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子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战国时代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孟庄和孟叟。

庄子曾做过漆园小吏，生活很穷。据《庄子·外篇·秋水》记载，楚威王曾派人邀请庄周管理楚国政事。庄子以宁为泥里嬉戏的龟而不为庙堂之龟为由，拒绝了楚庄王的邀请。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

庄子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庄子独见》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只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三闾为屈原）

庄子的哲学思想大体可归纳为以道为实体的本体论、“万物齐一”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并由此引发出其独有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和相对主义诡辩倾向。以此为基础，在深刻揭露“窃国者为诸侯”的政治现实的同时，庄子与老子一脉相承，主张一种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同时，庄子崇尚一种“天人合一”，本于自然的人性论与伦理观，为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

庄子同时也采用了一种文学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就是寓言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庄子的思想像有像水一般的整体性，不会惧怕后人的肢解。同时让他的观点不会被历史湮没。不同的时期拜读，会得更新的意义。庄周梦堞、混沌开窍、庖丁解牛……都是其出色的寓言。庄子的文字，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宛奇葩，将先秦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相对老子而言，庄子的思想倾于对艺术及自由的追求。从庄周梦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等事情可见。

传统上一般认为，《庄子》一书内篇为庄子所著，外篇和杂篇由庄子及其弟子以及后来学者所著。但也有人认为外篇和杂篇的大部分篇目仍为庄子本人所著，只是著述时期不同，后人托名的作品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

庄子《逍遥游》的美学品质

最近在看一本中西哲学对比时,看到了西方的尼采和庄子有很多的共性,于是翻阅了一些庄子的书,喜欢上庄子那种出世的心境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主张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主张"心斋"、"坐忘"，强调"神"的概念，提出"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的观点。这些内蕴深厚的哲学命题，同时也都是美学命题。闻一多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 ①《逍遥游》作为《庄子》的总纲，自然也较突出地表现出内蕴深厚的美学观，展现出极其丰富的美学品质。

一、审美心胸——"心斋"、"坐忘"

庄子把"道"作为人存在于自然的最高形式并加以推崇，他认为对于"道"的观照，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田子方》中以孔子和老子对话的形式，阐明了这个道理，提出只要能够实现对"道"的观照，就能达到一种"至美至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只有那些抛弃了生死、功名、得失、贫富、毁誉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体会，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无功、无名这三个层次的精神状态，是达到"至乐至美"的先决条件，然后才是"隳肢体、黜聪明"的状态。从对物质世界的排除到对思想意识的排除与否定，庄子把这种最高层次称为"心斋"，又称为"坐忘"。

在《逍遥游》中，从鲲鹏到燕雀，从大德至小德，都是"有所待"。也就是说主体无法取消对客观事物的依赖性，也就无法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只有那些能够从内心深处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进入"三无"精神层面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进入"逍遥游"的境界。《逍遥游》中的"圣人"许由，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以及《达生》篇中的"至人"，《田子方》篇中的"真人"，都是"无所待"的人物。他们为了达到"无所待"，就必然先要进入"三无"的境界，或如《大宗师》篇所说的"外天下"、"外物"、"外生"，亦即将个人的宠辱得失、世事人情以至生死都排除于心，创造出一种空虚的心境，只有这种空虚的心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当然，仅仅排除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以至人的生死都是不彻底的，庄子 还排除否定了人的思想意识，即"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就是《人间世》篇所称的"虚而待物"的"心斋"和《大宗师》篇所称的"坐忘"。人们要从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从对利害和功名的忧虑中超脱出来，从对死和生的迷惘中摆脱出来。当庄子把对死生的认识从人本体移到超越个体之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时，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当庄子把人的精神世界都否定之时，"心如死灰"的"虚"的状态也就达到了。虚而待物，所谓"待物"，实为"不待"，这种精神境界便更加接近"道"的境界。庄子通过《逍遥游》，对这种人生态度做出了深刻的阐释。

从这种阐释中，我们看到，《逍遥游》的境界是以"心斋""坐忘"为理想的自然状态，可以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真正进入一种"游"的境界。"游"既是一种精神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关于"游"的美学特质，后文将专题分析。

庄子形成"心斋""坐忘"这样"无所待"的境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人文、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他想进入纯然的精神世界以逃避物质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功名利禄，这种消极的避世观念必然导致人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这种境界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理论的真正发现。叶朗先生指出"庄子提出的这种‘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作为对审美主体的一种要求，却有它的合理性。庄子关于‘心斋'、‘坐忘'的论述，突出强调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超脱利害观念，则可以看作是审美心胸的真正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审美主体的发现）。" ②

首先，"无所待"的精神状态，是对审美主体的首要要求。作为审美主体，当他进入到美的创造或者鉴赏状态时，他必须要抛弃任何利害得失的实用功利考虑，抛弃既有社会观念和人文观念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审美客体的雕琢与鉴赏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审美感受、情感、想象、理想等能力，物我两忘，获得审美愉悦。如果审美主体不能坚持"无所待"，依然为客观所累，那便不能进入到自然、天然、超然的境界，无论是精神还是创造力都会受到约束，从而影响了对审美客体的创造和鉴赏，也就不能在最后释放出最完美的审美愉悦。庄子无论是在《逍遥游》中，还是在其他文章中，都强调着"无所待"、"虚而待物"的命题，这实际上进入了叔本华所说的"审美静观"。"逍遥游"的状态正是从一种意志和欲望的束缚中获得暂时解脱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方式必然要求主体放弃习惯看法，打破自然与人的界限，人要最大限度地融合于自然，抛弃自己的物欲和意欲。《庄子》中的许多寓言也更深刻地支持了这一理论。《达生》篇的梓庆，削木为璩，至为精美。他强调的创造状态要"斋以静心"，"不敢怀庆赏爵禄"之念，"不敢怀非誉巧拙"之思，"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这正是"无功"、"无名"、"无己"的状态，是一种审美的心胸。

其次，庄子"心斋""坐忘"的审美心胸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它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中"虚静说"的发端。"虚静"也称为静思、空静、澄心、凝心等等，指的都是主体排除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进入艺术构思和创造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无所待"的状态，是"游"的状态。庄子称颂梓庆的技艺高超，但对他的心理状态更加赞赏，这种心理正是"虚静"的表现。虚静思想可以看作是主体进行审美或艺术创作活动时必需的心理状态，但从根本上说，它要求主体超脱世俗，忘其身后，心怀空明澄澈，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和心灵自由，这和"心斋"、"坐忘"又是相通的。庄子的虚静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影响极为深刻，魏晋时期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要求"贤者澄怀味象"，《宋书•隐逸传》记载他晚年还感慨自己"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澄怀"就是涤荡胸怀，澄澈心胸之意，实践的是庄子"心斋"的思想。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描述画家文与可画墨竹时的创作情景："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与可的创作过程正是以"虚静"作为艺术构思和创作的基本前提。从老子到庄子，审美心胸说经历了开始发端到真正被发现、推广的历程，然后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作。从李白到张旭，从宗炳到郭熙，这种虚静的审美心胸始终影响着士人，影响着中国艺术。这种艺术的内在核心，便是《逍遥游》里"无己"、"无功"、"无名"的心胸，以及"虚己待物"的心境。

二、庄子的审美境界——"游"

我们看《逍遥游》中"游"的境界，首先是一种审美境界，是"至乐至美"的境界。庄子在《田子方》篇以老子之语称"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在这里，"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逍遥游"。"游"是《逍遥游》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展示出这种审美境界的自由性和无边际性，展示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人"就从"物"和"角色"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纵情翱翔于天地宇宙之间。

庄子用"游"来确定这种"至乐至美"的境界，如"以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游心于淡"等等。从今天的美学角度看，这些都准确地把握了审美活动的特征，又超脱出普通的审美活动。因为庄子的"游"是"心斋"、"坐忘"的游，除了超越功利，还超越了自我，超越了自我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因此具有更为飘渺神奇的美学品质。实际上，"游"的本义就是游戏，叶朗先生指出：游戏是没有功利性目的的。③功利是对"游"这种自然状态的一种威胁，是破坏自然箫声的杂音。纯然的"游"的境界是超脱物欲与功利的，它不会滞于物，为物所累，为世所累，为名所累，因此在我们今人看来，这是一种纯然的审美境界。同样，从我们今天的美学角度出发，支撑着庄子的正是一种游戏的精神，一种超然的精神，一种审美的精神。当然，庄子本人不会意识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他否定精神世界，同时也把美与丑同化，美学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意义只对后世对我们今人产生影响。我们说，庄子的"游戏"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游戏，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游戏，是精神的、有丰富美学韵味的游戏。在庄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游"的宏大气息。这种气息的实质，从美学角度看就是处于精神人格层次的审美愉悦。《养生主》中的庖丁在解牛时"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达到随意遨游的境界，这一点和前面提到的削木为璩的梓庆是相同的。虽然庖丁的行为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但所谓"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就是说庖丁解牛符合音乐舞蹈的节奏，已经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并且，庖丁在把别人带入审美境界、让别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他自身也得到了愉悦。这种愉悦来自获得创造的自由，这是进入审美境界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享受，即审美愉悦。此时的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种快乐显然是超功利的，庖丁的创作状态正是"虚静"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复现自己"，"肯定自己"。人们找到了自身的自由状态，也就接触到美和美感的实质。从我们"人"的角度出发，"逍遥游"里的"游"正象征"人生"，是一种人生境界。"游"代表着人生这一段路程，代表逍遥的人生，"游"更表示自由和快乐。逍遥的境界固然令人神往，但不能凭空获得"游"的资格，要想尽情遨游，必须加强对自身的修养和升华。《逍遥游》介绍了人生的四个层次，实际上，人的升华是无穷无尽的，这正是庄子认为的"无穷"，只有在无穷之中，才能做到真正的游刃有余。

"游"的境界甚至被庄子在《逍遥游》中以神异的笔墨写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几"。这里庄子打破了个体受外物的牵制而游离于天地之间，尽管还不是纯然的"无所待"，但这种对神异的描述，已经体现出对"道"的观照。这是放纵无碍的精神逍遥之旅，也是主体超越时空之旅。庄子要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在"游"中做到主观精神与"道"的合一，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状态（《齐物论》）。这个思想为中国古典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形象思维论奠定了基础。进入到今天的审美层次，庄子这种"游"的过程既是想象与形象紧密结合的过程，同时形象思维又包含着主题强烈的感情活动。庄子既带给我们生动的物象，丰沛的情感，同时还带来许多飞腾的想象，这正是庄子对具体外物的突破和超越。这种不拘泥于形式的风格正是"心斋"、"坐忘"的一种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超越时空的自由境界为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三、《逍遥游》的审美观

《逍遥游》中的"游"，指的是游心于"道"的精神境界，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他在《逍遥游》中为了论证"道"的最高境界，"通篇以‘大'字为线索"，以"小大之辨"作为贯穿全文的纲绳。在《逍遥游》中，自然万物大至巨鹏，小到学鸠、斥鴳；寿命长及冥灵、大椿，短至朝菌蟪蛄；社会生活中大德如宋荣子、列御寇，小德如那些名利之徒，小知大知，小年大年，小德大德，在本质上都是没有差别的。不但大小没有差别，而且美丑、贵贱、是非、生死也都同"小大之辨"一样，没有差别。在《齐物论》中，他提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就是说小草杆和大木头，最丑的人和最美的人，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没有差别的，用"道"这个本体去认识，都是等同的。

从今人视角出发，庄子的这种哲学把事物的规定性完全忽视，把"大小"、"美丑"、"善恶"等等完全看作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这样他就从美学的相对主义走到了美学上的主观主义，无疑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误区。实际上，从庄子的思想出发，庄子不只否定了事物的规定性，甚至连事物本身都加以否定，他"齐物"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相对主义的破坏，庄子的时代没有美学，因此我们后人的归纳对庄子那个时代没有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我们却能从庄子思想中探寻出一种审美观，而这种审美观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大小、美丑这些概念不仅是相对的、同一的，而且更是虚无的，只有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才是最高的、绝对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宇宙间一气运化的充满生命力和自然力的美。这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体系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现象的大小美丑只属于较低层次的美学范畴。叶朗先生指出"一个自然物，一件艺术作品，只要有生意，只要它充分表现了宇宙一气运化的生命力，那么丑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丑也可以成为美，甚至越丑越美。" ④这种"气韵生动"的最高范畴，已经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显著的审美特征之一。

从审美创造上看，我们看到的庄子思想中的审美观不是着眼于逼真再现具体的物象，而是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它不局限于表现单一的物象，而是力求表现出对象所蕴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表现

上联:情愁心，谁懂相思万般苦;

下联:柔断肠，岂知聚首百味浓。

情愁心，谁懂相思万般苦；

相思泪，留在心中几人知。（指单相思）

我遇见你，不知是三生情，还是今朝梦，但魂飞到你心中，谁懂其中味，只在茫茫红尘中遇见你，只幻想，有一日，能与你携手走天涯，多少苦，多少难，我都愿一人扛。

我渴望拥有一双金色的翅膀，带着你，飞到云雾中，白云代表我的纯真，阳光是你的化身。我多想，你能陪我渡一生，我多想，你能听我对你说我内心的流露，我渴望你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相遇，你是我倾诉苦闷的对象，你是安慰我的朋友，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朵。

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不分离，爱到天长地也久，我多么渴望得到你，我多么渴望你爱我。 既使你对我漠不关心，既使你视我如空气，但我却仍然固执地喜欢你。情越深，心越痛，我问自己，但却无法将你从我心中忘去，我暗恋你，但谁人明白，谁人懂，也许只有那枝头双双歌唱的鸟儿知吧。

我曾多少次在梦中见到你，虽然你一语不发久久凝视，但我多么地希望这场梦不醒，我不明白，或许今世无缘，或缘分未到，连和你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我争取，我等待，但命运却使我们对面手难牵，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灯火阑珊处的伊人，是不是我梦寐以求的白雪公主，但你的美丽，你的善良，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我心中的你啊!我为你消得人憔悴，谁人知，谁人晓，谁知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情，我对你那亘古不变的心。

红尘恋，情难舍，爱无眠，盼伊不得归，独自流热泪，愁上心中，为了你，三生三世情不移，谁看出，我爱你。你不知，但我依然爱，千年等一回，只等伊人归。 愿得一人心，自首不分离。

1、上联：三十六计，巧设机关巧过关，频频得意；下联：七十二变，善降妖魔善服魔，屡屡成功。

2、上联：秦燕相欺赵国危，甘罗拜相；下联：群妖共舞纣王暴，比干剜心。

3、上联：醉卧东坡，四海风云皆在手；下联：每临清照，九洲雨雾俱凝心。



4、上联：与君偕行，漫对佳联温旧梦；下联：同友笑逗，悄接妙对赏新歌。

5、上联：笑对春秋笔墨勤，风流一代；下联：歌吟后汉传说美，弱水三千。

6、上联：酒热不须汤盏汤；下联：厅凉无用扇车扇。

7、上联：移椅倚桐同赏月；下联：点灯登阁各观书。

8、上联：拔剑斩情丝，情思却在指间绕；下联：挥毫画意浓，意境即从笔下生。

9、上联：弦外有音，风弹溪柳谁听醉；下联：心中无爱，月照圆桃汝斩情。

10、上联：攒红积翠，放手春风书锦绣；下联：含赤吐丹，挥毫玉笔写春秋。

11、上联：春花不晓秋霜冷；下联：夏雨难言日冕轻。

12、上联：清风恋月水生气；下联：小鸟依人风暖心。

13、上联：烟萦碧岭风勤入；下联：雾漫重山日懒起。

14、上联：风霜几度催人老；下联：雪雨千重伴客归。

15、上联：飞花点水因风过；下联：漫草摇姿为露来。

16、上联：暮鸦孤影穿秋色；下联：春燕多情画晚霞。

17、上联：潇湘秋色辞孤雁；下联：瀚海云涛送远帆。

18、上联：月随舟影听渔唱；下联：星助烛光解客思。

19、上联：月破纱窗寻墨客；下联：风游曲径戏娇娃。

20、上联：绕堤新柳三分绿；下联：倚岫静塘一抹红。

情为意上深，海角遍山秀！

爱在心中留，天涯何处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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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2009-02-18 18:46

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

　　　　冰心的诗歌受之于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也是研究者们的老生常谈。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1的女作家，徐志摩认为，冰心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2而冰心自己则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3。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无须回避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单向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我们既可以在两位诗人的作品的语言结构里享受到阅读的诗美的愉悦，更能够在他们诗歌中感受到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在努力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寻找一块灵魂息憩的宗教绿洲。

　　宗教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灵的寄托，诗歌则是诗人情感意识最有效的表现手段。当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理想时，宗教的精神内核必然渗透进诗人的情感流程，并通过诗歌的意象内涵诉诸读者。印度是一个宗教呈多元化特征的国度，而且，历史上的印度，宗教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成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宗教的氛围中，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都很有研究，在当时的社会上被称为“大仙”。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统一的“梵我合一”的观念，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理想。特别是青年时代的泰戈尔，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因而他诗歌中的“上帝”是东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号。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死了的时候，宗教便将合二为一”(《飞鸟集》第84节)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不要去乱礼拜，“向谁礼拜呢睁开眼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吉檀迦利》第11节)很显然，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冰心出生于中国20世纪初一个温馨的家庭，她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对联，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与世无争，这对早年冰心的宗教情结有一定的影响，及至进了贝满女中，“因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4。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献歌”是泰戈尔常用的诗体形式，他的《吉檀迦利》的标题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具有“献歌”的含义。以颂神的形式来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质。他的《园丁集》就是宗教式的爱的哲理升华，诗人力图创造一个完美的爱的宗教世界，人类在神的指挥和训导下，完成了从幻想到现实的实践过程。不仅爱情是美满的、无涯的人生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连死亡也是美丽的，至于人之外的一切自然物更是美丽无比。爱的理念在泰戈尔诗中是最卓然超拔的，也是他诗中宗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飞鸟集》显示了宗教人格化的特点，是诗人心灵历程的纪录，展示了诗人内心世界的宗教精神的复杂性。在这一本诗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诗人将主观思维的主体情感投向无形而万能的“神”，这样，他诗歌中的虚幻意象自然而然地渗透了神秘的宗教情结。“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飞鸟集》第56节)。这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其殉道的原因就是相信上天对人类的关爱是无私的、是公平的，因而作为神的使者的人，理应按照神的旨意而无条件地献出生命。《新月集》的主题是：“新月”象征初生儿童，亦即人类宁静美好而纯真的童年。诗人通过对儿童心理的描绘，巧妙地喻示人生的无限美好和绚丽多彩。孩子们象“新月”一样静谧，生活在至善至美的爱的环境中，而这一切都是圣灵的上帝赐予的。泰戈尔诗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对泛爱哲学的肯定和对神的依赖与崇敬。冰心却不同，虽然冰心诗歌的实质依然是以“爱的宗教哲学”为核心，但是，冰心的诗歌更多的是对爱的肯定和褒扬，少了对神的依赖和崇拜。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符号，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而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则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尔影响的《繁星》，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现为弱小者立言，为苦难者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节)。诗中的“母亲”与泰戈尔诗中的“上帝”是同义语，但“母亲”的意义却远离神而更近人，是普济众生的实体，而非神秘莫测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泰戈尔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神的身上，冰心则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泰戈尔更注重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冰心则关注宗教的献身理想和献身精神。泰戈尔诗中的泛爱主义是神秘的，在他的诗中宇宙万物因为爱而融为一体，而冰心诗中的泛爱主义却渗杂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冰心的诗歌虽然无法回答人类疾苦的根源，但冰心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人类呵!／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归宿。”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前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冰心认为，只要人类真诚相爱，“向着同一归宿”，就能够共同抵达宗教世界的美好彼岸。泰戈尔是一个“爱”的宗教的崇奉者，他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5。他爱神、爱人、爱大自然，爱的思想成为他诗歌中泛神论的宗教情结的精神支柱。无论是梦幻多于现实的早期诗歌，还是晚期直面现实的厚重力作，爱的思想始终是他诗歌统一的宗教基调。就表诉内容而言，泰戈尔一生的诗作大至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爱情诗、自然风景、宗教颂歌、神话哲理诗、历史掌故诗、社会问题诗等几大类。这几类诗歌虽然主题表达的侧重点不同，但是爱的宗教哲学却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是泰戈尔诗歌精神价值的主要取向。同样，在冰心的全部诗作里，爱作为一种宗教行为，是她诗歌最基本的情感主题。冰心所努力表现的宗教式的爱主要是：自然之爱、母爱、儿童爱和人类之爱。在爱的宗教的启示下，诗人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大自然在诗人纯洁欢悦的灵魂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之骄子。诗人笔下的“繁星”、“天风”、“树影”、“红果”、“山影”、“春水”等自然景观，都是宗教性灵的产物，散发出一种爱的生命气息，是人类生命的起源。诗人甚至称赞道：“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第14节)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人不过是自然怀中的一个有命脉的灵魂。冰心试图通过对大自然的内模仿而达到净化心灵、向内观照、凝心忘我的恬淡心境。在静默无言的大自然面前，通过幻想而达到一种宗教式的适意感受。“母亲”在诗人的笔下，是大写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爱的典范，是最崇高的、最无私的“上帝”。“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繁星》第33节)冰心把“母爱”看作是万能的，在诗人看来，灵魂的幸与不幸都取决于母爱的有无。而“母爱”不仅是生命的庇护者，更是灵魂的拯救者；不仅是肉体的给予者，更是性灵的授予者。泰戈尔和冰心都把爱看成是拯救人类的精神宗教，只不过冰心更关注宗教与人的情感意义，希望通过爱来唤起人类的理智行为，从而达到世界的永生和谐。因此，爱的宗教哲学虽然是泰戈尔和冰心诗歌主题的基本色调，但是在宗教精神价值的取向上，两位诗人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泰戈尔的诗歌创作虽然深受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但就诗歌的宗教精神而言，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古印度的宗教文化《梨俱吠陀》、“奥义书”、“吠檀多”等教义著作。在泰戈尔的诗中，宇宙是万能的，而“梵”则是宇宙万能的统一体。泰戈尔认为“梵”是无限的，而人及人的灵魂是有限的，因此，人类要依赖于神，人只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与神融为一体，人的价值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泰戈尔看来，神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统一的，即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是融汇贯通的，而人的有限生命只有统一于“梵”，人的灵魂才具有人格价值。泰戈尔的《鸿鹄集》所表达的宗教主题，就是人的灵魂只要向“梵”靠近，人的信仰就能够实现。诗中飞翔的“鸿鹄”是一个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符号，它是人的灵魂飞抵“梵”的世界的象征。“昼夜飞翔，／穿越光明和黑暗，／从不知道的海岸到不知道的海岸。／宇宙的虚空正回响着翅膀的音乐；／‘不是这儿，不是这儿，而是遥远的天外。’”(《鸿鹄集》第 l节)所谓“遥远的天外”，就是“梵”的最高境界，而人的灵魂无论经历多少光明与黑暗的磨难，都应向着“梵”的世界飞奔，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会超于躯体而富有神的宗教意义。泰戈尔诗中的“梵”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相通的，都是宗教万能的体现者，都是人的有限生命的主宰，都是人类图腾崇拜的偶像。冰心也深受东西方宗教方化的影响，尤其是进了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贝满女中和燕京大学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对她的宗教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冰心的许多诗歌都透露出神的万能论思想，如《迎神曲》、《送神曲》、《冰神》、《诗的女神》、《向往》、《晚祷》等作品，都把“上帝”看成是拯救人类的力量源泉，是包容万物的宗教客体。在《向往》中诗人写道：“万有都蕴藏着上帝，／万有都表现着上帝；／你浓红的信仰之华，／可能容她采撷么”诗中的“上帝”不是一种体验的假设，而是通过人性幻想寻求安慰的客体。不难看出，冰心诗歌中的“上帝”虽然也有包容万物的思想，但与泰戈尔的人和“梵”相统一的宗教的万能论思想不同，泰戈尔在诗歌中，对代表神的“上帝”与“梵”充满了真挚的热爱与庄严的敬畏，人只有向“上帝”靠近，飞抵神的境界与“梵”合为一体，人才能够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意义。“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呵，全世界的主，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吉檀迦利》第76节)人的生命只有与万能的主相结合，生命才可能获得永恒，个体只有神认同，才会具有宗教的永生意义。“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怀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吉檀迦利》第65节)诗人心甘情愿地把生命化为上帝酒杯中的“圣酒”，其目的是通过向神灵的自我奉献，达到心灵的彻底净化。把生命献给神，从而获得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这是泰戈尔诗歌的总体主题精神，也是人提升自我趋向“上帝”的宗教经验的有效表达。这一点，冰心与泰戈尔有着质的不同，冰心对“上帝”的理解是一种自心自悟的解脱，希望通过“上帝”的启示而得到一种宁静澄彻的心境，“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壮严的冠冕，／我要穿着他／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晚祷〈一〉》)冰心更期望从万能的“上帝”的那里得到一种神圣光明而又充满智慧的力量，以便达到解救“众生”的目的，而最终回到现实生活的和谐状态。从这个层面理解，冰心诗歌中关于神的万能论的宗教精神，比之泰戈尔的神人合一论更具有宗教生活的现实意义。

在“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上，泰戈尔倾向“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的神冥理想世界。他的诗歌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些赞美人向神飞奔的殉道精神。在泰戈尔看来，要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使灵魂获得抚慰，就必须首先将自己视为坠入深渊的负罪者，肯定自己与“上帝”和“梵”的距离，然后怀着一种卑微的心理，寻求灵魂与神融汇相交。这就使得泰戈尔把对于终极、完美、神圣的人生精神体验全部系于一个具有人格与神格的“梵”的身上。“梵期望我参加他的盛宴，／我已经考虑摒弃我的名望，／令人诧异地抹去额上的吉祥痣，／该动身的时候决不迟疑。”(《最后的星期集——年轻的朋友》)一旦作为神的代言者——“梵”有所召唤，便刻不容缓地回到神的世界，以一种庄严的态度保持与“梵”的合一，使自我获得圣灵的新生，而世俗心灵的沉沦负疚终于得到轻松的解脱，并被提升到神的崇高境界。冰心的诗歌中也有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但是与泰戈尔不同的是，冰心更多的借助个人心灵的感受与经验，祈求与期待中的神祗、神界相沟通，让神从外在偶像的祭坛上走下来。冰心认为，象征终极价值与神圣意味的“上帝”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也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而是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的人类宗教精神的拯救者。“上帝啊!／即或是天阴阴地，／人寂寂地，／只要有一个灵魂，／守着你严静的清夜，／寂静的悲哀，／便从宇宙中消灭了。”(《春水》第149节)“上帝”是万能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但是“只要有一个灵魂”与“上帝”一起在心灵深处共同“守着你严静的清夜”，“上帝”便能把所有的人生苦难“从宇宙中全部消灭。”如果说泰戈尔追求神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我灵魂的神圣崇高，使灵与肉在追踪“梵”的品格境界时得以羽化登天，那么冰心却是通过人性的幻想体验，与“上帝”在灵魂上保持一致，并依凭于神灵的帮助达到解救人类苦难的目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泰戈尔是把“梵”我合一看成是宗教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最后圣化；而冰心则把人与“上帝”的融洽当作一种超于社会的宗教力量，是人类实现自救的神圣理想。

　　综上所述，泰戈尔与冰心的诗歌虽然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具体到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的表达上却又不同。泰戈尔强调个体灵魂的圣化境界，认为肉体是短暂的、是必死的，而人性经过与“梵”或“上帝”的交融之后，其灵魂的价值是不朽的，人性的人便成为宇宙的人。冰心则注重宗教精神的社会道德化和宗教理想的人性化，主张万能的“上帝”应担负起解脱人间苦难的责任，而不是远离人类的、高不可及的冥冥的外在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