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张仁义礼智信。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他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
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
扩展资料: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
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
—孔子
导语: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孔子认为,即使是道德意志也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孔子是如何理解“实践”的吧!
孔子的道德意志观采取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概念范畴、阐释方式和实践模式,而显其特色。研究孔子的道德意志观,汲取其积极的思想理论资源,有利于遏制当代社会人因道德意志脆弱而产生的道德失范现象。
孔子表述道德意志的主要范畴是“志”,并以“弘”、“毅”、“笃”、“勇”、“恒”等范畴来阐释种种具体的道德意志品质。“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之“志”指的就是人应当具有独立人格与不可剥夺的意志;“志于仁”、“志于道”,强调做人应以“求仁”、“闻道”、“行道”为志; “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即把立志作为学习和道德修养的起点。后儒陈淳解释“志”为“心之所之。之犹向也,谓心之正面全向那里去”,“一直去求讨要,必得这个物事,便是志”(《北溪字义·志》)孔子认为道德意志的源泉和动力在于理想目标的高远,即“仁”的道义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弘”指的是志向目标的远大,“毅”主要指意志的坚毅、刚强。“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此处的“弘”与“笃”亦指目标的远大与坚定。孔子在论“三达德”之“勇”时,强调儒者之勇的三大标准:发乎仁,适乎礼,止乎义,尤其强调“仁”对“勇”的主向和控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勇的'源泉在于仁,无仁之勇不是真正的勇,还有可能变成一种恶。“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孔子的“志”是由“仁爱之心”发出的意志,具有仁的品性,强调意志对道义的坚守及对情感、欲望和利益的控制,开启了儒家德性主义的源头,对后儒有直接影响。孟子的“志”是由“四善端”导引而决定的,是求善的意志;朱熹所言的道德意志是体用性情及其所发,是为善的意志;王阳明所说的道德意志是“良知”及其所发,是为善去恶的意志。即使在主张人性恶的荀子那里,道德意志也是一种除恶、排恶的意志,实质上也是一种求善的意志,只不过与孟子性善论殊途同归而已。
孔子强调道德意志的重要性,认为道德意志是人独特的能力,是个体成德的关键。任何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凭借自身的积极努力,持之以恒,就能实现“仁”的目标。
具体而言,孔子认为道德意志功用有三:一是在行为动机发动阶段,具有强化、纯洁道德动机的作用。“苟志于仁,无恶也”《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同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个体通过意志努力,过滤、剔除一些不合理、不规范、不道德的动机,整合、优化道德的动机,使道德主体保持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做到目标始终如一,推动道德行为活动的发生。二是在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过程中,作出合乎道德规范要求的决断。如“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道德生活中,危与命、得与义、道与食、道与贫,乃至生与死是个体时常遭遇的二难冲突,意志使主体作出符合道义的选择。三是排除内外障碍、克服困难,执行道德意志活动,实现道德目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指的就是君子须有坚持不懈之精神,即使在身心劳顿和危难困厄情势下也不改其志,持志如一,无稍间息。
个体如何获得道德意志品质呢孔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孔子认为道德学习首先要立志,且要志立高远。其次孔子强调要学习道德理论知识和道德生活实践知识。孔子认为“仁、知、信、直、勇、刚”六大人生美德(这其中“直”、“勇”、“刚”都是指意志品质),可如果“不好学”,往往会流于“六蔽”(愚、荡、贼、绞、乱、狂)(《论语·阳货》)。再次,孔子要求道德学习要与自我反思结合起来。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学习。“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孔子主张通过“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原则对自己的思想言行举止作自我检查,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举止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孔子说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意即君子自我反省而做到问心无愧,上对得起天地神明,下对得起世事良知,如此又有何忧虑或恐惧呢
孔子很重视个人的躬行践履,认为理想人格、道德意志品质来源于自我的亲历亲为和实践的磨炼。孔子认为如下两种实践生活有利于磨炼人的意志。一是在物质的困顿环境中持志如一。孔子开启了儒家应对物质困顿的良方,即“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物质匮乏非无忧也,然卒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以精神性的价值追求来消解人性的物欲之念,以克制自身安逸本能来激荡意志之坚。二是在困难和阻力面前始终做到持之以恒。孔子认为道德意志的修养就是一种恒心和毅力的磨炼,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和阻力,也强调“有恒”,不可三心二意、朝令夕改。孔子终生都在实践其“有恒”的价值理念,哪怕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极端困境中,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极度危险时,也没有放弃坚守,也保持着执著的精神、刚毅的正气。
由此观之,孔子的道德意志观赋予意志以道德价值的内涵和意义,它在观念层次上体现为意志的努力,在实践的层次上,尽力去实现价值目标,并在这种观念和实践的结合中获得对象化的生命,并从中充分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尊严和幸福。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诚信道德建设的进程中,孔子的道德意志观念确实值得我们挖掘、借鉴和弘扬。
孔子什么名言强调了人们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06级哲基班 张孟
孔子仁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孔子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范畴。"仁"具有多重思想内涵,它是一种情感诉求,也是一种伦理原则,是一种治国之道,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孔子的仁爱思想流传千年,时至今日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深入理解和探究孔子仁爱思想,将其精髓发扬光大,既是学术使命更是时代的呼唤,特别是对今天我们的大学道德教育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构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仁 仁爱 道德教育 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引言
中国文化即中华民族的文化,它是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一脉,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思想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精神血液;在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圈里,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根本所在,然而在今天重新面对孔子思想,却再次引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有人说它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奴役人民的御用工具;是压抑自由、泯灭人性的精神桎梏……也有人说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液,是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祖先留给我们永不过时的文化财富。而在这里我想表明的是,诚然"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一度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障碍,但是我们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它,客观地讲儒家思想主流上是积极优秀的,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认真探究和汲取其精华有助于充实我们的思想,滋润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文明的进步。
孔子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具有卓越贡献和巨大影响的伟人。他开创的"仁"的思想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明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总体说来,以"仁"为核心的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理论。孔子思想之所以经久不衰,影响深远,臻至世界名贤,全在一个"仁"字上;而"仁"的内涵之渊博、丰富又实在值得今人深入理解、探究。
一、"仁"之探析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天下归仁"是孔子的社会理想。《论语》中提到"仁"的次数多达到109次。《论语》中曾这样记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在这里我看到孔子师徒强调要以行"仁"为已任,至于"死而后已";可见"仁"在他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那么何谓"仁"?笔者以为其意蕴可从以下角度进行理解。
1仁者"爱人"
翻读《论语》,可以发现对"仁"的经典解释莫过于"爱人"二字,"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爱人"二字可以被看做是孔子的"仁"的基本含义。"爱人"即是说要有仁德之心,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因此,"爱人"是仁德的情感基础。
关于"爱人",有人说孔子的"爱"只是"爱奴隶主贵族",也有人说"爱"是一种"不分亲疏远近的爱",更有人说,"爱人"的对象只是那些遵循周礼的人,对于无视周礼、违背周礼的人,是"恶"而不是"爱";因为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但通读《论语》之后,如果仔细对其辩证思考,我们发现孔子讲的"爱人"不是指特定的群体,而是指爱一切人;同时他的爱是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这表现为"爱人"的"起点"是爱亲,即孝悌之情--对父母兄弟的爱;而"爱人"的终点则是爱众,即天下之"民"。这样孔子就通过"爱人"将家国天下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对后世儒家仁政学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如孟子强调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
2"克己复礼为仁"
"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但人的情感具有多层次性,若放而任之而不以礼为之约束规范则可能陷入邪恶,故孔子以礼释仁,把符合礼之规范的情感视作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300)(《论语�6�1颜渊》)。那么对作为内在要求的"克己复礼",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首先,"克己复礼"重在"克己"。"克己"即要学会自己约束、自我控制。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301)(《论语颜渊》)这就是讲每个人要有"为仁"的态度和愿望,何以成仁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非"由人",不是他人的推动和要求,而是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可见孔子在这里明确地肯定了道德行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同时它也暗示虽然仁德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很难实现,但并非遥不可及,通过个人自觉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仁的境界的。
其次,"克己复礼"之"礼",贵在中和。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矣。"[1](149)(《论语学而》);《中庸》也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62)(《中庸》第一章)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而是要以礼节制之。同时,人的情感无论喜怒哀乐都要适中而不过分,这才符合礼,"《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1](177)(《论语八佾》)
最后,"克己复礼"还须以仁充实礼。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局面,孔子感慨万端,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他认为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制度又何谈建起呢?因此,任何礼乐都只是流于外在的形式,要建立起真正的礼乐文明还必须以"仁"作为作为内在的情感基础,以仁充实礼,从而实现仁德。
3"忠恕之道"
孔子从"仁"的基本内涵出发,既提出了如何达到"仁"的境界的内在要求,又阐发了如何实行"仁"的外在行为原则即"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188)(《论语里仁》)。那么"忠恕"二字何解?
首先,何谓"忠", "忠"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1](221) (《论语雍也》);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要自立有成就也必须使他人也自立有成就,即所谓"尽己之谓忠",自己所希望的,别人也同样希望,故应尽己之力帮助别人、启发别人,让别人去实现希望。
其次,何谓"恕","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61)(《论语卫灵公》)即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求他人去做,自己所不愿承受的(坏的状况)也不要强加于别人,要学会包容他人,可见这种"成人之美"的精神,不可谓不是一条处理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准则,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故。
总而言之, "忠"和"恕"都是推己及人的施仁方法。忠"是对自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认真、虔诚的态度--真心诚意、积极为人。"恕"则是对他人的要求,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宽容--将心比心,宽恕待人。忠恕之道是仁爱精神的具体化,是行仁之方。正是通过这种"忠恕之道",才得以把"仁爱"思想从爱亲推广到"泛爱众"。
二、孔子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
前面,笔者已经就孔子仁爱思想的核心"仁"作了简要的探析,下面我们将由此展开探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或四个层次。
1"仁爱"是一种情感诉求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既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情感性的动物;仁爱之情是人类自然情感的生发,更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诉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仁"以孝悌为本,从孝悌出发,表明"仁"首先立足于亲亲之情。在这里,引出了"情"的范畴,那么在孔子那里,"情"指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其"情"主要还是指"亲亲之情"和由亲情推开与放大的对社会他人的关爱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情"是善的。但是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里,我们发现"情"已经统摄喜怒哀悲之一切情感,其对象也越出亲亲、社会他人而不逮于"物"。因而,"情"也可能被指为恶的情欲并需要被加以引导与控制;那么该如何引导、控制情欲呢?《性自命出》称"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所谓"情生于性"就是说"情"是人生而有之,本性如此的。"情"作为人生而之的一种本性,当然也是内在于每个个人的、主体的,而孔子多讲"仁"、"为仁"
实属主体内在之事,体现为主体内在的情感诉求;而所谓"道始于情"即指"道"是从引导、调适"情"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那么接着,"道"是什么呢?《性自命出》中这样说"长性者,道也";这就是说"道"生于对"情"的引导、调适,便具有"理"或"理性"的意义;而郭店楚简《语从一》中又云"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此处的"道"自然是人道;但从儒家看,"人道"本于"天道",故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虽主"仁爱"但并不否定利欲的作用。这是对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尊重和遵循,这种强调仁的情感性的思想和取向在儒学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谓一以贯之,它教会人们要重视人的情感追求,理解、同情、关心他人,要把理解人的情感,理解他人的需要作为"爱人"的重要内容。因此"仁爱"是维系整个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情感根基,是整个人类社会最显浅、也是最深沉的"爱"。
2"仁爱"是一种伦理原则
东汉古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仁"字为:"仁,亲也,从人二[2]"。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也曾注释:"亲者,密至也。从人二,相人偶也。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3]" "从人二"说明了什么呢?这从字源上说明了"仁"是用以指称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范畴。 那么"仁爱"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论语》有云:"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在这里孔子强调要加强道德自律;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人生志向,而"礼"的普及是以"仁"为前提的,他主张用"仁道"来控制自己,克制过度的物质欲望,甚至在有必要时要敢于为"仁道"而自我牺牲,这是"克己"的最高要求。正如他所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为了"仁道"的实现,君子要无所畏惧,必要时要勇敢献身,舍身成仁。这一道德要求千面年来不知激励和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了道德理想的实现,他们无不敢于泣血人生,笑看风云;于是我们看到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壮,看到了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看到了林则徐"苟因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担当。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言词,不仅仅是慷慨激昂,更是"成仁"精神的真实写照。
"仁爱"是一种伦理原则,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为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孔子重视亲亲之情,在他看来,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仅指孝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敬重,但并不是无原则的绝对服从,子女应该"事父母几谏[1]",要委婉规劝,使其改正。而"悌"也是不仅仅是兄长对胞弟的关爱之情,它也是双向的,弟妹兄长也应有敬爱之情,所谓"父慈子孝,兄弟友恭"就是这个道理。上面的主要是针对亲属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而对一般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孔子也有他独特的看法。"孔子提出了"恭、宽、信、敏、惠"等道德条目,"恭" 即恭敬,要以"恭敬"之心对待他人;"宽"即宽厚,做人宽厚,待人宽容自然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喜爱;"敏"即"敏捷",做事要勤恳干练,"天道酬勤",自然会取得成果。"惠"即"慈惠",要有恩惠之心,经常资助他人,就能使别人幸福,自己快乐[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从而使用人。此外,孔子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而"温、良、恭、俭、让"也是这一精神的传达。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除了具体的道德规范外,还有最高的道德要求与规范即如何把握"尺度"的问题,据此,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所谓"中庸"即"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指做人做事都要把握好"度",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传统的解释即程颐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5],他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种"中庸"精神的实质是寻求人际关系的高度和谐。"礼之用,和为贵[1]"。这里的"和"就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同时这种和不是"一团和气",不是折中和无原则,而是在承认矛盾与差异的基础上使双方共生共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和谐";"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6]",推行"中庸之道"实现人际和谐,天人和谐,万物和谐,从而实现最高境界。当然我们也要反观中国历史,认清"中庸之道"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另一方面它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7]"
3"仁爱"是一种治国之道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教育弟子,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有道德修养的"君子",然后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然后凭借他们的管理和教化,使社会和国家道德理想化。在孔子看来,治国就是治民,治民之本在于把握民心,故他提出了赢得民心的实政方针"道之以德"即实行"德治"和"礼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为政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以内在化的道德教化为基本导向,同时还要以礼义规范为外在的调节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上下"同德"而"同心",国家自然会兴旺发达。孔子主张"为政以道",其终极目的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谓"修己以敬"是指治国者要加强自我管理,严格要求自己;所谓"修己以安人"是指要加强各级官吏的管理,上司要给下属作榜样,带好头,这样才能提拔出优秀的人才;所谓"修己以安百姓"即是说对老百姓的管理,要"使民以时"让老百姓繁衍生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让老百姓"奔上小康";"教之"对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要进行道德才华,让人民过上富足而文明的生活;做到做好这三样,就能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社会走上文明和谐。
4"仁爱"是一种人生境界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仁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和伦理原则,更是一种道德的精神境界或称之为人生境界与理想人格。
人格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品性或品格,它包含了智慧、品质、道德、能力等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构建人格观念的是孔子,他提出的"仁"就是最好的说明。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人格主要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的,虽然儒家不排斥功利,但他们反对完全以个人利益为生活目标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小人。因此君子与小人之分即人格与非人格之分,而孔子所说的人格即君子人格,它的人格包括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君子"的境界,紧接在上面的是"贤人"境界,而最高的境界则是"圣"即"圣人"的境界。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境界的实现就是"完成人格",如胡适所说"成人即是尽仁道"《中国哲学史大纲》,即是仁。杜聿明也说过"作为一个个体道德的概念,仁被用来指那些道德上的修身而达到的最高的人生境界。[8]";这是对仁塑造的理想人格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最好阐述。事实上,孔子倡导的人格理想是与他倡导和睦有序的礼乐社会的社会理想相一致的,在这种理想社会中,理想人格的境界就是成贤成圣,道德自足。现在,我们要具体理解这种理想人格,必须从君子与小人之辩说起。
孔子指出,君子的人格境界、修养进路和行为准则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那么"君子"应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然后君子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物质利益君子应当秉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正确态度。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这是孔子对君子人格的阐述,也是君子的内在要求。接着,再说"贤人"。所谓"贤人"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曾称颜回为"贤人",他是这样盛赞弟子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种被后人称为"孔颜乐处"的精神风貌,则无疑根源于坚执宗教性操守特有的乐观性和理性面对变迁而显呈的洒脱性,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最后讲"圣人",我们知道"圣"或"圣人"都是后人对前人的追封,孔子是怎么看圣人的呢,"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1]",可见圣人是"见"不到的人格典范,又说:"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1]",所谓"闻君子道"的"君子"即指圣人。那么对于这三种"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郭齐勇在《孔孟儒学的人格境界论 》中这样进行阐明的:
"理想的至上境界:圣人(超越于贤人人格的、理想的仁人与成人)――天道层[9]"
"现实的理想境界:贤人(超越于君子人格的、现实的仁人与成人)――人道层[9]"
"现实的道德境界:君子(超越于自然人的道德人)―――――――――人道层[9]"
从上面的展示我们可以得知,圣人的境界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也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可以通过贤人体验、仿效圣德,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成圣"," 见满街都是圣人"。
孔子所塑造的人格境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代后人,如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夫。[10]";张横渠先生的四句经典更是深入人心,令人感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孔子的"仁"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仁爱"思想不是一套抽象理论。孔子所推重的是"仁爱"的践行,在孔子的"仁爱"思想中,何以成"仁"的道德修养方法远胜于"仁爱"何以成立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孔子的一整套道德修养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呢?且看下文一一分解。
第一,"为仁由已"人可以成仁,孔子概括之"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1];又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在这里孔子表明了道德实践,道德修养的主体性原则和实践性牲。 第二,"求之于已"孔子说"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这就是说道德修养主要依靠个人的内心自觉和主观努力,同时孔子倡导"内省不疚" ,要求严于律己,时常反省自己。
第三,"笃信好学"孔子十分注重学习,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同时他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道德修养之学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之学。即儒者的修养,主要是靠自我觉悟,提升自己,成就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摆摆样子,装饰自己以向别人炫耀。故孔子主张"为己之学",强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
第四,"躬行实践"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还是身体力行,正如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而且,孔子强调要"言行一致",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听其言而观其行[1]",对于伪君子,孔子是深恶痛觉,"耻其言而过其行[1]"。
孔子的上述修养之道其终极目标是"成圣","何事于仁!必也圣乎![1]"。
三、孔子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孔子仁爱思想与当代大学道德教育
孔子仁爱思想中最有生命力地方莫过于其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论说,而且这些思想离我们并不遥远,可以说是"平民之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伦和谐紧密相关,特别是它所提出的伦理原则、价值标准、修养方法以及塑造的理想人格等等对于今天我们开展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人文素质、构建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孔子思想更注重生活,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梁漱溟先生就东西文化的差异指出,欧洲从希腊时就关注认识宇宙万物的问题,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孔子学问的基本点就是讲人生的道理,讲生活。在我看来,孔子思想对于生活本身的重视,使得儒家思想能够流传两千多年,同时又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的更新中不断得到修正。显然,孔子思想的生活气质使中国人容易将其吸收并自然地贯彻在生活中。现在,尽管大多数人不一定阅读四书五经,但在生活中却潜移默化地保留了儒家的原则。瓦尔特对孔子思想的肯定是值得赞赏的。但他认为孔子思想具有“普世性”,我并不同意。基督教文化强调普世价值,而孔子不关心普遍统一的概念,只关注现实生活。中西提出问题的模式不在同一个套路上。西方人总是把人当作认知对象,试图从形而上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认识人,探索人在实际存在背后的“本质”,并把人分解剖析,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人的个体性。孔子讲人,看重的是世俗的生活,解决的是如何和谐有序、仁爱地生活在君王统治的社会中。-孔子的仁强调自身修养和爱人,有助于再建人类道德瓦尔特看到了孔子学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可借鉴之处。的确,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大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汤一介教授指出,当我们面临“道德滑波、信仰危机、理想破灭”的趋势之时,重新肯定和发扬孔子的思想是有益处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极力主张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克己复礼,实现和谐的社会生活。“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 105处谈到“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和对他人的爱。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显然,克己和复礼是不可分割的:既要严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爱人”以“亲亲”为基础,即从爱自己的双亲出发。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人不但没有否定孔子及传统思想,反而更加重视它们,同时也试图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来提升中国自己的文化。-孔子的“仁”兼顾亲和性和艰难性,有利于人们建立乐观的思想孔子在谈“仁”时,既讲它的可行性,又讲它的艰难性。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关仁的简易可为性,冯友兰先生总结说:“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但人之为仁又很复杂。既要在现实生活中反复自省修身,又要在与人交往中自觉地恪守伦理原则;既要自然地顺着自己的内在性情去贯彻执行,又要严格以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时时处处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为此指出,“离了中,离开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谓违仁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感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在讲解和发展“仁”说上,都试图进一步把“仁”广涉到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上。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已经明确地把“仁”看作是对人和对万物的态度。到了宋代,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当人们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伦理”重建当代社会的时候,正确理解“仁”的贯彻的“两面性”(它既简易,却又艰难),将有利于树立人们的信心,有利于加强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孔子的“天”完全不同于“上帝”,是对规律的遵守和把握在与人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面,《论语》和基督教的确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论语》所说的天和天命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所以,儒家讲到“天”时,其重点是讲天人合一,而不是讲彼岸的、超脱人生现世的天国,更不是鼓励人信仰宗教。《论语》所说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义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现代科学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岸、超验的,它是人和大地万物的创造者,又掌管着人的来世归属;而现代科学所说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间,是超乎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而瓦尔特先生的观点和西方的人学观念相关,在西方,探讨人与神的关系,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彻底认识人的本质,也由此把宗教当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瓦尔特: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的视角 孔子智慧照耀东西世界两年前,为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的概况,我写了《中国史略》,其中有这样一段:“即便20世纪的中国不断试图摒弃孔子,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孔子又常驻心间。他提倡忠孝礼义,因为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及宇宙的和谐。……无冕之王孔子,是对其人民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却往往最忽视他思想的深邃以及伦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经验与学习之上的责任与关怀。”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学说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为“君子”。同时期,波斯人正聆听着索罗阿斯德的教诲;希腊人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伯来人正在了解最初流传的预言故事;罗马正形成它即将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西方精神及风俗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超越的时代。孔子对人类社会及个体的理解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更深刻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学,首先正是一种个体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己负责,关怀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长。长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经验,因而,也更为“审慎”。《论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学及其伦理道德怀有这样的使命,它要赋予每个人确保自己从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显然拥有一套形而上学。-关于信望爱等美德,都存在于孔子学说中对于我,一名身处拉丁文化,但又对中国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学当作一条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启的正道,等于将孔师的智慧置于人对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细想想,这一判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辜鸿铭引导我不断深入阅读孔师之说,主要是《论语》——这些“批评之言”,论及个人在社会及宇宙和谐中所负责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是: “久而敬之。”孔子所传递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听其中几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信、望、爱,对神的三种美德均在其中——孔子并未为其命名。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孔子拥有“心灵”,如同所有中国人一样,“心灵”是其智识的中枢。孔子与最有名的希腊哲人们同处一个时代——在他去世 10年之后,苏格拉底诞生;与他们相比,在对于宇宙、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理解中,孔子占据了上风。实际上,他丰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宽厚更加接近于慈悲。-关于五德:仁在义前,忠诚为首,中西同理在中国的传统中,权利并不存在,每个人只有对于他人的义务,义务意识只会偶尔缺失。中国传统上将五德中的仁爱置于平等、“义”之前。当我将目光投向我所处的拉丁文化,在西方文化之母罗马那里,我发现了在西方存在千年的秩序(我指的是基督教之前的秩序)也是与孔子同时期: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了国王,宣布成立国家(称“共和国”,即众人之事务),那年,孔子42岁。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处于父亲即“男性家主”权威之下的家庭,其核心道德是忠诚:对于城邦——天然而非地理性的实体——的忠诚,这种忠诚凝聚了构成城市的罗马人民,正如凡有遵照汉族习俗的汉人生活之处便是中国。这种忠诚既是对其秩序心怀信任,也是对其所处之地忠心耿耿。人们在其中“遵照祖先习俗”;人们尊崇家神——“已故祖先的灵魂”,正如所有的中国家庭尊崇祖先一样。-关于五常:蕴含孔子对于“恒”和“天命”的理解孔子谦虚而自尊,信赖历史与经验,这位纯经验主义者自称他什么都没有创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他并非因此就成为怀古者或反对现今之人。孔子的言论暗含了五种关系:即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使这五种关系融洽和谐;五种关系与五种德行组成了“常”——一种必不可少之“纲常”。孔子超人乎?非也,人谓之“圣人”,一个赋予其绝对神圣性的词语。他是完人,懂得每时每刻都必须接受的“气”仍赖于天命。-中国批孔和学孔正是孔子对于人类道德能力限度认识的最好佐证孔子眼中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看到了其中的变与恒,同时也看到了人类行为——无论集体或个人行为——进步的极限,这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根源。对孔子的研究带来了对于中国道德、中国社会学的反思,以及暗含对“天”的反思,儒家伦理要求“尊崇”它——支配人世的天。“五四”的革命者摒弃了儒家学说,批判它因循守旧和独断专行;在他们看来,这种墨守成规和独断专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侵袭着中国社会。鲁迅称“在旧时文明支配下的等级制度使人们互不相识”,这种文明支配是“人肉的筵宴”!他们把孔子与这种“支配”、这种“人吃人”联系了起来——大错特错!“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代已变!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假如孔子研究不再仅限于图书馆之中,它会让现代世界重获精神力量。”还原孔子,他是中华之日月,孔子学说将对人类发展作出持续贡献在孔子对天和天命的感知这方面,葛兰言作了精准的论述:“在孔子的个人思想中,宇宙秩序的观念既是一个中心概念,亦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与一种特殊的宗教式信仰相对应。孔子有着尊崇天意的冲动,他相信天意支持着他教化世人的使命;相信他的心灵与天意相通。”葛兰言或许有些仓促地概括道:“弟子们并未继承孔子的信仰。”因此,正是他们,使得理性主义的西方人将孔子学说视为一种厚古且纯粹流于表面的道德。人们由此忽视了这一点,即:对于寻求“中庸之道”的人而言,能够到达“中庸”的“道”是由“上天的行动”来决定的。孔子通过观察与学习达到了对世界的理性感知;但经验和谦恭使他不会利用这种感知来制定某种被视为通向崇高伟大、通向幸福的合理“体系”。-对孔子思想中的精神性应予还原孔子认为,“君子”应促进世间的和谐。为此,他要行“仁”——“人类的德行,对他者的仁慈、自由、普遍且无私,人对上天之德的分享”。这只是简单的道德吗?连被视为信奉无神论的当代中国都在其中觉察出一股“精神力量”。我们应将其所有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归还给儒学:道德上,它支配着与他人的关系;精神上,则支配着与宇宙的关系。智慧约束着孔子“窥探上天奥秘”的企图。我们研究孔子,以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精华。一直以来,中华文明仅强调义务、团结、习俗和礼教,而忽视了权利。这种权利源自儒家所禁止的思辩:法律是习俗和经验的产物,其原则和礼仪是由时间即经验所决定的。这种经验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有好也有坏。这是道德的教训?不,是历史的教训!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在历史中,记录下了要建设、或要经受的未来。-孔子思想的回归是中国人对中国之道的再认识孔子在官方语言中的回归、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及情感中的回归,即为“道”——忠于自身的中国之道——这种灿烂的文明,在其最光“华”夺目的时刻,“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一旦它重新发现了 2500年以来一直指引它入“道”,授予其真性之人,它就会持续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论语》有云:“仲尼,日月也”;他,正是中华之“华”的源泉,只要借助他,这道“光华”就将“永恒”!这道“光华”就能超越国家的疆界,肩负启迪人类的神圣使命。儒家弟子们在中国通向未来的征途中已经注意到了孔子学说,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点,不断从外界接受启迪;在他们看来,这些启迪为的是国富民强,它们不仅来自于思辩哲学,也来自于技术、法律和其领域;而他们更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吸收它们,使它们适应中国!孔子思想的普遍性使儒家伦理得以让全世界的人们重新关注人的责任和尊严,这与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相应地,儒家伦理会从全世界吸收最为丰富的启发,将它们中国化,再献给中国同胞。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当今社会,特别是当代的中国现在面临很对问题。如果不去面对将来必然会影响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要想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从文化上入手,只有文化复兴了,只有民族的根复兴了,其他的才能够进行。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作为一个世界的准则,那么在中国,怎样把文化复兴和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呢?我认为我们需要从孔子的思想中获取答案。
下边我就以自己的认识来表达孔子的思想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
社会和谐有序,这是我们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提。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人心是散的,那即使是每个人的人均收入都是世界第一那依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要做到社会的和谐,我认为必须有三方面在大家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社会差别的客观性、人需要关爱、人需要尊重。而这三种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贯穿始终的,所以要谈论孔子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和启示是非常给力的。
社会差别的客观性。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明白一个问题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使拥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这些的取得是通过自己和这是家族长时间奋斗获得的。多了不说,以家庭为例,既然有父就会有子,那么有了这种差别怎么会改变呢,所以这是一种秩序、一种准则,没有一种秩序的规范下世界必然会乱。可是在当今的社会上充斥的另外一种规则,并且这种规则在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的意识,那就是金钱的对大家的改变,大量拜金主义的诞生,使原先的规则被抛到一边,被人给践踏,一种这样的社会就会变得不尊礼数,变成病态的社会。
社会有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这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差别必然无法让别人有动力,但是怎样面对这个社会的差别性,必须客观的认识到,为人不老是一种病态,必须改变。
人是需要尊重的,尊重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占很大的比重的,没有尊重,人的本性中是有很多的攻击性的,所以不懂尊重,触及到我们生活中的准则,就会被准则所收拾。尊重是一种大义,人类之间怎样实现交流?我觉得没有尊重的话根本是无法实现交流的,在交流下不断地成长。为什么说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非常不一样呢,原因在于,君子特别重视尊重,这种尊重有一种距离在里边,距离是保证没有摩擦的有效方法。
人是需要关爱的。每个人活在社会上都不是一个人在奋斗,都是需要别人的关心和爱护的,这种关爱是需要向孔子学习的,孔子提倡无论看待任何事都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的,就像是周易的核心思想阴阳一样,关爱是需要尺度的,是药三分毒,药材用的好就是药用不好就是毒,而关爱也是这个道理,在精神上是不能缺少的关爱的,但是如果在物质上关爱太多的话说不定会适得其反,毁掉一个人。
而这些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构成了怎样和人相处,怎样让这个社会的人和谐共处下去,所以学习孔子思想能够解决和平问题。
对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孔子已经交给我们大家学习的方法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其实这些都能解释创新的由来,创新不是无缘无故的出现一个新的东西,而是经过传承和改进再经过灵感的而产生的。熟能生巧,这些话都是在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投入,只有在投入的情况下才能找到事物的本质,从而找到简便方法。
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叫我们怎样培养一个拥有健全的人格人的方式,一个人怎样才能拥有一个有益于社会的稳定的行为方式,能够承担住自己的各项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人格是不行的。
弗洛伊德的人的构成,把人分为了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只有相互和谐,才能成就一个健全的人格。在培养的方式上就可以借鉴孔子那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解释了什么是健全的人格,首先要有人类的各种情感,在诗经中激发出来,有了情感之后才能进行审美。有些人是情感丰富的,这种丰富能够很好地理解别人,这样才能被别人认可。礼,就是规矩,怎样才能立住,必须得讲规矩。只有艺术,关注到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上才能“成”
孔子思想更注重生活,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
梁漱溟先生就东西文化的差异指出,欧洲从希腊时就关注认识宇宙万物的问题,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孔子学问的基本点就是讲人生的道理,讲生活
在我看来,孔子思想对于生活本身的重视,使得儒家思想能够流传两千多年,同时又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的更新中不断得到修正显然,孔子思想的生活气质使中国人容易将其吸收并自然地贯彻在生活中现在,尽管大多数人不一定阅读四书五经,但在生活中却潜移默化地保留了儒家的原则
瓦尔特对孔子思想的肯定是值得赞赏的但他认为孔子思想具有“普世性”,我并不同意基督教文化强调普世价值,而孔子不关心普遍统一的概念,只关注现实生活中西提出问题的模式不在同一个套路上
西方人总是把人当作认知对象,试图从形而上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认识人,探索人在实际存在背后的“本质”,并把人分解剖析,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人的个体性孔子讲人,看重的是世俗的生活,解决的是如何和谐有序、仁爱地生活在君王统治的社会中
-孔子的仁强调自身修养和爱人,有助于再建人类道德
瓦尔特看到了孔子学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可借鉴之处
的确,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大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汤一介教授指出,当我们面临“道德滑波、信仰危机、理想破灭”的趋势之时,重新肯定和发扬孔子的思想是有益处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极力主张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克己复礼,实现和谐的社会生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 105处谈到“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和对他人的爱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显然,克己和复礼是不可分割的:既要严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爱人”以“亲亲”为基础,即从爱自己的双亲出发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人不但没有否定孔子及传统思想,反而更加重视它们,同时也试图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来提升中国自己的文化
-孔子的“仁”兼顾亲和性和艰难性,有利于人们建立乐观的思想
孔子在谈“仁”时,既讲它的可行性,又讲它的艰难性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关仁的简易可为性,冯友兰先生总结说:“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但人之为仁又很复杂既要在现实生活中反复自省修身,又要在与人交往中自觉地恪守伦理原则;既要自然地顺着自己的内在性情去贯彻执行,又要严格以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时时处处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为此指出,“离了中,离开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谓违仁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感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在讲解和发展“仁”说上,都试图进一步把“仁”广涉到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上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已经明确地把“仁”看作是对人和对万物的态度到了宋代,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当人们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伦理”重建当代社会的时候,正确理解“仁”的贯彻的“两面性”(它既简易,却又艰难),将有利于树立人们的信心,有利于加强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天”完全不同于“上帝”,是对规律的遵守和把握
在与人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面,《论语》和基督教的确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论语》所说的天和天命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所以,儒家讲到“天”时,其重点是讲天人合一,而不是讲彼岸的、超脱人生现世的天国,更不是鼓励人信仰宗教
《论语》所说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义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现代科学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岸、超验的,它是人和大地万物的创造者,又掌管着人的来世归属;而现代科学所说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间,是超乎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而瓦尔特先生的观点和西方的人学观念相关,在西方,探讨人与神的关系,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彻底认识人的本质,也由此把宗教当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瓦尔特: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的视角 孔子智慧照耀东西世界
两年前,为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的概况,我写了《中国史略》,其中有这样一段:“即便20世纪的中国不断试图摒弃孔子,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孔子又常驻心间他提倡忠孝礼义,因为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及宇宙的和谐……无冕之王孔子,是对其人民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却往往最忽视他思想的深邃以及伦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经验与学习之上的责任与关怀”
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学说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为“君子”同时期,波斯人正聆听着索罗阿斯德的教诲;希腊人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伯来人正在了解最初流传的预言故事;罗马正形成它即将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西方精神及风俗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超越的时代
孔子对人类社会及个体的理解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更深刻
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学,首先正是一种个体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己负责,关怀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长长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经验,因而,也更为“审慎”《论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学及其伦理道德怀有这样的使命,它要赋予每个人确保自己从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显然拥有一套形而上学
-关于信望爱等美德,都存在于孔子学说中
对于我,一名身处拉丁文化,但又对中国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学当作一条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启的正道,等于将孔师的智慧置于人对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细想想,这一判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辜鸿铭引导我不断深入阅读孔师之说,主要是《论语》——这些“批评之言”,论及个人在社会及宇宙和谐中所负责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是: “久而敬之”
孔子所传递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听其中几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信、望、爱,对神的三种美德均在其中——孔子并未为其命名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孔子拥有“心灵”,如同所有中国人一样,“心灵”是其智识的中枢孔子与最有名的希腊哲人们同处一个时代——在他去世 10年之后,苏格拉底诞生;与他们相比,在对于宇宙、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理解中,孔子占据了上风实际上,他丰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宽厚更加接近于慈悲
-关于五德:仁在义前,忠诚为首,中西同理
在中国的传统中,权利并不存在,每个人只有对于他人的义务,义务意识只会偶尔缺失中国传统上将五德中的仁爱置于平等、“义”之前当我将目光投向我所处的拉丁文化,在西方文化之母罗马那里,我发现了在西方存在千年的秩序(我指的是基督教之前的秩序)也是与孔子同时期: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了国王,宣布成立国家(称“共和国”,即众人之事务),那年,孔子42岁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处于父亲即“男性家主”权威之下的家庭,其核心道德是忠诚:对于城邦——天然而非地理性的实体——的忠诚,这种忠诚凝聚了构成城市的罗马人民,正如凡有遵照汉族习俗的汉人生活之处便是中国这种忠诚既是对其秩序心怀信任,也是对其所处之地忠心耿耿人们在其中“遵照祖先习俗”;人们尊崇家神——“已故祖先的灵魂”,正如所有的中国家庭尊崇祖先一样
-关于五常:蕴含孔子对于“恒”和“天命”的理解
孔子谦虚而自尊,信赖历史与经验,这位纯经验主义者自称他什么都没有创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他并非因此就成为怀古者或反对现今之人
孔子的言论暗含了五种关系:即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使这五种关系融洽和谐;五种关系与五种德行组成了“常”——一种必不可少之“纲常”孔子超人乎非也,人谓之“圣人”,一个赋予其绝对神圣性的词语他是完人,懂得每时每刻都必须接受的“气”仍赖于天命
-中国批孔和学孔正是孔子对于人类道德能力限度认识的最好佐证
孔子眼中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看到了其中的变与恒,同时也看到了人类行为——无论集体或个人行为——进步的极限,这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根源
对孔子的研究带来了对于中国道德、中国社会学的反思,以及暗含对“天”的反思,儒家伦理要求“尊崇”它——支配人世的天“五四”的革命者摒弃了儒家学说,批判它因循守旧和独断专行;在他们看来,这种墨守成规和独断专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侵袭着中国社会鲁迅称“在旧时文明支配下的等级制度使人们互不相识”,这种文明支配是“人肉的筵宴”!他们把孔子与这种“支配”、这种“人吃人”联系了起来——大错特错!“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时代已变!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假如孔子研究不再仅限于图书馆之中,它会让现代世界重获精神力量”
还原孔子,他是中华之日月,孔子学说将对人类发展作出持续贡献
在孔子对天和天命的感知这方面,葛兰言作了精准的论述:“在孔子的个人思想中,宇宙秩序的观念既是一个中心概念,亦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与一种特殊的宗教式信仰相对应孔子有着尊崇天意的冲动,他相信天意支持着他教化世人的使命;相信他的心灵与天意相通”葛兰言或许有些仓促地概括道:“弟子们并未继承孔子的信仰”
因此,正是他们,使得理性主义的西方人将孔子学说视为一种厚古且纯粹流于表面的道德人们由此忽视了这一点,即:对于寻求“中庸之道”的人而言,能够到达“中庸”的“道”是由“上天的行动”来决定的孔子通过观察与学习达到了对世界的理性感知;但经验和谦恭使他不会利用这种感知来制定某种被视为通向崇高伟大、通向幸福的合理“体系”
-对孔子思想中的精神性应予还原
孔子认为,“君子”应促进世间的和谐为此,他要行“仁”——“人类的德行,对他者的仁慈、自由、普遍且无私,人对上天之德的分享”
这只是简单的道德吗连被视为信奉无神论的当代中国都在其中觉察出一股“精神力量”我们应将其所有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归还给儒学:道德上,它支配着与他人的关系;精神上,则支配着与宇宙的关系智慧约束着孔子“窥探上天奥秘”的企图
我们研究孔子,以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精华一直以来,中华文明仅强调义务、团结、习俗和礼教,而忽视了权利这种权利源自儒家所禁止的思辩:法律是习俗和经验的产物,其原则和礼仪是由时间即经验所决定的这种经验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有好也有坏这是道德的教训不,是历史的教训!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在历史中,记录下了要建设、或要经受的未来
-孔子思想的回归是中国人对中国之道的再认识
孔子在官方语言中的回归、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及情感中的回归,即为“道”——忠于自身的中国之道——这种灿烂的文明,在其最光“华”夺目的时刻,“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一旦它重新发现了 2500年以来一直指引它入“道”,授予其真性之人,它就会持续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论语》有云:“仲尼,日月也”;他,正是中华之“华”的源泉,只要借助他,这道“光华”就将“永恒”!这道“光华”就能超越国家的疆界,肩负启迪人类的神圣使命
儒家弟子们在中国通向未来的征途中已经注意到了孔子学说,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点,不断从外界接受启迪;在他们看来,这些启迪为的是国富民强,它们不仅来自于思辩哲学,也来自于技术、法律和其领域;而他们更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吸收它们,使它们适应中国!孔子思想的普遍性使儒家伦理得以让全世界的人们重新关注人的责任和尊严,这与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相应地,儒家伦理会从全世界吸收最为丰富的启发,将它们中国化,再献给中国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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