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敦煌壁画有什么历史价值？敦煌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历史！

今天，希望能对你带来敦煌艺术和中国文化有所帮助。

一、谈敦煌

说到敦煌，如果不谈莫高窟，总是不可思议。莫高窟在敦煌，就像唐朝的长安，虽然不是所有的都比所有的好。如果我们的目光流连在敦煌莫高窟的那些壁画上，必然会被敦煌动人的艺术所震撼。可以说，它的艺术感染力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联系。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莫高窟壁画的特点，不难发现，远在河西走廊的莫高窟，总是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开出了令世人惊叹的佛教之花。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莫高窟的壁画，以及它们背后的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的融合。

敦煌壁画

2莫高窟壁画：中国文明与佛教文化的融合。

敦煌这个词似乎天生就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当人们谈论莫高窟时，他们总是想到它神秘的色彩，异国风情和其他特点。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就会发现，虽然敦煌原本位于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但华夏文明却无处不在。当然，莫高窟有很多佛教画像，自然更有文化意味。但如果细细品味《降魔成道图》、《割肉救鸽图》等壁画，就会发现作为东道主的中华文明和作为局外人的佛教文化是如此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佛教壁画中“情”字理解的表达：爱从何而来。

从历史上看，对艺术中“情感”一词的理解，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诗歌中的情感，这也说明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注重人的精神体验。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表面狂野冷酷，内心火热。这种对情感和艺术的理解，在西晋得到了全面的总结。比如陆机在《文赋》年提出“诗因情而美”，认为诗源于情，这个观念也深深影响了莫高窟的壁画。

可以说，最深最深的情感是莫高窟壁画的灵魂。也是后来，我们在观察莫高窟的壁画时，总会隐约觉得画中的情感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敦煌壁画中，尤其是在公元460年至500年的动荡时期，当敦煌面临一场柔和的侵略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到那种壁画中的火热情绪。以下面这幅壁画《萨_太子舍身饲虎》为例：

壁画全图

在这幅壁画的右下部分，酒井王子为了让垂死的老虎活下来而跳下悬崖后，他的家人悲痛欲绝。如果仔细看的话，相对于壁画中上部分人物整体凝重的形态，右下部分的人物连站起来哭都不行，可谓极度悲伤。更何况，酒井王子愿意牺牲自己去救老虎，也体现了佛教深深的慈悲。

这种牺牲精神与敦煌人民保护家园的精神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进一步升华了壁画中的情感。

权力呈现的表达方式：对中华文明“引而不发”趋势的理解

熟悉中国古代艺术的人，很难绕过“势”这个主题。在中华文明中，很早就认识到“势”对全局的影响，如政治、军事、风水等。

说到绘画，只有通过特定的安排，才能表现出一种运动姿态，让画面活起来，从而达到引而不发的趋势。

比如东晋的顾恺之，主张用特定的景物，如一望无际的山势、特定的着色来突出画面的张力，再通过描绘反映极度安静或安逸的事物来表现气势的收敛，从而形成和谐的姿态。

比如下面这幅壁画《萨_太子舍身饲虎》:

壁画《降魔成道图》

这幅壁画很好地从画面中把握了“势”，整个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面的四面是波旬指挥下的魔法军队，即天魔。他们凶残好斗，向佛祖投掷各种武器，其中三个女巫妖媚；而位于画面中央的释迦牟尼则泰然自若，不为所动，一手轻捻衣襟，一手轻触地面。这一对比，无论是魔军的攻击姿态，还是女巫的妖媚姿态，都被佛的不动姿态所消灭。屏幕上的这种对比只是对“势”的一种阐述。

但在壁画中，释迦牟尼一开始不动如山，后施法印，体现了佛教思想，认为菩萨不仅要低眉，还要有金刚怒目，要能做霹雳以示菩萨之心。他对佛教文化的理解可谓深刻。

3为什么中华文明和佛教文化在敦煌开出了一朵奇葩？

看到上面的介绍，我想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敦煌在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华夏文明会影响到它？为什么本该充满西方文化的敦煌变得如此受佛教文化的欢迎？虽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准确感知，但我们总能追溯历史，理出一些头绪：

敦煌虽然地处河西走廊，却是华夏文明的火种之一。

敦煌与华夏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是有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整个中原地区动荡了近200年，社会动荡不安。当时，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故土，选择新的定居地。当时的敦煌因为远离中原，战乱少，相对稳定。此外，敦煌的自然环境虽略逊于中原，但高山冰雪融水、土地肥沃、光照充足，使其成为适宜农耕的地区。

人口的迁徙带来的不仅仅是锅碗瓢盆，还有人口背后的文明。当时除了少数流民，能够迁徙到敦煌的主要是一些来自中原的大家族。这些大家族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他们的文学追求和审美风格，换句话说就是中华文明。

这些移民是在敦煌生活了200多年的敦煌人在天上做的。汉武帝开疆拓土时逐渐迁徙至此。虽然当时是金朝统治，但是从文明程度上来说，他们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华夏文明，尤其是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移民和大家庭的融合显得极其自然。

张芝书法

另外，敦煌本身就有相当高的中国文化水平。比如敦煌色彩明显的书法家张芝，他的行草行云流水，可谓卧虎藏龙。曹圣的名字千古传颂，就连书法家王羲之也用他的书法来评价自己。

中华文明的天然包容性和佛教文化的弱侵略性相辅相成。

如果我们通读中国的历史，我们将永远惊叹于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一些民族占据了中原，但这些民族政权仍然习惯于采用中华文明的统治方式。

中华文明天然的包容性源于其理论基础以及文化自信。长期领先于周围的其他文明，对其他文化有着天然的心理优势，这使得它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能够允许其他文化的存在。

敦煌僧人乐尊

佛教文化的核心是对现世和来世的改造，是对现实的隐忍和克制，这使得佛教文化天然具有一种微弱的攻击性。虽然佛教还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相信佛教的智慧，但是这种希望是通过当时佛教高僧的苦心和善举实现的，这使得敦煌当地的人们没有

正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佛教文化的弱侵略性使它们相得益彰，这也促进了佛教艺术的繁荣。

北魏政权虽然是鲜卑政权，但推崇汉文化和佛教文化。

敦煌修建莫高窟的时候，北魏孝文帝时期特别值得一提。这一时期是敦煌最动荡的时期，但也是敦煌艺术发生质变的时期。

北魏孝文帝虽然是鲜卑政权的君主，但对中华文化的推崇由来已久。他早已达到了精通经学的水平，更有甚者，他利用自己的君权大力推动北魏汉化改革，促进了北魏的全面汉化。当时的敦煌作为北魏在西域的前哨和重要基地，自然受到了全面汉化改革的影响。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再加上孝文帝等北魏统治者都是佛教文化的崇拜者，有些人甚至是坚定的佛教徒，使得佛教在北魏的传播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敦煌享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东晋、南朝和西域交流的必经之地。

由于南北朝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双方都无法取得有效突破的情况下，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西域。当时北魏与西域关系密切，南朝与西域也有密切往来。

敦煌的位置

如果我们从地图上看，敦煌正好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入口。所以，要想和西域取得联系，就得经过敦煌。自然，敦煌可以得到月亮的优势，得到中原，尤其是东晋南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敦煌当时虽属北魏，但文化上却以江南为中心。由于南方与吐谷浑的文化差异，交流其实并不十分频繁。所以东晋到南朝再到西域的路，只能通过敦煌来实现。

金代敦煌地图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佛教徒的作用。当时南北朝的疆域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佛教热潮。敦煌的许多僧人不远万里来到南朝修行感悟，带回了南朝的佛教文化，始终带着明显的华夏文明印记，使敦煌绽放出明显区别于北方其他地区的艺术之花。

第四，结论与思考。

敦煌壁画是人类艺术的瑰宝，其价值不仅仅是自身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文明与佛教文化的一次碰撞与融合，为本土文明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提供了范式。当然，这种范式并不像刻舟求剑那么直接，而是在中原的动荡、敦煌的不安一角、汉文化在一个大家庭中的高度成就、佛教文化的开端中融合而成。敦煌莫高窟依然屹立。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新的文化融合，在莫高窟上留下新的印记。

唐朝时期的敦煌壁画主要反映为：净土变相，经变故事画，佛、菩萨等像，供养人。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佛像画。作为宗教艺术来说，它是壁画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

各种佛像------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佛、贤劫千佛等；

各种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势至等；

天龙八部------天王、龙王、夜叉、飞天、阿修罗、迦楼罗(金翅鸟王)、紧那罗(乐天)、大蟒神等等。

这些佛像大都画在说法图中。仅莫高窟壁画中的说法图就有933幅，各种神态各异的佛像12208身。

二、经变画　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通俗易懂地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称之为"经变"。用绘画的手法表现经典内容者叫"变相"，即经变画；用文字、讲唱手法表现者叫"变文"。

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在北魏晚期的洞窟里，出现了具有道家思想的神话题材。西魏249窟顶部，除中心画莲花藻井外，东西两面画阿修罗与摩尼珠，南北两面画东王公、西王母驾龙车、凤车出行。车上重盖高悬，车后旌旗飘扬，前有持节扬幡的方士开路，后有人首龙身的开明神兽随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分布各壁。飞廉振翅而风动，雷公挥臂转连鼓，霹电以铁钻砸石闪光，雨师喷雾而致雨。

四、供养人画像　 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五、装饰图案画　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画主要是用于石窟建筑装饰，也有桌围、冠服和器物装饰等。装饰花纹随时代而异，千变万化，具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图案画主要有藻井图案、椽间图案、边饰图案等。

六、故事画　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的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

1、佛传故事　主要宣扬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其中许多是古印度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佛教徒经过若干世纪的加工修饰，附会在释迦身上。一般画“乘象人胎”、“夜半逾城”的场面较多。第290窟（北周）的佛传故事 作横卷式六条并列，用顺序式结构绘制，共87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之间的全部情节。这样的长篇巨制连环画，在我国佛教故事画中是罕见的。

2、本生故事画　是指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

3、因缘故事画　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故事。与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牟尼生前故事；而因缘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世或今世之事。壁画中主要故事有“五百强盗成佛”、“沙弥守戒自杀”、“善友太子入海取宝”等。故事内容离奇，情节曲折，颇有戏剧性。

4、佛教史迹故事画　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这类画多绘于洞窟龛内四披、甬道顶部和角落处次要地方。但有的也绘于正面墙壁，如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佛图澄”和第72窟的“刘萨诃”等。

5、比喻故事画　这是释迦牟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佛门弟子、善男信女讲解佛教教义所列举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寓言、童话，被佛教徒收集记录在佛经里，保存至今。敦煌壁画中的比喻故事有“象护与金象”，“金毛狮子”等。

七、山水画　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遍布石窟，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大多与经变画、故事画融为一体，起陪衬作用。有的是按照佛典中的山水，参照现实景物加上高超的想象力，描绘出“极乐世界”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美丽自然风光；有的是以山水为主体的独立画幅，如第61窟的，“五台山图”。

壁画内容除以上七类外，还有建筑画、器物画、花鸟画、动物画等。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在结构布局、人物造型、线描勾勒、赋彩设色等方面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中西艺术交流融汇的历史面貌。

上述七类壁画，除装饰图案而外，一般有情节的壁画，特别是经变画和故事画，都反映了大量的现实社会生活，如：统治阶级的出行、宴会、审讯、游猎、剃度、礼佛等；劳动人民的农耕、狩猎、捕鱼、制陶、冶铁、屠宰、炊事、营建、行乞等；还有嫁娶、上学、练武、歌舞百戏、商旅往来、少数民族、外国使者等等各种社会活动。因此，敦煌石窟，不仅是艺术，也是历史。

敦煌壁画起源于十六国和北魏时期，在西魏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北周逐渐成熟，高峰时期是唐期。

敦煌壁画始于十六国和北魏各窟壁画（如275、254、257等窟）感情强烈外露、动态明显夸张的人物造型，以劲细线条勾勒并注重晕染的表现方法，以及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的形式，都明显带有域外或新疆的绘画风格。

北周时期风格（290、428、299等窟）通常为大型本生及佛法故事连环画，皆以白壁为底，用流畅的线描勾勒，造型简赅生动，色彩清淡雅丽，虽有的肌肤略作立体晕染，尚存西域绘画遗风，但整体而言，从形象到艺术风格已是汉族传统绘画面貌了。

唐代风格题材非常丰富，大致可归纳为：净土变相，经变故事画，佛、菩萨等像，供养人。净土变相的构图利用建筑物的透视造成空间深广的印象，复杂丰富的画面仍非常紧凑完整，是绘画艺术发展中一重要突破，一直被后世所摹仿、复制并长期流传。

到宋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艺术由最后的高潮走向衰落，但密画和中原新画风的壁画仍保存至今，北宋洞窟多以前代洞窟改建而成，宋代壁画之下往往覆盖有唐代或北魏壁画，前代洞窟的门口两侧往往有五代北宋加绘的供养人，供养人往往尺寸极大，如真人甚至超过真人大小。

敦煌壁画的造型特色

敦煌壁画中有神灵形象（佛、菩萨等）和俗人形象（供作人和故事画中的人物）之分。这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各具不同性质。从造型上说，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时代特点也表现得更鲜明；而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从衣冠服饰上说，俗人多为中原汉装，神灵则多保持异国衣冠。

敦煌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手法，巧妙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动物和植物形象。时代不同，审美观点不同，变形的程度和方法也不一样。早期变形程度较大，较多浪漫主义成分，形象的特征鲜明突出；隋唐以后，变形较少，立体感较强，写实性日益浓厚。

以上内容参考-敦煌壁画

　　摘 要：敦煌壁画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艺术宝库之一，代表了东方艺术的最高成就，壁画所反映出的佛教文化思想与艺术成就影响深远。张大千先生曾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大量的佛教内容的壁画。本文试图通过张大千先生与敦煌壁画的关系，分析研究敦煌壁画的佛教禅宗思想对张大千先生绘画思想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敦煌壁画 佛教文化 张大千 绘画思想

20世纪的中国画历史上，张大千先生是一位具有杰出贡献的中国画大师。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学习纺织印染艺术，二十岁回国后师从上海书法名家曾熙、李瑞清学习书法艺术，从此，张大千先生走上了绘画艺术的道路。他在敦煌面壁三年，忍受了常人所没有过的艰苦与寂寞，他曾经游历于巴西、阿根廷等世界很多地方，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与绘画艺术有着广泛的了解。张大千先生能够成为中国画的一代大师，创作出气势逼人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完全是因为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艺术经历与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

一、佛教与中国画的渊源

佛教产生于印度，汉代时传入我国，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相碰撞、相融合，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历史上佛教的流派众多，但是最为兴盛的、最能代表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是禅宗。禅宗又分为“南宗”与“北宗”，在历史上“南宗”最为兴盛，影响深远，“北宗”则逐渐衰微。传统的中国画在思想观念上深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禅机画理相互渗透，出现了王维、苏东坡、米芾、“元四家”以及八大、石涛等一大批文人画大师，他们追求“平淡天真”“虚静空灵”“萧散简远”“我师我心”“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禅画观念，从此，以黑白水墨画为主的传统文人画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受到佛教禅宗的分宗思想的影响，明代的董其昌、陈继儒、莫士龙等人提出了“南北宗论”，他们把中国传统山水画划分为南北二宗，提出了南宗高于北宗的理论。董其昌说：“行年五十，方知此派（北宗）画殊不可学，譬之禅宝，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也。”南宗之祖的王维就好佛道，“每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晚年成为南宗禅的信徒。可见佛教与中国文人画有着紧密的关系。潘天寿先生对佛教禅宗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两千年以来，佛教与吾国的绘画，极是相依而生活，相携而发展，与佛教的变迁程途中，有什么地方找不到两者相关系的痕迹？”

二、张大千的敦煌情缘

20世纪的中国画坛上出现了几位成就很高的山水画大师，如：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从这些大师的艺术经历和绘画作品来看，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艺术经历，对艺术有着强烈的爱和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张大千先生能在山水画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其重要的原因—— 一是他的山水画植根于传统；二是他曾经在敦煌面壁三年，对北魏至元代的敦煌壁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临摹了大量壁画。他在谈到敦煌壁画时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多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张大千先生的这些言谈中充分地表现出他对敦煌壁画艺术价值的肯定与崇拜之情。敦煌壁画对张大千先生绘画思想与绘画风格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说：“在敦煌，生活是艰苦些，住在哪个古老沙漠的洞子里，真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但对我的绘画风格，确乎学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又感慨地说：“要学点中国艺术，还是到敦煌去，去学习数年，必有大收获。”这充分表明敦煌壁画对他绘画风格的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张大千先生临摹的壁画虽然是以佛教人物为主，但壁画的艺术内涵影响到他绘画的各个方面，包括其绘画思想。

张大千先生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从此以后，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产生了重大的改变，晚年创作出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这一绘画风格的形成，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大师地位。

三、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绘画思想的影响

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是在石涛、八大等大师的绘画思想影响下，结合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他在敦煌三年的面壁经历，在三年的时间里，敦煌壁画不仅从技法方面对张大千先生的绘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敦煌壁画的佛教禅宗文化对他的绘画思想影响巨大。

张大千先生早年受到石涛的艺术思想的影响最深，而石涛对于禅宗与中国绘画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他的画论充满禅机。石涛说：“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他又说：“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从于心者也。”石涛的画论是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佛教《法华经》有“一法藏万法，万法藏于一法，万法即一法，一法通万法，万法在一法中”，这两者中所说的“一”都是指“心”，因为南宗禅被称为“心宗”，讲求“顿悟”。由此可见，中国的文人画从王维开始就与佛教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张大千先生信奉佛教，早年就曾经一度出家为僧，法号大千，并且一生以大千之名行世。敦煌壁画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这必定会对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张大千先生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他在《谈敦煌石室》时说：“我于去年（1943）冬十二月始返成都，去敦煌勾留了两年又七个月，做长时期之研究，并将敦煌石室现存之北魏及隋唐壁画，率门人子侄及番僧数辈，择优临摹，依其尺度色彩不加丝毫己意逐一摹抚，得画一百二十余幅。”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大千先生对敦煌佛教的信仰和对壁画艺术的崇拜之情。这些壁画大都表现了佛教禅宗的思想观念，张大千先生在对壁画进行临摹的同时，也必定对禅宗思想进行过更加深入的研究。

敦煌壁画的禅宗思想对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后期的绘画作品充满了禅意，禅机画理相互交融。从张大千先生的绘画作品看，张大千先生从以临摹石涛等人的技法为基础，并对唐宋以来的名家作品进行过深入地学习研究，而且他还直通六朝的绘画，他的绘画集“南北二宗”的技法为一家，被徐悲鸿先生称赞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从张大千先生艺术生涯看，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敦煌，一方面是他从敦煌壁画中学到了很多绘画技法；另一方面是敦煌壁画的禅宗思想对他的绘画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在他后来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后期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代表了张大千先生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张大千先生绘画思想在山水画作品中的集中体现。张大千先生虽然精通南北二宗的画法，但他的绘画作品的风格特点应该归入南宗柔美的一路，具有中国南宗文人画的艺术特色。这一艺术特色主要是因为敦煌壁画的禅宗思想对张大千先生绘画思想的重大影响，从对张大千先生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的分析中能够更好地理解禅宗思想对他的影响。张大千先生的泼墨泼彩作品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艺术特色，佛教禅宗的思想观念与他的绘画思想相互交融、相互碰撞，从而创作出意境深远、具有禅意的山水画作品。例如：他的泼墨山水画作品《瀑布》《阿里山晓望》等，这些作品用水墨自然泼出，不刻意经营，画面平淡天真、不求形似，萧散简远。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从而可见张大千先生的泼墨山水画具有很强的禅宗意味。张大千先生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同样具有传统文人画的艺术特色，他的泼彩法受敦煌禅宗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画面的石青、石碌等色彩与墨色相辉映，色彩沉着稳定，画面形态自然写成，虚静空灵，充满禅意，令人遐想。例如：《慈湖图》《题松图》等。

张大千先生后期创作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是他艺术的最高成就，他是在唐代王恰、宋代梁楷的泼墨基础之上，并受到敦煌壁画的技法与禅宗思想的重大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他的作品写意性强，不重形式，自然天成，完全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形式美感。他的泼墨泼彩法虽然重墨不重笔，但作品更能体现出虚静空灵的艺术效果，而山石的简单勾擦也能体现出其深厚功力，没有数十年的笔墨修养是难以达到的。

综上所述，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深受敦煌壁画的佛教禅宗思想的重大影响，敦煌壁画不仅在绘画技法方面对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注入了血液，更为重要的是，敦煌壁画为其绘画注入了灵魂。可以说张大千先生能够成为中国画的一代大师，完全得益于敦煌壁画给予他的厚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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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4]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内江师范学院·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立项项目，项目编号：ZDQ2010—09

作　 者：谢华文，绵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山水研究生班，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画。

编　　辑：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