的音乐，有些直接取自宋大曲，有些则来源于汉族民间小曲。但宋大曲一般只取唐大曲的一部分，称为“摘遍”；宋大曲的结构也已远较唐大曲简单。

北宋以后，杂剧既有随南宋南迁的，也有为金所继承的，金继承的宋杂剧也称院本，性质上与宋杂剧却没有区别。

北宋末南宋初，也就是12世纪，南方也产生了一种与宋杂剧不同的戏曲南戏，又叫戏文，又因为产生地在浙江温州，所以又叫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南戏完全表演故事，结构可随故事变化，不象宋杂剧基本由三段构成。南戏音乐以南方流行的小曲、歌谣为主，大概后来受到宋杂剧的影响，也采用唱赚、词调和大曲的部分曲调。南戏虽不讲究宫调，时间久了却也自然形成了集曲成套的规律，曲牌联接已有一定次序。在南戏的舞台上，一般角色也可歌唱，因此便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各种形式，音乐的路子显得开阔了。

南戏：

　又称南曲戏文。它原是宋代以来南方浙、闽一带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诸宫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伎艺和宋杂剧表演故事的形成，故开始称“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元灭宋统一中国后，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南戏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形式。

　清初三大家：

　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前后七子：

　从明朝中期开始，诗歌掀起了一场以复古面目出现的革新活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称“前七子”。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目的是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力图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但由于他们的创作理论落后，缺乏创新，有泥古不化的倾向。至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称“后七子”。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在复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远。他们成员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差异较大，它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清雅词派：

　指南宋中后期词坛崛起的一个词派。此词派的开山大师是姜夔。他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承袭周邦彦词写恋情和咏物的传统，在词的格调、意境方面有新的开拓，格调高雅，词境疏朗开阔，以其“清空”、“骚雅”的风格特色，成为南宋雅词的典范。此后，自吴文英、史达祖至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词。在遣辞和音律上益求清丽工整，重咏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词由共赏变为纯粹的文人吟唱。他们的作词途径和特色虽各有不同，但追清趋雅却是共同的。

　诗新运动：

　北宋中叶，欧阳修登上文坛，学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并很快成为文坛领袖。他不遗余力地褒奖提携王安石、曾巩和三苏，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积极从事古文创作，形成了浩大的声势，确立了古文在散文领域的正宗地位;古文领域的革新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作诗也讲“气格”，出现了“以文为诗”的现象，开创了一代诗风。人们把这场有推动宋代文学发展、使宋文、宋诗都能够自具面目而独树一帜的文学变革称为诗新运动。

南北宋之交南戏是中国的百戏之祖，

形成于南北宋之交，诞生于温州， 时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2南宋中叶后温州南戏迅猛发展，渐渐向外发展，传入当时的京城临安。由于语言相差悬殊而“改调歌之“。

《小知识》魏良辅《南词引证》中所说：“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3元、明这中国戏曲的黄金时期，南戏也发展至鼎盛期。

到了明嘉靖、隆庆后，以梁辰鱼创作《浣纱记》为标志，南戏逐渐衍变为传奇。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虽然经过漫长的岁月蹉跎，南戏曾经在岁月冲沉睡过一段时日。

但是一直到1997年启动“南戏新编系列工程”、2007年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批新编南戏在舞台上演出。南戏重画粉墨，以窈窕之姿，再焕魅力。

南戏，就是宋元时代流行在中国南方地区的用南曲演唱的汉族戏曲艺术。民间俗称戏文，或称为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文。因起源于浙江温州（永嘉）地区，故又名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北宋末年，政治极为腐败，外则金兵屡屡进犯，内则农民纷纷起义，到处慌乱，人民流离，而温州僻处浙江东南海隅，未遭兵戮。

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称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设有市舶司，窑业、造船业、铜器业、绸业，尤为著名。

随着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就日益壮大，越来越需要文化和娱乐。温州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着“尚歌舞”的传统，民间又流传着“俗曲俚词”，“社火”更盛。凡此种种，都称为南戏产生的土壤。

南戏从温州地区传入临安和其他城市，不断多方面地吸收各种艺术的养料，充实自己，涌现了很多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新戏，适应了当时群众的要求，也就日益成熟和发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