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阮籍咏怀其三十一的赏析。详细的

赏析

诗的前二句，写统治者驾车从魏都大梁城出发，向南去探访吹台。接下写梁王之事，先用两句过渡，将事转到梁王之事，说如今吹台尚能听到梁王当时留下的音乐，可是当时在吹台上宴乐的人却在何处呢？于是以下尽写梁王之事。

五、六句说梁王只知奢华*乐，不顾国事，不知养兵用贤，使兵士食糟糠，让贤士处在草野之中，这两句写梁王的昏庸腐败。

下面六句写昏庸腐败的恶果：梁王的行乐还没完，秦兵已经重来进攻，夹林和吹台再不能为梁王所有，吹台的宫殿也荒凉冷落了。梁王的军队在华阳战败，梁王自己也化为尘土。

作者写梁王之事以喻当时统治者，说如不改其政，必遭梁王悲惨的下场。公元前273年秦兵围大梁，破魏军于华阳，魏国不得不割南阳求和。“身竟为土灰”一句，照应了前面“梁王安在哉”，使全诗浑然为一体。

全诗以古喻今，写梁王之事，句句坐实魏明帝之事，曲折隐晦地表达了诗人对曹魏王朝命运的关切和对魏明帝的忠告。“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两句，正是以梁王的行乐不长，语重心长地忠告明帝要改弦更张。

魏晋阮籍《咏怀·其三十一》原文：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壹。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译文：

从大梁驾车起程，往南去探望吹台。当时留下来的音乐现在还能听到，但在吹台宴乐的梁王在哪里呢。由于梁王当时只顾行乐，不注意养兵用贤，致使战士不得温饱，贤能之士不得其用，处于草野之中。正当梁王寻欢作乐之时，秦兵却已经卷土重来。魏国无力自卫，于是夹林失守，吹台荒芜，梁王自然不能继续行乐。梁王兵败华阳，身死名灭，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原有雄心壮志，曹魏后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他们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物，造成异常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

阮籍随着政治风云日趋险恶，只得放弃了自己的雄心，用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终日饮酒，不问世事，虽避免了杀身之祸，但内心极端痛苦。

于是，他把这种痛苦与愤懑在诗歌中用隐晦曲折的形式倾泻出来，就是著名的五言诗《咏怀八十二首》。

阮籍在“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中持调和的态度，幻想既没有斗争，也没有名教拘束的社会。他似乎把一切都看穿了，抱着虚无主义和厌世主义的态度。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中说：“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

阮籍外表放达其内心却是十分寂寞、痛苦和愤懑的，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种复杂心情的表现。《咏怀》共八十二首，不是一时一地之作，有感即发，类似杂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咏怀八十二首

阮籍的《咏怀诗》更多表现的是对生的无望的留恋和对死的无可奈何的优患，表现的是一种人性的觉醒。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把魏晋时代文艺作品中所普遍表现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称为“人的觉醒”。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这种觉醒实质上是人的价值的重新评价。人们不再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人生，不再以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对他人的意义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而是以自己的生命本身作为唯一的标准。全身远害、全性保真是《咏怀诗》中反复咏叹的主调。而陈子昂的《感遇诗》可以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映衬出了当时广阔的社会图景:朝廷中，竞相私利，狼狈为奸，漆黑一团;社会上，相互倾轧，尔虞我诈，人人自危;而劳动者男子多暴骨沙场，女子多老死宫中，无人怜恤。不愿同流合污的阮籍和陈子昂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里都是孤独的，只不过阮籍更多的是为生命无常而哀叹，而陈子昂的慨叹和呼喊是一种出自社会责任感的呼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狭隘自我的超越，正是《感遇诗》高于(咏怀诗》的地方。另一方面，《感遇诗》从根本上摆脱了《咏怀诗》中那种消沉无奈的情绪，更多表现的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对自己济世理想的热望，对黑暗腐败的现实的不满，对怀才不遇的境遇的不平，对生不逢时的命运的感叹。那种时而昂扬奋发，时而峻切悲愤感情流露，让人感觉他更多的接近屈原，而不是佯狂放达、消极避世的阮籍。《感遇诗》虽然借鉴了《咏怀诗》的抒情方式，但他的精神气质与创作方法都源于《诗经》和《楚辞》，而且诗中表现出的建功立业的精神、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明显也受了建安文学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说是《感遇诗》对《咏怀诗》的革新之处。 是这一段话？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字词注释 ①《咏怀诗》是阮籍生平诗作的总题，不是一时所作。大多写生活的感慨，不外说人生祸福无常，年寿有限，要求超脱利禄的圈子，放怀远大。也有对当时政治的刺讥，但写得很隐晦

　　② 鉴：照。这句是说月光照于薄帷

　　③翔鸟：飞翔盘旋着的鸟。鸟在夜里飞翔正因为月明。

作者简介

　　1、生平、性格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籍容貌环杰，志气宕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

　　籍早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备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

　　2、创作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而作，是总计平生所作诗，总题为“咏怀”。是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

　　主要作品有《咏怀诗》82首，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讽刺世俗庸人的虚伪和贪婪，文笔辛辣至极。辑有集13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近人有黄节著《阮步兵咏怀诗注》。

诗歌鉴赏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这是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的第一首。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读者可从诗中所展示的“情形色相”中感受到诗人幽寂孤愤的心境。但是那股“忧思”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人们可以领略到其中蕴涵的孤独、悲苦之味，却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内容。“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外”，即是此诗显著的特点。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叙述刘向《列仙传》中的一个神话故事：“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水边），逢郑交甫。”交甫见而悦之，下请其，二女解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揣之，“趋去数十步，视，空怀无；顾二女，忽然不见。”这里借用此故事来发端起兴：叙江妃二女游于江汉之滨，自由逍遥地顺风飘舞，郑交甫遇到了她们便一见钟情，请她们解环相赠以为信物，二女答应了他的请求。交甫把环藏在怀里。那两位神女都年青美貌（婉娈），浑身飘散着香气。以下八句则与《列仙传》记载不合，乃是诗人借题发挥想象，写双方别后的缠绵相思，赞扬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猗靡”，婉曲缠绵之意。“倾城”和“迷下蔡”，皆形容女子的绝世美貌。《汉书 外戚传》载李延年歌曰：“绝代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臣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地名）。”这四句写郑交甫别后对二妃情致缠绵，衷心相爱，永世不忘；二妃那倾城倾国的美好容貌，已深深地印在交甫心中。“感激”四句则写二妃对交甫因相思而产生的离愁别恨。“萱草”即谖草，据说见之可以忘记忧伤，故又名忘忧草。“兰房”，犹言香闺，即妇女居室。“膏沐”，古代妇女用的发油。这四句是从《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北堂阶下）”，“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几句蜕化而来，描写的是二妃因感动于交甫的衷心爱慕而产生思念忧伤，不能自己，欲得萱草栽种到兰房，随时凭窗望见，借以忘忧。“女为悦己者容”，可现在对郑交甫徒有相思而不得见，因而头发散乱也懒施脂粉，倦于梳理；心中切盼交甫到来，可他偏偏不再来临，就像亟盼下雨而天空却偏偏出现太阳一样，使人怨恨不尽。诗人在这个神话爱情故事的锺事增华的描述中，自然寄寓了无限深长的感慨，所以结尾二句突转发问：怎么当初像金石一般坚固的情谊，会在旦夕之间，便离异断绝而令人悲伤呢？阮籍发言玄远，文多隐避。这首诗的主旨亦复如此，以至千古之下，众说纷纭，或言是讽剌爱情不专（如沈约），或言是比喻君臣遭际（如何焯）。而元人刘履解说最详：“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词以讽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于一遇之顷，犹且情爱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结欢，犹能感激思望，专心靡他，甚而至于忧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视同腹心者，一旦更变而有乖背之伤也。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借金石之交为喻。”（《选诗补注》）此说认为“金石交”是比喻曹魏皇帝和世为曹魏重臣的司马氏，大致是正确的。所以，这首诗应该说是讽剌司马氏之作。全诗通篇皆用比兴寄托和反衬对比手法，诗意曲折隐微。本为讽剌现实君臣关系，却借用遥远的神话爱情故事，而又加以想像渲染，这已够“玄远”了；而结尾二句本是读者寻绎其寄托的关键，但诗人又只通过用典发问微露端倪，并不明言；且诗中多用典故，使意旨愈益隐微迷离。此即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诗品》）。以男女情爱喻君臣离合，屈原《离骚》、曹植《七哀》等诗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本诗却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为反衬结尾二句的，以形成强烈的反差。至于其所以如比隐微曲折，自然是由于时代和处境使然。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阮籍的父亲阮，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籍的族父阮武，也是阮籍的族兄，是位学问渊博，通达之士，是阮籍的知己兼老师。阮籍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阮熙，做过武都太守，他的儿子就是与阮籍同入竹林的阮咸，阮籍的妹妹史书上少有记载，故不知其名。阮籍有一子一女，子名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

少年时期

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阮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正始时期

当时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242）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椽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247）前后，阮籍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军，阮籍婉言拒绝之。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注：关于阮籍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军，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阮籍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阮籍没有做曹爽的参军。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竹林时期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嘉平三年（

251）是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阮籍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阮籍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阮步兵”。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人物思想

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在阮籍的自述诗《咏怀诗》中“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可以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自

己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在很多方面阮籍甚至尊崇儒家的一些学说，比如儒家的伦理孝道。

阮籍在社会政治观上主张“自然”排斥名教，想建立道家所说的“无为”、“无君”的社会。在哲学观上，阮籍赞同老庄的“达”的观点，认为“达’‘的根本途径或基本方法即为“齐物”。

正始时期的阮籍强调天与人的统一，竹林时期的阮籍则以自然排斥名教。阮籍思想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对天人之“关系”的理解不同，而且也表现为对其本身“意蕴”的规定不同。

文学特点 咏怀诗

阮籍的《咏怀诗》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

阮籍《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

论说文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式所迫。

个人作品

诗：《咏怀古诗八十二首》

散文：《大人先生传》、《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等

赋：《清思赋》、《首阳山赋》、《鸠赋》、《猕猴赋》等

人物影响 对魏晋玄学

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对于阮籍来说，他并不是不重视玄学的理论，例如，《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玄论之作。除了表现在玄学理论一面外，事实上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纵放、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受阮籍等人的影响，在两晋一代，特别是元康之世，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 ，肉体的纵情享乐。

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

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其“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咏怀诗》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

对曹雪芹

阮籍作为一种“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人格典型，他身上确实可以看到阮籍的影子。

再例曹雪芹倾慕阮籍。曹雪芹字“梦阮”（另说号“梦阮”），这“阮”应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的诗句，用阮籍（世称阮步兵）青白眼的轶事来称赞曹雪芹不肯随波逐流的傲世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赠诗揭示了曹雪芹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与阮氏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孙，敦诚曾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诗中“奇气”的评价颇为传神，建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到了《红楼梦》，的确体现出“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了。汉魏之际，曹氏与阮氏关系密切，阮籍之父阮是曹氏父子身边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关怀。当然，曹雪芹“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模。

历史评价

明人靳于中盛赞阮籍人品之高尚，称他为“命世大贤”。（出自《阮嗣宗文集序》）

鲁迅评价：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

历代关于“竹林七贤”的排序，阮籍总是名列第一，可见阮籍的在士人中的名望之高。如：《世说新语·任诞》明确地把阮籍排在首位，嵇康次之，山涛居第三位，余人皆在三名之后。《名士传》的排列的次序为：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史书记载

参见：

《晋书·阮籍传》

《世说新语·任诞》

《世说新语·栖逸》

《世说新语·简傲》

《世说新语·德行》

研究书籍 轶事典故 醉酒避亲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就想和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详见《晋书·阮籍传》）

青白眼

阮籍不经常说话，却常常用眼睛当道具，用“白眼”、“青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但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蔑视礼法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阮籍遭丧母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文王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后世纪念 阮籍啸台

阮籍啸台，也叫阮籍台，是晋代阮籍舒啸处。遗址在今开封尉氏县城小东

门南城墙上，东临城壕，西濒东湖，南北皆为干部家属院住宅。啸台创建于何时，年代不明，县志上都载有多篇题咏，啸台诗句和部分记述。

据记载，阮籍啸台原“高15丈，阔2丈，有层3楹”，在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和民国四年（1915年）曾多次重修，可惜在日寇进犯尉氏时被毁。而今，阮籍啸台看来更像一座土堆，或者是遗落在闹市中的土岗，其上杂树丛生。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往往复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后人十分尊重阮籍，苏轼等名人曾经登啸台赋诗。如今，阮籍啸台已成为尉氏县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深圳建锦绣中华景观时曾来函索要阮籍啸台的照片，该古迹现已载入《中华历代名人名胜典》。福建阮姓人士已建议在尉氏召开世界阮姓联谊会，百余名各界知名人士已联合倡议举民力重修阮籍啸台。

阮籍墓 阮籍墓、衣冠冢阮籍墓共有两处，一为阮籍墓遗址，在河南开封市尉氏县县城东南15公里的小陈乡阮庄村。清朝乾隆年间，大学士阮元曾书墓碑，碑高2．3米，宽0．65米，厚0．26米，正中镌刻“魏关人候散骑常侍嗣宗阮君之墓”14个隶书大字，左边镌刻“大清嘉庆十二年钦差兵部侍郎兼河南巡抚”，右边镌刻“提督军门实授浙江巡抚古尉氏阮元敬书”， 38个字。其笔法矜持庄重，波磔分明，是尉氏县所存隶书碑刻中最好的。墓地原来有祠宇，可惜被黄水淹没，祠毁墓淤。1986年，阮氏族人集资建了新坟茔。

一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内西南角花北岗21号四十三中学内，此为衣冠冢。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建。现有墓冢，墓碑。碑为清光绪二十四（1898年）年立。1981年经整修，下以青灰色砖砌成，上覆封土堆，通高约185米，呈圆锥形，底径约53米。1982年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金陵琐志九种·凤麓小志》：“山旁有阮步兵籍墓。明万历间，李昭掘得石碣，有‘晋贤阮’三字已。又得半段曰‘籍之墓’，因以为步兵葬于此。籍生长中原而埋骨江左，意者南渡之际举族东迁，舆榇以至与。”顾文瑗《瓦官古迹考》名其地为阮生里。如今在四十三中学的校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