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长恨歌》是白居易感伤诗里的代表之一？

在感伤诗里面，最为人们所知的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了。《长恨歌》是自居易的代表诗作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之一。这首诗的前半部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误国，后半部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这样，诗的主题思想便由批判转为对唐明皇与杨贵妃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不过，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这是一首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的长诗，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后半部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大大增强了该诗的表现力。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叙事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象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赏析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著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於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於《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二，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裏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麼，为什麼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於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後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後完全沈湎於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著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著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著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後，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後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後，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哂美寺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後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於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於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於爱情受命卟ヅ蛱矍楸徽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麼，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於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於《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於诗，多於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於将来也。”

　　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於外，情理动於内。”《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於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於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著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著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於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於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著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著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溩h白居易《长恨歌》的爱情观(二)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著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於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於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於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於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著眼於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於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後，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於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著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後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後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後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他本人最得意，价值也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

　　他的讽谕诗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卖炭翁》、《红绒毯》等。

　　白居易书《楞严经》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代表诗作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之一。这首诗的前半部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误国，后半部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这样，诗的主题思想便由批判转为对唐明皇与杨贵妃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不过，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这是一首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的长诗，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后半部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大大增强了白诗的表现力。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琵琶行》是中国文化界人人皆知的名篇。诗中虽有较浓重的感伤意味，但比《长恨歌》更具现实意义。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同时也寄托了对自己遭贬的悒郁、愤懑之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流传千年的诗句，将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首诗叙述的层次分明，描写的细致生动，比喻的新颖精妙（如对琵琶声的描写），被历代文人所称颂，表明白诗语言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在塑造卖炭翁时，他只用“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一个活脱脱的苍桑老炭翁形象便跃然而出。白居易的讽谕诗多为叙事诗，在叙事时，他常要发议论，评价所述之事，以显其志。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是白居易讽谕诗的又一特色。白居易的语言通俗平易，这是与他平易浅切、明畅通俗的诗风紧密相联系的。白诗文字浅显，很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还特别喜欢提炼民间口语、俗语入诗。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也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法，使内容和形式得到高度的统一。

　　李白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诗人，相反，他似乎什么都关心，很多生活他都体验过，表现过。尽管没有一种生活能永远使他满足，但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控诉自己的冤曲，就说：“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他想念长安，就是：“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登上太白峰，就让“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他要求仙，就有“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他要饮酒，就有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他悼念宣城善酿纪叟，就问：“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从艺术效果来说，有的地方使诗歌增加了一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先声夺人的力量；有的地方又让人读来感到热情亲切。当然，这种主观色彩，并不限于有“我”字的诗句和诗篇，例如在很多诗篇里，鲁仲连、严子陵、诸葛亮、谢安等人的名字，也往往被李白当作第一人称的代用语，让古人完全成为他的化身。

　　和上述特点相适应，他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从前节中所引用的一些抒情诗里，已经可以感觉到这种特点，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喻“举杯消愁愁更愁”，本来是极度的夸张，却让人感到是最高的真实。又如《秋浦歌》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突出无形的愁，夸张也极为大胆。其他如《侠客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以五岳为轻来夸张侠客然诺之重。《箜篌谣》：“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又用山峰来夸张朋友之间的隔膜与猜疑。《北风行》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大家都很熟悉，但这首诗结尾两句：“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也同样是惊心动魄的。没有黄河可塞这样惊人的比喻，我们也就不会懂得阵亡士卒的妻子那种深刻绝望的悲哀。大胆的夸张，永远离不开惊人的想象。这里，我们还要着重介绍他那些最富于浪漫主义奇情壮采的山水诗，尤其是使李白获得巨大声誉的《蜀道难》：

　　噫，吁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西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这首诗，以神奇莫测之笔，凭空起势。从蚕丛鱼凫说到五丁开山，全用渺茫无凭的神话传说，烘托奇险的气氛。高标插天可以使“六龙回日”，也是凭借神话来驰骋幻想。以下又用黄鹤、猿猱、悲鸟、子规作夸张的点缀，然后插入胁息、抚膺、凋朱颜的叙述，作为全诗的骨干。“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在篇中三次出现，更给这首五音繁会的乐章确定了回旋往复的基调。李白一生并未到过剑阁，这篇诗完全是凭传说想象落笔。正因为如此，他的胸怀、性格在这里更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殷番《河岳英灵集》说这首诗“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正反映了同时代人对这首诗的惊奇赞叹。就在蜀道畅通的今天，它仍然是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不朽杰作。他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庐山谣》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后一诗中写他在庐山顶上望大江的景色：“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完全摆脱了真实空间感觉的拘束，以大胆的想象夸张，突出了山川的壮丽，展示了诗人壮阔的胸怀。白居易《登香炉峰顶》诗：“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完全出于写实。把两诗互相比较，艺术价值的高下，不言而自明。

　　李白的浪漫主义是有其丰富生活为基础的。他的诗歌往往呈现感情充沛，瞬息万变的特色。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行路难》第一首、《宣州谢兆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等篇，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名作《将进酒》也是这方面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诗里，他正在劝人开怀痛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好象他很安于颓废享乐的生活，但是，他那象黄河一样奔腾跳动的感情是这样变化莫测，他突然又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强烈的信心转眼又代替了消极的悲叹。他的《梁园吟》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诗的前段尽情地描绘痛饮狂欢，甚至沉吟流泪地感慨功名富贵的无常，但是临到结尾，他突然又说：“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诗人的感情在转瞬之间竟判若两人。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处理得这样洒脱灵活，并且达到艺术上的高度完美，在诗史上只有极少数的诗人达到这个水平。从这种跳脱变化的特点继续发展，于是他在有些诗篇里就同时运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有的诗既写实，又想象夸张，象《北风行》、《关山月》；有时竟把抒写理想愿望和描写苦难的现实结合在一篇诗里，如《古风》第十九：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俯见被安禄山蹂躏毁灭了的洛阳。使我们不禁想起《离骚》的结尾：“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急转直下的感情，浪漫幻想的破灭，深刻地表现出诗人无比沉痛的爱国心情。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这两句诗是他诗歌语言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李白的诗歌语言所以能达到这样理想的朴素自然境界，是和他认真学习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分不开的。据权德舆作的韦渠牟诗集序说，李白曾经把“古乐府学”传授给十一岁的韦渠牟。他的乐府诗中拟古乐府之作很多，众所周知，不必举例。但他最得力于乐府民歌的地方，首先还是语言。他的《长干行》、《子夜吴歌》的语言，多么酷似《孔雀东南飞》、《子夜歌》和《西洲曲》。“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向青云端。”“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得多么活泼自然，叫人一读难忘。“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学习汉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又是多么地青出于蓝。这些初看来是最平凡的地方，但是后代摹拟李白的诗人没有一个人达到这种高度完美的境地。学腔调似难而实易，学语言似易而实难。

　　李白运用的诗体很多样，但贡献最大的是七古和七绝。这两种诗体在当时也是最新最自由的，和他那自由豪放的个性也特别适应。他这方面的成就也很得力于学习乐府民歌。七古无须再谈，这里只举他几首脍炙人口的七绝：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沈德潜《唐诗别裁》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他说的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即以《早发白帝城》一诗而论，全篇词意完全出于《水经注》“巫峡”一篇，但语言之自然，心情之舒畅乐观，与原文风貌，却迥然不同。他的七绝向来和王昌龄齐名，各具特色。但就接近民歌一点说，他却超过了王昌龄。他的五律，运古诗质朴浑壮气势于声律格调之中，往往不拘对偶，也很别具风格。如《夜泊牛渚怀古》、《送友人》等篇，历来为评论家所称引。

　　李白在创作上，继承了前代诗歌的丰富遗产。他所继承的传统，首先是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他受屈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发扬了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也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象熔铸神话传说，大胆地幻想夸张，重视民歌遗产等方面，他都和屈原完全一致。就具体作品来说，如《远别离》、《梁甫吟》、《梦游天姥吟》乃至《蜀道难》都在精神面貌以及题材、构思、句法的形式上和屈原作品有接近的地方。他对汉魏六朝文人作品也很认真学习。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这个传说想必有一定根据。他称赞建安诗歌，称赞阮籍、陶渊明、谢灵运、谢兆、鲍照的话，屡有所见。他仿效、化用这些诗人的诗篇和诗句的例子，更不胜枚举。杜甫赠他的诗，也指出他的作品有近似鲍照、庾信、阴铿的地方。没有对遗产的认真学习，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在文学史上，从六朝到隋唐是审美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虽在曹丕就已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钟嵘也提倡“自然英旨”（《诗品》），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六朝的艺术趣味仍是更多地偏向于典雅文饰；至盛唐诗歌转以主体意兴的天才抒发和自然表现为鹄的，前人的这些审美理想才真正得到充分的体现。而李白在这方面又正是一个集中的代表。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以“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两句话概括李白诗歌的总貌，这一特点体现于李诗的艺术形象、抒情方式和诗歌语言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他与众不同的鲜明的艺术个性。

　　李白对形象的捕捉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

　　例如，诗人往往改变现实生活中事物大小、多少、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形体规模的变形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他忽而化重为轻，如“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忽而又化轻为重，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在这种对比关系中，诗人写出了他的愤激和自信。李白的写景诗又常常打破空间方位的拘限，把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任意安排，通过空间的变形展示出诗人宽阔的襟怀。例如他的《横江词》六首，本来是从“横江”（在今安徽和县）这一地点着眼的，但诗人的视角却没有限于这个局部的地段，它忽而跳到远在江宁城外的瓦官阁，甚至到了地处江宁县北、比瓦官阁更远的三山，忽而又跳到当涂西南三十里的天门，忽而又写了钱塘江的潮水。又如《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其三：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诗人醉后竟想把君山削去，好让湘水一无遮拦地流泻，借以发挥他奔放的豪情。此外如写庐山瀑布的“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海风吹不断，明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之一），“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同题之二），也无不是在想象中变换空间，以壮大气势。李白诗中还可以依据情感的要求，改变时间的速度，出现了所谓的“主观时间”。例如《将进酒》里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把人的一生说成如朝夕之间的短暂；《寄韦南陵冰》“月色醉远客，山花开欲燃。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又把一天放大为三年的时间。《长相思》则更奇妙地把某一瞬间凝固起来，诗中云：

　　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诗中的女主人公要把对镜流泪的时刻封存起来，好作为日后的明证。这和六朝民歌《莫愁乐》的“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伸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时间的变形烘托出女子的痴情。李白在更多的诗里，好以游仙、梦境或幻境来补充或组织画面，在虚拟的描写中更加恣肆汪洋地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开始时所作的描述就带有很大的虚拟成分，例如“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这些是诗人在写胸中丘壑，不能当作真山真水看待的。

　　从“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以下，诗进入了神话般的世界，自在遨游的神仙激发了诗人追求自由的热情，终于迸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反抗呼声。诗人是通过幻想的境界来表现自己对权贵的决绝态度的。又如《梁甫吟》中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

　　《古风》第十九首：

　　西上莲华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也都是在幻境中充分表现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或是不能忘怀苦难现实的拳拳之心。把丰富的现实生活感受寄托在幻境之中，在惝恍迷离的幻觉形象中表现出清醒的抗争意识和热情，这是对屈原诗歌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李白的“以气为主”，还表现为其壮浪纵恣的抒情形式。

　　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情往往如喷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泻，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例如《蜀道难》大量运用长短不齐的杂言，劈头就用了独特的句式：“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接下去忽而五言，忽而七言，时而短至三、四字，时而又长至十几字，如：“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在句式的屈伸变化中把诗人的激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李白诗歌的跳跃性也是极强的，往往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开阖动荡中坦露变幻无常的感情活动。贯穿在这些飞跃之中的，不是生活的逻辑，而是情感的踪迹。例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

　　首两句从忧愁落笔，但从三句开始境界忽然一变，诗人抖擞精神，情绪变得高昂起来，以至于想上青天，揽明月。“抽刀”两句又从天上跌回到人间，愁绪像回潮般再度袭来。但诗人不愿被这种消沉的情绪吞噬淹没，终于再次挣脱出来飞向自由的空间。诗人就在这样大起大落的飞跃之中，披露了其内心深沉的痛苦，也表现了他睥睨忧患的达观性格。

　　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写有大量的乐府诗，几乎占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他最擅长的七言歌行，其渊源本起自乐府；而用为唐代乐府的绝句也正是李白所运用自如的。这一切都说明李白的诗具有接近于歌谣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使诗歌语言更多地从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中得到充实和丰富，并加以提炼、升华。乐府诗自初唐以来没有多大发展，李白则融古朴森茂的汉魏乐府和清新明丽的六朝乐府为一炉，以其俊逸的才气创造了新鲜的诗歌语言。

　　他有很多诗篇的用语就是直接从乐府民歌中点化而来的，如《静夜思》系从《子夜秋歌》“秋风入窗里”一篇化出；而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又显然受到南朝乐府《西洲曲》里“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的启发。他的《上三峡》诗则是以古代民歌《三峡谣》为张本改造而成。歌谣原词为：“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诗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还有许多诗篇，虽然不是直接由民歌改造而来，却在语言风格上保持了率真自然、明朗流转的风格，深得民歌韵味。如：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但是，并不是说李白的诗歌语言局限在乐府民歌的范围，实际上，他也广泛汲取了前代文人诗歌的精华，形成通俗而又精炼，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丽的风格特色。他的“自然”并不仅仅是除去雕饰，浅显明白，而且是语近情遥，具有丰富的意味。总之，李白善于博采前人的成就而自成高格，堪称炉火纯青的语言大师。

　　杜 甫

　　诗人杜甫的诗歌被历代公认为“诗史”，他自己也被誉为“诗圣”。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杜甫的家庭有很好的文学传统，并崇奉儒术，这对他影响很大。杜甫自幼勤奋好学，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15岁左右已是受到赞誉的诗人。20岁以后杜甫两次漫游，10余年足迹遍布吴越齐赵，此时写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抒发了远大抱负。746年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在京城10年，备受冷遇，更了解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千古不朽的名句。安史之乱时，他目睹国家残破、生灵涂炭，冒险从长安至凤翔谒见肃宗，任左拾遗，不久因直言而触怒肃宗被贬。以后他再次出任左拾遗，但因新旧权贵相争，又一次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760年杜甫入川，在亲友帮助下在成都浣花溪畔盖了一座草堂(后世称之为杜甫草堂)，开始了躬耕生活。764年，由友人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不到一年便辞了职。765年诗人带领家眷离开成都，在夔州住了不到两年，写了430多首诗，几乎占他全部诗歌的30%。768年乘船出峡，770年病死在长沙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

　　杜甫一生以儒家思想为本，时刻不忘济世报国，然而他身逢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时期，报国无门，满腹忧国忧民之情只能寄于诗内。杜甫的诗歌现存1400多首，或揭露统治者腐朽，反映人民疾苦，或心系国家危亡，反对割据。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是集大成的诗人。最大特色是继承并发扬了现实主义传统，在众多的叙事诗中善于选择并概括典型事件，抓住细节刻画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人物语言个性化亦很突出。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精神，感召着世代爱国志士。杜甫抒情诗多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诗歌形式多样，语言精美。杜甫的代表作有：《北征》，以“三吏”合称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以“三别”合称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及《望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望》和《兵车行》等。中国诗歌中开启于《诗经》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在杜甫的诗歌中被更加发扬光大。杜甫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杜甫的诗歌是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这首诗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所作。一日，他陈鸿及王质夫游仙游寺，谈到李、杨韵事，“相与感叹”。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如何？”于是白居易赋诗，陈鸿作传。歌、传原本一体，以后《长恨歌》单独流传开来。他们的用意“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但这首诗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历代众说纷纭。

一说是讽刺、批判唐玄宗*乱误国，一说是对杨、李爱情悲剧表示同情，也有人认为二者兼有之（“双重主题说”）。近来，还有人猜测杨贵妃当时并没死，马嵬坡的尸体只是替身。她逃脱后当了妓女或女道士，故“长恨”之意，在于“今日同在人间不再能成为连理枝……两人在天上也作不得比翼鸟”。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的矛盾思想。它记叙了玄宗和贵妃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具有浑厚的悲剧色彩，流露出诗人的赞赏和同情。全诗可分为四层：

一、描写玄宗对贵妃的宠爱及其荒*纵欲的生活。

二、避难途中玄宗被迫赐贵妃死；

三、表现玄宗赴蜀途中和返回长安后对贵妃的痛苦的思念之情；

四、叙述方士寻觅杨贵妃的经过，极写二人的相思情爱及绵绵长恨。

诗人的主要笔墨放在后两层对其爱情悲剧的描写上。虽然在第一层极力铺叙了他们的荒*，对玄宗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但这种极欢是为下面的极悲作铺垫，或者说是交代爱情悲剧产生的缘由。诗人并不一定是有意识地抨击他们，或者说主要用意和主要倾向并非在此。所以，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开始，便转入对二人悲剧的表现，并且悲剧气氛层层转浓，诗人的惋叹、同情之意也步步加深，最后以浪漫主义手法，从太真（即贵妃）的叙说和回忆进一步渲染昔日的欢爱和今日的怨恨，使悲剧达到高潮。玄宗和贵妃的爱情故事，中唐时传于朝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很明显，他把诗排斥在他“所重”的讽谕诗之外，而视之为“所轻”者。可见，诗人的真正意图不在讽刺和批判。这首诗主要是描写玄宗与贵妃的爱情悲剧，同时，对他们也有揭露。这就使全诗的主题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碓凇蛾北笔�啊分兴蛋拙右住案瞧涞妹��凇冻ず薷琛芬黄�F涫卤疽状��砸状��拢���钪�剩�猩�星椋�筛杵��娜搜�考忍疚�豢杉埃�救伺�右嘞参哦�炙兄�J且圆浑侄�撸��樘煜隆！辈⒊莆�扒Ч啪�鳌！逼涓叱�昝赖囊帐醣硐至τ诖丝杉�

《长恨歌》篇幅宏大，但全诗层次清晰、结构谨严，情节曲折，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体。如果以戏剧作比，它可分为五幕：背景（“恨”的铺垫）、高潮（“恨”的顶峰）、尾声（“恨”的延续）。在整个描写中，详略得当、繁简宜体。贵妃之死、赴蜀之行，只淡描轻点；而玄宗思人忆旧、贵妃赠物寄言，则浓抹详写。这不仅使情节更为生动曲折，而且中心益为彰明。全诗处处暗环相扣，照应全篇，构思精巧。如描写李、杨各自的思情时：玄宗苦“迟迟钟鼓初长夜”，贵妃恨“蓬莱宫中日月长”；昔日“缓歌曼舞凝丝竹”，今日“犹似霓裳羽衣舞”；贵妃死时“花钿委地无人收”，太真此刻“钿合金钗寄将去”。这就将二人的欢爱和悲剧气氛渲染得相当强烈感人。

全诗虚实结合，具有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前三层以实写为主，通过玄宗的回忆和感受过渡到虚写；后一层以虚写为主（寻找仙山上的太真），而情感、人物、物件又是真实的。这就极细腻的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故事更生动，更具有艺术魅力。

《长恨歌》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它以故事为主，却寓情于事，事带情出。诗人的主观态度随着客观描写而发展，通过故事本身而流露出来，通过人物形象的感情发展而表现出来。在某些地方，又不显痕迹地略点一笔，如“从此君王不早朝”、“不重生男重生女”，婉约地表达了箴贬之意。

这首诗的语言很 特色，流畅平易中又显出华美浓丽，节奏铿锵和谐。诗中时带偶句，不仅增强了音乐感，而且对人物刻画起了重要作用，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迟心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把玄宗的痛苦思情渲染得极强烈。前人认为“如此长篇，一气舒卷”，实能道出其语言特色。

《长恨歌》在当时就有很大影响，广为社会传诵。白居易逝世后，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中有二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说，有一妓女因能诵《长恨歌》，自夸曰“岂同她妓哉？”“由是增价”。这充分说明了《长恨歌》特殊的艺术魅力。

“一篇长恨有风情”，是白居易对自己的这篇优秀作品的最好评价

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这是写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帝王却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人，两人虽相爱却只能留下长长的遗恨。有对帝王骄奢*逸的不满，也有对两人爱情的歌颂。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赏析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长恨歌是白居易写的，但不是写白居易恨什么。

恨是遗憾悔恨的意思是说李隆基还在为贵妃的死去而遗憾和悔恨。

唐玄宗六军不得不在马嵬赐死杨玉环，他对此产生恨。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

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

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

他一直都是将对杨玉环思念化成恨。

下面附网友文章：

昨天去临潼了，朋友说有几张华清池“长恨歌”的门票，没有人去，后来，我们就约了几个朋友去看了

其实，去年已经看过了，对于朋友的邀请，只好就又去了一次，下雨天，很冷，刚好男友去临潼办事说他不回来，这两天我们就一直在吵架，去吧，顺便和他和解，就这样我们去了，不错，我们是中区，虽然下雨，不过人家给每人发雨衣，这段流传千古的爱情悲剧，艺人们把这部历史用歌舞更加精彩的记录了下来，其实的确很庞大，不过更让我深思的是，他们的那段感情，我不是一个善于研究历史的人，不解真实的贵妃与李隆基是怎样的感情，但从这部舞剧来说，他们的爱情值得人们去学习，感动，不管红颜带来的祸水有多么的大，不管盛世是如何走向衰落，只是一点就足够，或许这只是我这个世俗的女人来评判的，但是我真的是很羡慕，一个女人，活着的时候能够守在自己的爱人身边，死后能够拥有爱人的无限思念结尾时，安史之乱，贵妃被白绫处死，魂飞湮灭，李隆基牵肠挂肚，宫中到处出现了他们曾经偏偏起舞的影子，到处都是贵妃，最后，李隆基累了，躺在地上梦到了贵妃变作比翼鸟两人在鹊桥上相见，那种想一想恋，让人真的感动，那么长恨歌他是在歌唱爱情还是讽刺爱情呢？长恨歌“恨”什么？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久为传诵的千古绝作。

《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但对这样一篇为大家所喜读的作品，它的主题思想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

从研究者的评论来看，不外乎有三种意见。

一是认为这篇持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唐明皇的荒*误国的。

二是认为这篇诗的主题是“爱情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首诗里对李隆基和杨贵妃爱情的歌颂和同情，“不过述明皇追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

三是双重主题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诗的前一部分是讽刺唐明皇的荒*误国，后一部分是对唐玄宗、杨贵妃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

到今天，对这个问题，始终还有达到比较统一的认识。

本人也曾想过只支持其中一方，然而，这让我始终心有不舍，也难以立场坚定。

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尤其是悲剧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不会只有一种主题思想。

如果只有一种主题思想的话，它对读者不会有这么巨大的吸引力。

首先随着年代的久远，作者创作时的社会背景和心中感受已经难以考究，而有流传下来关作品主题思想的资料也不过是一些见仁见智的只言片语，根本不能作为某种说法十足的凭证。

加上每个读者以何种心情、何种角度去赏读作品，更是视个人而定，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又怎能一锤定音呢？因此，我觉得《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是具有双重性，而是具有多重性。

在此限于能力，只能列举一些比较普遍的说法以作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要知道，白居易《长恨歌》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正是诗人为这篇长歌所取的诗题，即“长恨”二字，恨，就是遗憾、遗恨，而且是“长恨绵绵无绝期”。

那么究竟恨的是什么呢？只要搞清楚这一点，作品的主题就容易把握了。

有人说作者描写李、杨爱情，意在讽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唐玄宗为戒，不要因“垂色”而荒*误国，给自己造成“长恨”。

白居易的朋友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谈了白居易的创作缘由和创作情况后也说：“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古人所说的“意”，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

“感其事”的“感”不是“感动”，而是“感伤”、“感叹”。

为什么这样说呢？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①、闲适、杂绊四类，而把《长恨歌》这首诗放在“感伤”类里，这就是明证。

“感其事”，就是白居易、陈鸿他们谈起此事时而感叹、感伤。

“尤物”，突出的人物，多指美女；“惩尤物”，即以贪美色为戒；阶，因、由之意；“乱阶”，即祸乱的根由；垂，传之意。

白居易为此事而感叹、感伤，想把它写出来流传于后世，目的是让统治者以贪色为戒，从而堵塞祸乱的根源。

由此可见，这首诗就是通过唐玄宗因贪色而宠幸杨贵妃，从而使国家招致祸乱，也使自己陷于凄凉境地的故事叙写，说明贪色误国误身，要统治者引为鉴戒。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为政者要戒“三贪”：一是戒贪功，因为贪功就会不实事求是，就会弄虚作假，就要独断专行，就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从而引发祸乱；二是戒贪财，因为贪财就要不择手段地搜刮聚敛，引起民怨，招致祸乱；三是戒贪色，因为贪色极容易荒败、乱政，最后导致失政。

而在这三者中，贪色并未引起那时为政者的足够重视，甚至视为理所当然。

因此，白居易从维护唐王朝长治久安的愿望出发，写了这首诗，要后代皇帝以他们的祖先唐明皇贪色误国误身为戒，现实针对性强，主题意义重大。

全诗围绕这一主题，分为两大部分来叙写。

第一部分从开头起至“不见玉颜空死处”。

这一部分写由于唐玄宗贪色，宠幸杨贵妃，荒政、乱政，从而导致安禄山、史思明以诛杨国忠为名的叛乱，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同时也给他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不但失去了皇位，而且饱尝了颠沛流离的痛苦和相思之苦。

第二部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起至末尾。

这一部分写唐玄宗晚年的凄凉生活和对杨贵妃的刻骨思念情况，从而进一步说明唐玄宗酿造的这一杯苦酒是要由他自己喝下去的，进一步深化主题，并以此警醒为政者不要贪色，否则就会自食其果。

以上是政治讽喻诗的说法。

不承认《长恨歌》有讽谕意义和力主它是同情和歌颂李、杨坚贞爱情的专家们提出的理由是作者把它编入“感伤诗”，而没有编入“讽谕诗”然而作者说过：“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按照这个定义，“感伤诗”也能有讽谕性内容。

作者编入“感伤类”的不少诗，如《过昭君村》、《笑王质夫》等等，就都有讽谕意义，《蚊蟆》甚至以“么虫何足道，潜喻儆人情”结尾，更与“讽谕诗”没有多少区别。

还说到白居易非常喜欢自己的《长恨歌》并引以为豪，且在大书而特书：“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等同于今天所说的“爱情”，那不太符合原意。

如果以这些理由来说明《长恨歌》是爱情诗，那是没有说服力的。

但是从内容上看，李、杨的生离死别的确是个爱情悲剧，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

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②他期待白居易的也是表述爱情。

由此可见，该作品成为爱情诗倒是有一定的可能。

也有人认为《长恨歌》前半批判“垂色”，后半歌颂爱情，即双重性。

这也值得怀疑。

像白居易这样的诗人，一篇诗的主题竟然前后矛盾，这是很难想象的。

细读作品就可以看出前半是写致“恨”之因，后半是写“长恨”本身，而在诗人心目中，那“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恨”，其“讽谕”不仅是作者的创作意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艺术体现。

从作品的艺术构思来看，作者意在批判唐玄宗的“重色”而误国，劝谕统治者要以唐玄宗为戒，不要给自己造成“长恨”，但由于他把李杨的爱情写得那么纯洁坚贞、生死不渝，而又缠绵悱恻，就在客观上使读者产生了同情。

③至于作者为何要这样写，是故意还是失误，那又难以解释了。

还有的说法就是同情妇女，类似于宫怨诗。

据说杨玉环入宫时只有二十二岁，可是唐玄宗已经五十六岁了，两人年龄上居然相差了三十四岁，典型的“老牛吃嫩草”现象。

这里讽刺的唐玄宗的荒*无道、始乱终弃，同情的是杨贵妃的遇人不淑、抱恨归天。

按照帝妃之恋的惯例，唐玄宗和杨贵妃并不会白头到老，杨贵妃最终也只能落得“红颜未老恩先断”的下场，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真正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杨贵妃的死是非常适时的，还为唐玄宗解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政治灾难。

这也是过后唐玄宗朝思暮想的关键原因。

白居易的这种思想倾向还表现在《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作品中。

]

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活动，影响作品主题思想大大小小的原因有千千万万个，根本就难以确定。

《长恨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影响如此深远，感动如此多的读者，就是因为其主题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疑问，发人深思。

如果真的把其中的主题确定和揭示得一览无余，那作品就完全失去了它的神秘，价值也会大大下降，这也是很多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我们何不最大程度地保持作品原有的魅力，不要去作那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

庐山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是因为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而白居易的《长恨歌》也一样，就像一位从古代走来的光彩照人的百变王后，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心灵就会得到不同的享受，每一个人都会从中得到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