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什么风格的诗人

　　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的白居易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那么你知道这位诗人的诗作风格是怎样的吗如果你想知道了别错过了这篇文章哦，赶紧和我我一起来了解这位诗人吧!

诗风介绍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 政治 讽喻。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 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轶事 典故

　自酿美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 历史 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 除夕 赏乡邻”的 故事 在渭北一代流传。

　藏书故事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1 白居易 遗爱寺

2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生平

3 白居易的成功秘诀

4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生平事迹

5 给白居易先生的一封信

6 关于白居易的作文素材

　　京兆府新栽莲原文赏析 篇1

　京兆府新栽莲|作品介绍

　《京兆府新栽莲（时为盩厔县尉趋府作）》的作者是白居易，被选入《全唐诗》的第424卷第12首。这首诗作于元和二年(807)。

　京兆府新栽莲|原文

　《京兆府新栽莲（时为盩厔县尉趋府作）》

　作者：唐·白居易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青泥污，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京兆府新栽莲|注释

　①作于元和二年(807)。

　②田田:水草叶漂浮貌。乐府古辞《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③得地:唐人口语，谓得其所。

　京兆府新栽莲|作者介绍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后人称白香山、白傅、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是唐代的杰出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对白居易称“诗魔”、“诗王”、“诗豪”、“诗史”等，日本学界则称白居易为“诗神” 。其实，在唐代对白居易的称呼是“诗仙”之称，请看唐宣宗的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由校书郎累官至左拾遗。在此期间，他关心朝政，屡屡上书言事，并写了不少讽谕诗，要求革除弊政，因而遭权贵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他历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地刺史。官终刑部尚书。

　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与元稹一起，倡导旨在揭露时弊的“新乐府运动”，写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深刻批判。在艺术上，白居易诗以平易晓畅著称，在当时就流布很广。有《白氏长庆集》，存诗近三千首，数量之多，为唐人之冠。

　京兆府新栽莲|繁体对照

　《京兆府新栽莲（时为盩厔县尉趋府作）》

　作者：唐·白居易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青泥污，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京兆府新栽莲原文赏析 篇2

　京兆府栽莲

　唐代：白居易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青污泥，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年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注释

　①作于元和二年(807)。

　②田田:水草叶漂浮貌。乐府古辞《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③得地:唐人口语，谓得其所。

　解析

　这首诗是白居易时为周至尉趋府作。

　诗人在府门前看到一节莲花，莲花花枝惨败，前八句景物描写，描写了莲花的惨白景象，第九句和第十句，引出议论和感叹，同时也起到转折的作用——“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第十一句和十二局借物抒情，“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生存的地点不是好地方，表达白居易对现状和当下环境的不满。

　第十三句和十四句则其到衬托的作用，也是借物抒情的笔法，用莲花曾经在溪中的美好时光表达自己对过去生活的`缅怀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今年不得地， 憔悴府门前。”诗人感觉自己与莲花命运相同。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1、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一边表示爱国。

　　陆游：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2、苏轼多表示人生旷达。

　　辛弃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3、杜甫多表示 忧国忧民、思乡思亲

　　4、白居易 关心百姓疾苦揭露、批评政治弊端

　　5、陶渊明 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

　　6、李白 以布衣之身来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还有部分是感叹大自然的美丽。

　　7、岑诗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

　　8、李清照：前期的词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了自然风光和别思离愁。后期的诗词变清丽明快为凄凉悲痛，抒发了伤时念旧、怀乡悼亡的情感，也寄托了强烈的亡国之思。

　　9、李煜：第一类为降宋之前所写的，主要为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第二类为降宋后，李煜因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富以自身感情而作，要抒写了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对“往事”的无限留恋。

　　10、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

　　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

　　11、欧阳修：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

　　12、李贺：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他喜欢在神话故事、鬼魅世界里驰骋，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抒发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他因此被后人称为“诗鬼”。

　　13、杜牧：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14、柳永：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

　　15、曹操：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

      《与元九书》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   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译文

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您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您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足下的诗，又理解了足下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足下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足下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足下还在面前，竟忘记了足下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

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您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与元九书

日月，居易问候，微之足下：

自您遭贬江陵到于今，赠予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您还不惮劳烦，作序或写信置于卷首。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意义，并且说明了创作的因缘和年月的先后。我既然接受了足下的诗，又理解了足下此番用意，也常常想承意作答，大略地谈谈诗歌的核心要义，并陈述自己文学创作的意旨，归拢到一封信中，寄发给您。可是，数年来，俗务缠身，少有空闲，每当要写的时候，又寻思我所陈述也不会超出您的见识，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作罢了，直到今天也未能遂愿。现在，我获罪谪居浔阳，饮食起居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就读了一下您调任通州时候留下的新旧文章二十六轴，批阅之下，有所会意，阁下恍如即在目前。心有所感，想一吐为快，又常常怀疑自己，不知所悟是否大谬千里。然而，欲一泄心中郁结不平之气，又结合此前的愿望，勉力写成此信。希望足下为我留心一读，荣幸之至。

所谓“文”是很伟大的，天、地、人三才各有其“文”：日、月、星三光为天“文”之首；金、木、水、火、土为地“文”之首；六经为人文之首。《诗》又是六经之首，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感化人心而天下太平。感化人心，以性情最为先决，以言语最为端起，以音声最为切至，以义理最为深透。诗歌，性情是其根须，语言是其苗叶，音声是其花朵，义理是其果实。上自圣贤，下至愚夫，微贱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本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情性同一。音声刺激，都会有所反响，情感交合都会有所感应。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属；韵律协调，言语就顺畅，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属分明，情感就得以显现，情感显现则感应易成。此种声、言蕴含深博，连缀细微，洞察幽密，沟通上下，平和天地之气，使忧乐和同，人人意遂愿成。三皇五帝之所以能沿中正之道而作为，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就在于能以六艺、五音经纬万物之言、声，以此为枢机，为不二法门 。

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之歌，就知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吟诵者没有罪过，听闻者可以作为戒鉴。二者各尽了自己的心力。

自宗周大衰秦国兴起，采诗之官废弃不再，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考察并补救政事的缺失，百姓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乃至于颂扬谄媚之风兴起，补阙拾遗之道缺失。此时，六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都未能得天子宠遇。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屈原行吟泽畔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些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顾及到其他。但与《诗经》相去不远，《诗》之六义精髓尚存大概。因此，抒离别之情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能俱在，还是能得国风传统的十之二三。此时，六义就缺失不全了。

晋宋以来，能得《诗》之精髓的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高远古淡，但又偏执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崩坍难立了。

到了梁、陈时候，诗人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弃而不用吗？只是要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作威作福、暴虐百姓，“雨雪霏霏”，就是借雪怜悯征人役夫，“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劝勉兄弟之道，“采采芣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这都是以风雪花草兴发，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可行吗？这样，“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词句，确实辞藻华丽，但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磨灭殆尽了。

有唐二百年来，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可圈可点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称李白和杜甫。李白的作品，天才横放，壮彩奇思，凡人难望其项背。但是，探求其中的风雅比兴精神，在十首之中没有一首能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的有一千多首。在融贯古今，细琢格律，极尽工巧精严方面，又超过了李白。但是要拈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常常为诗道崩坏感到痛心疾首，激愤之情时时勃发，甚至于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不揣鄙陋，我欲要将诗道振起。唉！世事难料，动辄乖舛，三言两语难尽其中曲折，但还是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二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上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五六岁时，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有志于进士之业，发愤苦读。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隙又学习做诗，连睡眠和休息都顾不上了。甚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茧。少壮之时，体态瘦削，还没有老，就早早的齿衰发白，看东西总是恍恍惚惚，瞳仁里好象有蝇乱飞、珠摇晃。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创作造成的，自己也感到很悲哀。

我家庭贫困又多遇事故，二十七岁才参加地方上的乡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科举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真正诗人的境地。入朝为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多了，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写，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宰府中有中正之人主持，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我正是在这时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又身兼左拾遗之职，亲自领取写谏章用纸，除了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把那些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写成了诗歌，想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使皇帝耳目广远，有助于其处理繁杂国事机务。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遇，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未遂而怨悔已生，诗歌没有达于上，而诽谤却已汹涌而来。

还是让我给您说个透吧。每每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喧嚷起来，已经觉得不合时宜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则面带尴尬，都显得很不高兴；听到我的《秦中吟》，豪门权贵与骄矜近臣则面面相觑为之色变；听到我寄给您的《乐游园》诗，把持朝政之人都会扼腕愤怒；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操纵军权的那些人就切齿痛恨。情况大体就是这样，不能够一一列举。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是在诋毁攻击，诽谤侮辱。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拿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劝诫我，甚而我的骨肉至亲都认为我不该如此。认为我所行直正的，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精义，是上天要让它败亡而不能支撑延续了吗？还是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传达到天子那里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有志于诗道的人会如此的乖舛不顺。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男子罢了。除去读书作文，其它事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一起娱乐的事情，也没有一样通晓，我的愚鲁拙笨就可想而知了。最初考进士的时候，朝中连个远亲都没有，达官显贵也一个都不认识，拖着笨拙的步子和善跑之人竞争于同一道路，赤手空拳在著文战场上打拼。十年之间，分别有三次中第登科，名声流传于外，官也升到了清高之职，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近辅天子。开始我是由文章而声名在外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也算是应该的吧！

前几天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里说，礼部、吏部选拨人才，多用我平日里做的那些赋、判文、传文为标准。其他诗句，也在人们口头上流传。我感到惭愧，也不大相信。到我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买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客舍柱子上题有我写的诗，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做乐娱宾。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客舍、行舟之中，经常能见到我的诗题写于其间，小民、僧人、寡妇、少女往往都会吟诵我的诗。这实在是雕虫小技，不值得多做，但是现在时俗所推崇的，却正在这方面。即使像王褒、扬雄那样的前代贤人，像李白、杜甫那样的前辈，也没能从其中超脱出来。

古人说：“声名是天下公器，不可以贪得无厌。”我是什么人，得享当世之名已经够多了，既享大名，又想得到当世富贵，假如我是造物主，能一并都给吗？现在的穷困潦倒，按理说也是应该的。况且诗人大都命途多舛，像陈子昂、杜甫，都仅仅官至拾遣，终生潦倒。李白、孟浩然之辈，未得一官，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最后才做了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不如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偏远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担心。

几个月来，我从书箱中搜检出若干新诗、旧诗，以类相从，厘分成卷。做左拾遗以来，凡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公干之后居家自处，或病假闲居，安于逸乐、静养心性，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外物的牵动，内心波澜兴起，随着感兴而付诸咏叹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诗、七言诗、长篇诗、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尽数呈送 。

微之！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虽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云中飞龙，抟风大鹏，轰然勃发，尽力而为。时机不来，则豹隐雾霾，鸿飞远空，孤寂自持，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哪条路而不能怡然自乐呢？因此，我所欲所愿是在兼济天下，所做所行是在独善吾身。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济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修身养性的境况。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剩下的是杂律诗，有感于偶遇的外物、机缘，陶然怡然中吟咏而成诗章。虽不是我平生所看重的，但在亲朋好友聚散离合之际，可用来宣离别之恨，助相聚之欢。现在，将其保留未删，编入其中，以后不管谁为我编纂文集，径可删去无妨。

微之！以耳闻为珍贵，以眼见为轻贱，厚古薄今，乃是人之常情。且不用征引远古旧老，就看近世韦苏州的歌行，才气纵横，华词丽藻之外，颇能得比兴讽喻之旨。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高逸典雅、摇曳容与、冲和明净）自成一家。如今搦管为诗之辈，谁能比肩？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看重，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宝爱其诗。现在我的诗，人们所喜爱的，不过是杂律诗和《长恨歌》之类的作品。时俗所看重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命意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情思寡淡，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

如今，知爱我诗的人，放眼当世，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知没有像你那样知爱我诗的人出现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仕途稍顺时，就以诗歌相省戒；遭遇困顿时，就以诗歌相勉励；独居的时候，就以诗歌相告慰；同处时候，就以诗歌相娱乐。理解我的的和谴责我的，都是因诗而来吧。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娱乐放松，就分别吟咏新颖艳丽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次第吟唱，一行二十馀里间，吟诵之声袅袅不绝。一旁的樊宗宪、李景信则默然无声，句无所发。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劳苦心灵，役累声气，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知音相伴，美景在前，花开宴罢，月夜酒酣，如此情境下，相对吟咏，忘却时光飞逝、少年不再，即使驾鸾鹤，仙游蓬莱、瀛洲之乐，也不过如此吧。这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足下把形骸当外累，脱略凡俗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足下兴致高昂，精力充沛，还把我与友人往来酬唱之诗全部索要去，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籍的古乐府，李绅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官的律诗，窦巩、元宗简的绝句，搜罗广博，精心编纂，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诸位君子得知自己诗作被列入篇目计划中，无不欢欣鼓舞，把这当成一桩盛事。唉！计划没有实现，足下就遭遇贬谪，不几个月我也跟着降职远任。意兴阑珊，遥想无期，不知何日才成，实在可叹。

我曾经跟足下说，任何人做文章，都有自以为是之嫌，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优劣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精于鉴赏、持论公允，不虚美、不隐恶的朋友进行讨论删削，这样，繁简之度才能恰当。况且我与足下文章常有繁复之患，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拿出成品，以达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你是一定能体会到我的这种心境吧！

浔阳腊月，江上寒风，砭肌入骨；岁暮时节，寥落寡欢，长夜难眠。拿起笔，铺开纸，默坐灯下，心念闪过，援笔成书，言语大无章法，莫要因其繁杂而感到厌倦，聊以为一夕絮叨长谈吧。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乐天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