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阮籍的咏怀诗

关于阮籍的咏怀诗,第1张

从古至今,阮籍咏怀诗(以下简称阮诗)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阮诗隐晦难懂,这是一大缺陷。其实,这正如有人说《左传》“富而艳”是“浮夸”,笔者认为,“隐晦难懂”正如“富而艳”一样,是一种艺术至境,而非阮诗的缺点。正由于阮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才鞭策着越来越多的诗评者和诗作家去解读和借鉴阮诗的精华,这正是阮诗充满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论之: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魏》。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答案补充

也可以简单概述如下:

阮籍<咏怀>诗向以"阙旨渊放,归趣难求"著称,这与其出色的艺术手法密不可分其艺术特色大体可分为六个:一是意象的象征性,二是曲折隐晦的抒情性,三是对比手法的大量运用,四是浓郁浪漫的玄思性,五是语言的"言近旨远",六是对五言的运用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在这些记录诗人政治感慨的诗中,阮籍用隐约曲折的形式表现了寓藏于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与愤懑,情绪往往愤激,辞旨往往隐晦。其中,《咏怀诗》(其一)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

 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为阮籍全部“咏怀诗”的序曲,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不能平静的苦闷心情。那么,作者何来这种苦闷的心情呢?

 阮籍所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期。司马氏集团与曹魏统治者为抢夺政权而激烈斗争,政治异常黑暗险恶。司马氏全面夺取了曹魏政权后,为巩固统治,肆行杀戮,铲除异己,与曹魏宗室及其它司马氏的敌对力量有牵连的社会名流很难有幸免。例如,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所以,“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残酷的屠杀与迫害,造成了魏晋文士对自身前途、社会命运的迷茫和恐怖,他们的生存和心灵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一苦衷含蓄的流露。本篇作为其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夜深人静,诗的主人公起而弹琴。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而鸣响的琴音,又寄托着诗人什么样的思绪呢?还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难道不是诗人内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吗?

 接着,诗人的注意力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诗人此时除了忧愁、苦闷和彷徨,还会有别的什么呢?如果把“孤鸿”比作魏王,“翔鸟”当指司马氏;如果把“孤鸿”比作诗人自己,“翔鸟”当为司马氏的爪牙。不管如何比喻,处于昏暗的社会之中,自己如何是好?作者似乎苦无知心可言,因而便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叹。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

 其实,阮籍年轻时曾胸怀儒家的济世之志。诗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志气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他经受了建安时代的积极精神的洗礼,因而“本有济世志”(《晋书》卷四九本传)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气吞山河的豪情。在《咏怀诗》(其三十九)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这些,正是阮籍青年时期不甘寂寞、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慷慨磊落的情怀的倾情表白。

 但是,由于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早期的济世志向渐趋破灭。阮籍的父亲阮瑀是隶属于曹家的文人小集团“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幕中任亲随吏员多年,是曹家的门生故吏,并深得曹氏父子的赏识。因此,阮籍在感情上是偏向曹魏政权的。他对司马氏的阴谋弄权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在道家思想中寻求精神依托,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躲避矛盾,不问世事。或者闭门读书,或者观山玩水,或者借酒佯狂,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与一些文人相继陷入权术的罗网而丧命相对照,阮籍则以谈玄纵酒、佯狂放荡等方式来寻求生存之道。《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他的许多轶事,例如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又传说,当司马昭提出要与阮籍联亲时,阮籍由于很难明拒,曾大醉达六十天之久,使司马昭无从进言而止,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阮籍是正始时期很多政治理想落潮的诗人的一个典型。在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之后,魏晋隐逸思想特别盛行,阮籍也与左思、陶渊明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阮籍等正始诗人本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针对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出于这种隐逸思想,虽然没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但追求逍遥、自我超脱难道不也是一种默默的抗争?

 虽然也曾有过痛苦地徘徊、消沉,虽然也曾有过对人生短暂的哀叹,然而阮籍等正始诗人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丧失生存的勇气,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一方面老庄思想浸润着他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在隐逸生活中仍然守正不阿,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其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这些也使得其执着的生命在隐逸中具有令人敬仰的亮色。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而作,是总计平生所作诗,总题为“咏怀”。是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

  主要作品有《咏怀诗》82首,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讽刺世俗庸人的虚伪和贪婪,文笔辛辣至极。辑有集13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近人有黄节著《阮步兵咏怀诗注》。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首先,“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这与阮籍其他咏怀诗的起调大不一样。所谓“感于哀情,缘事而发”,“师心以遣论”。这诗的起因应该不是自伤身世,苦无洁身之道那般简单。且阮籍在咏怀诗中最常用孤鸿,孤雁自喻,桃李尚惧成蹊,自己不会自言凤凰。其次,嗣宗写诗语气。“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显得既爱其才,又几分笑弄,更多无奈。况除却阮嵇当时没人能当凤凰之喻。“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短短二十字写的正是“性烈而才隽” “高情远志,率然玄远” 的嵇康。

这首诗运用了托物言志(或“比兴”“象征”)的手法;以凤凰自喻(或“象征诗人自己”)抒发了诗人孤独无奈的苦闷心情和壮志难酬(或“报国无门”)的悲伤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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