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追星女孩对偶像的感情，是属于爱情吗?

周杰伦对于很多90后的人来说，他是心里的第一个偶像，虽说结婚后的他以家庭为中心，出歌的速度也大不如前，可依然还是被广大粉丝喜欢着。很多人说粉丝对自己偶像的感情介于亲情爱情友情这三者之间，属于第四种感情，不过每个人对偶像的定义截然不同，所以导致了在其感情上的不同，下面就看看有着不同定义的人对自己偶像情感上的理解。

第一种情况便是偶像实力很出众，被他的实力给惊叹到的，如果是位歌手，就好比当你失恋之时，听他的歌会感到一丝治愈，又或许感同身受像此刻的自己一样，那这时他的歌就和你内心产生了共鸣，心里会有个暗示，觉得他和自己虽然素未谋面，但却有着相似的经历，换句话说就是很能相互理解，很懂自己，慢慢的就会把他的歌变成自己精神上的寄托，疗伤的港湾，后续出的新歌也会支持，虽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能得到认可，可那种期待感不会消失，反而会一直延续下去。

第二种类似于爱情，粉丝会把偶像当作自己的梦中情人，有些只会默默地关注他，所有的作品周边都会买，他发的动态都会看并且评论，会根据他的心情而改变自己的心情，因为怕打扰人家，所以选择了类似暗恋的方式。而些则比较激进，房间贴满偶像的海报，每次线下见面会都会去，还会疯狂的发表白留言，相当于偶像一有什么事自己就必须知道并且想方设法地参与进来，这种疯狂的爱，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能够理解的，明明知道不可能走到一起却还是那么义无反顾的付出。

第三种更倾向于亲情，有个词叫做妈妈粉，虽说有很多的人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毕竟年龄上的差距不是那么的大，况且妈妈这个称谓又是那么的神圣，所以导致了这种有点扭曲的爱，粉丝不知怎么解释，大多关心的点在于偶像的睡眠、饮食等等，反而他们的作品对粉丝来说都不及身体来得重要。

我认为追星还是要理性一点，有很多粉丝为了见偶像一面会跋山涉水到很远的地方，然而这仅仅为了见一面而已，可谁曾想过年迈的父母多久没有探望了，对他们的关心难道只有一条短信，一通电话而已吗？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世上来，才让你有机会见到自己偶像，不求一碗水端平，只求能像父母那偏一些，毕竟偶像会有很多人关注他关心他，然而父母只有自己关心。

这一类型综艺节目的存在更多的在于实现观众们对自己喜欢的明星拥有偶像剧般感情的愿望以及让观众们能够感同身受，一起探索感情中出现的纠纷与问题。

《女儿们的恋爱》、《一起相爱吧》等明星及素人恋爱的节目受到了大众的青睐和喜欢，有不少网友曾经评价道：在这些综艺节目中满足了自身磕cp的愿望需求，也拉近了大众和明星的距离，让人们在恋爱当中更能感同身受，也更容易参考经验和解决方法。这些节目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一、满足粉丝们的愿望

出于对自家偶像的崇拜和喜欢，所有的粉丝都希望自己的偶像能够找到好的归宿和伴侣。但是经纪公司的要求是非常严格和苛刻的，偶像们即使有了自己的男女朋友，经纪公司们也不会轻易同意公布。由此，粉丝们对娱乐圈中默契度高、关系较好的异性明星之间也会出现主动鼓励自己偶像们官宣的情况的出现。但是为了避免流言蜚语，或者影响明星发展资源及前途的情况出现，粉丝们这一小小的愿望以只能通过偶像上情感节目得以实现。

二、拉近明星与粉丝的现实距离

粉丝和明星一样都是普通人，但是因为有了包装，明星才变得万目闪耀。明星通过上情感节目的方式也能间接的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展现在粉丝面前，粉丝也会觉得明星非常接地气而更加崇拜追捧他们。另外，明星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同样会遇到许多的感情问题，在情感节目中亦然，如果明星在情感节目中能够积极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并解决问题，那无疑会给粉丝一个正面的激励影响。粉丝也会根据明星解决问题的措施，方法以及态度来带入到自己的情感生活问题当中来解决困扰，这也有利于粉丝的个人情感发展和生活延伸。当然了，这对偶像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压力性的挑战，他们在节目中必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免给粉丝带来不良的影响，他们也不能在这一类似节目中付出真实情感，不然影响的只有他们本身的前途发展。

真人情感节目的拍摄和大众对他们的追捧都使得这一类节目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必须在节目中展现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还要尽量避免该节目为粉丝们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一类的节目不仅具有现实性和客观性还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情感启迪作用。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讨论

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偶像崇拜对社会适应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时存在。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在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积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积极适应施加了一个显著的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概念清晰性起到了一个遮掩效应。

换句话说，偶像崇拜始于积极，也能促进青少年的积极适应，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反而会观察到积极适应水平的下降。这说明偶像崇拜可能对积极适应并没有负向的影响。

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影响到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时，使得其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降低，进而会降低个体的积极适应水平，即所谓的“物极必反”。

在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只有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间接作用，这表明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影响完全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来实现。

偶像崇拜始于一定的积极取向，能对个体积极适应产生正面的影响，比如对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情感依恋为个体带来情感上的寄托，同时缓解现实压力，带来生活的动力和希望。

粉丝群体内部强烈的认同感，使得个体有处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关系和社会身份的获得也丰富自我概念，有助于清晰认识和体验自我。

偶像自身成就、优秀品质和人生态度给青少年带来的榜样示范，指引并激励个体向着理想自我发展。

偶像崇拜带来的积极情绪，以及从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成就和他人积极反馈中获得的替代性积极体验，都对个体作为自我及与社会的联结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Fiske在《粉都的文化经济》中也提到，粉丝会对其所要存在的粉丝群体进行严格的自主挑选，然后在相应的粉丝社群里进行交谈、传播、填补、重组、再造等行为，在不同粉丝群体中都存在着自己生产和流通的符号内容和粉丝文化。

因此粉丝社群的分界线非常分明，这对粉丝身份的区隔与强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选择与区隔给粉丝提供了对自身社会形象和社会经验做出自利的、功能性的理解的机会。

换言之，通过喜欢和认同某些形象，利用这种状态和态度来获得自我赋权，回归到自我以控制自身某方面特征的意义，使得对自身的某些想法合理化，在适应自我和环境的同时获得自我独立，从而有可能转化为有力的社会行为。

但不可忽视的是，偶像崇拜也会给个体适应带来消极影响，当然，消极影响的来源不局限于个体自身的偶像崇拜行为，也受到偶像和粉丝群体等行为参照有失偏颇的影响，或可能来源于他人对其偶像或粉丝身份的指责与抹黑。

从个体本身的崇拜行为来看，程度越高，其情感投入也越多，越容易陷入盲目认同和过度理想化，使得个体摒弃现实中自我的发展，忽视对自我的关注，逃避在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之中，从而不能正面、清晰地认识自我，进而影响自身对社会的适应。

偶像崇拜程度较高的个体也可能沉溺在自己所构建的与偶像的亲密关系中，为了获得这种亲密关系的确认和满足，企图打破与偶像的遥亲感和边界感，而现实中这种幻想的亲密关系不可能被满足，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等，因此产生不一致感。

此外，偶像和粉丝身份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他人对粉丝群体的偏见，以阶级思想的精英主义视角来对偶像崇拜内容划分高下，或当他人批判、否定和抹黑其偶像及所在粉丝群体时，个体也会感受到相应的威胁。

而个体自我概念的构建与整合需要他人的评价和反馈，即镜像我的内容，因此这种威胁会影响个体对自我概念内容的整合，进而影响自我对社会的适应。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讨论

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偶像崇拜对社会适应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时存在。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在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积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积极适应施加了一个显著的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概念清晰性起到了一个遮掩效应。

换句话说，偶像崇拜始于积极，也能促进青少年的积极适应，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反而会观察到积极适应水平的下降。这说明偶像崇拜可能对积极适应并没有负向的影响。

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影响到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时，使得其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降低，进而会降低个体的积极适应水平，即所谓的“物极必反”。

在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只有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间接作用，这表明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影响完全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来实现。

偶像崇拜始于一定的积极取向，能对个体积极适应产生正面的影响，比如对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情感依恋为个体带来情感上的寄托，同时缓解现实压力，带来生活的动力和希望。

粉丝群体内部强烈的认同感，使得个体有处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关系和社会身份的获得也丰富自我概念，有助于清晰认识和体验自我。

偶像自身成就、优秀品质和人生态度给青少年带来的榜样示范，指引并激励个体向着理想自我发展。

偶像崇拜带来的积极情绪，以及从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成就和他人积极反馈中获得的替代性积极体验，都对个体作为自我及与社会的联结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Fiske在《粉都的文化经济》中也提到，粉丝会对其所要存在的粉丝群体进行严格的自主挑选，然后在相应的粉丝社群里进行交谈、传播、填补、重组、再造等行为，在不同粉丝群体中都存在着自己生产和流通的符号内容和粉丝文化。

因此粉丝社群的分界线非常分明，这对粉丝身份的区隔与强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选择与区隔给粉丝提供了对自身社会形象和社会经验做出自利的、功能性的理解的机会。

换言之，通过喜欢和认同某些形象，利用这种状态和态度来获得自我赋权，回归到自我以控制自身某方面特征的意义，使得对自身的某些想法合理化，在适应自我和环境的同时获得自我独立，从而有可能转化为有力的社会行为。

但不可忽视的是，偶像崇拜也会给个体适应带来消极影响，当然，消极影响的来源不局限于个体自身的偶像崇拜行为，也受到偶像和粉丝群体等行为参照有失偏颇的影响，或可能来源于他人对其偶像或粉丝身份的指责与抹黑。

从个体本身的崇拜行为来看，程度越高，其情感投入也越多，越容易陷入盲目认同和过度理想化，使得个体摒弃现实中自我的发展，忽视对自我的关注，逃避在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之中，从而不能正面、清晰地认识自我，进而影响自身对社会的适应。

偶像崇拜程度较高的个体也可能沉溺在自己所构建的与偶像的亲密关系中，为了获得这种亲密关系的确认和满足，企图打破与偶像的遥亲感和边界感，而现实中这种幻想的亲密关系不可能被满足，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等，因此产生不一致感。

此外，偶像和粉丝身份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他人对粉丝群体的偏见，以阶级思想的精英主义视角来对偶像崇拜内容划分高下，或当他人批判、否定和抹黑其偶像及所在粉丝群体时，个体也会感受到相应的威胁。

而个体自我概念的构建与整合需要他人的评价和反馈，即镜像我的内容，因此这种威胁会影响个体对自我概念内容的整合，进而影响自我对社会的适应。

我的偶像是星爷，我对他最大的付出是美人鱼的票，现在的感想是，其实我可以在百度上看，把**票用来宵夜吃。所以说，看个人的，如果比较抠门而且还懒惰的粉丝，比如说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是比较富有活力而且还勤劳的粉丝，应该在粉丝出现的场所做很多事情吧。不过话说回来，星爷是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是星爷，和我一起支持星爷，如果说要在一张星爷的签名和火锅店券中选择，签名给你，券给我，别看，我就是这么义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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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偶像崇拜始于积极，也能促进青少年的积极适应，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反而会观察到积极适应水平的下降。这说明偶像崇拜可能对积极适应并没有负向的影响。

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影响到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时，使得其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降低，进而会降低个体的积极适应水平，即所谓的“物极必反”。

在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只有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间接作用，这表明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影响完全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来实现。

偶像崇拜始于一定的积极取向，能对个体积极适应产生正面的影响，比如对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情感依恋为个体带来情感上的寄托，同时缓解现实压力，带来生活的动力和希望。

粉丝群体内部强烈的认同感，使得个体有处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关系和社会身份的获得也丰富自我概念，有助于清晰认识和体验自我。

偶像自身成就、优秀品质和人生态度给青少年带来的榜样示范，指引并激励个体向着理想自我发展。

偶像崇拜带来的积极情绪，以及从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成就和他人积极反馈中获得的替代性积极体验，都对个体作为自我及与社会的联结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Fiske在《粉都的文化经济》中也提到，粉丝会对其所要存在的粉丝群体进行严格的自主挑选，然后在相应的粉丝社群里进行交谈、传播、填补、重组、再造等行为，在不同粉丝群体中都存在着自己生产和流通的符号内容和粉丝文化。

因此粉丝社群的分界线非常分明，这对粉丝身份的区隔与强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选择与区隔给粉丝提供了对自身社会形象和社会经验做出自利的、功能性的理解的机会。

换言之，通过喜欢和认同某些形象，利用这种状态和态度来获得自我赋权，回归到自我以控制自身某方面特征的意义，使得对自身的某些想法合理化，在适应自我和环境的同时获得自我独立，从而有可能转化为有力的社会行为。

但不可忽视的是，偶像崇拜也会给个体适应带来消极影响，当然，消极影响的来源不局限于个体自身的偶像崇拜行为，也受到偶像和粉丝群体等行为参照有失偏颇的影响，或可能来源于他人对其偶像或粉丝身份的指责与抹黑。

从个体本身的崇拜行为来看，程度越高，其情感投入也越多，越容易陷入盲目认同和过度理想化，使得个体摒弃现实中自我的发展，忽视对自我的关注，逃避在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之中，从而不能正面、清晰地认识自我，进而影响自身对社会的适应。

偶像崇拜程度较高的个体也可能沉溺在自己所构建的与偶像的亲密关系中，为了获得这种亲密关系的确认和满足，企图打破与偶像的遥亲感和边界感，而现实中这种幻想的亲密关系不可能被满足，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等，因此产生不一致感。

此外，偶像和粉丝身份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他人对粉丝群体的偏见，以阶级思想的精英主义视角来对偶像崇拜内容划分高下，或当他人批判、否定和抹黑其偶像及所在粉丝群体时，个体也会感受到相应的威胁。

而个体自我概念的构建与整合需要他人的评价和反馈，即镜像我的内容，因此这种威胁会影响个体对自我概念内容的整合，进而影响自我对社会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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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偶像崇拜对社会适应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时存在。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在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积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积极适应施加了一个显著的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概念清晰性起到了一个遮掩效应。

换句话说，偶像崇拜始于积极，也能促进青少年的积极适应，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反而会观察到积极适应水平的下降。这说明偶像崇拜可能对积极适应并没有负向的影响。

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影响到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时，使得其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降低，进而会降低个体的积极适应水平，即所谓的“物极必反”。

在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只有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间接作用，这表明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影响完全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来实现。

偶像崇拜始于一定的积极取向，能对个体积极适应产生正面的影响，比如对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情感依恋为个体带来情感上的寄托，同时缓解现实压力，带来生活的动力和希望。

粉丝群体内部强烈的认同感，使得个体有处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关系和社会身份的获得也丰富自我概念，有助于清晰认识和体验自我。

偶像自身成就、优秀品质和人生态度给青少年带来的榜样示范，指引并激励个体向着理想自我发展。

偶像崇拜带来的积极情绪，以及从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成就和他人积极反馈中获得的替代性积极体验，都对个体作为自我及与社会的联结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Fiske在《粉都的文化经济》中也提到，粉丝会对其所要存在的粉丝群体进行严格的自主挑选，然后在相应的粉丝社群里进行交谈、传播、填补、重组、再造等行为，在不同粉丝群体中都存在着自己生产和流通的符号内容和粉丝文化。

因此粉丝社群的分界线非常分明，这对粉丝身份的区隔与强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选择与区隔给粉丝提供了对自身社会形象和社会经验做出自利的、功能性的理解的机会。

换言之，通过喜欢和认同某些形象，利用这种状态和态度来获得自我赋权，回归到自我以控制自身某方面特征的意义，使得对自身的某些想法合理化，在适应自我和环境的同时获得自我独立，从而有可能转化为有力的社会行为。

但不可忽视的是，偶像崇拜也会给个体适应带来消极影响，当然，消极影响的来源不局限于个体自身的偶像崇拜行为，也受到偶像和粉丝群体等行为参照有失偏颇的影响，或可能来源于他人对其偶像或粉丝身份的指责与抹黑。

从个体本身的崇拜行为来看，程度越高，其情感投入也越多，越容易陷入盲目认同和过度理想化，使得个体摒弃现实中自我的发展，忽视对自我的关注，逃避在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之中，从而不能正面、清晰地认识自我，进而影响自身对社会的适应。

偶像崇拜程度较高的个体也可能沉溺在自己所构建的与偶像的亲密关系中，为了获得这种亲密关系的确认和满足，企图打破与偶像的遥亲感和边界感，而现实中这种幻想的亲密关系不可能被满足，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等，因此产生不一致感。

此外，偶像和粉丝身份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他人对粉丝群体的偏见，以阶级思想的精英主义视角来对偶像崇拜内容划分高下，或当他人批判、否定和抹黑其偶像及所在粉丝群体时，个体也会感受到相应的威胁。

而个体自我概念的构建与整合需要他人的评价和反馈，即镜像我的内容，因此这种威胁会影响个体对自我概念内容的整合，进而影响自我对社会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