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张爱玲作品《爱》

　　《爱》，作者在文末注明作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表于同年同月10日出刊的《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上。写作其时，张爱玲年仅23岁。全文320余字，这个极短篇是张爱玲散文中最短的一篇，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极短的散文精品。粗看起来，此作的内容仅仅是对少男少女“初恋”的人生感悟。然而，我们细心地联系张爱玲“这一个”的自己就能发现，《爱》所抒写的是作者初恋时缺乏自信的一种迷惘；是进取还是退却？她在内心深处对自己作出了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清楚，1944年2月初，倜傥风流的汉奸文人胡兰成从苏青那里问明了张爱玲的住址去拜访她。她明知是胡兰成却托故不见，胡只得从门缝里递进一张写明自己住址、姓名的纸条。隔了一日，张爱玲却主动去拜访胡，听胡兰成侃侃而谈，她一坐就是5小时，分明为他的才气与风度所吸引。次日，胡又回访张。就这样你来我往，一个“惊艳”，一个“慕才”，一见倾心、两情依依。这是从2月初至4月初约两个月间两人初恋阶段的事态，还未发展到后来热恋同居的阶段。但是，从张爱玲方面说，她一方面感到喜悦与温馨，矜持地又是热烈地迎接、珍惜这份爱。她送给胡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照片的背后亲手写上这样的喃喃情语：“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另一方面，对从小因父母离异就失去父爱、母爱的张爱玲来说，她一直有飘零之感，拥抱着寂寞和孤独。面对胡兰成，感到爱情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思议，而且她明明知道胡兰成已有妻室、放荡成性，是个有家不回的男人。因此她多愁善感，在内心时时、处处怀有一种灰暗苍凉的感觉，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表示犹疑彷徨、亦喜亦忧，甚至表示放弃。她写字条给胡兰成，叫他不要再来看她。她又表示不想放弃，写信给胡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从中表示了她对这种尴尬情缘的认可，又无奈地预见着这段爱情的短暂与失落的结局。正如此间她在《谈女人》中所说：“……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谈恋爱固然危险，便结婚也危险，因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创作的心理机制或称其灵感，就是与胡兰成恋爱两个月之际张爱玲在内心那种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以及关于这种个人困惑情爱形而上的思考。正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说：“一件艺术品，经常是情感的自我表现，即艺术家内心状况的征兆。”

　　《爱》所叙说的内容十分单纯，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位十五、六岁的美貌少女与对门的男孩一次偶然的相见。因为彼此是邻居，自然“见过面”，可想他俩会经常见面，“可是从来没去打过招呼”。而这一次姑娘“穿着月白的衫子”，“手扶着桃树”，立在自家后门口，显然她在等候这位年青人的出现。年青人果然也从自家门口出来走近她，轻声对她说：“噢，你也在这里吗？”然后他俩相视无语，“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从年青人方面看，他也是特意过来与姑娘见面并打招呼的。可以想见，正是因为两颗年青的心在默默无语中相许已久，才有这一次看似偶然、其实必然的一次见面。所以这个夜晚的相见，可以看作是姑娘和年青人之间心照不宣、默许默契的一次“约会”；是两颗年青的心碰撞而生出爱情火花的人生一瞬。两个年青人的初恋“就这样就完了”。然而在张爱玲笔下，这简单、平凡的故事其价值永远没有完、没有结束。作者以女主角一生坎坷飘零的悲惨人生作为对照与衬托，强调这件往事对于她毕生的人生意义。这个姑娘因生在旧社会旧时代，她被亲眷拐卖作人妾，又三番五次被转卖，一生遭遇着被侮辱被欺凌被奴役的命运，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地位，更没有她作为女人的精神自由和美满的爱情生活。因此在她“老了的时候”她永远忘不了初恋的那个夜晚，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爱和被爱，她不仅记取而且向别人“常常说起”；虽则是短暂的相见，但在她灰暗苍凉的人生中却是美丽和温馨的“一瞬”，是其拥有人格、尊严和爱的权利的“一瞬”。因此对于她，这件往事是刻骨铭心的“爱”与“被爱”的永久不灭的记忆。

　　作者在审视那夜晚对于那女人的全部意义与全部价值之后，并未完成她最后的构思，而结尾才是这篇作品最为精妙的一笔。　

　　于千万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哲理的感唱，往往是一篇散文诗意的饱和点。作者从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对自己叙说的“爱”的“故事”进行普泛性的思考。以空间而论，你会遇见千千万万个擦肩而过的人，而你想“遇见”的人却属偶然；以时间而论，你会不早不迟刚巧赶上一次属于你的情缘，如此在漫漫人生途中双方相遇相知，而赴一次“你也在这里吗”的心灵之“约会”。显而易见，张爱玲在这里对人生的初恋进行形而上的冥想独语。她认为，人生的初恋是唯一的、又是偶然的；唯其短暂与偶然，常常会因此而失落；唯其偶然的际遇，才会成为一生记忆的珍藏；唯其短暂才会永恒；惟其短暂和苍凉，“爱”才会永恒和美丽。

　　张爱玲的哲理感唱，使这篇散文成为哲理与诗情交融的抒情诗，令读者心灵为之叩动与思索不已的，也正是这最后的画龙点睛。原本再平凡不过的、关于男女夜晚相见的生活细节，经过作者的对照与衬托、抑郁气氛的创造与渲染，尤其经过最后哲理性的触点与升华，《爱》就完全达到诗的凝结与概括的境界，那男女相见的生活细节使人不再感到司空见惯，而被渲染成诗境中抒情写意的主体意象了。作者情木自禁的“触点”“升华”，使读者豁然顿悟，原来这个主体意象及其内涵，被赋予了特殊的、自我抒情的意义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即借以含蓄而又巧妙地抒写了她的“胡兰成情结”，将非我性的“细节”变成了自我性的喻体，完成了从客体（叙他人之事）到主体（抒写自我）的角色置换，普泛性的思考其实是张爱玲自我的思考，那段哲理感咱可以也应该看作是对胡兰成作出“爱”的认可的应答。说白了，张爱玲在这里是借题发挥，说别人而实际上是自我的书写。

　　读者不禁会发问：23岁的张爱玲何以有如此看破红尘、玄妙至深的议论？鉴于她与胡兰成初恋的经验，鉴于她喜忧参半、前程未卜的疑虑，鉴于她想有一个家却爱上一个不想与她成家的男人的尴尬境遇，她经过痛苦的思索而决定珍惜自己人生途中短暂而美丽的“邂逅”。她以后的婚恋生活证明：她为之感唱的哲理，成了她自己应验的戏语。1944年夏秋间她与胡兰成私订终身并同居之后，仅隔两个月胡又瞒着她跟武汉的周训德结婚；1946年2月胡逃匿杭州，又与一村妇范秀美同居。从此张与胡关系破裂，愤然了断了两人之间的这段短暂的情缘。但在与胡兰成恋爱之时，张爱玲的一些文章阐明了自己特殊的性爱观。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又说：“姘居的女人呢，她们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要低些，但多是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那是健康女人的魅惑力。”她在《谈女人》一文中批评中国女性懦弱、缺乏主宰自己命运的性别缺陷，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这些议论表明张爱玲开放的、激进的性爱观念：男女必须平等，女性必须向男人要平等，必须争得自己的自尊与自由，即便姘居，也符合女性人格的自尊与人性的自由。这些观点证明张爱玲在《爱》的结尾的哲理感唱并非心血来潮、空穴来风，有其实实在在的思想基础。与胡兰成初恋的痛苦经验因其个人特殊性爱观的支撑，而坚定了她对胡兰成的选择与接受。她明明知道与胡的恋爱是冒险、会走向“坟墓”，她也偏要去爱、去冒险，去游戏人生，因为她觉得人生途中即便“真爱”过一回，也非枉然，也算难得，明知会绝望、会失落，也要怀着希望去冒一次“危险”。张爱玲生活在40年代沦陷后的上海“孤岛”，她自己因时代的苦闷与家庭的失爱，而把自己封闭在孤独、寂寞的精神“孤岛”之上，她太需要走出“孤岛”而寻求爱的抚慰、寻求敢爱敢恨的真实生活。“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抓住一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自己的文章》）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张爱玲对自己思想与生活态度的真实描述。

　　当我们寻找到解读《爱》这篇散文的精神密码之后，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篇散文冠以“爱”的题目。当我们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对《爱》进行解读的时候，便十分明了，《爱》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作者处在初恋际遇时精神上的自我。从这一方面看，《爱》是张爱玲写给自己、表明心迹的一首散文诗。她要向读者“证实自己的存在”，在“沉没”的时代与为殖民地的文化所浸濡的上海滩，她也只有无奈地选择苍凉的世俗生活与苍凉的世俗化的婚恋。

   读张爱玲作品有感

  读这篇中篇小说之前，看人评价《第一炉香》诉说了张爱玲的爱情观。倘若真是这样，作为读者，作为张爱玲才华的粉丝，先是要骂胡兰成几句的。之前也浏览过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他的薄情给我留下较深的映像。如今，把胡兰成带入到《第一炉香》男主人公乔琪上，倒有几分相似，感慨张爱玲爱情不顺的同时，也对女主人公葛薇龙多了几分怜惜，更厌恶乔琪了。书评最好不要加入个人情感色彩，读书笔记则不然，我也开始信口开河了。

  读《第一炉香》，首先是叹服张爱玲的文笔，她汲取了女性作家善于描写感情、善于描述细节的长处，又毫无女性作家叙事过于繁琐的习惯。小说里处处是看似不经意的神来之笔，其实大多出于张爱玲用心的构造。例如她写梁太太勾搭卢兆麟这儿，“梁太太双肘支在藤桌子上，嘴里衔着杯中的麦管子，眼睛衔着对面的卢兆麟”；又比如“薇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仿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树桠叉里做了巢”等。小说细节越是有趣生动，越体现张爱玲对文字的驾驭炉火纯青。

  其次是小说篇幅虽然小，但构造严密，情节相互呼应，读者在行云流水的阅读中，能停下来深思。同时小说既写出战前香港大的社会环境，又对人物心理描绘细致入微，让我想起气势恢宏的《清明上河图》中，也有栩栩如生的人物眼神刻画。杰作必精于细节，推敲细节也常有物外之趣。

  故事写的是一位名叫葛薇龙的“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一步步走向物欲洪流的过程。看完小说，回想起第一次看到满橱柜的衣服、会想“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下来，向床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纯真的薇龙，唏嘘不已。彼时的她，先是替姑妈招待她的情人们，后来爱上了浪子乔琪，最终成了一名为了金钱自愿出卖自己的女人，再也不是那个心里呐呐“试试就好”的薇龙了。

  如果张爱玲把薇龙的堕落原因写成环境所逼，那么这篇小说便会落入俗套。张爱玲的高明在于，她塑造了一个复杂的薇龙，一方面是她赚钱养家的不得已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她心甘情愿进入了姑妈的花花世界，并心安理得嫁给浪子乔琪，最终成为姑妈、乔琪的敛财方式。正如薇龙说：“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薇龙自始至终都是独立的，读者看到了她的思想从面对华服“看看就好”的纯洁到“自愿赚钱”的无下限，如同看到一朵白莲凋零，是展现给读者的悲剧，让读者生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绝望感。

  同时，张爱玲在小说中体现了对爱情的讽刺。心软的薇龙飞蛾扑火般爱上浪子乔琪，反观乔琪，在“几分犹豫”和薇龙结婚后，还与姑母谋划，过了七八年等薇龙收入减少，便离婚。薇龙的情真意切在乔琪的薄情面前化为乌有，也包含了作者对爱情巨大的讽刺。

  读这本小说，不免想起张爱玲那张孤傲的侧脸，弥漫在小说中的，是对时代的拷问、对爱情的深思、对世俗的不屑。作为男性读者，我自然不能体会薇龙在面临满橱柜华丽衣裳的欣喜，不能带入感情中女性的视角，写下的读后感也欠深刻。只是在葛薇龙身上，仿佛看到风华绝代的张爱玲，那个能写出“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女子。

   读张爱玲作品有感

  张爱玲是我国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作家，晚年从事《红楼梦》研究，写出了《张看》、《流言》等作品。张爱玲的散文内容比较博杂，情感流露自然，给读者以酣畅淋漓、汪洋姿肆的感觉。因为张爱玲笔法细腻，内容琐碎，读她的文章得需要心情，需要耐心，特别是要心平气和，不求快，求情调和意韵，不这么做，怕是参不透她的散文的深意的。

  散文《谈跳舞》便是一个极好的范例。我阅读《谈跳舞》时，起初总想看到张爱玲对跳舞的观点，结果文章读完，也没有找到什么具体明确的观点和看法。回过头来想，张爱玲的观点显然就在文字里面，那些优美细腻的描述，已经明显地说出了她对跳舞的看法和认识。其实阅读这篇散文，我感觉张爱玲的散文写的很随意，也很从容，洋洋洒洒，枝枝蔓蔓，文章内容很丰富厚重。《谈跳舞》中，张爱玲开篇从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谈起，先说了唐诗里“舞低杨柳楼心月”的泼辣姿态，接着又叙述了明清歌舞形态，感叹浩浩荡荡的国土，没有山水欢呼拍手的气象，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可怕的。并且张爱玲进一步戏言：中国女人的腰与屁股所以生得特别低，背影望过去，站着也像坐着，这恐怕也与不善跳舞不无关系。

  正当读者的思绪随着张爱玲的描绘走到宋朝林升的《题临安邸》，苦吟“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时候，张爱玲笔锋一转，又写起了当下中国人很普遍跳着的社交舞，她形象地说，社交中除了麻将、扑克式的“手谈”而外，就是唱歌跳舞式的“脚谈”，这虽然比麻将、扑克好优雅些，高贵些，但是这“脚谈”毕竟还是出于社交的目的，就跳舞而言，还是缺乏“写意相”，缺乏情调，缺乏跳舞的真味道。所以，张爱玲感叹中华的文明很淡薄。

  感叹之余，张爱玲又把跳舞的美好回忆引到了国外。在她看来，跳舞的真正情调是浪漫。在张爱玲的心里，写跳舞最好的文章是在契诃夫那里，她不惜笔墨地引入了二百多字的关于跳舞的描写文字，读后确实让我们心动和佩服。因为在契诃夫的笔下，跳舞是深艳的情感的交融，是舞者在双方心目中国王和王后角色的转换，是心情与性情的和谐乐意。走出契诃夫深艳的舞美，张爱玲又谈起了来源于西班牙的探戈舞、美国的吉特巴舞、印度的狂舞，在这三种舞的介绍中，张爱玲不惜笔墨，洋洋洒洒，用细腻的笔法，在描写中分析，在分析中点评，非看文字才理解体会到三种舞的特点。

  说完了国外舞，张爱玲的目光又回到了她熟悉的香港和上海。在香港，张爱玲先写了一群修道院附属小学上学的女孩子在他们宿舍里歇夏的生活故事，那些女孩子天真活泼、无理散漫，使他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喜怒哀乐。加上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同学金桃、月女的曲折故事叙述，使文章看点增多，内容更加饱满而丰富。而在上海的回忆里，张爱玲谈起了上海跳足尖舞的情景和感受。既而又谈到了根据拜论长诗编排的舞剧《科赛亚》和话剧《海葬》。随后张爱玲又漫不经心地谈起了她看中欧女孩阴蒂拉•黛薇表演的两支印度舞的详细经过和感受，回忆中穿插着议论。特别是关于“母爱”的议论，借题发挥，点到为止。从从容容的六千多字，使我们的视线从国内跳到了国外，从跳舞说到了跳舞人背后的故事。

  本来散文大多是以精短为佳的，可是张爱玲的许多散文却是非万余字不尽兴的，不过这倒没有影响她的散文质量，许多的读者阅读她的散文是想离开又想听的感觉。在《谈跳舞》末尾，张爱玲还是用了1600多字的笔墨，把读者的视线又引到了与跳舞唱歌相关的剧团及舞剧表演上，她轻松自如地介绍了她熟悉的日本东宝歌舞团的跳舞表演，品味了日本**《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使我们对跳舞的感知和情绪达到了高潮，推向了极致。

  通过梳理《谈跳舞》一文，使我们不难看到，张爱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她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多以日常生活为主，行文就像平时人们逛公园一样，走到那里算那。她的语言文字是酣畅淋漓，从头至尾都是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说到尽兴处为至，使人要离开又想听(贾平凹语)。她的散文风格是平俗，俗得好看，俗中见雅，俗得耐人寻味。特别是在散文构架，总体上是一根线，但这根线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而每个波浪则采用的是移步换形的手法，时空交错，古今结合，中外穿插，人事交融，叙议推进，旁征博引，如唠家常，令人不能不为她的博闻强记和津津乐道所折服。

  古今中外，文艺不分家，在张爱玲身上尤其突出。从《谈跳舞》中不难看到，只要是与跳舞有关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生活中的，还是艺术作品中的，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著名大家，张爱玲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方方面面体现着张爱玲深厚的艺术素养。如果没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张爱玲谈穿衣，谈美术，谈音乐，谈唱歌等等，将是无从谈起的事情。所以，想写出有深度厚度的文字，非热爱生活不可，非艺术的修养不可。

   读张爱玲作品有感

  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故事，凄美而感人，无须过多言语的诠释：这又是一首情歌，潜在的情感穿越各种迷离，一生永不褪色。一生中，只有那句刻骨铭心的话维系着两颗跳动的心，心与心的感应，心与心的默契，如黑夜里的一个亮点，支撑着一个人的理性灵魂。这种寓平静中的“轰轰烈烈”，也许，这就是张爱玲散文《爱》的魔力。

  “这是真的”，我的情感随作者的坦言而触动。她该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吧!我喜欢有月的夜，月光可以柔柔地泻在月白的衫子，她爱在春天的晚上，轻轻地靠在桃树下，攀着发青的嫩枝，让情感从这里延伸，初春是美的，无奈冬意还未褪尽，她的目光一直停伫在桃树对面的那扇门，仿佛门的开启与闭合紧紧联系着所有的惊喜与感动，今夜无月，黑夜中，她已忘记了自己的美，她的执着已忘记了自己是位小康之家的女儿，她忘记这是一种叛逆，她在乎的是那份感动。

  “噢，你也在这里吗”轻轻的，话语简洁得连一个字也容不下去。是男性特有的女性羞涩是惊奇发生的激动彼此的无言，生怕更多的言语，都会惊动周围的小生命，破坏了无声的美。彼此固守着那一段距离，那一份清泉般的美丽。他会发现她今夜的美吗他为何要保持着那段短短的距离，相识而无语，那份最真挚的情感、最纯真的爱恋为何深藏心底不敢轻易地表露!也许是家庭的缘由，也许是无形的网，也许这是对传统无声的背离。春天的晚上，桃树之下的邂逅，无言的默契，那一份寂静的黑色掩饰不了内心的狂热，静与动的比照，恰恰给我们留下如诗的空白。想象也因此而美丽，张爱玲正是用真实的粗线条描绘出

  她的理想主义。

  “就这样就完了”无声的美让人感到缺憾，以至于历尽种种苦难之后，这种美变成生命唯以回味的爱恋，现实的无奈同时让这份爱恋倍受时间无情的煎熬。

  “没有早一步，也没晚一步，正好赶上了。”就是那句话构成一段美丽而没有结果的缘，张爱玲跳跃的笔触时刻捕捉着情感的触动与两极感受的隐性描写，蒙太奇的画面、理想与现实中的碰撞，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美的无奈、美的缺憾，也许山盟海誓能代表轰轰烈烈的爱，但这比不上为爱无声守候的美。

  我要一片蓝天，自由地飞;我要像一阵云烟，无声无息的美。也许精神之恋是不完美的，那个年代，爱无须表白，无声的缺憾也是一种美的演绎。

张爱玲1921年生于上海，家庭门第显赫，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古典文学的训练，以及传统文化风习的耳濡目染)，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四十年代的上海，东西方两种文化、两种层次的文明多面碰撞，多层次的矛盾冲突也时时缠绕纠结，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对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影响很大。作为一名有着清醒认知又具有非常敏锐眼光的现代知识女性的张爱玲有着更为复杂的情结。身处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独特条件下，特殊的家庭背景，在香港求学时遭逢战争的经历，这种种际遇加诸于张爱玲这样一位现代知识女性之身使她把目光从社会收缩到自身、以对人性尤其是女性内心的透彻审视代替对当时各种社会潮流的盲目趋势。对女性在命运的拨弄下所做的种种选择进行解析，无论她们是主动或被动，张爱玲的笔触所至都没有导向道德上的谴责，而代之以深刻的心理剖析。这种对女性的理解包含着浓浓的叹息与悲哀。深刻的心理透视也无疑折射出了女性千百年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遇的社会历史根源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长期形成的封建习俗禁锢。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通过心理分析，作者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④无论是有知识的如白流苏，还是无知识的如霓喜；无论是为经济的如淳于敦，还是为爱情的如葛薇龙，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因此，在痛失一个心心相印的男友之后，她宁愿独身，也不愿接受一个出于世俗考虑非常美满的婚姻。与其说现实中的选择是很沉重的，倒不如说这种生活中的沉重倒给了奥斯丁轻松面对生活的胸襟。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机智的笔墨、反讽的语言营造了一片笑语，一片春光。于欢声笑语与明媚的春光中道出了她对于女性、对于婚姻的睿智思索。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所有女性的命运都是被动与不幸的，她们本身或是充满智慧或是生命力顽强，但最终都免不了命运的摆布，成为不完全的生命，她们要么失去生存的依靠，要么失去真挚的情感，要么二者皆不可得。结局也无非三种，或安于做失语的奴隶，或苟且偷生，走向极端的就只能是发狂、变态。

张爱玲是怎样一个女人假如我们把女性主义定义为一生追求妇女解放，关注女性问题，关心女性生存，倾其心力探讨描写女性生活，传达女性独立自由的理念，张爱玲大概就算是个女性主义者了。

　　张爱玲确实是中国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全面揭露传统思想对女性戕害的女作家之一，也是最早反思女性自身问题的女性之一。虽然她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也仍是可爱的，但她仍指出女人的种种缺点、弱点。女人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多心，闹别扭，即使受了现代教育的女人，仍改不了女人的这些习惯。

　　对于以谋生为目的做人家情妇和二奶的女人，她早有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她不无嘲讽地指出：“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她不喜欢女人把自己的过错推给社会、环境和男人，她批判女人总是希望男人照顾自己，把自己当成弱者的习惯。她反对女人以爱为职业，而且女人把爱理解为“被爱”。她主张女人做职业妇女，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可以选择时间短，工作轻的职业，但只有职业妇女才能使女人走上独立的道路，在离开男人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她认为，现代的婚姻制度是不健全的，男人是容易变心的，如果你想有尊严地生活，就应该成为一个职业妇女，那样的话，如果你想离开他，就不会走投无路，束手无策。她认为，在现代社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独立的，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完全是可能的，就看你愿不愿意，虽然苦了点，但却自主。

　　她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她一辈子自食其力。特别是在美国，由于民族和语言的关系，她的书不畅销，她的日子过的很紧张，生计成为最严重的威胁。为了生存，她给电台翻译文章，去大学的研究所任职，赶到台湾写作规定的剧本。由于写时间过长，她的眼睛出血，但仍坚持工作。她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瘫痪在床的丈夫赖雅。她一生都在不停地工作，直到再也拿不起笔来。不多的稿费使她终身过着有尊严的生活，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女性。

　　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的前妻是美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赖雅非常欣赏张爱玲的独立精神和非凡才华，认为她是最有魅力的东方女子。张爱玲虽然没有标榜过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她一生的追求正是女性解放的典范。她恨女人总是愿意嫁一个好丈夫，而不是发挥她的才能，爱玲的志向是发展她的天才，成为最有名气的人。中学时，她刻苦学习，以优异成就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为战事没有成行，改为香港大学。在香港大学，功课门门第一，她的理想是将来到英国读博士，她的优异成绩使她很可能被保送到英国去，但战争使她的理想破灭，她只能回到上海。回到上海，摆在她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做一个职业妇女，这也是她的理想。她开始写作，并一举成功。她生活的惟一目标是发展她的才华，而发展才华的途径就是写作，所以没有什么事能改变这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是她一生的生活方式。

　　在张爱玲的思想观念中，没有依附二字。她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与胡兰成，第二次与美国作家赖雅。她的两次婚姻都谈不上美满，但却是因为爱，她的第一次婚姻很不幸，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就开始背叛她，与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同居，对于男人的见异思迁，她在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接受，令她十分痛苦，最后还是以离婚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事实上她从没有花过胡兰成的钱，倒是胡兰成靠她的稿费度过了逃难生活。既使她已经决定与他分手，但还是把最后一笔稿费寄给他，直到他完全安全以后。她的第二次婚姻也很不上算，找了一个比自己大近三十岁的男人，婚后不久，丈夫就瘫痪在床不能工作，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她的肩上，全靠她的稿费养活两个人。她长期处在生存的压力之下，日子过的非常紧缩。老年的她非常清贫，但她至死都在工作，享受着自由的快乐。

　　张爱玲的人生观、妇女观很大程度上受母亲和姑姑的影响。张爱玲的母亲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她曾裹过脚，但她却是一个新派女人，从小接受西方思想，思想很开放。对于嫁给一个遗少很不满意。结婚不久，丈夫负心，她无法接受，远走法国四年，在法国学习音乐、绘画，受了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影响，回国两年后与志趣不同的丈夫离婚，独自去了英国，到死一直生活在国外。上一世纪20年代的女人，特别是旧世家的女人，哪一个男人不是妻妾成群，但是张爱玲的母亲和她们不同，她要求夫妻之间的情爱要平等，这在那个时代是很了不起的思想。这个有着三寸金莲的女人，就是靠着这三寸金莲勇敢地踏遍世界。她去过法国、英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她学过音乐、绘画，她做过生意，当过翻译，教过书，生活道路异常艰苦，但从没有屈服过。曾经有人劝她回国，她冷淡地拒绝了，因为在国外她能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却要难得多。张爱玲的姑姑也是一个职业妇女，一直独身，直到75岁才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张爱玲很佩服、敬重自己的母亲和姑姑，她们是她的榜样和引路人，有了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日常熏陶，张爱玲的观念自然很西化，思想很解放。

　　张爱玲努力工作、奋斗，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自食其力其实就是她一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从这一点来说，她是一个标准的女性主义者。从她写作的内容看，她同情弱势群体，关心妇女问题，也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了。但她从没有激烈的言论，因为她对中国的历史太了解，她知道只靠舆论并不能解放妇女，解放妇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女性的变化更是需要假以时日。但她做到了自身的解放，也通过作品传达了自己的思想。

　　女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全靠自己的选择。如果想做一个独立、自由，有尊严的人，六十年前，甚至八十年前就可以做到。如果想做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现在也随处可见。

　　张爱玲的妇女观是很激进、现代的，即使在现在也不算落后。她是最早思索现代婚姻的弊病，最早反思女性自身问题，提倡妇女独立，走职业妇女道路的人。她是终其一生追求妇女解放的女性之一，这样的女子无论如何可以算做一个女性主义者了。

张爱玲喜爱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都是她的心头好。她早年创作出了惊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小说和散文，晚年则转向《红楼梦》研究和《海上花》译注，再次让世人激赏不已。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书成《红楼梦》，张爱玲十年之功写就《红楼梦魇》。张爱玲的“红楼”情结凝结在她笔下一个个颇富魅力的汉字中。

同济大学教授万燕所著《读解张爱玲——华美苍凉》将张爱玲的阅读书单、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织成一张网，让我们看见了天才奇女子人与文相纠缠的一生。

本期聚珍君摘出《读解张爱玲——华美苍凉》中所引张爱玲著《红楼梦魇》若干段落，一窥张爱玲以“红迷”身份向“红学”献出的惊世骇俗的作品。万燕教授所引与人性重奏、家园幻梦、女性群像、爱情神话等主题相关，其论述睿智通透，值得细品。

但是通部书不提黛玉衣饰，只有那次赏雪，为了衬托邢岫烟的寒酸，逐个交待每人的外衣。黛玉披着大红羽绉面，白狐里子的鹤氅，束着腰带，穿靴。鹤氅想必有披肩式袖子，如鹤之掩翅，否则斗篷无法系腰带。氅衣、腰带、靴子，都是古装也有的——就连在现代也很普遍。

唯一的另一次，第八回黛玉到薛姨妈家，“宝玉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便问：‘下雪了么？’”也是下雪，也是一色大红的外衣，没有镶滚，没有时间性，该不是偶然的。“世外仙姝寂寞林”应当有一种飘渺的感觉，不一定属于什么时代。

晴雯“天天打扮得像个西施的样子”（王善保家的语），但是只写她的亵衣睡鞋。膈肢芳官那次，刚起身，只穿着内衣。临死与宝玉交换的也是一件“贴身穿的旧红绫袄”。唯一的一次穿上衣服去见王夫人，“并没十分妆饰……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依旧含糊笼统。“衫垂带褪”似是古装，也跟黛玉一样，没有一定的时代。

黛玉抽签抽着芙蓉花，而晴雯封芙蓉花神，《芙蓉诔》又兼挽黛玉。怡红院的海棠死了，宝玉认为是晴雯死的预兆。海棠“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缠足正是为了造成“扶病”的姿势。写晴雯缠足，已经隐隐约约，黛玉更娇弱，但是她不可能缠足，也不会写她缠足。缠足究竟还是有时间性。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唯一具体的是“薄面含嗔”的“薄面”二字。通身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

第七十七回逐晴雯，王夫人说宝玉：“暂且挨过今年，明年一并给我仍旧搬出去心净。”因为今年不宜迁移。庚本句下长批内有：“……若无此一番更变，不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因为宝玉大了，还跟姊妹们住在园中，不近情理。“散场”是因为宝玉迁出大观园，不出园就“终无散场之局”，可见后文没有抄家。当然出了事，很快的穷了下来，但是与“散场”无关。

第七十八回又点了一笔：“且接连有媒人来求亲，大观园中之人不久就要散的了。”此处宝玉刚发现宝钗搬出园去了，对于他是个大打击，“心下因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第六十三回“占花名儿”酒令，宝钗抽到牡丹，签诗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情榜上宝钗的评语内一定有“无情”二字。宝钗出园，固然是为了抄检不便抄亲戚家，所以她避嫌疑搬出去了，但是抄检也是为了园中出了丑闻，她爱惜名声，所以走了。

明义“题红楼梦”诗关于黛玉之死的一首如下：

伤心一首葬花词，

似谶成真自不知。

安得返魂香一缕，

起卿沉痼续红丝？

末两句表示得很清楚，黛玉死的时候宝玉还没有结婚或定亲。

黛玉不死，还不能构成散场的局面，因为宝玉虽然搬出园去了，宝黛跟贾母吃饭，还是天天见面，所以黛玉之死也应在贾家出事前。

看来百回《红楼梦》的 是散场。等到贾家获罪，宝玉像在第十六回元春晋封，家里十分热闹得意的时候，“独他一个视有若无，毫不曾介意”，多少有点这种惘惘的心不在焉。

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的世界里。而那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仕途基业竟不堪一击，这样靠不住。看穿了之后宝玉终于出家，履行从前对黛玉的看似靠不住的誓言。

欣赏《红楼梦》，最基本最普及的方式是偏爱书中某一个少女。像选美大会一样，内中要数史湘云的呼声最高。也许有人认为是近代人喜欢活泼的女孩子，贤妻良母型的宝钗与身心都病态的黛玉都落伍了。其实自有《红楼梦》以来，大概就是湘云最孚众望。奇怪的是要角中唯独湘云没有面貌的描写，除了“醉眠芍药裀”的“慢起秋波”四字，与被窝外的“一弯雪白的膀子”（第二十一回），似乎除了一双眼睛与皮肤白，并不美。身材“蜂腰猿背，鹤势螂形”,极言其细高个子，长腿，国人也不大对胃口。她的吸引力，前人有两句诗说得最清楚：“众中最小最轻盈，真率天成讵解情？”……她稚气，带几分憨，因此更天真无邪。

一七五四本前，第五十八回元妃已死。这一点一直就是这样——第一个早本已有第二十二回，回内灯谜预言元春就快死了。奉妃命联姻的本子里，遗命没有宣布，因为贾家给贾妃戴孝是国孝兼家孝，不能婚娶，早说穿了需要回避，种种不便。近八十回方才行聘，大概不久黛玉就死了，否则婚后与黛玉相处，实在无法下笔。宝玉婚后不会像贾琏那样与别房妇女隔离——贾母离不了他，与黛玉不免天天在贾母处见面。他们俩的关系有一种出尘之感，相形之下，有一方面已婚，就有泥土气了。仅只定了亲，宝钗不过来了，宝黛仍旧在贾母处吃饭，直到黛玉病倒，已经十分难堪——为了宝玉定亲而病倒，照当时的人看来，就有不贞的嫌疑，害得程本的黛玉临终向紫鹃自剖，斯文扫地。

宝黛最剧烈的一次争吵在第二十九回，此后好容易和解了又给黛玉吃闭门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三十二回宝玉激动得神志不清起来，以至于“肺腑言”被袭人听了去，才能够义正辞严向王夫人进言，防范宝黛。第三十四回宝玉打伤了之后黛玉来探视，加金钏时这一场曾经添写梦中向金钏儿蒋玉菡说“为你们死也情愿”，最后这次改写又改为向黛玉说“为这些人死也情愿”（见“三详”），感情于分散中集中，显示他们俩之间的一种奇异的了解。第三十五回回末又预备添写一个宝黛场面——养伤时再度来探——所以回末“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忙叫快请”是新改的，与下一回回首不衔接。下一回还没改写就逝世了。写宝黛的场面正得心应手时被斩断了，令人痛惜。

这七回是二人情感上的 ，此后几乎只是原地踏步，等候悲剧发生——除了紫鹃试宝玉的一回（第五十七回），但是此回感情虽然强烈，也不是宝黛面对面，而是通过紫鹃。

摘自万燕著《读解张爱玲——华美苍凉》中所引张爱玲著《红楼梦魇》若干段落，

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

万燕著

2018年1月

本书从张爱玲早期的阅读入手，切入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以及戏剧、小报、唐诗等古今中外影响其创作的“潜文本”，分析其小说创作源泉，并联系其童年家庭生活、青年情感生活、晚年独居生活，揭开其绚烂文字背后复杂的人生底色——华美苍凉。人与文的相互纠缠，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

本书详情可参阅：从阅读、写作、人生多角度读解张爱玲｜上书坊

是讲父女人伦畸恋的，主题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在家庭教育、人伦道德、情感与欲念的交织等各种主客观因素下，人人心中都有本难念又固执的经书。

一、许小寒：一本念了20年的“水仙”经

一如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小寒美丽而自私，表面单纯却满腹心机。成长中的20年她渐渐对父亲产生男女之恋，并牵恨于母亲，朋友，她内心深深的缠绵与憎恨纠结成一部心经，千回百转也念不完。

在希腊神话中，有自恋倾向的那格索斯深深地爱着自己。一次他对着池水照自己，觉得水中的少年实在太美，俯身下去要亲吻自己的倒影，结果掉入水中，溺水而死化作水仙子，日日临水自照。小寒，就是一个典型的水仙式人物。在《心经》中处处有这样的暗示与对比。许峰仪说小寒与绫卿长得相像时，二人对镜比照，“绫卿看上去凝重些，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比她短一些，流动闪烁”。后来小寒与绫卿因相像而引起的波折与纠葛不只一件，而此处小寒倒影般“流动”的暗示与水仙子的神话刚好契合，不可不谓张爱玲之匠心精巧。

在故事一开始对小寒的描述中就显示了她的特殊气质：“这里没有别的，只有天与上海与小寒。不，天与小寒与上海，因为小寒所坐的地位是介于天与上海之间”。苍茫夜色中，小寒在一群女伴的围绕下，却只似她一人，且介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同在。这种独立人群中的孤芳自赏不正是她不自觉的自恋吗？张爱玲赋予了小寒特殊的厚待，同样也给了她不一般的情感历程。介于象征父母的天地之间的小寒，也正是在感情上横亘着父母的爱。张爱玲的作品中，总是这样一些看似无关的描写，却又很巧妙且充满浪漫色彩地暗示着人物的性格、命运。

据拉康心理学分析，水仙式人物因从小的生活中缺少关爱与重视，遂变得自私，利己，好胜以及富侵略性。小寒为自己能够占用父亲而嫌恶母亲，离间父母感情，利用朋友。她的自私与心机完全不符合她“无暇”的家庭背景。小寒似乎拥有最完满幸福的家庭，甚至龚海立对她说，“你的家庭太幸福，太合乎理想了。我纵使把我的生命里最好的一切献给你，恐怕也不能够使你满意”。然而冷热自知，即使没有小寒的僭越与“比着”母亲的老，包办婚姻下的许父母感情是否如表面的那么完好也不得而知。母亲在琐碎的家务中日益沉默，父亲却愈发的优秀（有钱，有地位，有风度）；母亲的“不早管”与不具“父性”的父亲的宠溺使小寒养成自恋，自私，自我膨胀的品性。“她独占了父母的爱，却还要霸占母亲应有的一份”。

小寒又是天真的。她为使父亲不怀疑她，便极力撮合绫卿与龚海立，她顶着“天真”的娃娃脸取笑母亲，都只是因为她以为装作小孩一样就可以永远守着父亲的爱，“我就守在家里做一辈子孩子，又怎么着？不见得我家里有谁容不得我！”这看似没来由的辨白更暴露她自私单纯背后隐隐的自卑与恐惧。

对于小寒，作者张爱玲应该是怜惜并且无指责意味的。一如她笔下的女主角，安静平缓地演绎着自己的挣扎与努力，为爱争取时却又那么张牙舞爪，歇斯底里，聪明自私却又让人恨不得。小寒的爱是一种原始的，抛却伦理道德甚至是动物性的情感，不事雕琢。这种爱到头来只能是伤害，伤害他人，更伤害自己。

二、许母：半沓发黄的心经

无疑，许母的少女时代是苍白的，没有小寒那样开放的环境，十几岁便与许父结婚，有无感情不能断定，但那感情必定是不牢固的，中年后遭到女儿与丈夫的排挤，日日拿家务和花草来排遣那无法诉说的愁苦，渐渐变老，后半生尽透着不如意，一本都不到，只是半沓发黄的经书。

许母代表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另一类女性，她们是不起眼的，在家庭中可以忽视其存在的，她们甚至都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挂着丈夫姓的“太太”称呼。她们是太太，是母亲，唯独不是她们自己！是的，女人结婚后都由以前的随父到随夫，尤其在许太太的那个年代。她没有小寒的幸运能经历较开放的时代：无严父管教且婚姻自主。然而更不幸的是她在自己仅存的婚姻中，竟还被亲生女儿夺去了丈夫的爱。

在《心经》中，作者对许太太的着墨并不多，本身就暗示着她不受重视的地位。在小寒一句一个“爸爸”地给同学描画时，在小寒与许父进行“高级的调情”时，在钢琴上唯独没有摆许太太的照片时，这个悲剧女人的位置已经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她“整理椅垫子，擦去钢琴上茶碗的水渍”，她“把所有的烟灰都折在一个盘子里”，她绣着“挑花枕套”，她侍弄花草，她的生活节奏是零碎的，处境是尴尬的。她忍着女儿的奚落，受着丈夫的冷落，最难的是她眼看着丈夫与女儿一步步走向人性泯灭的**。这种委屈是可耻的无法诉说的，这种伤害更是微妙的，就像体内的一把刀，钝重钻心表面却又若无其事。

母亲在张爱玲的笔下从来都不是人们常想来的那么慈爱与高尚，张爱玲以残忍的笔触颠覆着母亲的传统形象，使之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自私，偏执，阴狠，几近变态。不过许太太似乎是个单纯的只会逆来顺受的悲苦女性，并且对女儿疼爱，包容，大度。实则，许母绝非“慈母”。在“闺阁政治”中，母女关系较之其他往往更显得疏离，复杂又微妙。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子女的亲疏关系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性格。小寒的“水仙型”性格以及引发的“恋父情结”与她从小缺少母亲的关爱不无关系。父母双方给与爱的不均衡以及母亲的“不早管”，让小寒渐渐偏向于依赖父亲并爱上父亲。当许太太沉迷于自己的不如意时，也扼杀了女儿对得到母亲关注的渴望。而当她有所察觉时，却装作不知，她只是为了“保全”家，保全自己在家的地位，保全自己赖以生存的保障。因此，许太太仍就没有成为张爱玲笔下的例外形象，她仍然是个自私而冷漠的母亲。

三、许峰仪：一本湿黏的心经

似乎一反张爱玲笔下一向残缺的男子形象，许峰仪家道正兴，温文尔雅，温存风趣，对女儿疼爱并尽力负责。但他依旧摆脱不了畸形的形象：对女儿有了男女之思。他外表正派刚强内心却优柔软弱，就像一本被不明液体浸透的经书，湿搭搭，黏糊糊。

对于读者，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许峰仪真的爱小寒吗？笔者认为，作为父亲，他那一定不是爱，是伤害；作为情人，他那更不是爱，只不过是中年男人对妻厌倦后换新鲜口味寻求刺激罢了。小寒奋不顾身的爱对他来说是“精神上的安慰”，当然也只能是“精神上”的，他受的教育，他的社会背景与地位，他的软弱性格不容许他胡来。然而，在小寒的对比之下，他究竟是不再爱许太太，对于“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他有了非分之思，也只能“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只好在另一个与小寒相像的年轻女子绫卿身寻求寄托。相比小寒的自私与心计，许峰仪更残忍，更自私，且多了虚伪。

小寒天真地以为许峰仪是在八楼阳台上的藤，虽然“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但在对许母不再有爱后，根本就无法躲得开她，更不会爱上别的女人。然而，也正像她自己总结的那样，“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而男人总不会是依附他物的“藤”。许峰仪根本就没有在她的掌握之中。也许是对女儿“白白耽搁”的愧疚，又或者是对仅仅是精神上的安慰不满足，终于，许峰仪在嚷了“要搬到乡下去”七八年后，在与小寒纠缠了七八年后，选择了决断这份不现实的感情。然而他却又选择了与小寒十分相像的绫卿，这决断又如此的拖泥带水，将他的优柔寡断与软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四、绫卿：现实中的许小寒

绫卿，一个受着新式教育却被封建家庭束缚着的年轻女性，在许峰仪眼中与小寒有一些相像。许峰仪的眼光是毒辣的，看透了这个女子的勇敢、坚韧、肯对自己狠心，还有女人特有的义无反顾，这样也就轻易“俘获”了她。在对自己的感情上绫卿拥有与小寒同样的决绝，不计后果。

在对于未来归宿的问题上，绫卿显得比同龄女孩更早熟稳重与有想法。在与女伴的交往中，她显得通透，聪明。在波兰取笑她时，她却一眼看透波兰的用意，“你要我取笑你，我偏不”，她看得穿小寒对男生的小把戏。与小寒的小心计相比，她更聪明的不动声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属于“新女性”：她在满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的前提下，宁愿放弃更适合的归宿需求，而去追求“自我需求”，虽然她的选择也只是限于依赖哪个男人做自己的保障。对于自幼丧父的的她来说，许峰仪依然是以既父亲又情人的角色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长辈式情人，比青涩的龚海立更能给她安全感。读者暂且抛却她言而无信，插足别人感情等道德指责不讲，绫卿与许太太相比，更敢于冲破封建禁锢和世俗约束，更值得赞赏，因为起码她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主见且愿意潇洒去争取。

然而，聪明的女子值得同情。绫卿的冲破，主见，也仅仅限于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自己看中的男人她仍没有以自己的角度去生存，因此她仍旧没有真正挣脱束缚，更无法真正“远走高飞”。女人，作为与男性并存于世的个体，千百年来却从没有真正地与男人平视，“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张爱玲借小寒之口，道出了深深的叹息。

五、解经

心心念念，纠结缠绕，一部部的心经在每个人心中百转千回。张爱玲用旁观者的口吻，冷冷地将这段无望的纠葛抛给读者，任读者唏嘘感叹，无法释怀。仅仅在故事结尾，小寒与母亲达成和解，让人同情的绫卿似乎也没有因为拆散别人感情而被读者憎恶，反而让读者欣慰：解脱了小寒与许峰仪，冰释了许家母女的隔阂，自己也有了归宿。然而，张爱玲绝不会如此乐观与平易，“荒凉”才是她残忍的最爱。

试想：许峰仪“抛家弃女”，选择了与小寒极其相像的绫卿，他真的能逃脱“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小寒的梦魇吗？他的软弱能支持住社会舆论与道德压力吗？小寒，她的心中多久才能抹去这段父女恋的阴影，她的自私，自恋以及单纯容许她平静走向未知吗？许太太，她什么都没有得到，只得到一个女儿与丈夫**，丈夫婚外情离家出走的冰冷事实。女儿走后，她的生活应该比侍弄花草更琐碎了吧。绫卿，前面已经说到，她如柳絮入水化为萍，改变了环境，但命运依旧。

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男性的爱与不爱，成为女性人生悲喜剧的直接导演。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无论是妻是女是友，荒唐也好，凄美也罢，永远跳不出男人的封锁！

在女权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的社会，外界给与再多的尊重与理解，女人，如果自己不首先从对男权的膜拜下解脱出来，就永远无法真正的获得解放。解放自己，救赎自尊，女性方能找到自己的天空。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一）、长袖善舞——高超的写作技巧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而有些只是一句话：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2）、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境，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也是历来所为人垢病之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这使其作品变得不够扎实，陈腐阴暗。应该说，这种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看这种学习和借鉴是否值得提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被否定和粉碎，重新建构，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三四十年代是这种语言的成长期，这时从旧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是肯定为文化潮流所不容的。但即使在新的文学语言成熟的今天，张爱玲作品的语言风格依旧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旧的文学语言汲取营养？张爱玲的文学语言直接从古白话小说中汲取材料，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晓畅、生动、传神，一如京剧中的西皮流水调，虽有做作的伊呀声，但一如流水般的宛转动人。作品中的有些词在当代语言中已经极少使用，如“匝、挫、浑头浑脑”，但不乏恰切妥贴之处。其二，在评价作家的同时，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时代和条件，在作家创作的当时，新文学语言并未成熟。相对而言，作家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完美圆熟了。诚然作家作品中不乏直接照搬和套用古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使语言生硬造做，成为恶俗滥调。但就于整体而言，她的中短篇小说成就已有定论，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即使在文学语言成熟丰富的今天，张爱玲的文学语言依旧属于佼佼者，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课题。

张爱玲作品中运用、体现出的传统的东方式的意境和情趣，将在其它章节简述。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世俗的小角色，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这些女性在传统封建思想中生存和挣扎，但最终依然逃脱不了既定的命运。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深刻的描写出来。

一、有违伦理的女性形象

（一）为母无有慈爱之心

母爱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情感，母亲常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她们善良、慈祥、温柔，为了儿女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却颠覆了我们对母亲的一贯理解，她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作了反常的描写，她笔下的母亲深受环境的制约，她们或无情、或自私、抑或是冷酷，在她们身上，读者很难找到醇厚温馨的母爱，狠心恶毒成了这类女性的代名词。

《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正常的女人，然而残疾的丈夫让她失去了身为女人该享受的权利，也无法享受爱情的甜蜜。于是她把爱慕的心思放到了姜季泽身上，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传统封建礼教使得曹七巧的爱慕注定是一场空。现实的无情，让曹七巧知道金钱的重要性。在分家之后，她变得更加像疯子，开始当起了恶母亲和恶婆婆。曹七巧本身是不幸福的，她性格的扭曲也体现在这里，她自己是不幸的，那么别人也不能幸福，这就是她变态的心理。这样一个阴鸷狠毒的人，首先是对身边的人下手了。她强制性地让女儿长安裹起了小脚，让女儿沦为亲戚朋友的笑柄；还找各种理由让长安放弃上学，甚至在长安有了爱情时，故意让长安吸上大烟，并且败坏长安的名声，把女儿推向深渊。而她的儿子长白也在曹七巧的教唆之下开始吸食大烟，甚至这位母亲还带着儿子谈论儿媳的闺房秘密，这样难以忍受的场景让儿媳被逼到绝望，最后凄惨离世，后来被扶正的姑娘也在一年后就吞鸦片自杀了。

这些丑事都来源于曹七巧的心理变态扭曲，因为她一个人的不幸福，导致了身边更多人的悲剧。在一开始她也是一个对人生有着美好愿望的女人，然而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黑暗，硬生生把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曹七巧身为一个女性和弱者，在追求金钱、权利、爱情方面都做出过自己的努力和无望的挣扎，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最终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二）为女行无尊孝之道

“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但是这辈子，他们是父女，必须只能是父女”，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这句话是用来形容父亲对女儿的宠爱，但这种爱必须是有界限且纯洁的。一旦逾越界限，爱就变成了枷锁，锁住家里的每一个人。在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中记述了一段违背世俗伦理道德的父女畸形爱恋。

女主人公小寒和父亲许峰仪和普通的父女关系不同，他们更像是一对恋人。小寒经常谈论自己的父亲，让同学都以为她没有母亲，甚至有人误以为小寒和父亲是一对情侣。在小寒的眼中，父亲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这个四十岁的中年男人，有钱有权，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小寒的心。小寒明明才20岁，有时候很孩子气，有时候又老气横秋。在许峰仪面前，她完全像个情人，有关心，有亲昵，有抱怨。两人的亲密，已经完全超越了父女该有的界限。小寒想做永远的小孩，在父亲面前，就可以永远得到疼爱。小寒对父亲的爱，爱到疯狂，爱到毫无理智。她曾和许峰仪说：“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小寒以为爸爸就是一条藤，一心想越过篱笆去，但外边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离了她，他无处可去。这看似直白的告白，暴露她自私单纯背后隐隐的自卑与恐惧。

小寒的爱情是自大而盲目的，她敢于挑战常理，却对于一个缺乏反叛精神的父亲来说，退缩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小寒的爱是一种原始的，抛却伦理道德的，不经雕琢的爱，这种爱到头来只会伤害他人，更伤害自己。正因小寒对父亲心理上过度依赖，才会使他们的家庭生活过得如此痛苦。许小寒对待这位异性的立场和情感直接关系到了她以后与异性相处的模式。很显然跟，小寒对待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有些剑走偏锋的，她的感情是热烈却极端的。

二、在婚恋中挣扎的女性形象

（一）为生存结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以结婚来求生存的女性。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情不能成就婚姻，它只是女人谋生的一种方式罢了，即便爱情与婚姻相背离，她们也会孤注一掷，因为物质、金钱才是她们择爱的首要标准，结婚也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娘家是中产之家，她原本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着普通幸福的生活，但对钱财的过度艳羡改变了她的婚恋观。只要能嫁给有钱人，即便是做妾她也毫无怨言，最终她不惜与娘家闹翻，做了香港富豪梁季腾的第四房姨太太。在丈夫死后，她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笔财产，这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是她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的。但她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在她心里，是婚姻让她能够衣食无忧的生活下去，纵然生活是凄凉孤寂的，她也依旧知足。可以说，是金钱桎梏了她，让她甘愿在婚姻的牢笼里打转。

“物欲”得到满足的女人，“情欲”就会成为第一需求，如果“物欲”得到满足后，“情欲”得不到满足，那必然就会感到无尽的空虚。年老色衰的梁太太为了得到年轻男人的青睐，利用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去“引诱”年轻人，以此来缓解自己的孤独。少女时代她用青春来换“物欲”的满足，年老时总是喜欢年轻男性，这是对自己少女时代“爱欲”的缺失的畸形补偿。

（二）为谋生情乱

张爱玲的作品中有一类女性，她们渴望爱，渴望归宿，但总是经历被抛弃的命运。她们哭过、闹过、爱过、恨过，到头来依然挣不过命运的安排,为了谋生只得不停换男人。她们刻薄又滥情，命运多舛，将命运交付给各色男人，换来的不过是些残羹剩饭，命运的暮钟敲响，依旧梦碎。

《连环套》中的女主人公霓喜，她一生前后与三个男人姘居，不是她不想嫁人，而是无人娶，只能姘。她从小被塞进这个关系里，从十二岁到六十岁，从反抗到认命到沉湎，一生都在这个姘居的套路里进去、出来，再进去、出来。没有别的路给过她，她也没有尝试过别的路。霓喜为了赢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地游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张爱玲用“姘居”一词说明，霓喜一直保持着未婚的身份，跟不同的男人同居。霓喜先后想用三种连环套来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然而不管是第一种的“少夫少妻”环套还是第二种的“老夫少妻”环套或是第三种的“异国婚姻”，其目的和结果都是相同的，霓喜始终只是男人们拿不出手的满足性需要的动物。她的最终被抛弃，宣告了霓喜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所作的一番挣扎没能得到任何东西。她的出路在哪里？也许霓喜还要不停地对不同的男人主设她的环套吧！为了获取生活保障，拿自己的身体作资本，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她们的生命都是畸形的，不幸的。 

“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轻松一点的高等调情，有性欲的嫖妓，还有就是姘居。”霓喜这个形象，是张爱玲对婚姻生活和关系的思考。霓喜一辈子都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没有给她一个名分，她精心编织的一个又一个套子，其实牢牢的将她自己套在了里面。

女人这一辈子，不管处于什么境地，若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男人身上，将自己当成商品，去换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当年华老去之后，女人一定会变得可悲又可怜，所有建立在物质上的感情，最是靠不住。

（三）妻性的缺失

张爱玲笔下男人没有爱情，女人也没有爱情，男女之间的爱情只是一场博弈，是各取所需的捆绑。男人到处沾花惹草，女人寻找长期饭票，没有互相温暖和慰藉，男人不顾家，女人也缺失妻性。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位妻性缺失的女性——白流苏。白流苏离了婚后一直生活在娘家，被认为是个累赘而为家庭所不容，她的出路就是去找一段婚姻来依附。她深知婚姻之苦却再次投向婚姻的罗网，用尽心机想要成为花花公子范柳原的合法妻子，无非是因为他有钱，可以获得终生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不寄身于兄嫂家过着屈辱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谈恋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男人，是件艰难、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可以放心。”与其说是一场爱情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只是“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防战”。只是屈服于外界的压抑而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因而在我、残缺中得到满足，从委屈中发现安慰，从不为感情而走向极端，尽管如愿后的寂寞和惆怅充斥了她的卑微的灵魂，但她还是笑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云报复她的兄嫂了。

她和范柳原的爱情，不是童话，是动荡时局中，两个孤独的人搭伙过日子。人人都以为白流苏嫁给范柳原是捡了大便宜，如果白流苏有得选，她或许不会嫁给这个的花花公子。因为那个时代，女性往往被命运扼住喉咙，婚姻不过是她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不论白流苏的结局看起来有多圆满，实际上她的人生底色依然是悲凉的。

从白流苏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其实从来都没变，“嫁出去了”，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女人成功的标志，若是这男人长的不差又多金，女人就有足够的理由趾高气昂。可这样的结局，真的算是幸福吗？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点破了所有女孩内心的虚荣与虚弱：你为什么会走进婚姻？你选择的那个人，那段情，是出自真心的爱与欣赏，还是不过因为要依靠他把你拉出生活的泥潭，在人前充充场面。

四、形构自我的女性形象

（一）矛盾统一的心理构建

张爱玲性格对作品的影响极深，由于张爱玲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因此其文学作品往往与张爱玲过往的经历相关，张爱玲根据自己所看所闻，经过艺术加工，从而形成了一部部文学作品。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女性是在父母的关爱中成长，作品中对于亲情的描写较少。同时，作品中对于“孤独”的表述较多，自身经历与精神状态致使张爱玲文学作品显现出苍凉、迷茫、不安的特点。张爱玲自身的性格特点造成其作品存在明显特征，作品中主人公形象心理往往表现出扭曲和矛盾的特点。

《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篇小说写于张爱玲的爱人胡兰成有了外遇，她离开胡兰成之后。小说中的红玫瑰王娇蕊是男主振保朋友的妻子，振保回了国，在一家外商公司谋了高职，租住老同学王士洪的屋子，邂逅了王士洪的妻子王娇蕊。

王娇蕊明媚任性、放浪却又不失童真。她会为了保持苗条而刻意只吃一点点主食，却放不下更容易让人肥胖的糖；她会在被人调侃脸上有肉的时候娇俏地说道："那是我去年吃的羊肉"；她会穿极绿的裙子搭配粉红色的内衬，却一点不显得违和。

从初见开始，佟振保就抑制不住自己对她的喜爱。于是在王士洪出去工作没多久，在王娇蕊有意无意的撩拨之下，他们就在一起了。很快，王娇蕊就深深陷入了对佟振保的爱之中无法自拔，她渴望和他永远在一起，还因此要求与王士洪离婚。

可是佟振保根本就没想过这些，虽然他心里也有她，但是他无法承受“与朋友之妻有染”这种消息对他名声带来的打击，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浪荡的女人做他的妻子。尽管王娇蕊再三表明自己的真心和改过自新的决心。最终佟振保从她的世界抽身，而她却依然选择了离婚。在爱情与名声事业中，佟振保与大多数男人一样选择了后者，而王娇蕊却如大多数女性一样选择奔赴前者。

张爱玲笔下的这朵“红玫瑰”与她有着相似之处，因为她和她一样对爱情有着如火的热情，即使胡兰成是有妇之夫的时候，张爱玲仍然一心一意地爱着他。

可是当佟振保与王娇蕊再次重逢时，王娇蕊不仅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妻子，更是个合格的母亲了。王娇蕊已经再次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她的形象与初识时已全然两样，比以前胖了，看起来也不再是以前活泼放浪的样子了，她变得规规矩矩，是一个可以娶回家的女人了，却失去了以往的神采。

张爱玲在妙趣横生的情节里勾勒出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下，女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红玫瑰”和“白玫瑰”代表的是两个极端，却都生活在困境里面。“红玫瑰”是热烈而奔放的，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可是最终还是没能摆脱世俗的枷锁，佟振保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男人们将道德的限制和行为的限制强加给女性，使她们总是生存在困境中，也因此她的求而不得似是必然的结果。

（二）循环往复的悲剧人生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形象一般较为丰满，在张爱玲笔下，当时女性往往会受到传统封建礼教的压抑和束缚，从而性格和心理上较为扭曲，失去了传统女性温良恭俭让的特点。这种心理和性格上的特点，使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通常易于沉沦苦海，进而酿成一段又一段的悲剧。

《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她曾和喜欢的人缔结了婚约，奈何父亲突然去世，作为家里的老大，为了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她决定牺牲自己，退掉婚约，当起了舞女。为了负担起顾家老小的开支，顾曼璐与风月场中结识的做小生意的祝鸿才结了婚。这男人虽然不十分有钱，起码负担得起顾家老小的开销。但是婚后，祝鸿才靠投机倒把赚了大钱，在外面花天酒地，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对她大打出手。

顾曼璐像一只被遗弃的金丝雀，囚禁在精致却冰凉的婚姻鸟笼中。后来得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顾曼桢有野心，为了守住自己顾太太的身份，不惜将亲妹妹送到丈夫的*爪之下，设毒计迫使妹妹顾曼桢被丈夫强暴，并要求顾曼桢为丈夫生子，从而保住自己有名无实的婚姻。只是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反而酿成一出悲剧，最终造成妹妹曼桢的生活受到影响，被爱人沈世均抛弃，也断送了姐妹亲情。 在曼璐这一角色之中，能够看到人性的扭曲，一方面，曼璐为了家庭和妹妹牺牲自己，做舞女来供养家人，另一方面，曼璐为了自己所谓的幸福，通过道德绑架妹妹，使其成为自己破裂婚姻的牺牲品。

女性在当时的时代已备受打压，而女性与女性之间还互相倾轧，不幸的女性意识到自身的不幸却没有丝毫的反抗，而是通过迫害另一名女性来寻找幸福，造成悲剧的循环往复，把悲剧拉进更可悲的深渊。

（三）自我意识的艺术再现

张爱玲是极具自我意识的作家，她以她独特细腻的笔触和精准到位的心理描写对人性中的恶进行揭露，对爱情、亲情进行的消解。她还属于一位读者意识非常强的作家，具备自身特定的隐含读者，符合她要求的读者需是有较强生活感的人，阶层性、时代性且有浓郁市民气息的，在生存与情欲里挣扎的众生，也就使得她的小说以叙事的形式来创作，对作者深层感悟进行灌注，并且又站在故事可读性、题材日常性、时代趣味性等多方面对大众读者进行引诱及投合，使大众需求得到满足。       

张爱玲现实的文字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觉醒后对女性无奈命运的感叹，不管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完成学业而投靠姑母梁太太，还是《金锁记》中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锁的性变态疯子的曹七，亦或《倾城之恋》中最后不得不完全将婚姻当成豪赌的白流苏，我们看到张爱玲笔下女人的最终结局大多都是像《连环套》中的霓喜那样：霓喜先后和多个男人同居，“她要男人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她千方百计想成为对方合法的妻子，为此她一次次算计和挣扎，最终却每每人财两空。

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为了获得物质生存，女人要依赖男人，女人追逐婚姻，是想通过婚姻取得一种经济上的保障。但她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尽管每个女性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尽管有个别女性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女性能作为人自主的存在，尽管她也许掌管了经济大权，占据了家长的位置。

人们从前述中，或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但其实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然而，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她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丢失了女性自我意识，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

《金锁记》里歹毒刻薄的曹七巧、《十八春》里的“红粉骷髅”曼璐等原来都是青春活泼、心理健康的女性，在经历了男权社会加诸的一切后，她们也蜕变成了“欺压同性”的刽子手，变本加厉地将痛苦付诸在同性身上；《连环套》中为了生计与人姘居的霓喜等，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求生的唯一职业，甘愿受男人的摆布；《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自艾自怜的孟烟鹂、《太太万岁》中的克已待人的陈思珍，为了极力维护自己的原配地位，完全丧失了一个人活着应有的骨气和尊严；而《十八春》里美丽懂事的曼桢、《多少恨》中自强自立的虞家茵，由于社会的黑影、金钱的诱惑、亲人的迫害，她们不但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连亲情、爱情和尊严都保不住，心甘情愿地依旧过着和旧式女性一样的生活。

作为真正了解女性现代社会生存环境的张爱玲，她笔下的女性，从白流苏、曹七巧，再到顾曼桢、霓喜，无论出于何种家庭，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不管是婚姻还是金钱等，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基础来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她们的主人公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结语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享受着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她们形象性格鲜明、遭遇不同，但是都具有悲剧色彩，揭示了当时社会中部分女性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痛苦挣扎，展现了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更加引人思考，也而是对现代社会的警示，尤其是在现代思想更加开放的社会，虽然女性获得独立，但仍需要加强对女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