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是什么朝代

1918年，公历平年，农历戊午年，黄帝纪年第4615年。这一年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亲自指挥炮击督军署，唐继尧控制四川，李大钊创立《晨报副刊》，张敬尧血洗平江，毛泽东、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李大钊发表著名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一年的许多事情，给世界格局带来了变化，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变化。给鲁迅也带了变化。

鲁迅在随感录谈1918年的社会，1918年麻木的人。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富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的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鲁迅先生说，看到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预料到二十年后的情形，我想说，鲁迅先生不进料到了二十年后的情形，连一百年后也都还是这样的情形。

先生关于中国人热衷于生孩子这件事看的十分的透彻。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像不像现在劝大家生二胎的三姑六婆。“孩子生下来总不是能养活的，一个是养，两个也是养”，“趁着能生的时候赶紧生”诸如此类劝年轻人生孩子的洗脑话语。可见，先生真的是参透了人性。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有没有人听到长辈说过“小孩子懂什么？小孩子做这个干什么？”等到孩子大了就开始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怎么又闯祸了？”好似都觉得从小孩子到一个正直善良的大人是睡一觉就成了的。

先生把世间男子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男”，一种是“嫖男”。就“父男”还分为孩子之父，其一是只会生、不会教，还带一点“嫖男”的气息，其二是生了孩子，还想着怎么教育。

先生那会儿就已经知道，在中国，很大一部分生儿育女只顾生，不顾教养，以至于孩子长大后无形无状，放浪形骸。与社会与家庭无任何可用之处。

前清末年，某省首开师范学堂，一个老先生很是诧异，发奋说道：“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先生觉着，这位老先生说的话就跟“父男”一样，只要有“父”的资格，就能随意妄为，有了师的资格，便能自然而然为人师了。

叶胜舟

“九·一八”事变前夕，郑振铎告诉顾颉刚，“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三个老板都兵强马壮，各据一方，名扬全国学界。胡适有银子，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掌握美庚款；傅斯年有机构，通过史语所一手抓胡适的美庚款，一手抓朱家骅、杭立武的英庚款；顾颉刚有成就，擅长办学术刊物，能出学术成果。

三位老板招揽“员工”的风格也各有千秋，“胡适凭名诱人，傅斯年借势挖人，顾颉刚以情动人”。傅老板与顾老板是北大同窗、新文化运动干将，并肩奋战在新潮社，一起筹备中山大学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令人惋惜的是，两人矛盾不可调和，相背而行。傅斯年霸气侧漏，先后与鲁迅、顾颉刚闹掰。

鲁迅负气出走中山大学

鲁迅对顾颉刚成见极深，势同水火，多次对顾进行嘲讽、攻击：“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顾颉刚鼻红，俗称“酒糟鼻”。鲁迅在私人通信中，经常不厚道地以“红鼻”、“鼻”、“赤鼻”代称顾；甚至把顾恶喻为“梅毒”，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

鲁迅

1921年底，鲁迅在《阿Q正传·序》中影射，“阿Q”之名为“阿桂还是阿贵呢？”“只希望有‘ 历史 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考定。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书中回应，“这便是讥讽那年春天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而父亲助其搜罗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鲁迅又在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鼻尖涨得通红”、“鼻子红到发紫”、“红着耳轮和鼻尖”，影射挖苦顾。所谓“鸟头”，由“顾”（顾）字拆分而来。据《说文解字》，“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鲁如此憎恨顾，甚至以顾的生理特征反复进行人身攻击，主要缘由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桩公案。

鲁迅极其愤慨，视为奇耻大辱，一直难以释怀。顾颉刚在日记中分析，鲁迅“妒我忌我”、他受鲁迅“排挤”的原因有四条，居首之条就是“揭出《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

2月1日，鲁迅发表《不是信》公开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1935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鲁迅重提此事：“‘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交‘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离世前44天又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五四运动”前三天，傅斯年又在《新潮》上称赞，“《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其实，“鲁迅”、“唐俟”都是周树人的笔名。一般而言，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署名“鲁迅”；发表杂感和新诗，署名“唐俟”。

1919年4月16日，鲁迅回函傅斯年，自谦“《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同时对《新潮》办刊提出多条意见，如：纯粹科学的文章“不要太多”；最好是“对于中国的老病刺它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战友，无论是鲁迅的“呐喊”，还是傅斯年的“新潮”，都有一个默契的共识：“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傅斯年恃才傲物，领袖欲很强。留学前，他相对收敛，对鲁迅以师礼恭之敬之，回函鲁迅，落款是“斯年敬复”。留学时，已流露出对鲁迅不敬，或者说鲁迅的光环，对他而言已不复存在。他致函罗家伦说，“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按：通伯为陈西滢字，大周指周树人，二周指周作人）留学后，傅斯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羽翼未丰，就与中文系主任、教务主任鲁迅直接过招，正面冲突。1927年6月27日，顾颉刚在致傅斯年信中评论，傅在中大“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籍，遂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

傅斯年在朱家骅的坚持下，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坚持要把鲁迅“向来瞧不起”、“眼中钉”的顾颉刚，聘为中大教授，“办中国东方语言 历史 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1927年4月初，听到顾可能要来风声的鲁迅，就在中大扬言：“鼻来我走”、“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他来我就去”；同时抱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阵势可想而知”，“先前竟想不到（傅）是这样人”。

顾颉刚心中有数，他能顶住鲁迅的强压，进入中山大学，幸亏“骝先先生（按：朱家骅字）及孟真相待之厚”。他向胡适老师报告，“来粤后，孟真强我为史学系主任”；也自嘲在厦大、中大“到处受排挤，精神上没有一天安宁”，“我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鲁迅不仅与顾颉刚的矛盾难以调和，更与朱家骅、傅斯年和中山大学校方的政见分歧日益扩大。1927年至1928年，国民党用暴风骤雨的手段血腥“清党”，“对国民党的不同态度（傅斯年赞同，而鲁迅反对）使他们逐渐疏远”。时任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源回忆：“我曾见傅斯年与鲁迅吵闹，傅大哭大叫。”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之后，留守广州的李济深、李福林等发动“四·一五”清党。4月15日，中大学生被捕数百人。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营救被捕学生的紧急会议，说：“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把他们保出来。”

坐在鲁迅对面的朱家骅反对：“学生被捕，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与政府对立。”鲁迅反驳：“‘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罢工罢市，那时候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时候的人，都是‘北大派’，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的学生被抓走，我们不营救呢？”朱家骅继续坚持：“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领导地进行。”

紧急会议不了了之。4月18日，顾颉刚抵中大，火上浇油又刺激鲁迅。4月21日，鲁迅提出辞职。傅斯年随即因鲁迅反对顾入中大、学生抱怨他挤走鲁迅，也提出辞职。鲁、傅两人各自以辞职要挟中大，主持校务的朱家骅是“和稀泥”的高手：准许鲁迅请假离校；派顾颉刚携款到上海、北京为学校收购旧书避风头；又让学生表决鲁、傅、顾的去留。三人皆名师，“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鲁迅负气未复职。

1927年5月30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否认他离开中山大学和政治有关，指责顾颉刚、傅斯年“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他对“因‘亲共’而逃避”等流言懒得一驳，“‘管他妈的’可也”。

但据当今的中山大学官网“学校概况·中大校史·掌校人·朱家骅”专栏披露，鲁迅来到中山大学，和政治密切相关。他受聘中大教授，是陈独秀之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力挺。1926年8月，陈延年决定，恽代英、邓中夏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请朱家骅出面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指示一切”。1927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赴上海定居。

傅斯年与顾颉刚分道扬镳

一山难容二虎，尤其已有一“霸虎”。傅斯年评论，“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顾颉刚的“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曾对罗家伦、姚从吾等研究史学的行家称赞，“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又告诉中山大学的同学，“顾是北大文科十余年中毕业学生最能学问，最有成就之一人，我自己断不敢望。”

顾颉刚

作为《新潮》战友，顾颉刚曾对傅斯年说：“我在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希望你有暇时再常常拿我教诲教诲，教我勉向正当的路上去。”又自称“是一个忠实的社员”，多次致函与傅讨论杂志的风格、内容。例如与傅共勉，“总希望我们的《新潮》杂志有真挚浓密的感情，去感动 社会 ”；直言“这几期你同志希（按：罗家伦字）都倾向文学方面去，我有些失望”。

排挤走鲁迅后，傅、顾只共事七个月，就因性格冲突和学术分歧交恶。1928年，顾颉刚在给两人老师胡适的信中，多次表达对傅斯年的不满。“孟真为人，能读书，能办事，而太不上轨道”，“他的多材多艺适使他毁坏了自己。我们屡屡讽他，但他终不能听”。拜托胡适“请勿把我对于他不满的话告他，因为他的脾气太坏”。

4月29日，两人矛盾总爆发。顾颉刚当天日记写道：“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1973年7月，顾颉刚又补记1928年4月29日两人恶语相骂的原委：“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

8月20日，顾颉刚写五千字长信向胡适诉苦、告状，傅斯年反对他去燕京大学，“骂我忘恩负义”，甚至威胁“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顾也不是吃素的，倔强地表明，“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一定要我在他的支配下过生活。结果不但支配无效，翻激起我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的甜梦，怨恨我的自由已为名缰利锁囚禁了！”

这封信是回复两天前收到的胡适来信。胡适在信中“疑我因骄傲致树敌”，似乎偏向傅斯年有理些，更让顾颉刚心里憋屈，堵得慌。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

1929年2月，顾颉刚不辞而别，悄悄离开广州，来到北平。同年9月，被聘为燕京大学 历史 系教授，再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傅斯年念念不忘这位才华横溢、不听指挥的同窗，一直想把他再网罗至麾下。

顾颉刚毫不动摇，好马坚决不吃“回头草”，3月25日请求胡适“劝孟真不必拉我，我非与孟真有意见，盖急欲在种种束缚中拔出此身也”。中间这句话言不由衷，也糊弄不了胡适，两个学生何止有意见？矛盾不可调和，已闹得一拍两散。

傅斯年不死心，趁10月10日与顾颉刚一起去陈建功家看滦州皮影戏时，劝顾回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月薪四百元。顾依然拒绝，在当天日记中流露真实想法：“予既已脱离是非圈矣，何苦复投入耶！”

1931年，傅斯年又琢磨聘顾颉刚为北大教授，顾还是拒绝，并写信告诉胡适三个理由：一、听说孟真有意聘钱穆为北大教授，我问了钱，钱也愿意；二、我所能教的功课，钱都能教，而且钱的学问比我笃实；三、北大如请钱，比请我为好，因为我有流弊而他没有流弊。

傅斯年、顾颉刚这两朵“奇葩”爱恨交织，性格都有刚烈倔强一面，矛盾螺旋式深化。相互知根知底，性格缺陷也了如指掌，所以互掐极其情绪化，典型的“针尖对麦芒”。有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般，为日常琐事抠气，也会故意为对方“挖坑”。

傅斯年

顾颉刚铁了心不再和傅斯年在广州的史语所共事，摆脱傅的束缚和行政事务，只做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一门心思留在美国人主办的燕京教会大学做学术、写专著。在教会大学教书、念书，不等于做亡国奴，更不等于卖国，这是常识。傅斯年怒了，写信给顾，故意找茬：“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在1931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反唇相讥：“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辨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

六天之后，顾颉刚没憋住，还是要辨一辨。他在为燕京学生期末监考时，起草一封致傅的回函，开篇就抱怨“知我者莫如兄，不知我者亦莫如兄”，还新账老账一起算，宣泄不满：“弟生平从未受过此等气，眼前为之发黑。兄对我既如此，论理正当绝交”，“此事兄或忘之，弟则深记”，“弟非奴颜婢膝之流，决不会成洋奴”。

顾信中翻出的“老账”，被气得“眼前发黑”、“论理绝交”，就是一个接站的琐事，在旁人看来，并不严重。傅斯年从上海到北平，顾有感于他数月前曾长堤相送，“往而不来，非礼也”，自己到火车站迎接。

没想到傅斯年把他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当着他和赵元任的面，提议次日一起到车站接清华教务长杨振声，谋个清华学校的职位。其实是拐弯抹角讥讽顾钻营，来接站有其他目的，想谋清华教职。因为傅本人是史语所所长，不会向清华求兼职；赵元任已是清华教授，无需向清华求职。顾当然听出傅的弦外之音，现场隐忍不发飙，却一直憋在心中，憋到6月18日，终于憋不住，累积怨气一并爆发。

6月18日这封监考时写的长信没有发出，相当于写了篇日记。原来是顾颉刚的原配殷履安“劝勿寄，免多口舌，（予）听之”。傅斯年却没完，6月24日向顾坦白交代，他6月12日写信，是想挑逗刺激顾回信。竟然没收到回信，出乎意料之外，不像顾“斗士”一贯的态度。顾在日记中承认，傅斯年“此诚知我，非履安之阻，固早如其所料矣”。

1941年，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症，在重庆中央医院住院，自己、友人都对病情不乐观，更不能动怒。顾颉刚前来探病慰问，这两个极其自负、极其倔强、极其急躁的“老板”，竟然在病房中，因争夺学者、人才而吵架，闹个不欢而散，关系更僵。

顾说气话，“非破坏北大不可”。傅也光火，你既然以破坏北大为目的，“今后不能不与之绝交”。6月18日，傅斯年还致函朱家骅，指责顾颉刚“近年负其名字之文，多出他人之手，编辑亦是人代为之”，“凡与颉刚共事，最后总是弄到焦头烂额”。

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

1943年8月22日，顾颉刚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赵贞信致函老师，谈及当年中山大学同人评论顾颉刚、傅斯年：“论居心之忠厚当推吾师，若任人之适当则吾师不如傅先生，以吾师每行煦煦之仁而傅先生则断制严厉而赏罚分明也。”

赵的个人之见，傅斯年、陈垣的问题在于，“彼数人皆量小、有私、好专”；顾颉刚的问题在于，“感情极易冲动，使所行之事未能恰当”，“既不能识人，又不能察势”，“小材大用，常材奇用”，“谦虚其外，倔强于中，恣情任性，直意孤行，致多方树敌，亲近解体”，“于爱之时，则任之必过，及其衰也，又恨之极甚”，“好大喜功之性情，今与昔同，故每立一业，创一事，必有一张许多人之名单，必有一个大而难成之计划”，最后这个计划又“打水漂”，被人讥笑。

一周之后，赵贞信又致函顾，感慨老师“颇受书生气之累，其得罪人之处，亦颇多意气用事”，“机权二字，吾师远不及冯芝生（按：冯友兰字）、傅孟真诸先生”。1943年9月7日，顾颉刚记下“良友之言，当铭座右”。

1946年12月16日，为庆祝次日的北大校庆和胡适生日，在南京的百余名教育界人士餐叙。傅斯年出席并致词，和顾颉刚握手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摔转了头颈”。敏感而自尊的顾难以释怀，当晚10时在给续弦张静秋的家信最后，直呼其名痛斥：“傅斯年真不是东西”，“这个傲慢的人迟早要失败的，他失败之后必然又来趋奉我了”。

1947年5月，中央研究院开始遴选首届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个推荐人文组候选院士的名单。温润谦和、广结善缘的胡适不提名自己，而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一点不矫情，当仁不让。他致信胡适，列出人文组21位候选院士名单，其中史学6位，在著名的“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之后，第三人就是“傅”。由此可见两者性情、为人、处事的差异。

傅斯年确实“霸”，但瑕不掩瑜，很多时候“霸”是基于公义、公心、公事。虽然傅、顾关系早已恶化，疏于往来，但在傅斯年的推荐名单中，不计前嫌，只论学术，依然提名顾颉刚，而且在“史学”中排名第四，在他本人之后。反而是胡适的推荐名单中，未提名顾颉刚。结果没有悬念，胡、傅、顾这“三个老板”，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客观而言，胡适、傅斯年在教育界、学术界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派系、圈子，未“入圈”的学者容易被边缘化，学术资源、学术进步的空间小很多。幸好他俩的人品、眼光相当过硬，重才、识才、举才。以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为例，胡适提名院士17人，有14人当选；傅斯年提名院士21人，有19人当选。

（原文注释从略）

校对：张艳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图1 魏延（？－234年）

01、真假奇谋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便是“追本溯源”——回到子午谷奇谋这条计策本身。

此计现存两个版本：

一、《三国志魏延传》记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二、《魏略》记载：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可以看出，以上两个版本的前半部分基本一致，都是魏延打算与诸葛亮分兵，独自以精兵万人密出子午谷（《三国志魏延传》里说的是“异道”，经分析应当是子午谷道）偷袭关中，不同的是两个版本中魏延的终极目标不一致，前者是潼关，而后者是长安。

图2 秦岭四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

长时间以来，常用于讨论的多是第二个版本《魏略》所载，即以占领长安为终极目标。若对此进行可行性分析，“前人之述备矣”，不必赘述便可知此计确实如诸葛亮所言太过“县（通‘悬’）危”，风险过高而绝不可用。文字鬼才马伯庸先生甚至在其著作《风起陇西》中把“兵出子午谷”戏谑为不可能事件。

久而久之，子午谷奇谋便渐渐落了个“荒诞”的名头。

然而，经过现代专家学者对史料的再讨论验证，皆认为魏延真正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其实是《三国志》所载的那个版本，即终极目标是潼关。而这个版本的子午谷奇谋，其实可行性是很高的。

魏延计划的全过程是这样的：魏延率蜀军精兵一万，从汉中出发，沿艰险的子午谷道向北进发（速度要快），途经长安等地（沿途守军对这支突然出现的军队来不及作出应对，第一反应当是固守城池），然后毫不停留直奔潼关，抢占这处天险并坚守二十余日，只待诸葛亮率主力前来。等到两军汇合之日，则关中全境为蜀所有，北伐大获成功。

图3 子午谷奇谋

要实现这个计划，只要做到如下条件：

1战术突然性

2速度

3吴国的配合，吸引关中附近的魏军重兵团

4魏军在关中防御准备不足

5魏延的一万精兵必须速战速决，一战成功拿下潼关

这五个条件中，除了第二个取决于天意（魏延出发时子午谷地区不能下雨，当年曹真三路大军侵入汉中就是一场连绵大雨给浇没的），其他条件完全可以实现。

条件1和4：由《魏略》曰：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因此魏延的突袭计划可以满足这两个条件。

条件3：根据史料，诸葛亮对吴国的外交工作很是到位，在后面的五次北伐中，吴国的诸葛瑾、陆逊也给予了多次配合，因此这个条件也不难做到。

条件5：魏延作为一名实战经验充足的沙场宿将，应该是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有把握的，不然也不会“动辄”提出这个计划。因此这个条件也不成问题。

图4 诸葛亮北伐线路图

除此之外，关于两个版本中诸葛亮的态度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魏略》中诸葛亮对此计的态度是“以为此县危；故不用延计”，明确给出了不用此计的理由；而《三国志魏延传》中诸葛亮仅仅是“制而不许”，并没有给出明确不用的理由，这也恰好说明了真正的子午谷奇谋并未被全盘否定。

综上所述，历史上真正的子午谷奇谋其实并不是荒诞无稽的，虽然其风险高，但成功的几率也不小。因此，魏延作为三国名将，能提出这样的北伐奇策，其实是很正常的。

图5 诸葛亮 画像

02、延亮关系

除了子午谷奇谋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魏延会提出这个奇策，还因为他和诸葛亮的关系不一般。

受《三国演义》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是打压。但通过史料可以看出，这种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

就以子午谷奇谋为例，《三国志魏延传》中关于这段的细节描述就很有意思：

延每随亮出，辄欲清兵万人……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

翻译过来就是说，魏延同学每次跟着诸葛亮出去打仗，都会固执地把他的这个计划在诸葛亮耳边说一遍，然后诸葛亮老师只能每次都“制而不许”，结果魏延转身就对同学们说老师真胆小……

这说明什么？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是真的好。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公司董事长，有一次否决了总经理的一个风险较高的提议，但是他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要把这事再提一遍，你只能每次都耐心听他说一通再否决，结果他不但不思悔改，还总对同事们说你胆子太小了……你会怎么办？

我猜是最低也应该是降职处分，但诸葛亮并没有。相反，他还特别重视魏延。

图6 三国地图

从魏延的官职升迁上看：

建兴元年，封都亭侯。

五年，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八年，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短短几年之间，诸葛亮就把魏延就从蜀汉的一个中级将领提拔成元帅的位置，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李严，可以说是非常地器重。

从魏延的私人生活上看，那可能就不是看重而是偏袒了。

有一次和同僚刘琰吵架，“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三国志刘琰传》），诸葛亮“责让之”，完全护着魏延。刘琰没办法只能写信认错，但考虑到他们的关系不和，诸葛亮干脆就把刘琰送回成都去做个闲官了。

图7 杨仪（约189年－235年），字威公

对杨仪也是。众所周知，魏延是个低情商的人，平时总爱欺负同僚，“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三国志魏延传》），还动不动以武将身份拿刀吓人，唬得杨仪“涕泗横流”，过分不？

但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呢，“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说是不忍有所偏废，但魏延都明目张胆欺负人了你还不管，这不就是偏袒吗……

无论从公从私，其实诸葛亮的做法都是过于看重魏延了。而正是因为如此，魏延才会过度感觉自我良好，反复坚持他的子午谷奇谋。试想，如果魏延当初刚提出这个奇谋便被诸葛亮完全否决，或者诸葛亮平时对魏延没那么偏爱，魏延还会再三坚持吗？真要这样，可能“子午谷奇谋”早就胎死腹中而不见于史了，又哪来我们如今的反复探讨呢？

图8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

03、赌徒精神

当然，魏延能提出一个如此高风险的子午谷奇谋，和他本身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魏延身上有一种赌徒精神。

从魏延的出身说起，他最初是“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三国志魏延传》）。部曲，在魏晋时代，是家兵、私兵的意思。东汉末，黄巾起义和其后的 军阀混战时，许多苦于战乱的农民都去请求武装的世族大姓保护，而世族大姓为聚众自保或出师作战，也需要充实武装力量……部曲再次大量形成，由此推之，魏延很可能最初的身份是饱受战乱的穷苦农民。而根据后来魏延被杀后，杨仪踩着他的头骂“庸奴”，他的身份还可能更低，甚至是奴仆一类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像魏延这种低出身、白手起家的人，比一般人更偏执，更能承担高风险而顾忌很少，很像一个赌徒。而事实证明，魏延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投靠刘备，就是他赌徒精神的第一次体现。

图9 三国荆州版图

刘备在未得荆州时什么情况，可以说是屡战屡败，狼狈至极，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任何希望。除了一些老班底不离不弃，哪里会有人想着去陪着他四处流浪呢？但魏延就是这时候很果决地加入了刘备的阵营。这种决定，看似轻易，其实是决定命运的一场大赌，真正做到了的，诸葛亮是一个，魏延也算一个。

加入刘备阵营之后，魏延更是像赌徒一样出了名的不要命。“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魏延传》）从一个小兵开始，凭借战功升到了牙门将军。这里面需要多少品质呢？别的不说，至少勇气是必备的。试想，在那么多士卒里，为何魏延能脱颖而出进入上级的视线？自然是比一般人更卖命，打仗有勇有谋而“数有战功”，最后才能脱离底层兵成为一名下层将军。

我是亚述，爱看剧，也爱侃剧。

最近一直在追《鬓边不是海棠红》，难得的好剧。最难得的在于，从主角到配角，哪怕一个群演，每一个人物都很生动，演绎得很到位。除却程商CP不说，我个人对其中的这几个人物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剧情，印象还是很深刻。

姜荣寿

作为梨园行老一辈中的“四大天王”之一，和现在的北平梨园行会长，姜荣寿在剧中前期存在的主要意义，似乎就是跟商细蕊作对，给商细蕊添堵。甚至还因为看不惯商细蕊的新戏和他张狂的个性，而召开专场“批斗会”。

这个人老旧的做派，加上金士杰老师阴阳怪气的传神演绎，让姜荣寿成了剧迷们的头号讨厌对象。但人性是复杂的，善恶是非也都是相对的。后期日本入侵后，在国恨家仇面前，个人的荣辱得失和恩怨，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姜登宝死后的姜荣寿，不过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可怜老人。而此时的他，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大义。最为关键的是，在他将独门绝学“仙人步法”传授给商细蕊这个剧情上，更表现出了一个梨园大家的匠人精神。

说到底，在爱戏在这件事儿上，他和商细蕊是一样的，他们都不希望一项戏曲艺术成为绝学，只要能够传承，可以不在乎个人恩怨，不在乎门第偏见。

曹司令

虽然曹司令的戏份不多，彩头也多在他的儿子曹贵修的身上，但这个出场不多的人物，依然让人印象 深刻。

外人的嘴里，他是一方手眼通天的军阀；商细蕊的视角中，他是一个爱听戏但独爱挺陕北戏的霸道票友；曹贵修的视角中，他是抢了自己心爱女人的不靠谱的父亲。

然而，真正的曹司令，又是粗中有细的程美心的丈夫，是表面蛮横实则惜才的真君子，是重情重义的姐夫，更是有着民族气节也有勇有谋的中国军人。

特别是他和儿子一起洗澡合谋对付日本人的剧情，原来这个一直被误解为亲日的军阀，实际上是坚定的反日派，他对儿子的嘱托和给儿子出的计策，又看得出他识大体、有谋略，绝对不是一介草莽武夫。

这样的曹司令，还是很有魅力的。

古大梨

黄圣依堪称这部剧里最大的惊喜，这土匪头子的扮相和演绎，终于为之前的“海娃车祸”扳回了一局，可见，于正这死丫头调教演员，也还是有一套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看出黄圣依的土匪气质的。

古大梨这个人物，确实蛮出彩的。各种桥段都很难让人不对她印象深刻，什么“小腰那么细，还挺有劲儿”，又是什么当众枪击刘汉云，这真的只有一个从小生长在土匪窝的女的能干出来。

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生孩子的剧情。在那个没有条件进行剖腹产的土匪窝，人家土匪头子古大梨，说要今天生孩子就今天生孩子。

孩子生出来，人家也不坐月子，也不休养的，说下地就下地。在让程凤台把孩子抱走给曹贵修的时候，投在孩子身上那难舍的一眼，展现出了这个土匪身上属于女性、属于母亲的天然的母性光辉和温情；而看了一眼之后，又收回目光的决绝，又很好地表现出了一个大当家的的果敢坚毅，她始终没忘记要为自己的兄弟报仇。

她誓死要杀人本人的决心，或许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只是单纯地想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但本质上，这也是一种民族大义。她很清楚，自从日本人来了，都没好日子了。所以，她想要把日本人赶走的心情，最终和曹贵修、程凤台的民族大义，追求上是一致的。

这样的古大梨，也是很有魅力的。

总体上，《鬓边不是海棠红》不仅塑造了有特点的个体人物形象，也塑造很出色的一个民国群像。生逢乱世，他们各有各的性格特点，却最终在国难家愁上达成了共识。

看《鬓边不是海棠红》果然没让人失望，布景之美、道具之精、之深、国粹之韵，皆让人痴醉其中。尤其一众演员，主角配角均有独特的辨识度。论人物形象，立体丰满。论演员演技，个个上乘。合力之下，《鬓边》如一幅艺术画卷，每个更新日绻缱而来，意味深长。今日走出画面的是马上驰骋疆野，归来深情有义的曹贵修。

这种人设最是有趣。说到底，男人是要活在家国情怀里。乱世苟活会被唾弃，拿得下放得下才是女人心里的钦佩，那才是骨气。

曹贵修的骨气与别人不同，许是必须与父亲曹司令暗中周旋，许是他需暗中招兵买马壮大队伍，以备国家不时之需。目前，曹贵修示好程凤台，以求军火链供应。

基础线架设完毕，曹贵修便可以线上做文章，比如互动程美心，营救程凤台，教训姜荣寿等等，每个环节他都是最MAN的男人，吸引目光，好感倍增。

有一个积极态度，生命的状态一定不会永远干瘪。用行动兑换机会，下一次或许好运。

唐曾曾接受采访，称演员与明星不同。演员要对得起职业，一定要用作品说话。

是的，理智认清，减少盲目性随波逐流，总有一天观众会发现原来他的身上有光。

《鬓边不是海棠红》是一部会让每位演员都发光的剧，曹贵修让唐曾收获一批人气，唐曾让曹贵修周身充满魅力。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梨园百态与战火动乱交相辉映。

好人物、好故事，反差里见“北平百态”,你想象中的梨园行众生是何种姿态曾在书中读到过的民国商人又是哪般模样

　想当年十几岁的青涩年纪，学业未成突遭家庭变故，父母基业毁之殆尽，人间冷暖悉数历知。唐曾知道这世间无常仿若戏剧人生，而金钱往往是万恶之源。所以，从那以后他对财富少了许多青年人的疯狂追求，反倒是对自身的锤炼更加态度坚决。

大家好，我是冬洲剧影。《鬓边不是海棠红》 开播之前，就凭借着 于正、黄晓明、尹正、余思曼 等主创的热度，成为了近期热门的剧集之一。其质量内容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除了 黄晓明 自评“去油成功”以及 尹正扮相 的话题性之外，剧集凭借着 主线剧情对吸取文化 的阐幽发微，以及 副线对于乱世之中家国大义 与 民族气节 ，收获了一批 忠粉 。

很多年轻人谈及 京剧 的时候，多是想到了陈凯歌执导的影片 《霸王别姬》 ，放眼后续的影视圈，鲜有该题材的影视作品能触及各种不同的年龄层。 两位主角 给观众的初印象就变得格外立体，一个是 爱国热血的商人 ，一个则是 对戏“不疯魔，不成活”的京剧名伶 。

《鬓边》 放慢了脚步，更注重对 人物性格的细致描述。 开集的初印象如同上妆一般，只是打了一层浅浅的底妆，后面随着剧情的推进，才一点点地把 两位角色 显得有血有肉。大部分年轻的观众，就像是剧中的 程凤台 ，跟随着 剧情发展，慢慢地入戏，从零开始，体会到京剧的魅力。 从一个简单的猎奇者，转变成沉迷其中的 爱好者。

而 商细蕊就如同是一场戏的舞台 ，观众也通过他，以及他带领的 水云楼戏班 ，全方面的感受 梨园行业的众生相。

商细蕊 在戏台上的 一颦一笑、台步、腔调、兰花指 都是尹正反反复复较真儿练出来的，半夜在房顶思考 赵飞燕的舞姿 ，冰上的 三寸金莲 功夫看得观众惊叹，扮上相的 尹正 真的可以用 “惊艳” 来形容。

这 乱世 ，有土匪，有军阀，有没落王爷贵族，有无恶不作的日本人，有新政府，有同僚之间的相互暗算，一个 戏子 于这乱世想要立足何其难，他 程凤台 地位显赫，有军阀司令的姐夫当靠山，自己又 深谙 社会 、生意之道 ，在这乱世混的风生水起。

可是， 当他遇到了他 ，忽然就想起了母亲，童年就离开自己而去的母亲！一路相处下去两人性情竟十分 投缘 ， 成了不离不弃的知己之交 ！令人唏嘘不已。 真是千古难觅一之音，鬓边不是海棠红！

剧中有这样的一个 场景 ：

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岁月里一场戏？

海棠红，是一种及其妩媚娇艳的颜色。 小说里的 梨园名伶商细蕊 ，他是 京剧男旦，扮相妩媚。 这是“鬓边不是海棠红”应是指商细蕊扮相上鬓边插着的 海棠花 ，剧照上这花是粉色，不似海棠红；或者因 京剧旦角化妆 会用 胭脂涂腮红眼窝 ，那深深浅浅的一抹红极具风流，也可以说是鬓边海棠红，也就是 胭脂红。

“ 鬓边不是海棠红”这抹红亦是这位梨园名伶对京剧国粹的一片丹心，是他和程凤台的相知相守，是他二人砥砺抗争的爱国热血。

用廖一梅的话总结就是：

很高兴为你回答这个问题，《鬓边不是海棠红》可能想走群像剧路线，悲催的选择年前辞职在家备考的我却看出点职场剧的味道。其实这个电视剧我也在一直跟着看，以下是我的感受：

先说说十九，我猜很多人讨厌她，仗着自己是前辈，说话办事两张面孔，天天做着白日梦，却是个把不住嘴的，水云楼几次的小灾难都和她嘴碎有关，所以后来她选择陪商细蕊共渡难关出乎我的意料；从后面来看十九是有几分真本事的，当商细蕊被姜荣寿侮辱，也是她果断地去求程凤台出头，就像商细蕊说的：“十九师姐是我的左膀右臂。”小来算是商细蕊的切身侍女，事无巨细地照顾商细蕊，让他安心唱戏，和主子一个鼻孔出气，伶牙俐齿却也会在关键时刻劝阻商细蕊。可以说在蒋梦萍走后，商细蕊只管戏不管事的情况下，水云楼能平稳运转也多亏这两位女性，当然幕后可能还有其他人支撑着水云楼，不过编剧写到明面上的就只有这二位。刚踏入 社会 碰到十九这样的前辈算是一种幸运，除了嘴损点，如果会说话，投其所好，说不定还会指点一二，碰见小来，能跟着多学点为人处世，换我真不知道怎样才从程宅后厨要到大肘子，总比碰见几位老油条师兄强。

腊月红和六月红，这一对师姐弟可能是商细蕊和蒋梦萍的对照，一样是师弟依恋着师姐，一样是师姐嫁人离开戏班，但这一对是肉眼可见的悲惨结局。只做师姐对比，蒋梦萍的天赋是戏痴商细蕊认可的，六月红才出师；蒋梦萍的丈夫常之新愿为她脱离家族，在得知蒋梦萍孕育困难时能安慰她说我不喜欢孩子，六月红大着肚子以姨太太的身份嫁入薛家，还因戏子身份被婆家人看轻；如果腊月红参军后打出个一官半职，六月红能活到解放后，那六月红还会有个好结局，否则就是草席子包一包，埋在乱葬岗。我不喜欢腊月红，感觉像在看刚踏入 社会 的自己，幼稚，疾世愤俗，认为全世界都欠我一个道歉，被 社会 毒打几年后，现在心平气和的打下这篇评论。

商细蕊，他算是职场人的一种理想状态，才华横溢，天赋异禀。虽说不通世故，却引来“文曲星”下凡的杜七少当他的专职笔杆子，招来富甲一方的“人生知己”程凤台，还认了个地位仅次于委员长的干爹，有宁九郎等同行大拿站台子，偶有姜荣寿之流的小人为难，也被逢凶化吉，变成鲜花与掌声，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亦不过此；不过这一切也是建立在自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刻苦，就算疼的晕过去，上台却不能让人瞧出端倪的一股心气，敢于推陈出新的勇敢。但这样的人现实中少有，就算有，性格方面也是个问题，所以才会有老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其实从这些人物和片段来看，我们也能从中悟出不少哲理和人生的意义，所以看电视剧也不是光看热闹，其实对我们也是有所成长的。

要说人物那便是曹大公子和古大梨还有二爷与商细蕊几个人物了，虽然主演的二爷和蕊蕊已经让人很印象深刻了，但是曹贵修和古大犁这两个角色着实也让人印象深刻。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曹大公子能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古大梨开始看上的是二爷，但在看到了曹贵修后，眼睛一下就直了，觉得只有曹贵修那样的人配当她孩子的爹。所以曹贵修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种军人的男子气概的男人。并且他一心为国，绝不和日本人合作的这一种爱国精神也让人很敬佩他。

在这古大梨作为一山头的土匪，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这个女人简直是和男人一样的操爷们儿！但是她那种耿直的性格和有情有义，为兄弟两肋插刀的气魄也挺让人难以忘怀的。

刚开始曹贵修和古大梨在一起后，他知道古大梨怀孕后，从一个硬汉又变成了一个好丈夫的角色，甚至是想要当一个好爸爸的样子，又让人有了另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不得不说才曹贵修其实对古大梨真的还是挺好的。

当然二爷和商细蕊就更不用说了，这俩cp简直是一个爸爸宠一个孩子的样子。瑞瑞不仅是有唱的好，那小模样，简直是像二爷养的一个小仓鼠，也因此他得了一个小仓鼠的称号。甚是可爱呀！

当然是二爷和小蕊蕊的爱恨情仇

俩人一会吵架，一会为了对方都可以豁出去

商细蕊的人物性格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二爷还是比较感性理智一点的人物

一部关于民国剧情的电视剧有的最新的消息，据悉，由黄晓明，尹正等主演的民国梨园传奇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花》曝出了新的剧照，也预示着新作的到来。据悉，该剧是以弘扬京剧文化为主题的电视剧，而剧中黄晓明与尹正的更是首次搭档。那么《鬓边不是海棠红》的原著是什么呢？该剧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鬓边不是海棠红》的原著是什么

据了解，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红》改编自晋江作者水如天儿的同名小说，电视剧是由于正担任的总制片。相信很多网友对于于正都是相当的熟悉，尤其在2018年凭借《延禧攻略》让许多人对其刮目相看。自《皓镧传》收官之后，这部新的作品接二连三的曝出了剧照，也是让许多网友有些坐不住了。

《鬓边不是海棠红》剧情简介

据了解，该剧除了黄晓明，尹正之外，还邀请了许多大家熟悉的演员，像佘诗曼，黄圣依，白冰，迟帅等，相信大家对这些人的演技也是很认可的。

近日关于黄晓明的的一部采访，黄晓明也说到自己的近况并不太好，以前是挑选剧本，现在是没剧本拍，也让许多网友对他表示同情，而关于尹正，相信很多网友都会想到《夏洛特烦恼》中的袁华，这位自带BGM的男人这一次挑战的是京戏，相信很多网友会很期待吧。

据悉该剧的背景是定于上个世界三十年代的北平，富商程凤台（黄晓明 饰）与梨园魁首商细蕊（尹正 饰）在一场京吸后有幸认识。

由于商细蕊是外来人，在北平受到多方势力的打压，为了能在北平站住脚跟，也为了弘扬京戏，商细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艺术上，而初识京戏的程凤台在见过商细蕊表演后，也深深地喜欢上了京戏，也有意与商细蕊结交，在得知商细蕊的志向后，程凤台帮助商细蕊在北平重建了水运楼，并培养了一大批京戏人才。

1937年，日本侵华占领了北平，商细蕊也与程凤台一起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用血肉之躯保祖国，同时也为了京戏艺术的弘扬与传承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我说个句子吧，不是人物。

让人想睡的是风骚，让人想爱的才是风情。

太现实了吧！！印象特别深刻，可以算得上是金句了吧，道破了许多事实!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性格特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篇末评说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固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以上这段文字还算比较精当地描述了曹操一生的行事为人，曹操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乱世豪雄，能够运筹帷演谋，鞭挞宇内，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事业。他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或世袭或禅让两种抉择夹缝中的乱世奸人。

1、遇事审慎，临危不乱，且多有决绝之举。

《魏书》载，初平元春正月，袁绍等官员连兵讨伐董卓。曹操在丹阳招幕兵丁四千余参战。走到龙亢发生兵变，叛卒火烧曹操帐篷。仓促之间，操沉毅冷静，敏锐决断，手持利刀奋杀数十人，镇定了局势。故事虽小，以至于《三国演义》不取，但要说明曹操的孔武勇敢已经足够。官渡之战是曹袁之争的关键之战，而操力排众议亲率精兵奔袭乌巢。劫寨战斗激烈之时，袁绍援兵来到，形势突变，胜败只在一念之间。曹操的部下开始慌乱，急言操分兵抵挡。不料曹操勃然大怒，厉言喝道：" 贼在背后，乃白！"意思是敌人到了背后再说。由于主帅意志坚定，身先士卒。不前则亡的信念立即昭示部众，全军死心拼战，以一当十，终将乌巢攻破，杀死主将酒鬼淳于琼，为最后消灭袁绍奠定了基础。倘曹操一见敌人援兵掩至，悚然无主而分兵以对，那战斗结局当然十二分明白。而自称英雄之言不过是不自量力的可笑癔语罢了。

2、胸襟博大，乐观宏达，且多在危难之中见精神。

电视剧上的曹操多有大笑的场景，征战拼杀无论胜败如何，曹操始终不为表象所动。胜不骄，败不馁是他勇武气质的又一大特色。征乌桓迷走沙漠生死攸关，唯曹操能想出使将士望梅止渴而战胜自我脱离险境的妙策。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乐观精神正是玉成一世英雄的根基。赤壁大战，曹氏惨败，狼奔豕突之中仍能不失帅风范，笑指江山，畅言地利，高度集中地体现了曹操的鸿鹄之志。至于濮阳之战吕布以戟击操盔而厉问之："曹操何在？"曹操以袖掩面而答："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再后来被马超紧追中弃袍割髯的举止均是一般人临危而不能的。死在眼前，曹操仍能不怯不乱想出办法脱险而去，这其中也不仅仅只是乐观宏达，而是很有些幽默，很些诙谐的道行了。

“大重之举果绝，险危之行无惧，风云诡谲，笑谈其间，唯大英雄者可称之。曹公曹孟德者，诚如是。”

3、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地展现和融合。

曹操算得上一个标新立异的改革派，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又是非法理性的独断专制残酷无情。他虽"挟天子以令诸侯"感震天下，却又始终小心奕奕保护着苟延残喘的旧势力的代表刘汉王朝，至死不渝，抛弃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革命，堕入了半途而废的结局。

曹操广屯田，修水利，倡节俭，轻徭薄赋，抑制豪强，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无意义的军阀倾轧又惨杀了大批降卒和劳力，更深地加重了百姓的痛苦，阻滞了社会的进步。伸出去力图改革的大棒打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田野里只有多些白骨，多些流民，多些啼饥号寒的哭声而已。

曹操渴仰贤才，广纳善良，不止一次地下过招贤令、求言令，确实给当时人妖莫辨的污浊社会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让有报复于天下的能人才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对网罗来的人才首先一条要求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为曹氏集团服务，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一个人，任由他私欲野心的驱使。否则，稍有不苟，必遭惩罚。这种手段和心胸又极大地摧残了天才们才华的发扬光大。孔融、杨修、荀彧、华佗这些世上少有的奇才惨死于他的手中，就彻底撕毁了他伪善的面皮。

曹操多才多艺，不仅在军事上是个统帅，在文学、音乐等等艺术方面也多有创见。他别具一格的诗歌创作成为文坛上一代新风的标志。然而，他又没能达到顶峰，囿于开创而无大建树，著述不多难成系统，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他写诗注重内涵的张扬而忽视形式地变革，新酒装进老瓶子，新酒也便成了无根飘蓬。

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的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敦曾极力劝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

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作一个果决地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

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先手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文学成就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 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游仙诗有《气出唱》、《秋胡行》等。曹操是不信方士神仙之说的，所以他写这些诗当别有所寄，不能据此把他与秦皇、汉武的求仙等量齐观。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 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的散文多是应用性文字，大致可分表、令、书三大类。其代表作有《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写出了曹操的独特声口。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从东汉以来，散文出现了骈化的趋势，至汉末而渐显；一般散文作者开始讲求对偶、注重用典。而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文体，在当时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