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渔父的观点代表了2种不同的价值观并说出自己的感想与评价.

在这面文章中，通过河边偶遇，屈原与渔父的一段对话，把两个人在面对自然、社会、政治上的丑恶时，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处事风格展露出来，意味深长，发人深思。屈原的态度是：“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最终对丑恶污浊的世界采取了一种决然自绝的态度。屈原代表的是当时儒家的主要思想，宁折勿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洁身自好，以天下为己任。

其实屈原的内心是恨痛苦的，他一方面因不屑与朝堂上的那些昏庸者为伍而遭放逐，另一方面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国家走向衰亡，其心何苦啊。唉，忠君君不纳其言而逐之，爱国却眼见国将不国，惟有以死来摆脱这些痛苦，惟有以死来表明自己的心志。

渔父的态度是：“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渔父采取的态度，不是消极的回避，也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顺应历史自然发展的潮流，以自然变化为法则，与世界同步。

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这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道法自然，顺天应人的道理。渔父代表的是道家的主要思想和处事生活方式。“无为而自。然也。”

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当我们无力去改变世界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绝望？并在绝望中选择极端的方式与丑恶的世界隔绝？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拯救世界的圣人，那就注定了我们的失败。

如果我们明白自己并没有责任去拯救整个世界，那么面对我们无力改变的丑恶局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泰然处之，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能够从中得到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识时务者为俊杰，道法自然，顺天应人，才足以安身立命。

更何况:我们并不一定非得要求沧浪之水是清的。

我们应该能够象渔父那样，在别人看来丑恶的东西，我们也能发掘出事物美好的一面。

清的沧浪之水，在我们眼里是美好的，可以用洗帽子，浊的沧浪之水，也是美好的，那就用来洗脚吧。

上阙那些整天酣饮的酒徒一个个封侯拜将，而自己只能做一个闲散的江边渔翁。表达了对自己壮志未酬而只能隐居的无奈和牢骚。

下阙含蓄地表达对统治者的不屑和愤慨之情。皇帝既置我于闲散，镜湖风月原本就属于闲散之人，又何必让皇帝来恩赐呢再说，天地之大，何处容不下我一个闲散之人，谁有稀罕你皇帝的恩赐!

鹊桥仙

　　陆 游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①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②。　　镜湖③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君恩赐与!

　　注①这三句是追忆当年军中的生活。博，古代的一种棋戏。

②占断：占尽。苹洲烟雨：指长满苹草、烟雨空濛的风光。③镜湖：即鉴湖，在今浙江绍兴。唐天宝初，贺知章请求回家乡会稽当道士，玄宗诏赐他镜湖一角。

渔父的态度是：“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渔父采取的态度,不是消极的回避,也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顺应历史自然发展的潮流,以自然变化为法则,与世界同步

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这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道法自然,顺天应人的道理渔父代表的是道家的主要思想和处事生活方式“无为而自然也”

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简单地说：《前赤壁赋》是乐——悲——喜”的情感变化，表达作者放浪山水，寄情于山水之间，于游览中寻求安慰的达观思想。

《秋水》是用哲理的方式让读者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

《渔父》则是通过两个人物的形象特征和处世态度的认识，表达出坚定的信念和爱国热忱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也要保持清白节操的高尚品德。

605强大！！让我来帮你吧

本文以简短而凝练的文字塑造了屈原和渔父两个人物形象。渔父是一个懂得与世推移，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隐士形象。他看透了尘世的纷纷扰扰，但决不回避，而是恬然自安，将自我的情操寄托到无尽的大自然中，在随性自适中保持自我人格的节操。渔父是作为屈原的对面存在的，面对社会的黑暗、污浊，屈原则显得执著，决绝，他始终坚守着人格之高标，追求清白高洁的人格精神，宁愿舍弃生命，也不与污浊的尘世同流合污，虽然理想破灭了，但至死不渝。屈原被放逐后，在四海间流浪，在湖边一路吟唱，面色憔悴，神情枯槁。（湖上的）渔父见了，问道：“你不就是那位三闾大夫么？怎么竟成了这般模样？”

屈原道：“普天下都混浊，只有我还清白；所有人都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被君王流放啊。”

渔父道：“真正贤明的圣人不会拘泥于一事一物，而能随世情流转而相应地改变。世上的人都混浊，你何不也一起扬泥荡波？所有人都醉了，你何不也跟着吃糟喝酒？为什么要想得那么深远，凌驾于平庸的世人之上，使得自己被放逐呢？”

屈原道：“我听说：刚洗头的人一定会弹去帽子上的浮尘，刚洗澡的人一定会抖去衣服上的尘土。怎么能让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外界的龌龊感染？我宁愿将此身投入湘水，葬身于江中的鱼腹之内，却怎能让洁净光明的纯白之质，蒙上世俗的尘埃？”

渔父微微一笑，拍打着船桨离去，口中唱道：“（湖上的）碧波清清，可以洗我的帽缨；（湖上的）碧波混浊，可以洗我的双足。”就这样唱着歌远去，不再与屈原说什么了。

首先是相同的篇名——两篇都问世于先秦时代（当然有时间先后）的作品，用了同一个篇名——“渔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对前者效仿而做了同题文章？抑或两篇作品同出于一人之手？其次是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渔父，且又通篇几乎都是渔父与另一主人公的对话——《庄子

渔父》是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楚辞

渔父》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再次，两篇作品中展示的渔父其人及其话语，虽不相同，却仔细辨别，可以隐隐感觉两个渔父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类同。

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创作时间、渔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较、探讨和分析，似乎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对此作过论述或发表过见解。

先说两篇作品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庄子 渔父》属于《庄子》的杂篇之一，《庄子》一书按《汉书

艺文志》载录是五十二篇，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共三十三篇，此系依据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其中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个部分。一般学者认为，内篇系庄子本人所撰，外、杂篇多数为庄子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个别篇系后人伪托；也有学者认为，内、外、杂篇绝大多数系庄子本人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或后人伪托，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渔父》篇在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吕氏春秋》所载内容涉及《庄子》的也有《渔父》篇。可见，《渔父》篇为庄子所撰基本不误。《庄子》一书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战国时期（成书年代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初年），这似乎已是学界的公认了。《楚辞

渔父》按《汉书

艺文志》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作者为屈原，王逸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以叙其辞以相传焉。”对此，后世代表性楚辞学者（如朱熹

、洪兴祖、王夫之、蒋骥等）均无异议。有学者根据《渔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称出现并自称，认为不符合古人创作习惯而怀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对此，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谓：“《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认为篇中之问答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有意借问答以寄托己意，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谓：“渔父有无弗可知，而江潭沧浪，其所经历，盖可想见矣。”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由此可知，《庄子

渔父》和《楚辞

渔父》都创作并问世于先秦时代的战国时期，前者出于庄子（或其弟子）之手，后者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说，两篇《渔父》不是同一个作者所写，这应该没有疑问。

那末，为何会出现两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会否是屈原读到《庄子

渔父》后产生创作欲望，取其篇名而写下同题作品，而其意则别有所寄——藉渔父形象作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衬或对照，而其篇中之渔父又与《庄子》渔父之处世理念同中有异？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一，庄子其人据《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虽出生于蒙地（亦称蒙县），但他一生中曾多次到过楚地或曾居住生活于南方地域（由《庄子》一书所写内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风情影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象的风格，这是屈原可能认同或接受其影响的前提因素。

其二，《庄子》和《楚辞》在文学风格上都表现了极度的浪漫主义，刘师培认为两者在“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极为类似（《南北文学不同论》），鲁迅说它们两者都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也就是说，由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透出，屈原和庄子在审美心态上有着不约而同的契合之处。

其三，庄子和屈原与老子都有一定的关系。作为道家人物，庄子的思想中显然受过老子的影响（后代将老子和庄子共同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者），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与老子的关系载曰：庄子“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庄子

渔父》的本旨是要阐明老子的思想学术。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显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迹，《离骚》《惜诵》《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迹，《远游》篇更是道家思想浓厚，屈原作品与《老子》一样，都是楚人创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书楚语”，多用“兮”字，而其中两者在韵部上居然有极多相合处，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屈原《渔父》篇的“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语，居然极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写：“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你能说屈原作品没不曾受《老子》影响、没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两人的生活年代，几乎是同时代而略有先后——庄子约在战国中期，与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屈原则在战国中晚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具体来说，庄子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0年前后至公元前280年前后，而屈原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说，屈原大约比庄子晚出生三十年左右，这应该是他能看到庄子作品的可能条件——时间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处于南方楚地），当然，这里还有个作品传播的可能性问题，从当时来说，人们的文字传播工具是竹简或帛书，地域相近，能够传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较大。

其五，正是由于上述几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屈原能够具备濡染庄子思想或受庄子作品影响的可能条件。如若我们有兴趣对照一下《庄子》和屈原诗歌，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不光艺术表现风格相似，且还有不少句式或语词上的相同或类似，而这又是判断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关系的依据之一。试看：《九歌》有“乘清气兮御阴阳”，《庄子》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涉江》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庄子》有“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悲回风》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庄子》有“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庄子》有“昔者十日升出，万物皆照。”《远游》有“道可受兮，不可传。”《庄子》有“道可传而不可受。”类似的例子还可找出不少。

其六，《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形象，是在与孔子及其弟子对话中显现的（以与孔子对话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于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谓批判孔子）——说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说他提倡仁义、礼乐、忠信、伦理思想，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主张应该提倡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孔子弟子对渔父所言并不十分理解，但孔子闻其言后非常明白，他幸运地感到自己遇上了圣人，听到了圣人一番让人茅塞顿开的说教——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屈原，他要的正是渔父那已被人们（尤其包括孔子）所认可甚至崇拜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将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这位渔父在《庄子

渔父》中所说的内容本身，而是由其这番说教在《庄子

渔父》中所铸就的与孔子鲜明比照的形象，正可以用来反衬屈原自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大伟岸的品质和形象。有人以为，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真有遇见渔父并发生对话的经历，此篇《渔父》乃此次真实经历的实录，笔者以为这不仅与屈原诗歌的整体浪漫想象创作风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说屈原的《渔父》篇乃虚实相结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观实际——其表现形式是借鉴虚拟，其思想内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两篇《渔父》作品的整个构思及其过程描写，虽说不尽相同，却在框架结构上显然可辨异中之同——都由渔父和主人公的偶遇开场，又都由对话结束渔夫离去告终，中间正文都是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皆为作品的核心主体），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先看两个渔父的出场。《庄子

渔父》中的渔父是在船上听闻岸上“缁帷之林”畔（杏坛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于“奏曲未半”之际下船，“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于曲终之时招读书之人（孔子弟子）发问：“彼何为者也？”于是引出了孔子，并进而由渔父对孔子的直言评论，引发了孔子的敬意和兴味，而后有了孔子与渔父的主体对话。《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出场，相对简单些，没有引渡人物，单刀直入，两位主人公直接出场——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渔父见而问之”，于是引出了两人的主体对话。也就是说，从两个渔父的出场来说，两篇《渔父》似异实同：都在水边泽畔——前者是渔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泽岸也），后者则在江潭之泽畔渔父直接遇见屈原；都是作简单背景交待后，开始渔父与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体对话。再看两个渔父的退场。《庄子

渔父》近结尾，孔子一再表示自己对渔父一番说教的感激与钦佩，渔父则希望孔子自勉，而后“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离去后，孔子“待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随后对自己的弟子又发表了一通钦敬渔父的感慨，并斥责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辞

渔父》则是渔父与屈原对话毕，渔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屈原，便“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唱着“沧浪歌”，“遂去，不复与言。”两个结尾都极有意味，却又是鲜明的对照，其表现形式可谓异中有同——都在对话结束后渔夫驾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余味。可以说，两篇作品共同显示了过程的有始有终和故事的完整有味。

其八，两个渔父的人物设计，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对话的主人公，并能就他们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庄子》渔父闻曲而招呼，询问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后发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为何人（故询问孔子弟子），实际上却在孔子面前故意摆出超乎世人的圣人姿态，指责、教训、开导孔子；《楚辞》渔父在泽畔巧遇屈原，虽然其时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却能立即辨认出来，谓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可见他不仅认识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与地位，在惊讶屈原的现实境遇后，很自然地发表了一通自己的人生处世哲学，以劝导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渔父与两位主人公的分别对话：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场，而后过渡到正文——渔父与孔子的对话，且以渔父为主；后者直接是渔父与屈原相遇后的对话，两人各述己见。两个对话，虽篇幅有长短之别，却分别表现了两个渔父同中有异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观，由此凸现了两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与人生哲理，给读者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具体地看，《庄子

渔父》中渔父阐发的内容，既针对孔子而言，实际也是道家学说的展示，庄子的学说本归于老子，《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答话，孔子听后对弟子感慨，说自己见到老子犹如见到了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这与《庄子

渔父》所载内容几乎是异曲同工——孔子弟子闻听渔父之言，转告孔子，孔子对弟子发感慨，说这是遇上了圣人，随即追问于渔父，聆听了渔父一番宏论教诲。从渔父对待孔子的倨傲之态和颇带鄙夷的言辞说教，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这篇《渔父》不只借渔父之口表达了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且对儒家的仁义忠孝观念和礼乐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渔夫的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这是庄子有意设计的人物。与此相对应，《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是个避世隐身者，他信奉并宣扬“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决其泥而扬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后，提出了应该识时务、明世理、“与世推移”的主张，认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个主张，这个形象，与《庄子》的渔父实在有着相类之处，《庄子》渔父对孔子说“人有畏影恶疾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两位渔父的劝戒，是否有点异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笔者以为，大约正是因为如此，屈原才会将《庄子》的渔父用来作为自身形象的陪衬，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显示一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者的伟岸形象。朱熹说得不错：“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楚辞集注》）其实这个渔父乃是一个君子有道行其志、无道全己身、道异则不相与谋的人物，他在劝导屈原不成功后离去时所唱的“沧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沧浪之水清的时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迁之时——应该在此时抓紧时机修饰冠缨而赴仕，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乃乱世昏暗之时，士人应该适时地隐遁而去，不应犹豫滞留，强作姿态而自讨苦吃。渔父其实是说了一个在他本人和当时一般人看来清楚不过的道理，但可惜屈原并不听从。屈原写这篇《渔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进一步突出自己为理想抱负的实现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如果他信从了渔父的哲学，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这篇《渔父》作品了。这里，顺便应该提及，唐人成玄英《庄子疏》认为，《庄子》中的渔父是越国人范蠡：“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迄，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这绝对是臆测之见，范蠡的生活年代在吴越之争时代，吴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吴王败亡后，范蠡还生活了多年，那也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年，须知，庄子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说，范蠡和庄子、屈原决不可能生活于同一时期，怎麽可能庄子时代的渔父是范蠡，且他又与屈原相逢呢？这不成了生造的历史笑话？！不过，成玄英的这一误断，倒是让我们由《庄子

渔父》想到了《楚辞 渔父》，因为他由注释《庄子》的“渔父”而提及了屈原。

综合上述分析和阐述，我们应该可以初步得出判断：屈原的《渔父》很可能是一篇受《庄子 渔父》启发而有意创作的作品，他借用了《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结构和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形式，变换了其主要内容，改变了主题内涵，藉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务，从而完成了一篇与《庄子

渔父》同题却内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为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丰满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

渔父

纳兰性德

收却纶杆落照红，秋风宁为剪芙蓉。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

注释:

收却二句:谓渔人在夕阳落照，晚霞红遍之时，收起钓竿归棹，秋风阵阵吹拂，莲花齐齐整整地摇曳。 纶竿，钓竿。 宁为，乃为、竟为。 剪，剪剪，齐整、摇动貌。

翻译:

渔人在夕阳落照，晚霞红遍之时，收起钓竿归棹。莲花在秋风阵阵吹拂下整齐地摇曳。淡淡的人影，蒙蒙的流水，从芦花荡中传来的短笛之声，一切都那么恬淡从容。

赏析:

此篇犹如一幅恬淡的水墨风俗画。据唐圭璋考，谓此篇系题在徐虹亭《枫江渔父图》上的一首小词。且“一时胜流，咸谓此词可与张志和《渔歌子》并传不朽。”

渔父，出自于《饮水词》，作者纳兰性德，创作于清代，此篇犹如一幅恬淡的水墨风俗画，作品描绘的画面极其优美。

阅读训练:

1词中的“渔父”是一个什么形象试着简要分析。(4分)

2王国维曾这样评论纳兰性德的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物……北宋以来，只此一人”。依据这句评论，简要分析这首词的艺术特色。(4分)

参考答案:

1随适任性、自由自在的渔父形象。因“落照红”而“收却纶杆”，道出了黄昏中渔人逍遥自得、自由自在的情绪;“淡淡”两字，勾勒出渔父淡泊名利的品性。(4分)

2“收却纶杆落照红”秉承了纳兰一贯钟情的白描手法，写出渔人在夕阳西斜、晚霞烂漫时悠然收杆的景象;“秋风宁为剪芙蓉”由落照的色彩写到秋风的声响，由人之主体写到荷花之喻体，还以拟人的手法，描述飒飒秋风之凉意吹飘。“人淡淡”二句，描写渔父形象和画面水雾迷蒙的景象，人与景融合。(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