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 屠格涅夫俄罗斯女郎是个什么样的人?

问语——声音慢吞吞、不响亮，语调冷冰冰，语句长，陈述一切苦难，从反面表现正义事业的艰难，衬托出女主人公的坚强性格。

答语——简短，坚决，果断，直接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坚强性格

评语——表现出女主人公品格的伟大，也暗示出这种人物性格不被广泛理解造成的悲剧性。

神态描写

仅一句，“姑娘埋下了头……”忍受着屈辱，显示出女性特有的坚强。

心理描写

贯穿在语言描写和神态描写之中。女主人公表现出性格的一致性，还伴随着心理活动的波澜，即在表现坚强的性格的同时，又有忍受屈辱、复又更坚强这一插曲。渐次高昂之中，有间歇、转折和新的起点，避免了平铺直叙。

环境描写

面对阴森黑暗的大楼，俄罗斯姑娘还是毅然跨进了门槛，可见其性格的坚强。

1）屠格涅夫只希望如1861年那样温和的改革，而不能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倡导的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以至从内心深处感到革命、流血、暴力，是一种应该感到内疚的“犯罪”行为 2）“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象征目前的困难）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代表日后的困难）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象征不被理解，革命者是为了解放人民群众而献身的。然而可悲的是革命者的高尚行动，不一定会被解放的人民群众所理解，甚至还有人会对他们抱怀疑和敌视的态度） 总：逐层叠加，逐渐加深。从肉体的痛苦到精神的折磨 3）通过虚幻的梦境，讴歌了俄国社会现实中的优秀分子，着力表现他们的崇高信仰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从“俄罗斯的姑娘”身上，人们可以看到索菲亚式的革命者水晶般纯洁的灵魂。 4）"傻瓜"的咒骂象征着市侩主义者对革命者的不理解和诬蔑。 "一位圣人"的赞叹象征着人民群众对革命的赞颂。

  我看见一幢巨大的楼房。

  下面墙上是一道敞开的窄门，门里——阴森黑暗。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一个俄罗斯姑娘。

  那望不透的黑暗散发着寒气；随着冰冷的气流，从大楼深处传出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

  “噢，是你呀，你想跨过这道门槛？你可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你？”

  “知道。”姑娘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侮辱、监牢、疾病，还有死亡本身？”

  “知道。”

  “彻底的隔绝，孤独？”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能忍受一切痛苦，一切打击。”

  “不仅敌人的打击，而且是亲人的、朋友的打击？”

  “对……即使是他们的打击。”

  “好。你准备去牺牲？”

  “对。”

  “去做无名的牺牲？你会死掉——而没有人……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满怀尊敬纪念着的人是谁！”

  “我既不需要感激，也不需要怜悯。我不需要名声。”

  “你准备去犯罪？”

  “我也准备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那声音没有马上提出问题。

  “你知道吗，”它终于又说话了，“你可能放弃你现在的信仰，你可能认为你是受了骗，是白白毁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我也知道。反正我想要进去。”

  “进来吧！”

  姑娘跨过了门槛——于是一张重重的帘子在她身后落下。

  “傻瓜！”有人从后面咬牙切齿地骂她。

  “圣女！”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这一声回答。

屠格涅夫。《门槛》作者是屠格涅夫，译者是巴金。《门槛》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写的一首散文诗。屠格涅夫，俄国小说家，成名作是《猎人笔记》，六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俄国19世纪40-70年代的"社会历史编年史"。此篇诗是散文诗，是用对话体来组织全文的。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1818～1883)，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1818年11月 9日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自幼目睹母亲专横任性，虐待农奴，开始对农奴制产生厌恶，后来他立下“汉尼拔誓言”，表示决不同农奴制妥协。 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1837年毕业。 1838至1841年在柏林大学修习哲学、历史和希腊、拉丁文。在这期间同巴枯宁和尼·斯坦凯维奇接近。回国后在内务部供职两年。 1842年底认识别林斯基，不久又同别林斯基周围的作家们交往，在西欧派思想指导下开展文学活动。他与别林斯基结成至交，受后者熏陶，加强了反农奴制和反斯拉夫主义的志向，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 1847年初出国旅行，同在萨尔斯堡养病的别林斯基一起度夏，《猎人笔记》中的几篇特写，就是在别林斯基的直接影响下写成。 1848年2月他奔赴巴黎,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工人起义。1850年回国。沙皇政府早已被他从1847年以来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刊出的《猎人笔记》的反农奴制倾向所触怒，1852年借口他违反禁令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字，把他拘留一个月，并遣回原籍，迫使他在警察监视下，在自己的庄园斯帕斯克村居住了一年半。但他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又写了揭露农奴制的中篇小说《木木》，其中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自己母亲为原型的。 屠格涅夫从1847年起为《现代人》杂志撰稿，到1860年止共合作了13年，而1850至1856年之间是他同《现代人》联系最密切的时期。此后，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渐渐同《现代人》中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他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反对农奴制，并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却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农奴制改革年代在他思想和创作的发展中几乎是分水岭，正是这时他同《现代人》公开决裂。1862年底，身在国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逃亡伦敦的巴枯宁等人有牵连（所谓“32人案件”），沙皇政府召他回国受审，他借故拖延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还捐献两枚金币以慰劳镇压波兰起义的受伤兵士，为此受到革命阵营的猛烈抨击。 从1863年起，屠格涅夫同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一起住在巴登—巴登。维亚尔多是法国著名歌唱家，1843年随意大利歌剧团到彼得堡演出，开始同屠格涅夫认识，以后成为终生密友。他多次出国和侨居国外都同她有关，她给他的创作也留下深刻的痕迹。1871年普法战争后，他同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巴黎，直到逝世。在这里，他同法国名作家福楼拜、埃·龚古尔、左拉、都德以及莫泊桑亲密交往，同时通过自己的翻译和介绍，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欧美的广泛传播。他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最后也是最久的一次是1880至1881年。1882年初患脊椎癌，次年9月3日病逝于巴黎。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 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时代就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诗剧《斯杰诺》，1834）。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巴拉莎》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为别林斯基所赞许。第一部散文作品是184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安德烈·柯洛索夫》。此后的叙事诗《地主》（1846）和中篇小说《彼土什科夫》(1848)，则使人明显地感觉到自然派和果戈理的影响。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标志着他完成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其主题是农奴制下农民同地主的关系。作者在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景色的背景上，以深厚的人道主义，表现俄国农民的民族特征、他们的精神品质和才华（《霍尔和卡里内奇》、《歌手》、《白净草原》等），描写他们在农奴制下贫困无权、备受侮辱和压榨的境况（《事务所》、《莓泉》、《活尸首》），揭露地主的假仁慈和凶残本性（《总管》、《两地主》）。列宁在揭露一个自由主义贵族的“人道”时曾引用过《总管》中地主宾诺奇金的形象。加里宁认为，屠格涅夫在本书里“把农奴表现为象所有的人一样配享人权的人”。谢德林说，这本书“……对于那些以人民及其困苦为对象的整个文学来说是开风气之先”。屠格涅夫原来还想写一篇农民反抗地主、强迫他吃下八普特黑土的特写《食地兽》，但考虑到审查条件，没有实现。这部特写集的特色是如实地朴素地描写农村生活，在平淡的日常现象中揭示诗意的方面，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感染读者。在创作《猎人笔记》的同时，屠格涅夫还写了一些剧本，其中有反映贵族生活和风习的《缺钱》(1846)和《贵族长的早餐》（1849上演,1856发表）,描写“小人物”的《单身汉》(1849)、《食客》（1857）以及关于两种心理典型之间的冲突的《物从细处断》（1848）。而在最著名的剧本《村居一月》(1855)中则开始表现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冲突的主题。 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社会现象,是屠格涅夫的主要特点。他的创作的极盛期是50至60年代初，这正是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时期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转折点，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50年代初他写的一些中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和《雅科夫·帕辛科夫》(1855)，曾勾勒过“多余的人”的形象，185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更为这类“多余的人”塑造了著名的典型。《罗亭》的故事发生在40年代初，当时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想发展上还起着进步作用。罗亭是一个小贵族，他善于思索，满怀理想，能以激情洋溢的语言，在人们心中唤起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崇高思想的愿望（在此书的1860年新版中，作者还让他战死在1848年巴黎的革命街垒上）。但他意志薄弱，空想多于生活知识,缺乏实践能力。在他和娜塔莎的恋爱中,暴露出他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仆仆风尘,虽然对别人起了启蒙作用，自己却一事无成。中篇小说《浮士德》(1856)，特别是《阿霞》(1858)，也通过悲剧性爱情故事描写了同类的典型。第二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1859)的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也属于“多余的人”的形象。作为40年代初贵族中的优秀分子，他寻求克服言行脱节和脱离人民等缺点的新的生活道路，却缺乏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无法避免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而这些是通过他同丽莎的关系、通过他的个人幸福同道德义务、同改善农民境况的社会义务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人幸福之不能实现等而艺术地表现出来的。这部长篇小说结构谨严，情节紧凑，诗意洋溢，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屠格涅夫把眼光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长篇小说《前夜》(1860)描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女主人公叶莲娜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精神觉醒和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渴望。她所钟情的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是一个燃烧着民族解放激情、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性格坚定,目标明确，具有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正好是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自觉的英雄人物。这个形象反映了50年代末俄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表明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已逐渐从贵族转入平民知识分子手中。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肯定这部小说的成功，同时指出需要有同内部的“土耳其人”作斗争的、俄国自己的英沙罗夫，并断言“前夜离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也就是说，俄国将发生革命。屠格涅夫不能接受这个革命的结论。他同《现代人》早有分歧，现在它不听他的劝阻而发表了这篇论文，成为双方决裂的直接原因。在下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里，屠格涅夫终于在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中找到了“新人”。小说中“子”与“父”的矛盾，实际上是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之间的矛盾。子辈的代表、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坚强、沉着、自信，重视实际行动，专心科学实验。他不仅否定艺术、诗歌,而且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也就是否定专制农奴制度的一切。他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说这就意味着是“革命者”。屠格涅夫说这部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巴扎罗夫在精神品质和道义上也确实压倒了父辈代表、贵族保守派巴威尔。但作者对巴扎罗夫的态度是矛盾的，不仅有时流露出对他的反感，还在作品下半部让他因爱情失败而变得怀疑、悲观，以至赍志而没。小说引起了不同阵营的激烈争论。民主刊物纷纷谴责作者诽谤年轻一代，只有赫尔岑和皮萨列夫对这个主人公作了比较肯定的评价。《父与子》的艺术特色和《罗亭》、《贵族之家》不同，很少抒情气息和风景描写。 在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猖狂反动的时期，屠格涅夫的思想发生危机，创作转入低潮。他对社会斗争感到厌倦，企图遁入艺术和美的世界。1864年和1865年先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幻影》和《够了》表现出唯美主义和悲观情绪。1867年发表的《烟》，写的是1862年的事，把社会政治运动比作一团轻烟，认为到头来只是一场虚空。小说里既有对贵族反动分子的揭露，也有对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者的歪曲。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问世的《旅长》(1868)、《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普宁和巴布林》(1874)和《表》(1876)等中、短篇小说，有的取材于作者早年听到的家庭传说，有的是他本人或亲友过去生活中的真事，他仿佛抛弃了迫切的社会题材，沉湎在回忆之中。在《烟》发表10年以后，才又写出了他最直接最广泛地反映社会运动的、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7）。他对“到民间去”的革命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的激情表示敬意，但又怀疑他们的斗争目标和方法，赋予主人公涅兹达诺夫以哈姆雷特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也讽刺70年代完全转向反动的自由主义贵族官僚，淋漓尽致地刻画他们的卑鄙本质。作家寄希望于能够深翻俄国“处女地”的“深犁”──新兴资产者沙罗明，在他身上寄托自己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晚期的主要作品是《散文诗》(1878～1882)。这部优美的散文集的内容和倾向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表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如《门槛》、《俄罗斯语言》）,有的则充满怀疑和悲观情调(如《斯芬克斯》、《无巢》、《蔷薇曾经多么娇美……》）。他还写了脱离现实主义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爱的凯歌》(1881)、《死后》(即《克拉拉·密里奇》，1883)等。 屠格涅夫说过：“……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他确实忠于这个现实主义原则，有时甚至能超出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他虽然长期侨居国外，却能迅速及时地反映俄国社会现象。他的全部创作几乎成了19世纪40至70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屠格涅夫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感情，笔下的主人公很多和祖国命运密切相关。他对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以擅长塑造少女形象著称。《罗亭》等长篇和《阿霞》、《初恋》(1860)、《春潮》等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写得跃然纸上。屠格涅夫善于写景，能够刻画自然景色的瞬息万变，又能赋予诗意和哲理，有时还赋予象征意义；这些描写不仅是人物心境变化的反映，而且往往成为情节转折的契机。屠格涅夫是真正的语言艺术家，对俄罗斯语言规范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列宁在列举俄国的语言大师时，首先提到了他。他的风格简洁、朴素、细腻、清新，富于抒情味。他的忧郁的气质，又使作品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屠格涅夫生前就已享有国际声望，是俄国文学史上最早受到欧美重视的作家。他的创作技巧和心理分析艺术对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作家颇有影响。在中国他的作品介绍较早，《新青年》从1915年第一期起连载《春潮》，次年又节译了《初恋》。解放前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翻译成中文，不少译本出自中国名作家之手（如巴金译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丽尼译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等），无论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有所裨益。

姑娘的形象是一个具有伟大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她具有四个“不怕”和永不后悔，至死不渝的高尚品质。

作者：屠格涅夫，俄国小说家，《猎人笔记》是成名作，六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俄国19世纪40-70年代的“社会历史编年史”。此篇诗是散文诗，是用对话体来组织全文的。

　　文章的开头，作者就通过自己虚幻的梦境(《门槛》的副标题是“梦”)，推出了一组象征性形象：“一座大楼”，象征着人类社会生活中伟大而又壮丽的事业革命；“门里一片阴森的黑暗”，“发散着寒气”，象征沙俄专制制度的黑暗统治和革命者所处的恶劣环境；“高高的门槛”，象征横阻在革命者面前的一切艰难险阻。

　　站在这“高高的门槛前”的，是“一位姑娘……一位俄罗斯的姑娘”。这个姑娘，象征索菲亚式的女革命家。作品开头几句把读者的思路从梦境一下子带到现实的俄国，引起人们对现实中的“俄罗斯的姑娘”的联想；“一个慢吞吞的、不响亮的声音”，象征革命事业对有志者提出的考验；最后两行的“傻瓜”和“圣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揭示出市侩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只要循着这些具体、生动的象征性形象的轨迹进入屠格涅夫给你描绘的意境，你就会豁然开朗，这篇散文诗的寓意是多么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门槛》的主题是通过梦境来表现的，所以，从表面上看，全文自始至终给人以虚幻、朦胧的感觉，正如人们在梦中所能见到的那样。结尾处用了“有人”和“不知从什么地方”两个不确定的词，似乎“傻瓜”和“一个圣人”这两个声音是山谷里飘来的回声。这些与全文的象征手法融为一体，使文章的结构严谨、协调自然。

　　《门槛》全文共四百来字，短小精悍，朴素无华，十分纯净。没有任何修饰，连描绘性的词藻都很难找到。全部笔墨只用来勾勒出一个决心跨越“门槛”的女革命家形象，充分显示出她为事业献身的内在的壮美。

　　《门槛》避开了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过程，只写心理活动的结果，这也大大浓缩了作品的内容。例如，当问到“你还准备犯罪”时，作者只写了结果：“姑娘埋下了头……”如此果敢无畏的女郎竟然埋下了头，其痛苦抉择时的心理是多么复杂就不待细说了。屠格涅夫语言的简洁、朴素，并不意味着单调、枯涩，而是紧凑、凝练又不失其细腻，清新淡雅又不失其含蓄。

　　 《门槛》作为屠格涅夫散文诗中的代表作，在艺术上集中表现了作者所写散文诗的特点：简单而又深刻，朴素而富有哲理，情、景、理、事配合默契，既含蓄，又明晰，既连贯，又跳跃，使人读后回味无穷

伊·谢·屠格涅夫

（1818-1883）俄国作家。母亲是大农奴主，童年在母亲的大庄园里度过。　这个极其富有的地主之家在三个方面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一，他的父母非常关心儿子的教育，聘请了最好的老师培养他，使他在15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俄国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并于3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后来他又到德国留学深造。

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中是受教育程度最高、读外国文学作品最多、与西欧作家交往最早的作家。第二，屠格涅夫一生基本持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政治上，他主张对俄国社会实行渐进的改革，不赞成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种态度完全是受家庭的影响。

第三，他亲身体验了由他母亲主持的农奴主教育方式的野蛮，同时也目睹了农奴主摧残农奴的种种暴行，因而屠格涅夫从幼年时就产生了对农奴制的反感。

这种反感后来形成了他精神世界中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因素，使他在17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初期跟革命民主派的批评家们站在了一起。1852年，屠格涅夫的随笔集《猎人笔记》使他进入俄国杰出作家的行列。

作品中鲜明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极大关注，并借故把他拘留，后又流放近两年。

屠格涅夫写得最多的是两类知识分子：他在5部长篇小说即1856年的《罗亭》、1859年的《贵族之家》、1860年的《前夜》、1867年的《烟》、和1877年的《处女地》里，刻画的主人公或中心人物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